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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想讲讲芦苇和她母亲的故事。一对平常的母女，有着平常的烦恼，这烦恼是关于各自的孤独。
孤独是什么？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人独处时的寂寞和惆怅，而是身处人群中，或者面对熟悉的人，却无法倾听与表达。就像一个流落于荒岛的人，远远看见渐近的航船，歇斯底里地呼喊求救，却无济于事。航船渐行渐远，消失在海的尽头，只剩浪涛拍岸……这之后才是深刻的孤独，侵入骨髓，并伴随着萧瑟的绝望。
当然，我并不希望你们过早地体味孤独的滋味，但未必说，你们一辈子都不可能遭遇这样的经历。只要是精神丰富地成长着的人，往往难逃这样的阶段，重要的是懂得排遣与释放。
眼下，芦苇和她的母亲就遇上了这恼人的麻烦。
我和芦苇的认识极富戏剧性。两年前，我的长篇幻想小说《纸人》再版，出版社约请我和其他一些作者去上海西区某校和学生座谈。
那是一所民办中学，借用的是某进修学院的校舍，校门口挂着好几块牌子。乍一看，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校园不大，红砖楼房，也许是刚刚考完试的缘故，里面冷冷清清，透着点蓬勃的落寞。
会议室里已坐了好些人，女生居多，男生三三两两地插在其中。看到我们进来，依旧说话喧闹，丝毫没有生分的拘谨。座谈开始，惯常地自我介绍、提问、讨论。气氛不算热烈，问题也不痛不痒，不知不觉已到尾声。
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一个女生举起手，然后提了个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她的表达并不流畅，也不明确，语速仿佛被思考阻塞着，说着说着，眼睛红了，禁不住地流泪。看得出，她正被某种压力纠缠着，身处混沌，且难以自拔。但又出于自尊，无法鲜明地描述她的处境，这使得她的话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不明所以。
我忍不住要注意她。她穿一件小红格子衬衫，米色短裤，天然卷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白皙的脸上架一副黑边窄框眼镜，略显忧郁和神经质，竟有一股女哲人的气质。也许是出于恻隐之心，在座的每位作家都针对她的问题说了两句，因为目标不明，那些话也大多没有说在点上。我也说了，大意是当你走过人生更多的岁月以后，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沟坎是过不去的，眼前遇上的难题其实未必有想象中那样严峻，不如看淡了它。也是泛泛之谈。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生活又恢复了忙碌单一的状态，偶尔，我的脑中会飘过那女孩的影像，会停下来想一想她。我在回忆，在她那个年纪，我有没有过相似的苦恼和折磨？答案是没有。苦恼虽有，但不足以深刻到盘桓心灵，挥之不去。又过了些时日，我也就将那女孩彻底忘了。
大约过了大半年，我接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落款，字迹有些天马行空的意思。那信也和信封的风格一致，简单一张白纸，多用短句。开门见山地说，给我写信想了很久，终于还是决定做这件以前不齿的事情。因为在她以前看来，给作家写信表达敬慕很是小儿科，所以给我写信在她是破例，是意外。但是她真的喜欢我的《纸人》，发自内心的喜欢，况且那天见到我，我的劝慰尤其令她心暖。于是，在她无法排遣孤独的时候，想到了我。
我很容易地记起了她，那个有哲学家气质的女孩子。信里并没有具体内容，只是抒发情绪，且无落款，我也只能搁在一边。又过了几天，转进来一个电话，那头是陌生女孩子的声音，她说：“我给你写过信，现在我就在你楼下，可不可以上来看你。”我问：“前几天，有个女孩打来电话，说到一半就挂了，是不是你？”那边吞吞吐吐了一会儿，说“是”。我说：“我当时问你是不是那个提问的女孩，为什么否认？”那边不置可否，犹豫了一会儿说：“对不起，我撒了谎。”心里实在不忍让那女孩尴尬，便请她赶快上来了。
很快，她就出现在我面前，和我印象中她的已是判若两人。倒不是她长了个子，抑或变了长相，而是她的发型和打扮。原先的马尾辫不见了，代之以一头寸发，黑色T恤和短裤，全然男孩子的模样。待她坐下，我才第一次看清她的脸，很白净，没有戴眼镜，但那双无神的眼睛还是透露了她视力的缺陷；鼻梁挺直，人中比较长，笑容有点紧张，说话时不敢与人对视。
