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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春雨,润物无声

小桥古道流水,杏花春雨江南。

诗意温婉,风物万千。宛如水墨画的江南总呈现出一种“花影摇曳、流水缱绻”的惆怅和静然,置身其中,给人以无限的温情和娴静。

无锡,作为正统的江南小城,其江南气质更为明显,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嫈都是在这样温婉的环境中长大的,自然免不了受到熏陶和感染。

杨家是无锡有名的书香门第,杨荫杭两次出国留学,先后获得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对法学尤为精通。除此之外,杨荫杭还是一位对音韵学颇有研究的诗人,平日喜欢一一推敲各个时代的韵书,因此遭到杨绛的取笑:“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但尽管如此,杨荫杭平日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就连在《申报》上的评论也都是豪气冲天、掷地有声,这让杨绛钦佩不已。于是,她便向父亲请教秘诀,没想到杨荫杭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于是,杨绛就到家里藏书的地方去翻看,在书里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此视读书为“最爱”。

在父亲的感染下,杨绛对书的痴迷程度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杨绛都信手拈来,读得津津有味。一次,杨荫杭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杨绛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杨绛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一笑。

饱读诗书、才情四溢的杨荫杭不仅言传身教地引导孩子们读书学习,对子女的教育也极为开明民主。他非常认真细致地考虑孩子的上学问题,努力做到既尊重孩子、爱护孩子、帮助孩子,又让他们在生活的磨砺中学会勇敢正直、自立自强。

“父亲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而是通过他的行动,让我们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尤其对最疼爱的四女儿杨绛,他更是倾注了许多心血。发现杨绛喜欢诗词之类的文学书籍,杨荫杭就时常抽空为女儿去买,往往是杨绛喜欢读什么书,不久之后她的桌子上就会有什么书。但是如果买来的书长时间没有得到杨绛的“青睐”,那么这本书就会悄无声息地被杨荫杭拿走。这对杨绛而言,无疑是“无声胜有声”的严厉谴责。

杨绛考入东吴大学后,选学科成了重要的问题。在她自己作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后,想选一门有益于人的,但还是犹豫下不了决心,于是便向父亲求助。杨荫杭听女儿说完后,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应该不应该,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绛心里很忐忑:难道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喜欢小说,就学小说,这些会有益于人吗?

父亲回答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在父亲的引导和支持下,杨绛彻底抛开了老师的惋惜和劝说,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文科。事实证明,杨绛的选择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个选择,杨绛才不自觉地深受父传,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创作和翻译中,且坚持“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的观点,这才成就了后来的剧作家、翻译家和作家杨绛。

“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受过西方先进思想教育的杨荫杭对购置家产也极力反对,他还义正辞严地列举了购置家产的危害:对购置家产的人而言,经营家产需要耗费精力,极有可能把自己变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现成的家产让少年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从大有可为的人变成了不图上进的废物,实在是得不偿失。

此外,杨荫杭还言传身教,让孩子们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对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杨荫杭鼓励子女进行劳作,并将美国的“劳动教育”搬进家中:捉一条鼻涕虫奖励铜板一个,捉一只小蜘蛛奖励铜板三个,捉一只大蜘蛛也奖励铜板三个。对此,妻子唐须嫈还有些担忧:“不好了,你把‘老小’(孩子)教育得唯利是图了。”事实上也不尽然,这种多劳多得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积极性,没过多久,鼻涕虫和蜘蛛就被孩子们“一网打尽”了。

杨荫杭一身正气,侠义心肠,颇像小说里的英气侠客,尤其是对身外之物,全然不在乎。如果看到、感受到孩子们对拥有某件物品的人充满羡慕或想要占为己有,杨荫杭就这样引导他们:“世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杨绛知道,父亲是想告诉他们,世上的好东西琳琅满目、千种万种,不会也不可能样样都有。当杨绛的大姐随杨荫杭一起去别人家里做客时,大姐对别人家的地毯、沙发投以称赞和羡慕时,杨荫杭如此感慨:“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可以说,杨绛对物质生活的淡泊,正是受了父亲的无声教化。

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杨绛将父亲的许多事迹一一道来。作为女儿的第一位偶像,杨荫杭对杨绛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也非常巨大。面对压力和诱惑,父亲始终以铮铮傲骨身正其行,对杨绛的影响尤为深刻,她性格中金刚怒目的一面,与杨荫杭惊人地相似。

书香门第的深厚文化涵养以及父亲的开明教育,如同春风化雨,给杨绛带来了一生受用的好习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杨家丰厚文化积淀的感染下,杨绛对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同。这种认同,奠定了她一生为人为文的基础,也成为后人解读杨绛的根源和线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生于江南一个富商家庭,少时曾在上海著名的学务本女中读书,与杨绛的三姑妈杨荫榆、章太炎的太太汤国梨都是同学。作为当时正宗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颇有才华的唐须嫈没有跻身文坛或政界,而是选择建立家庭、相夫教子,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1898年,杨荫杭和唐须嫈结婚,彼时,他们恰好都是20岁。

