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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是执拗高傲的，它一意孤行地匀速前进，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而有所改变。从起点到终点，生命在岁月的年轮中兜兜转转，迷迷离离；从相遇到分别，从拥有到错过，一切毫无规律又顺其自然地发生，直至最后尘埃落定。
花事繁杂，时光匆匆，那些错过，终究也会被恬静之心渲染得温婉多情。
从少年时期开始，杨绛对清华就有着独一无二的好感。
1928年，十七岁的杨绛顺利高中毕业，一心一意想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是天公不作美，清华大学虽然从当年开始招收女学生，却在南方没有留招生名额，因此，万分无奈的杨绛只好转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
聪慧的杨绛凭借自己的从容沉稳，不仅成功摘得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状元的桂冠，同时也获得了东吴大学笔试成绩第一、复试第二名的好成绩。这样的杨绛已然让人赞叹称奇了，但东吴大学的校长觉得：论真本事，东吴的状元应该非杨绛莫属，因为状元孙令衔是东吴附中毕业的，复试的考题，他在中学时曾经做过。
由于家在苏州，杨绛最终选择了离家较近的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第一年并不分文理科，所有入学的学生都是各门功课一起学，因此，杨绛也没有专门为后期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而过多地耗费精力。但是到了大二，要分专业。东吴大学最好的学科是医学预科和法学预科，虽然杨绛本身对医学很有兴趣，但是她很怕杀生，不能像平常学生一样做实验，于是，理科成绩也很好的杨绛放弃了医学。
此时，下定决心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文学的杨绛，却因为东吴大学有限的文科科目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东吴大学的文科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如果选法预，不仅能帮助从事律师行业的父亲，也能够接触到社会上不同身份的人，丰富自己的阅历，这对自己以后的人生之路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思前想后的杨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没想到深谙律师行业门道的杨荫杭却坚决反对，他甚至详细列出了种种理由，劝说女儿不要步自己的后尘……无奈之下，杨绛只好选择了政治系。
虽然对法律和政治这两门学科都毫无兴趣，但是过目不忘、一点就通的杨绛凭着聪慧机敏、才华无双，很快在人才济济的东吴大学脱颖而出。童心未泯的杨绛甚至在课堂上和同学一起玩吹球的游戏，将双手合并为小船，小球就能在手指上转个十几圈不停下来也不跌落，引得许多同学争相效仿。
在东吴大学上学的这几年，杨绛除了在大一、大二这两年个别科目偶尔“失手”外，其他科目全部是一等，这与她终日泡在校内图书馆阅读中外文学书籍有莫大关系。此外，闲暇之余，杨绛还向一位来自比利时的美丽妇人拜师学艺，因而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尤其是在升入大三之后，杨绛的所有功课，包括体育在内，也全是优。在东吴大学，成绩优异、才华出众的杨绛是校园里的焦点人物，走到哪里，都有人打招呼问好，随之而来的还有艳羡万分的目光，但是，杨绛依旧放不下自己的“初恋”——清华大学。即使已经在东吴大学就读两年，杨绛脑袋里还是经常冒出去清华读书的想法，为了圆自己的清华梦，杨绛还想要到上海通过考试成功转学。
1930年暑假，心急如焚的杨绛急切地赶到上海，交了考试费用，顺利领到了准考证。本以为命运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料患了肺结核、久治不愈的大弟突发结核性脑膜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此病是不治之症。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一家人手忙脚乱、坐立不安，杨绛自然也无心考试。因而，她与清华又一次失之交臂。
杨绛的清华梦就此短暂搁浅，她像许多失恋的人一样，表面看去风平浪静，其实内心却波涛汹涌。
中、英、法文俱佳，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才华横溢的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书的青春时光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心意相通的朋友，比如，后来蜚声全国的有机化工专家孙令衔、赫赫有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他们时常结伴而行，或阅读新作或热烈讨论，校园里处处留下了他们积极向上、拼搏奋进的足迹。