我很容易地联想到她上回的痛苦处境，问她困难过去了没有，有意没问具体是什么困难。她含糊地说，没事了，已经过去了，现在一切还好。尽管她表情轻松，我仍然感觉她正被无形的难题困扰着。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聊了一会儿，她就起身告辞，说还要去美术馆看展览。我也不再留她。这次交谈使我加深了对她的印象，我感觉她是个智慧不俗的女孩，读书不少，文史哲都懂一些，尤爱艺术。知识面和思考的深度都在同龄女孩之上，我在她那个年纪仍是懵懂不知，被一派美好的想象浸润着。而她，要比我那时活得更现实，当然，也更矛盾。
她就是芦苇。
也许觉出我对她的欣赏，自此，芦苇常常成为我办公室的不速之客。即便我不在的时候，桌上也会留下一些她的痕迹。比如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一条德芙巧克力，一只玩具斑点狗……都有创意。有时，她忽然就吸着奶茶出现在我面前，依然是漫不经心的表情，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讲述她的一些困惑和迷茫。
我零碎地了解到她的情况，再断断续续地拼接起来，芦苇的背景大致如此：上小学和初中时她还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学生，热爱学习，踌躇满志。中考时却出了意外，掉出重点线老大一截，父母努了很大的力让她进了现在这所民办中学。可心高气傲的她实在不能同这里的环境相适应，她不喜欢这里懒散的学风，自己却时常逃学；不满足老师课堂上的教授，不读课本，却徜徉于课外书的海洋；别人选她做了班长，她偏偏弃“官”不做，宁愿做个游离于集体之外的分子；明知父母爱自己，却不能按他们的意愿行事……所有的言行矛盾地集结于她一身，难怪她那么焦灼恍惚。“我的身体里总有两个人在说话。”她说。
我理解她内心的矛盾与冲撞。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即便成长了的人，身体里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声音。善与恶，背叛与顺从，饥渴与满足，平静与焦灼……总是时时刻刻相克相生，相依相伴。然而，所有的起点与归宿都决定于我们的选择。我记得《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魔法学校的校长便有一段经典之言：“使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而困扰芦苇的，恰恰是关于“选择”。她的成熟在于她比别人更早地体悟到选择的重要，但她无法获得左右自己的选择的能力。烦恼与痛苦便因此而生。
我说的所有的道理，芦苇都明白。但这些道理无法切实融入她的血液，为她真实地接受，她必须靠自己的能力来摸索和判断。可是，这需要怎样一个过程呢？未可知，或许短暂，或许漫长。
我知道我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女孩的信任和依赖。我尽着我微薄的力量。但这无济于事，她的孤独来自她内心的深处，无处排解。
我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其实比芦苇更痛苦。
有一天，我接到了芦苇母亲的电话，那是一个有教养的节制的中年女性的声音。听得出，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仍掩饰不住话音的颤抖。她似乎正被某种巨大的力量压迫着，有一种无所适从的张皇。
“我想，只有你能帮我，我千辛万苦才找到你的电话，”她说，“芦苇总是说起你，她那么在乎你……”
我说，不知道我能帮着做什么。
“只有你能开导她，劝劝她。她不想去上学了……”
几天后，我见到了芦苇的母亲。她穿紫色羽绒服，肤色苍白，眉头微蹙，忧心忡忡的样子。她说的内容与芦苇对我说的大致相似，但这些话从一个母亲的角度说出来，更令人同情。她说芦苇曾经出走未遂：上初中时，就揣了钱想出走南京，结果去外公外婆家告别时给截住了；因为上课老是心不在焉，她主动要求母亲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但无济于事；上高中时屡屡逃课，放着课本不念，沉迷于大部头的文史哲书乐不思蜀。眼看着红灯越开越多，做母亲的不得已收了她的电脑和闲书，让她好好温课，她却没事人似的，又剃头发又穿耳洞。“芦苇小时候是个特别乖的孩子，很听我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这样……”说到这里，芦苇的母亲哭了，有种小孩子似的无助。
