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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国藩三封家书的杂感
《读书》去年九月号的“新书录”报道《曾国藩全集》出版，文中有句话：“……有时或令人觉其恂恂有儒者之风……虽然这绝非作者的全面。”
小学生时代常常看到，有的人家并不喜欢读书，却少不了有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上四马路“文化街”去，这书更是随手可得，从扫叶山房石印本到什么一折八扣的铅印本。文正公的大人物形象便在心中印下了。
这形象的起变化，当然同历史知识的增长有关，但还有一个原故，是知道了有些我不能不痛恨的人，对曾氏是奉之若神明的。其中便有那个自封中山信徒，对异己者不论是“密裁”还是公开屠戮都心不动手不软的“委座”。
一个人总是从正、反、侧等多方面长知识，长见识。后来又读过一些资料，曾氏这个“矛盾人物”的形象又多面化了。这个恂恂儒者，精义理善词章，又是以书生而“操杀人之业”的实干家，对于牵制历史车轮的运转，他起了并非不足道的作用。满汉统治者尊崇他是毫不足怪的。可怪者辛亥革命以后他那影响并没有消失，俨然还是许多人心龛中的圣哲！
几年前看到一则有关曾氏的掌故，颇有些悚然，但随即便又深愧自己头脑简单大惊小怪了。
那是从民国时人黄濬（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发现的。记的是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前夕曾氏三通家信之事，都是写给乃弟国荃的。曾老九是攻打天京的清军的主角。《花随》作者说：
“以行世本校之，有一通未辑入，余二通皆经删改。”
这不予辑入和删改，正是大有文章！
其中四月二十日夜的那封写道：“……余意欲奏请李少荃（按即李鸿章）前来金陵会剿。”——但他又觉得这样办有利有弊。利在李部洋炮多，可以早日把天京攻下，省却乃弟的心血，而弊在李“气焰颇大”，怕曾国荃受气，且李部淮军“骚扰骄傲”，“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因此又“不愿请来与弟共事……特此飞商……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
行世的《家书》整篇删而不录的就是这封。这原故无须猜详，信中气味同“尽忠谋国”的公开形象未免不大吻合！
第二封信，五月十六日的，堪称“要害”，不能不多抄原文：
夜来又细思，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少荃克苏州，季高（按即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按即曾国荃）与荃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移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按：曾国荃当时“心血亏损”，病得不轻），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着痕迹……
接下去便出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三个字。请看：
少荃将到之时，余亦必将赶到金陵会剿， 看热闹 也。（着重号自然是笔者加的。）
《花随》中说明：“案此信删一百零九字。尤妙者‘看热闹’三字节去。”
另一本笔记，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有与此相同的记述。
五月十七日的第三封信，仍是商量此事，后来删去二十二字。
尽管曾氏苦心劝说，后来会剿之事并未实现。李军没来，攻克金陵的“美名”便归曾国荃独享了。
且听《花随》作者对这件公案作何议论。虽然逻辑颇奇，却又反照出景仰曾氏者的心态，也值得一抄：
“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虑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书和盘托出。吾人与其嘲为天人交战，勿宁佩其谋国之至忠”。“文正欲借助淮军正以其有大炮之故。诸帅忌嫉，湘淮相轻……而文忠已逆知忠襄（按即曾国荃）不欲他人攘其功，卒托词炮不宜于夏，谢不往，非只为忠襄，乃为文正也。”
在顶礼膜拜者心中，偶像虽伪亦善。反正，“经”与“权”都掌握在圣贤们手里。
