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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晖先生：
我与先生相识，是在民国九年同到湖南讲演的那一遭。一见面，便知先生是个有特识的人；后来相处稍久，并知先生是个有独行的人。那时我心目中有两个人认为是我国青年的模范：一个是先生，一个是蔡孑民先生。先生的不坐轿，不乘人力车，不赴宴会，和孑民先生的不喝酒，不吃烟，不事徵逐，犹属馀事；而先生一团勇猛的精神，和孑民先生一副诚恳的面目，直无时不可以激发青年的内心，实在令我不能不生十二分的敬仰！先生最近拿着乡下老头儿靠在柴积上晒日黄说闲空的态度，发挥了“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的一篇大文章，我读了固属佩服先生的卓识，尤其佩服先生那种童稚未凿的天真和精进不懈的努力。
先生虽不以学问家自居，却是个极留心学问的人；并且先生的那种留心学问，是无所为而为的。我友梁漱溟先生亦复和先生同样的留心学问，但他是为着生活不安而往前寻求的，他的学问和他的生活是处处有个较量的；这层先生也曾经说过。他这种态度自然不由得我们不特加敬礼，但为生活而学问，究竟学问能不能使我们生活安全，却还是一个问题。不过由愚见看来，学问固多少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我们豫先立定一个主意，必求生活解决于学问，不特势有所不能，抑且理有所不可。因为生活是主观的，学问是客观的；生活是偏于意志的，学问是偏于知识的；欲求主观解决于客观，意志听命于知识，又焉可能？但学问虽不能全部的解决生活，却很可以局部的整理生活，或使生活渐进于丰富。漱溟先生如果必欲由学问全部的解决生活，那我却不敢保证他能够解决得了；所以有少数人推测他或者将来要重行回到佛家的路子，或者竟蹈他尊翁的覆辙以至于自杀（这种推测，先生也向我表示过）。如果仅欲由学问局部的整理生活，或使生活渐进于丰富，那是漱溟先生不仅资格独备，而且已经得了不少的后继者；因为他对于生活异常认真，他的生活能够跟着他的思想见解走，所以他的朋友因此也多受他的感化。总之，漱溟先生的为生活而学问，虽与先生无所为而为的有别，却比那些为功利而学问的高出一筹。为功利而学问，可说是一般人的普通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目下的学术界。这种现象的流弊，足以暗示青年热中功利，把学问当作一块敲门砖；功利到手，学问便可不要；设使又有一种功利可以企图，那时学问之念又起；结果，学问完全做了功利的一种手段。这在功利本身，虽说得计；但就学问说，可就吃亏不少了。
至少我以为有下列的几个弊端：
一、热中功利的人，他必定另有一个目标；他所费的努力，必顺着目标求取得一点代价，而且要快快的取得；因此学问就不免要受一种大大的委屈，而冒牌的出品，也就藉此获得一些销路。
二、这种出品，有时销路转畅，其结果足以阻碍真货的输出，而顾客的受害益深。
三、这种人多贩卖零货，他虽成本不大，却各样货色都有，顾客为贪图便宜，也乐与交易，其结果使各种大企业无人去干。
这几项情形，在我国现前学术界，实在不能为讳。学问遇着这种厄运，怎能有进步可望？但这是就极浅薄的功利派而言，严格的说，还配不上功利。真正为功利而学问的人，他的主眼别有所在，他背后必有一种确定的主义。所谓功利，大抵是就最大多数说；无论为一小团体或一大团体，现在或未来，都包括最大多数而言。为功利而学问，无异说为最大多数的功利而学问，想藉学问来解决最大多数的幸福与安宁。最大多数的幸福与安宁，究竟能由学问解决与否，姑且不论；但学问本身已因谋最大多数的幸福与安宁之故，不能不多少由一种本然性而趋于一种可动性。因为甲团体最大多数的幸福与安宁，不必同于乙团体；现在最大多数的幸福与安宁又不必同于未来；那么，学问在甲团体认为正确的，不能保证在乙团体亦认为正确；在现在认为正确的，不能保证在未来亦认为正确；则学问虽以普遍妥当为其特质，到此亦不免失其根据。
