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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想要留住时光。但最美的或许不应是留住时光，而应是留住记忆、留住念想。
像一直留在记忆深处的初次相逢一样，一个眼神的碰撞，就会有后来绵长明丽的故事，而这样的记忆就像时光，永远流动着初见般的美好。
杨绛和钱锺书就在这样恬然的记忆中留住了时光，他们的故事开始在年少，结束在白发苍苍。他们在几十年的柴米油盐里，演绎着爱，诠释着爱，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们拆散。
在钱锺书所创作的《围城》里，主人公的名字叫方鸿渐。他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与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许多人看到方鸿渐，便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费孝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追求过杨绛，还与社会学《围城》里的原话：“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有关。因为《围城》中的方鸿渐与社会学有关，而费孝通正好是社会学教授。
这当然是大众一厢情愿的想象，作为爱恋杨绛的“第一人”，现实生活中的费孝通真诚坦荡，富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因而他才能将自己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村庄、奉献给人民。
1910年，费孝通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此时，他的初恋情人杨绛还没有出生。几年之后，费孝通随全家迁入苏州，因为其母亲与振华女中校长王季玉是好友，为儿心忧的她怕体弱多病的费孝通升入其他中学遭大男孩欺负，就想要费孝通转学去振华女校读书。
费孝通一听急了：振华女校全部是女生，就我一个男生去，岂不是要被同学们笑死。因此，无论母亲怎样劝说，费孝通都坚决反抗。但是，严厉的母亲哪里肯容忍儿子这样放肆下去，当即下了死命令，不去也得去！最终，拗不过母亲的费孝通只得乖乖去了振华女校，因而成了杨绛的同窗。
那是1923年，杨绛12岁，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喜欢恶作剧的小姑娘。当时的费孝通在她眼里，也不过是个愣头愣脑、不会玩游戏的小呆瓜。有一次，两人一起玩耍，杨绛用树枝在沙地上给费孝通画了一幅丑像：胖嘟嘟的脸，嘴巴就那样张着闭不拢。画完之后，杨绛一边哈哈大笑，一边使劲儿问费孝通：“这是谁？这是谁？”费孝通只憨笑，不作声。或许那时候，费孝通心里对杨绛已经有了某种不一样的感觉，只是年龄尚小，双方都不曾发觉罢了。
尽管看着“愣头愣脑”，但实际上费孝通非常聪明。但凡老师讲过的知识，他总能做到过目不忘且能灵活运用，让不少同学刮目相看。
当时的振华女中，女生都留着清一色的长辫子，唯独杨绛，一头短发，清新俏丽。因而，这个学习成绩优异、气质超凡脱俗的杨绛，在费孝通眼里成了个“洋来洋去的洋学生”。每当课间游戏或无事发呆的时候，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朝着杨绛的位子瞅，但费孝通只是把自己对杨绛的好感藏于心中，从没有对杨绛有过任何表示。直至他们一同考入东吴大学，杨绛成为众多男生心仪的“女神”之后，费孝通的爱慕之情才渐渐浮出水面。
新华社、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一文中如此写道：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先生。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本以为说了这番话就能阻止其他男生追求杨绛，但令费孝通没有想到的是，杨绛的追求者只增不减。而杨绛听到这话后如此回应：“我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四年间，没见过他一面半面。我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他认识我什么呀！”无奈之下，费孝通只得壮着胆子，表达了自己内心对杨绛的喜欢和仰慕。
碍于自己和费孝通是相识数年的好友，因而，面对费孝通的表白，杨绛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拒绝，也没有给予任何接受的暗示。但是在外界看来，两人的默不作声，恰好坐实了他们的恋情，况且，费孝通一直穷追不舍地努力，想要追上杨绛的步伐。
1930年秋天，费孝通离开东吴大学转入燕京大学。临走前，他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此后，二人再没见面。
1932年春，杨绛和周芬、孙令衔等一行五人结伴北上去燕京大学借读的时候，费孝通已经在燕京大学读了三个学期的书。他们刚出北平火车站，就看到有个人在站口探头探脑、不停地观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的他，已经完全陷入了单相思的旋涡，因而能够在交通不便的年代，从远在郊区的燕京大学进城接站，而且连续三次，才见到杨绛一面，这绝不是寻常人能够做到的。费孝通的人品由此可见一斑。但即使钱锺书没有出现，杨绛对费孝通的感情也只是停留在友谊的层面。
缘分就是这样奇妙，兜兜转转，前行不顾，也许只为了在最好的时机，遇到最合适的人。
1932年，杨绛在蒋恩钿的帮助下得以去清华大学读书，为防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让他的好友孙令衔宣传“杨绛已有男朋友”的消息。于是，才有了钱锺书与杨绛第二次见面时的解释：“我没有男朋友。”
直至杨绛和钱锺书坠入爱河，费孝通还是没有放手的意思，于是，正在热恋中的杨绛专门写信给费孝通，“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闻此消息，腼腆憨厚的费孝通十万火急地从燕京大学来到清华，与杨绛“吵架”。在古月堂前树丛里的一片空地上，费孝通与杨绛及其好友蒋恩钿、袁震三人理论。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但杨绛并不认同。在与杨绛理论的过程中，费孝通还知道了，杨绛所谓的男朋友，就是钱锺书。
两个男生同时爱上了一个女生，这种在电视里才会出现的桥段就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了杨绛的生活里。此后，不言放弃的费孝通依然暗中与钱锺书较劲儿，但很可惜，随着杨绛和钱锺书在1933年订婚，杨绛从此便成了费孝通心中的梦。