虽为贤者辩，他却又并不为尊者讳，而且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尤妙者……”这种皮里阳秋的话。但我们完全信得过他，无中生有，厚诬他心目中的“中兴名臣”，那是决不会的。这三通信的原迹，据云是从曾老九后人手中流散出去，为罗叔章其人所得了。至于校阅过《花随》书稿的瞿兑之（即瞿蜕园），他岳母是曾氏的女儿。他的记述也不大可能失实吧。
凡夫读史，无非为了解惑求真知。妄测那删削“看热闹”三字的背后，恐怕并非由于对那些活该诛灭的“发逆”忽然生了恻隐之情（虽然“亚圣”也说过“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合理的推论是写信者后来想起，在屠城的“热闹”场面中，肝脑涂地的也有那些追随他血战多年的湘勇。比如攻城头奖获得者（虽然后来也有争议），伤重毙命的李臣典就是一个。将这些人也列在被“看热闹”的对象中，确乎不妥！
不删是不行的。而这正是写信者亲手删的。《花随》对此也有具体交代，是目睹原信真迹的袁海观（树勋）说的：“诸书删改皆文正自为之。”此人曾在曾氏金陵总督衙门里“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发抄，已有必传之意”。
想抹掉字迹反而露出心迹，这类例子恐怕历史上是并不难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用心写了关于戊戌政变的日记。其中并无向荣禄告密之事。写《张謇传》的刘厚生指出这是后来追记且经过秘书张一麐加工的。（《张謇传》七十九页）刘氏论道：假如老袁对此闭口不谈，人们也无从指实，一编造这日记，那便等于自供了。
爱·克兰克肖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前言中说得警拔：“回忆录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事实，而在于它常常无意暴露的思想状况。”其实，“思想状况”岂不正是极其重要的事实，而且是假不了的事实？
三封信，尤其那三个字的删改，只看通行本《家书》的人是不知道的。当年上了《褒忠录》进了“昭忠祠”的幽魂们更是想不到的。然而字迹虽隐而心迹昭然，这三个字应该用强光灯来烛照一番，也不妨说是人物肖像的“颊上三毫”——只是人物自己是不想让它添上去罢了。
索性联想开去：涂改李秀成自白，奏报天京缴获不实，以及后来办理天津教案，明知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然而他这个曾对洋人强加于中国的条约“阅之不觉呜咽”的人，到底还是杀了无辜之民以谢洋人……这种种也就都合乎此人与历史的逻辑了。
然而那三字中透出的精神状态，比血洗天京的行为本身更加令人难以忘却。古来以残虐娱心快意的事例，似乎出之暴君之类的居多。以儒言儒服而又忽地露此种相，联想加尔文的火焚异端，马丁路德诅咒起义农民该死，似乎庶几近之了！
那精神状态，怕也是有渊源的。残虐心理固然是“狗抓地毯”，看戏心理又何尝没有传统。清人笔记中记着某“怪人”为了修养“不动心”的本事，有意常到杀人场仔细观看。其实道学家“以理杀人”也就是“不动心”的，更何况曾氏这种为了捍卫名教自觉地操戈卫道之士。不过杀人场边看了血肉狼藉的情景而大感愤懑，几天吃不下饭的人也是有的。在曾氏手下经办过洋务的容闳恰恰是一个。
三通信中“和盘托出”的诚与伪，也大可深味。如其随手给他贴上一个伪道学君子的标签，又嫌简单化了。诚伪相杂而又诚伪相济，难分难辨，恐怕不少历史中的矛盾人物有这复杂相。虽说是替天行道，有时也不能不“天人交战”的。
《花随》中所记曾氏轶闻还有好几则，同正史野史中别的史料串起来思索，有助于从正、反、侧诸方面去审视人物与历史，以获得较为立体的印象。于是也更加觉得，只有多读多想，才可能免于简单化。
然而又不期而然想起知堂的一篇文字：《读思痛记》。文中说什么“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如此”。（《知堂书话》七三七页）博览群书的知堂，即便未曾注意到《花随》中的记述，清人野史中关于官军“如剃如篦”的德政的话，“曾剃头”的雅号，似乎是不该忘记的。而且知堂早在一九二七年也曾并不含胡地指出，吴稚晖毫无心肝地嘲笑：“清党”中被害者是“千年老尾露出”。（《谈龙集》二八三页）那么这又似乎告诉人们，知人论世的全或偏，又殊不一定决定于所知信息的多或少了。
我想，以往那些家藏一部曾氏家书的人，自然是拿它当作自己和子弟们修身齐家的教本看的了。如今，设想将此类被着意删改的部分（未必仅仅《花随》中提供的这些）和传世通行的本子，以及文集中那些以正心诚意谆谆教人的话合而观之，那一定是真正有益的。这样才比较的“全”，不但文字“全”了，更要紧的是我们看到的人物比较全，也比较真了。
（《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一九八三年据一九四三年印本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