我们既已提到学问，当然以求正确或求正确之最大限度为鹄；而彼为功利而学问的人，不仅未暇及此，而且常被发见一个不易弥补的缺憾，就是他们好以部分概全体，以效用概实质。所以他们的发意虽可嘉许，但结果对于学问上的贡献却是很少。由此推论，以学问为出发点，而批评治学态度之是非得失，当然不归到为学问而学问一条路上去。因为为学问而学问，其主旨只在学问的阐明，而它非所问。所以，学问的效果如何，或是一时得不到效果，或竟永远得不到效果，在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看来，都是不足挂意的。他们把学问看作进化的路程中人类精神之自然的而且必然的发现，所以用不着功利的辩护。他们对于学问的看法，和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的看法，恰好相反。为功利而学问的人大抵看重现前的实用，以为学问的价值就可由它实用的范围广狭而定：数学能够计算，能够测量，所以数学是有价值的学问；电学能够造电车、电信，所以电学是有价值的学问。但在为学问而学问的人，观点便完全不同，他们把学问和学问的实用看作一件东西的两面。他们只探求学问的究竟；换句话说，他们只探求真理的究竟。他们不为计算测量而研究数学，如果能探求得数学的究竟，即非欧几里几何学或虚数等，亦不能稍减他研究的兴味；他们不为电车电信而研究电学，如果能探求得电学的究竟，即电子的构造或以太的实性等，亦不能稍挫他探求的勇气。因为数学的价值正不必表现于计算测量，电学的价值正不必表现于电车电信；它们的价值，永在探求的途中，愈探求而价值愈显著，一面发挥自身之实际的价值，一面组成自身之理论的体系。
牛顿看见苹果落下而想到地球的引力，但他决没预想到今日物理学上的应用；爱因斯坦（Einstein）怀疑牛顿之引力法则而想到质点的引力可使空间和时间生歪斜（Distortion），但他决没预想到未来以太学上的应用；法雷德（Faraday）在一八二五年发见石油精（Benzin），九年后密杰尔立希（Mitscherlich）发见从石油精酸的采取法，这两个著名的化学者当从事发见之时，并没预想到这种无色可燃性的液体，将来可以号召几百万的职工；一八五三年汤姆逊（Thomson）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一篇《电波振动的理论》，也决没预想到这篇文章里面就立了现在各种无线电信的基础。总之，他们只管组成学问自身之理论的体系，而学问之实际的价值，却决不因他们没预想到而不呈现，因为他们的背后正有不少的发明者。发明者与发见者的事业虽有不同，而他们的价值高低，却未易强生区别；发明界的伟人安迪逊（Edison），正不必比相对性原理发见者爱因斯坦价值增高。由此可知学问的究竟之探求，自别具有一种价值；不存求些许价值的念头，而获得绝大价值的结果，这便是为学问而学问所得的报酬。为学问而学问的人，既不存价值的念头，所以虽由学问发生一些良效果，他也不愿居功；反转来说，如果由学问而发生一些恶效果，他当然也不愿居罪。
飞行机虽是成了战时空中的利器，但这不能怪到想出纸鸢的原理的阿尔基达士（Archytas）；潜航艇虽是成了战时水中的利器，但这不能怪到想出比重的原理的阿尔基麦德士（Archimedes）；毒瓦斯虽负有战时一霎间杀害千百万生命的凶威，但这不能怪到发见瓦斯的穆尔脱克（Murdoch）；德意志敢与列强反目，酿成欧洲的空前大战，但这不能怪到倡权力意志的尼采（Nietzsche）。可见学问和学问的实用，绝对不能并为一谈。所以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对于学问的看法，和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的看法，恰成一个对向。
合上述三者而论，无论其为生活而学问，为功利而学问，或为学问而学问，都各有其立脚点，即各有以表明其治学的态度。但治学的态度之不同，骨子里就由于做人的态度之不同；所以为生活而学问的不得不有为生活而学问的一种生活，为功利而学问的不得不有为功利而学问的一种生活，为学问而学问的不得不有为学问而学问的一种生活。