关于母亲名字中的这个“嫈”字,杨绛一直认为是颇爱研究古音韵学且爱用古字的父亲“强加”给母亲的。在杨绛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姐妹几个对丈夫都很好,可是都比不上我母亲对我父亲的好。”由此可知,唐须嫈对待杨荫杭的细致、体贴和周到,这也在无形中给杨绛和几个姐妹树立了榜样。

杨荫杭素来爱穿布鞋,却一直不愿去鞋店试穿,于是,唐须嫈便带着鞋样去鞋店,由店伙计把相同尺寸不同样式的鞋子集中在一起送至杨家,再由杨荫杭亲自挑选中意的。此外,杨荫杭也不喜欢上理发店,于是唐须嫈便付了高报酬把理发师请进家中;等到杨荫杭年老脱发时,唐须嫈已在家中准备好理发的工具,随时“待命”、亲自“上阵”。

的确,唐须嫈是个极其贤德的女性,无论对杨荫杭还是对八个孩子,唐须嫈始终都充满了耐心和关爱。此外,由于杨绛的三姑妈和二姑妈结婚后都同夫家断了联系,就一直和杨荫杭一大家住在一起,尽管如此,在处理家庭琐事上,唐须嫈也从未表现出过厌烦和无奈,反而总是为她们的冷言冷语和存心刁难辩护。

杨绛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淡漠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在杨绛的印象里,母亲远没有父亲说得这样直接,不留情面。“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关于这个问题,杨绛甚至作了大胆的猜想:三姑母从夫家回娘家的时候,应该和母亲比较亲密,他们毕竟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学。

一家八个孩子,还有寡居的小姑子,仅是家庭琐事,就使唐须嫈的日子忙如陀螺,难得清闲。但是只要稍稍得空,唐须嫈就会赶做针线活儿,做完针线活儿,又拿出床头的《石头记》《聊斋》等细细读起来,以作消遣。

除了经典书籍,唐须嫈还读新式文学作品,比如苏梅的《棘心》《绿天》。某天读完她还问杨绛:“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杨绛答:“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偶尔唐须嫈也看冰心的作品,给了中肯的评价:“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等。杨绛觉得,母亲的评论确实恰当。

擅长女工、温婉贤惠、通晓诗书,在杨绛的心里,母亲几乎无所不能。即使身在外地求学,她仍然能强烈地感知到父母的气息,回家之后就如狗皮膏药般地跟着他们。

唐须嫈曾经设计出用以吃饭的方桌和圆桌,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洞,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用起来既不会碍手又能使饭菜保温,与现在的火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是不是火锅的鼻祖。

会发明会创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母亲的温婉贤淑、细致周到,使杨绛几姐妹深受影响,她们和唐须嫈一样,通情达理、进退有度,活得坦然而自在、淡泊而知足。杨绛曾公开表示“从父母说话、看他们做事中,学到许多东西,父亲的刚正不屈,母亲的温柔敦厚,对我性格的形成和日后的为人处世都有很大影响。”

父亲的正直、淡泊名利,母亲的敦厚、温婉贤惠,塑造了杨绛性格中的豪情傲骨和与世无争;父母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以及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则让杨绛懂得了情感的珍贵、悟到了生命的真谛。

“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也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时夫妇间不多见的。”在杨绛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总是亲密无间、互相爱护,他们把彼此的心事说给对方,也把彼此的心交给对方,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能不厌其烦地听对方说任何事,谈论任何人。“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给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在杨绛的《忆孩时》里,唐须嫈贤惠、顾家的形象更为突出。

1937年,日本人轰炸苏州,杨家举家逃亡,途中唐须嫈患恶性疟疾去世,就地埋葬。一代佳人香消玉殒,成为杨荫杭内心的剧痛。他在荒郊野外失声痛哭,又在棺木、瓦片、周围树木等所有能写字的地方写上妻子的名字,以求日后能顺利找到妻子。

1938年,杨绛和钱锺书回国,杨荫杭亲自前往将妻子墓地迁回灵岩山,至此,杨荫杭的心中才稍稍得到安慰。

相濡以沫、伉俪情深。父母的恩爱,让杨家整个家庭氛围格外和谐、温馨;他们开明、民主的教育观念也犹如春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八个孩子,使他们在乱世中觅得一处心灵花园,健康幸福地成长。 dhoFDC85xZYLyMZ05Uiwy/hO9jdtOQIjvigzP31tLQO4+JxHNj90D7x7gIrk0n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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