温暖、友爱、幸福纵横交织，它们密密实实地缠绕在一起，组成了杨绛的美好青春。由内而外的淡泊，让温婉安然的杨绛变身为行走在人世间的纯洁精灵，将自己特有的细腻和深入骨髓的善意透彻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他人。
大三时，学习成绩优异的杨绛获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可以去国外深造，但是考虑到父亲刚刚大病一场，家中经济堪忧的现实状况，善良的杨绛不想加重家里的经济负担，于是毅然选择了放弃。而且，在杨绛的内心深处，更吸引她的不是学位，而是文雅诗意、朝气蓬勃的清华校园。
人生无常，世事更迭。
总以为生活可以就这样风平浪静、简简单单地过下去，一直到白发苍苍，但总有突然袭来的狂风骤雨，让未来的人生轨道发生偏离或改变。
1931年，战火四起、兵荒马乱的中国东北爆发了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全国上下瞬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国内局势一片动荡。许多高校学生集体罢课，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东吴大学也在其中，不少请愿的学生联合起来，想出了一个“克敌制胜”的妙招：把在东吴附中读书的蒋纬国拉出来做领队，借为他们“保驾护航”。
果然，这个举动非常奏效：东吴大学请愿的学生一路上非但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阻挠，反而得到了南京政府的热情款待。对于这件事，杨绛是深感鄙夷的，她用带头向发生水灾的华北地区捐款、自己动手买来棉花为受灾的人做棉衣的举动，将部分流于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变得深入本质且富有深意。
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在愈演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风潮的席卷下，许多学校停课，东吴大学也在其中。此时，杨绛即将从东吴大学毕业，为了能够按期毕业，杨绛和四个要好的同学商议，他们向学校提出申请，去燕京大学借读。周芬，是其中之一。
杨绛家与周芬家算是故交。因为杨荫杭是周芬父亲的上司，早在杨绛上大学之前，周芬已经跟着母亲去过杨绛家里，只是当时还小，圈子的不同让两人几乎没有交集。但大千世界，缘分是奇妙的、不可言说的，也许今日还未相识，明日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比如炎樱和张爱玲，两人忽然在某天一见如故，杨绛和周芬的深交，也颇有这样的意味。
杨绛和周芬相遇，是在东吴的大学宿舍。当时，两人并没有表现出相见恨晚，但时间一长，杨绛竟然不自觉地对周芬表现出依赖来。比如，每早贪睡赖床的杨绛，总让周芬吃完早饭后给她捎一个馒头回来；有时候，杨绛故意把馒头的皮儿留下来，搓成细细的远看像虫子的长条儿，在周芬不注意的时候，放在她的笔记本上，然后自己故作恐慌地大叫：“好可怕！”对杨绛毫不设防的周芬也总是落入杨绛的“圈套”，吓得不敢上前。此时，笑得前仰后合的杨绛便一把将“虫子”捉过来，然后一口吃掉。直到这时，周芬才反应过来自己又中计了，然后与杨绛嬉笑着追逐打闹。
两人的感情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加深，在当局镇压学潮越来越残酷的情况下，杨绛的母亲听从振华女校校长的建议，来到学校想要将杨绛接回家。杨绛舍不得周芬一人独留学校，便央求母亲将周芬一起带走。但是当时，学校门口守卫森严，想要人和东西一起带走是难上加难。聪明的杨绛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让母亲将二人的东西放在车上先行拉走，自己和周芬则趁着下午四点之后的一小会儿的活动时间离校。
从校园里到大门口再到望星桥，周芬和杨绛一直牵着手。她们先来到校外卖小吃的地方观望，确认无人跟踪后才匆匆忙忙往家的方向飞奔，她们一路飞跑一路回头观望，生怕被忽然出现的人“抓回去”。直至到家，两人悬着的心才如释重负地放下。
杨绛喜欢吹箫，周芬喜欢吹笙，二人在学校时经常上演笙箫合奏，听来婉转流畅，非常惊艳。而日后两人的交往，就如同她们当初在校时的笙箫合奏，虽然两人身处异地，但始终心心相印。
1932年2月，北京的风依旧凛冽，杨绛与好友周芬、孙令衔等一行五人从已经渐暖的苏州出发，一路北上，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平。他们全部通过了燕京大学的考试，眼看着最初去燕京借读的约定就要变为现实，但在去燕京大学的途中，心念清华的杨绛听了已在清华读书的好友蒋恩钿的建议，临时变卦去了清华。
对于自己的“中途反悔”，杨绛是心怀愧疚的，她觉得自己的“突然离开”对不起周芬。她是陪伴了自己将近四年的好友，始终与自己风雨兼程、甘苦与共。她的存在，不仅造就了杨绛青春时光里的灿烂温暖，也是杨绛对人生、对友情理解更深刻的根源。好在周芬对杨绛的“反悔”并不介意，两人分开之后，依旧联系频繁，亲如姐妹。
在乱世之中，周芬和杨绛的友情充满了与世无争的宁静。茫茫人海里，她们相识、相知、相伴、相守，将社会上的狂风骤雨变为生活中的和风细雨，收获了弥足珍贵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