这几种生活，那种合理，那种不合理，这是不能由个人的见地批评的。由愚见看来，无论那种生活，都各有其生活上的特征，并且各种生活都是互相调剂，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应该产生多种样式的生活，那生活才能日进于丰富。生活和人生，本一而二，二而一；由人生态度可以看出生活态度，由生活态度，也就可以看出人生态度；由人生态度之不能统一，就可以想见生活态度之不能统一。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是想处处由学问使生活得着安全。凡一举手一投足，一饮一食，一哭一笑，都要叫它得着安慰。凡物质上的不满足，精神上的不愉快，都要叫它转变方向，使结果仍可以得着一个满足，得着一种愉快。
我们只要顺着生命的本来方向做去，便可以无入而不自得，便举手也好，投足也好，饮也好，食也好，哭也好，笑也好；因为要笑的时候不笑，要哭的时候不哭，便是逆着生命的方向而行，而这副要哭要笑的情感便不能发抒。所以情感催发我们笑时，只管尽量的笑出来；情感催发我们哭时，只管尽量的哭出来；哭的时候，看似痛苦，实则要哭时不哭，哭时而不能畅快的哭，乃真痛苦。饮食也是如此，饮食只须顺着生命的要求便可隐消百病；凡过量饮食或饮食不足，都是有逆于生命的本来方向。其它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如此。
物质上感着不满足，精神上感着不愉快，都缘于不向生命中去找寻而求取于外；一向外取求，便萌贪念；既萌贪念，则一切社会上的纷乱，便都从此始。梁漱溟先生的人生态度，恐怕是这样。因为他留神考察个人生活不安的所在与夫近代人生活的堕落，所以想提出孔家哲学来作一时的救济，这是他为生活而学问的一种生活。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几几乎全部都是描写他这种生活态度的。我友朱谦之先生，也多少和这种态度相似，所以从前为怀疑一切而著《虚无哲学》，现在却转向信仰，而发表他的《周易哲学》了。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是想处处由学问使最大多数得着幸福与安宁。最大多数是他的一个大我，他自己不过是大我中的小我；小我的一切是非善恶无不影响于大我，大我的一切盛衰荣辱亦无不影响于小我；但小我是死亡的，大我是永存的；大我是有人格的，小我是附着大我才发生人格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勉为大我中的一个善良因子。这种人无论对于科学和艺术，都是用这个见地去评价。
脱尔斯泰像是抱这个见地的人，他在《人生论》上，就处处发表他这种态度。他拿磨坊里面的水车作比喻，说水车的目的在产出良粉，人生的目的在探求人类的运命和幸福；如果忘却这一点，那便任何学问都无用处。但现代所谓科学家，每每把水车的目的忘却，专门去研究那水流的方向，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吗？因此，他的艺术观和科学观，都开辟一个新局面。他最初骂倒一切伪艺术伪科学，因而自己下了真艺术真科学的一个定义，他说：“人们如果要想到甚么是他们的运命和幸福，那么，科学便是这种运命和幸福的教师，艺术乃是这种教训的表白。苏罗们（Solomon）和孔子的法则是科学，摩西（Moses）和基督的教训是科学，雅典的宫殿、大维德（David）的诗篇和教会的礼拜是艺术。”他最后举出真艺术真科学应具有的两种特质：一、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是不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在由牺牲自己去实现那科学和艺术的使命，这是内的特质；二、凡一切制作，要使一切人能理解，这是外的特质。由脱尔斯泰的艺术观和科学观与夫他所举的两种特质，便完全知道他那种人生态度，便完全知道他是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因此，他的生活态度，也另具一种色彩。他的最浓厚的色彩，像无抵抗主义的生活态度，何尝不是由他那种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而来。