我答应她好好和芦苇谈谈。其实，我明白，谁都无法更改他人已经选择的道路，至多只能是影响，而不是代替她选择。但既然答应了芦苇的母亲，我就必须履行我的承诺。而且，还要瞒着芦苇，她母亲曾经来找过我。
我在编辑部附近的元禄寿司店里约了芦苇，她兴高采烈地来了。起初的交谈很是随意，很快就引入了正题。我并没有石破天惊的劝说人的理论，我只能说，为了将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现在必须让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比如，上不喜欢上的课，学不喜欢的功课，参加必不可少的考试，高考，然后，考上理想的大学。就像一株成长的树苗，先得由人剪接，按既定的模式生长，将来才可能真正的枝繁叶茂。
芦苇抬起那双细长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心悦诚服地说：“我明白这个道理，我回去想一想。”
那回，芦苇吃得很欢快，吞下了不少寿司，还吃了一大碗日式牛肉面。
在隔天的电话里，芦苇告诉我：她想通了，好好学习，准备考上理想的大学。她的梦想是北大哲学系。为了这个目标，她愿意卧薪尝胆。
我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可另有一个担忧，我觉得芦苇和她母亲的痛苦，其实是来自她们彼此间的难以沟通，随着芦苇年龄的增长，这层屏蔽越来越厚，直至无法洞穿。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我的这次谈话治标不治本。
然而，芦苇的母亲却从此没有出现。
又过了一段时间，期末考过后，芦苇神出鬼没地在我面前晃了一枪。我曾许诺她，如果她考试顺利，我请她看达利的画展。芦苇来，无疑是要我兑现我的诺言。
“我都过了，没有红灯。”她得意地说。
凭我的直觉，她有比较优秀的资质，考60分的目标实在是志向短浅了些。我很想让她再奋发一下，但是，徜徉在灯光幽暗的展馆里，面对那些流淌的时钟、抽象的人形，我实在说不出那些教条的话来。我不是专业教育者，但我还是感受到了教育的无能。芦苇对达利的画作侃侃而谈，弄得我倒有些语拙。
走出展馆，眼睛一时无法适应耀眼的光线。我眯着眼睛看见芦苇神清气爽的样子，她刺猬般的短发在太阳底下闪着光，一根根，让我想起童年时常在田野边见到的长着硬刺的苍耳，不伤人，但是倔强而任性。
分手时，她信誓旦旦对我说：下学期，一定好好学习，毕竟，她要上大学。
我信了芦苇。以后，很久没有她的音讯，想必她是生活平静，但愿她那操心的母亲能就此安心。
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到了中考的时候了。有天晚上，我意外接到芦苇的电话。她说她正在同学家里，刚才和母亲发生冲突，跑了出来，今晚不回家了。我问冲突因何而起。她说她又开了几个红灯。我说你为什么不遵守诺言。她说，我是想做来着，可不知怎么的，念着念着就不想念了。
那时正是“非典”时期，外面危机四伏，我说你准备去哪里？她说她当然不可能在同学家久留，也许去找个旅店之类的地方。我说你千万打消这个念头，回家去！她在那边苦笑。
眼看劝阻无用，我说那好，现在你可以花一个小时考虑是否选择回家，决定权由你。你要明白，你可以不履行对别人许下的诺言，但必须尊重你自己的选择，你不是个小孩子了，你早已过了16岁！
我搁下电话，思绪纷乱。我知道，即便芦苇选择了回家，在她和她母亲的生活中，仍会纷争、矛盾起伏不断。我真的不知道，当如今的世界给孩子提供了极端丰富的知识背景的同时，是否也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与弊端。成长中的孩子有选择的权利，可是他们有选择的能力吗？将来，他们又是否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任何一方都不持有绝对的真理，但他们能否同时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这些问题留待教育研究者去考虑吧。
我关心的是芦苇和她的母亲。她们仿佛各自退到世界的两端，互相遥望却无法沟通。恰如那部《青少年哪吒》的电影里描绘的，孤独就是别人不愿与你交流，你不知道怎样和别人交流，或者，你根本不知道想要些什么。孤独的后果有两种，一种是放浪形骸，另一种是在沉默中苦守。
芦苇和她母亲属于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