以此为转折，费孝通更加锐意进取，想用自己的未来向杨绛证明自己的实力。
据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的记载：陈岱孙、费孝通作了全校性的“师范报告”，杨绛没听。袁震告诉她，费孝通检讨他“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看不起他”。
许多年后，当年苦追才女杨绛的费孝通已经成为誉满全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受到千千万万人的尊重和敬仰。但杨绛和费孝通仍然保持着“发乎情、止乎礼”的纯洁友谊。钱锺书去世后，有一次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还一语双关地说道：“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事实证明，杨绛的眼光确实独到。她和钱锺书的爱情经过岁月的洗礼，不仅没有冷场褪色，反而愈发鲜艳明亮。而曾经苦追自己的费孝通，也在上天的安排下觅得佳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费孝通和其他同学在参加学生游行时，因不小心受寒感染肺炎住院，错过了学期考试，不得不留级，于是，遇到了比他晚一级的女孩——王同惠。两人在学术争论中相识，在后来的交往中感情日益加深，但在杨绛与钱锺书订婚之前，两人只是朋友关系。
一年后，费孝通与王同慧的关系火速升温，爱情的火苗也渐渐旺盛起来。他沉浸在恋情的甜蜜中，表面看去，似乎已对杨绛的事情充耳不闻。现在的他们，都各自幸福着。
但时间的脚步还是在一直向前，从未停下。
1935年夏天，在杨荫杭的主持下，杨绛和钱锺书在苏州杨家大厅举行了隆重的西式婚礼。那天，一袭白纱着身的杨绛缓缓地走在红毯上，脸上露出迷人的笑意，旁边有专门为她提花篮的花女和为她提纱裙的花童。此刻的他们与纯净洁白的花瓣交织在一起，恍惚间如离尘世。
炎炎盛夏，热如牢笼。婚礼开始没多久，杨绛的婚纱就仿佛湿了水一般黏在身上，热得她透不过气来。而钱锺书的白衬衣领子也被不停冒出来的汗水所浸透，看起来分外狼狈。
但这样狼狈的时刻，却是两人共同相守的日子里最为幸福的时刻，即使在许多年以后，钱锺书依旧没有忘记当时那个场景。在自己的小说《围城》中，钱锺书设置的曹元朗与苏文纨结婚的场景，正是当年的自己和杨绛。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在杨绛的文章《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如是写道。
世间万千，从此抵不过伉俪深情。杨绛和钱锺书的百年之恋，自此有了完美的开始。
在钱锺书和杨绛结婚后一个月，费孝通与王同惠便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当年吴文藻和谢冰心结婚的地方结婚，证婚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席他们婚礼的还有费孝通的导师吴文藻。
本以为幸福就此尘埃落定，但不幸却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忽然降临。
费孝通与王同慧结婚没多久，二人就应约前去广西瑶山做社会调查。期间，费孝通不幸陷入瑶山猎人为逮捕野兽而制造的陷阱之中，被木石压住。心急如焚的王同慧奋不顾身地将石块逐一挪开，但此时的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因而王同慧急忙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直到次日傍晚，有人发现了受伤的费孝通，将他救了出来。七天后，湍急的山涧里浮出王同慧的尸体，费孝通这才知道，自己的爱人已经离世，他难过到泣不成声。而此时，他们结婚才刚108天。
妻子的忽然离世，让费孝通心中异常难过。为了疗伤，费孝通在导师吴文藻的安排下，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几年之后，费孝通在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的首页上写道：请允许我以此书来纪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
费孝通是个极其重感情的人，不仅体现在他对妻子的纪念上，还体现在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怀里。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刻，费孝通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没有选择留在国外享受，而是毅然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在此期间，费孝通在哥哥的介绍和撮合下与孟吟结婚，从此二人相依相伴，不离不弃，也成就了一段爱情佳话。
费孝通是君子，在杨绛的眼中是，在钱锺书的眼中还是。面对当年杨绛“不近人情”的拒绝，费孝通气过也苦恼过，但他气的不是杨绛的“绝情”，而是自己的怯懦胆小。如果许多年前，自己勇敢而坚定地表达对杨绛的爱慕之心，或许结果又全然不同了。但也正是杨绛的拒绝，激起了他内心潜藏的那股斗志，让他在自己所学的领域绽放异彩。后来，费孝通始终与杨绛和钱锺书保持着纯粹、深厚的友谊。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费孝通与钱锺书一路同行并机缘巧合地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二人之间的相处自然而亲密，这个从《听杨绛谈往事》一文中可以看出：
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鞋跟就脱落了。费老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了。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老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
这个“同情人”，非杨绛莫属。
2005年，享年94岁的费孝通去世，他和杨绛之间的纷扰纠葛也戛然而止。也许，对他而言，杨绛永远是自己心中那个不染纤尘、净如天使的梦，让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带去天堂，便也从此充满了“此情不渝”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