最后论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是完全以探求自然界的真理为依归的。真理究竟有无其物，真理是否可以进化，他都不问，他只是向前面去探求。他认为在进化路程中人类精神之自然的而且必然的发现者，必可以多少找寻着几许痕迹。这一点一点的痕迹，虽不因我们不找寻而不存在；但不找寻的结果，也许误认到别种痕迹；因为别种痕迹又有别种痕迹的来路，别种痕迹的找寻又要另作一次的探险。然他虽出于找寻，却等于不找寻。因为他不是本来没有的再向别的地方去找寻，他是本来就有的，只是不知安放何所，而出于找寻；并且他所以找寻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他人的利益，结果并无利益可说，只不过把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揭出而已。所以他的科学观和艺术观，另是一副样式，出于“知自然”的态度者为科学，出于“乐自然”的态度者为艺术。他既只和自然相接近，他自己又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所以他的趣味和享乐，不必向社会去找寻，也就可以免去一切实生活上的烦闷。
王尔德（Wilde）为一极端的唯美主义者，他认唯美的享乐为人生最高的目的；美的价值，丝毫不含功利的分子；价值愈高，则其排功利的色彩亦愈浓。王尔德欲宣传他这种唯美主义，曾于一八八一年独往美洲，力斥美国人的生活为非美术的；虽遭失败，而他的唯美主张仍不稍懈；其后又不幸触某侯爵之忌而至于入狱，但他的唯美思想仍坚持到底。可知他这种生活态度，完全由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而来。
此外像苏格拉底为逢人便盘问人生真义而被判处死刑，哥白尼为说明天体运行而见嫉于教会，加里略（Galileo）之死于地动说，布尔诺（Bruno）之死于泛神论，何莫非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由是可知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处处根据于他的人生态度；人生态度未能统一，生活态度当然也不能统一；所以批评那种生活合理，那种生活不合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由上面三个人生态度看来，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似乎仍脱不了功利的色彩；因为他虽是注重在生活，但仍集中于人事，结果似和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无大区别。关于这点，我往时在《艺术论》上曾经讨论过，我以为功利有二义：前者为第一义的功利，后者为第二义的功利。第二义的功利，专着眼在社会的善，是一种外的生活；像美学上的美善同体说，譬如说操练为舞蹈的目的，标识为雕刻的目的，乃至劝善惩恶为诗歌的目的，都是这一派的主张。若第一义的功利便不然，他的主眼全在表现生命的根本活力，找出生命的本来方向，是一种内的生活；像美学上的游戏说，谓人类生活力有剩馀时即溢而为游戏，这种游戏和美根本相通，所以说美为生的剩馀。但第一义的功利，若稍不加意，即堕而为宗教问题的脱尔斯泰，社会问题的左拉（Zola），道德问题的易卜生（Ibsen），所以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最容易误会到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但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却也有和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相交通之处。因为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主眼在表现生命的根本活力，找出生命的本来方向；而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也正为此。不过他的精神扩大些，他不仅想表现人类生命的根本活力，不仅想找出人类生命的本来方向，他直有“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的气概，所以他的人生态度，又另是一番气象。于是我们由这种推论的结果，可以划出几种生活而得次表：
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求个人的真——个人生活
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求社会的善——社会生活
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求宇宙的美——宇宙生活
为生活而学问的人，有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色彩，因为他着手在个人，而着眼却在人类全体；为功利而学问的人，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色彩，因为他着手无论在国家在社会，但着眼总在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学问而学问的人，有个人主义和艺术的精神，因为他着手虽出于个人的兴趣，着眼却在艺术的全体。法国人的风度似看重为生活而学问，英美两国人的风度，似看重为功利而学问，德国人的风度似看重为学问而学问。然风度虽有这种差别，却是根据于个人的好尚者其力弱，根据于社会上历史上的暗示者其力强；所以当前次欧洲大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各国爱真理的哲学者文学者乃至科学者，莫不为己国辩护，而集矢于他国；如哈普特曼（Hauptmann）、倭伊铿、赫克尔、柏格森、梅特林克、坦努爵（D’Annunzio）一流人，莫不由崇高的讲座上的哲学者，寂静的书斋里的文学者，丰富的试验室里的科学者一变而为街头的政论家，社会的批评家，国家的志士；都把他们所怀抱的真理一切忘却。罗素看了这种情形，气愤不过，于是在一九一五年发表他《战时的正义》一种论文，痛论当时各国的哲学者文学者乃至科学者的态度的不对，以为我们看到己国的是，也宜看到敌国的是，我们攻击敌国的非，也当攻击己国的非，因在论文中把战争的毒害和文明的危机细加论列。他因为提出这种论文而弃了大学的教授，后来竟因此触了英政府的忌讳而受了一年的狱中生活。我们到此时可以想到为学问而学问的生活态度之难能而可贵。
但为学问而学问，有时他的背景不像为生活而学问或为功利而学问的那样显明。因为为生活而学问的人和为功利而学问的人，多半是肯定这个世间，肯定这个人生；因为生活不得解决，便想进一步求生活的解决；因为功利不能普及，便想进一步求功利的普及，所以这两种人多半是出于乐天观。但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的背景便不是这样显明，因为厌世乐天，都伏有一种“价值”的观念；这种人既一任自然的流行，更安用人间苦乐的较量？
即在为生活而学问或为功利而学问的人，亦有不存这种较量的，不过不像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之根本的不存较量的念头而已。我友顾颉刚先生，可谓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他丝毫不存这种较量的念头，他以为你存这种念头，结果横直你也不能解决。不过这里面有一种界域，就是因不能解决而勉强出于学问者，这种人的背后仍是一种厌世观，因为他是把学问当作一种消遣品，和搓麻雀打乒乓一样的意味，就是近人某君所谓把学问当作一种麻醉脑筋的方法，但这不能算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完全出于一种积极的态度，意在揭出学问的真面目，其对于世间，便想找出一个真是非；即讲到应用，也要求出一个真价值。譬如研究化学，不像功利派的主张，只要注意到日常的应用，如肥皂怎样造法，为什么可以去衣服上面的污（杜威《教育哲学讲演稿》页百三十七就有这一类的议论），他是要进一步，研究到造肥皂以外的重大问题，而那些重大问题对于应用上比去衣服上面的污更有价值；就讲到肥皂，他也要专对着肥皂下一种精深的研究。譬如肥皂的原料、制法、功用、种类等，在普通一点的，固不消说；即专门一点的，也当用全力去探求，无论为胶状肥皂，透明肥皂，药用肥皂，过酸化肥皂，练绢用肥皂，粉肥皂，海水用肥皂，松脂肥皂，斑纹肥皂，浮肥皂乃至整容用肥皂，我们都一样的要考求它的制法和用途。甚至肥皂的历史，也要加一番的考求，以求知它进步的程式。譬如用肥皂去污，我们都知道；但罗马时代的洗濯店，却用尿去污。因为肥皂去污，靠曹达的作用；但尿腐败之后所发出来的亚姆尼亚，也是曹达之一种，也一样的可以去污。此外像肥皂制造的第一个恩人史孚勒（Chevreul），第二个恩人鲁布兰（Leblane），也都值得我们记忆。总之，我们不仅注意到肥皂怎样造法，并注意到怎样的精造法；不仅求去衣服上面的污，并要使衣服的颜色加倍妍丽：这是为学问而学问的积极的态度。
我以为这种态度，值得提倡，因为在我们极贫枯的中国里面，无论农工商医以至百业，都没有一种精深的学问做基础；无论谈什么主义，作何种运动，都是一些极脆弱的根据；无论解决何项困难问题，也很少可作学问上例证的价值。因为大家都不肯死劲读书，各人的造就也都可以料定几分，乐得我骗你你骗我。像这样迁延下去，要想依附他人，加入文化的行伍，直是梦想！纵或有一二知道学问很重要的，也就不肯发大愿心，把学问当作一种终身的事业；又纵或有一二聪明绝顶的天才，也就不愿意抛弃物质上的享乐，终于事业将要告成而又全毁。孔子有言：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他们虽知之而始终不好，更那有乐此不疲的精神！所以我以为为学问而学问的积极态度，正值得大提倡而特提倡。
还有一层，我国目下宜急于提倡科学，这是无论何人，莫不认为天经地义的；但提到科学，便要知道研究科学是一种极静寂的生活，是一种极淡泊的生活。我此刻回想到我从前研究微分方程式、研究圆锥曲线的生活，直要使我登时合十冥想，不愿把心放开，不愿把生活扩大，不愿作一切无谓的应酬，不愿浪费一点宝贵的光阴；因为不把精神引到极静寂极淡泊的境地，则高深的学理便不易玩索有得；何况分心于物质上的享乐，又安望研究之能有成？
所以真正想提倡科学，非大家把精神镇定不可，非大家倾向于为学问而学问的生活态度不可。至于为功利而学问和为生活而学问的生活态度，非必不可以提倡，不过在龌龊纷乱的中国里面，恐怕一提到功利，便要发生许多恶影响，而直接受害的，就是这无数的纯洁的青年；又为生活而学问的态度，虽是注重在身心的修养，却恐流于宋明道学一类的玄谈，结果仍易发生不少的流弊。所以我认为还是倡导为学问而学问的生活态度，比较的适合我国现时的情状；并且可矫正一般不好学的惯习，更藉以应接世界学术的潮流。
凡以上种种妄谈，不知先生认为有当否？日前谬承以“为学问而学问”相许，实则我那配谈学问？严格说，在我们知识界闹饥荒的中国，果又有谁配谈学问？牛顿临死时，说我所知道的不过是恒河沙数之一粒；可怜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果有谁能知道牛顿的那一粒？所以谈到学问，不特我要羞死，恐怕全中国人也要羞死。不过我这篇妄谈，却是为先生这一句话引起来的；或者将来向学问这条路上走去，也因先生这句话增加我不少的勇气。
现在我要将我关于这方面的生活态度，向先生陈说，求先生加一个订正。我自从五岁受书一直到现在三十三岁，没有离开书本生活，中间虽是经了许多良师益友的指导，却是不能叫我开辟一个方向，可以照这个方向一直走去，结果只在路当中回旋。直到二十五岁以后，才慢慢的知道划出一个轮廓，对于自己的生活便不肯放松。后来得了一个绝大的暗示（也许我现在的生活还是受了这个暗示的结果），就是尼采的思想。我觉得他的思想和我很合脾胃，我的生活就从此着了一个很浓厚的色彩。自后无论读书治事，处人接物，总脱不了这种见解；就是对着路上一个乞丐，也不肯抛弃这种见解去对付他（因为尼采不主张怜悯，说怜悯适以减杀他人的能力，而成全他一种惰性），这是我生活的一般。
至论到学问，虽然我近来稍稍知道去用心思，但从不敢轻意对旁人加一点批评，觉得什么人所说的话都对，什么人所发的议论都有存在的价值，也难怪先生说我很能包容。不过我自己却是有个主见，我就是要妄评他人的得失，也不过拿我这种主见去作一个仲裁，但决不敢否认任何方面的见解。因为任何方面的见解，都有它的来路。我是最看重艺术的，我觉得宇宙间是个大艺术品的贮藏所。但艺术的本质为生命表现，讲到生命表现，不一定要论到那种作品，就是英雄的征服欲，学者的智识欲，小孩子的游戏冲动，诗人的感情激昂，也都不外是一种生命的表现。生命的来源既有这许多，我们决不能对这种是认，对那种否认。就论到科学，无论那种科学，都是人类精神之必然的发现；如果努力研究下去，都可以获得一些成绩，这就是生命表现的结果。
科学和艺术，原有互相交通的地方，因为都带有生命表现的使命；由生命表现而出于知的方法者为科学，由生命表现而出于直观的方法者为艺术，科学的根柢既与艺术的根柢相一致。所以科学家有时也自命为一种艺术家；因为，一、科学的研究，正如绘画一样，乃是想达到事物的背景及意义的一种努力；二、科学的研究中，有一种努力随之而起，这种努力便是努力自身的报酬；三、科学之最高级即公式、系统、对当关系、相互关系等之发见，都有几分是个人的功业。
我因为科学家和艺术家有这么一个相交通之点，所以对于任何方面的见解，觉得都有尊重的价值。不过我最重一种见解，贯澈到底，如果是骑墙式的裁判，灰色的调和，客气的交游，矛盾的生活，那都是我所最痛心的。我生平最主张“偏”，但“偏”要一偏到底，我最恨庸庸碌碌的“中”。中庸的“中”与庸碌的“中”是绝不相同的，能将“中”字的工夫做到底，这个“中”也是偏的“中”。就讲到学问，也都是各人发挥各人的“偏”；譬如讲唯识，就偏在识，讲唯心就偏在心，讲唯物就偏在物，讲唯名就偏在名，那一种学问不是发挥那种偏的精神。更讲到做人，也靠这个偏字作一个人的骨干，偏就是教育学上所谓个性。各人因遗传环境教育等的不同，而成功各人的个性；我们发挥这种个性，就成功一种人格；如果侵犯我的个性，就无异侵犯我的人格；换句话说，如果损伤我“偏”的精神，就无异损伤我的人格。我唯其把“偏”字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对于人家的见解，不敢不特加尊重。我又因为“偏”另有一种偏的工夫，所以主张“大意力”的磨练。
大意力便是意志里面所含的一种潜在的性能，非经强度的磨练，即不易发现。如果要问什么是磨练的方法，唯一的条件就在欢迎苦痛，我们由苦痛可以锻练一做不平凡的生活。如果遇着苦痛而让步，那是一种极大的耻辱。要由这样很靠实很笨拙的方法，那大意力才能发现，偏的工夫须做到这一步。我虽未能做到，却是时时刻刻牢记着，并且愿意把这段工夫告诉给别人。我由这种“偏”的意味尊重人家的见解，也由这种偏的意味尊重各种学术。我觉得无论那种学术，都值得精求。我所以对于各种学术很觉得有兴趣，也大半为此。
倍根说：“世间的快乐都易惹起一种饱和的状态，就是一到了快乐的境地，那种快乐便老早去了。但是学问便不然。学问决不会惹起饱和的状态，学问是由满足和欲求永远互相交代而起的东西，它对于享乐它的人，它便更贡献一种享乐做他的报酬。”我近来颇感到这句话的可信而愿意去尝试，但决非出于厌世，也没有为什么而学问的一种成心，结果恐怕要归到尼采所说的一种权力意志的表现。我上面已经妄谈到为生活为功利和为学问而学问的各种生活态度，但不知先生那种靠在柴积上晒日黄说闲空的态度，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在我的浅测，以为先生这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生活态度。无所为而为的生活态度，当然另有一种境界，不知先生能够再用一种说闲空的态度替在下说说么？我因为先生的那种蔼然可亲，不能自禁的诉说了一大篇，所有一些观察不正确的地方，千万望先生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