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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政治思想与管理思想有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古代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今天仍有价值与意义。孔子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其仁学就是以人为本之学，其政论是仁学的推广。
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 孔子对于滥杀无辜，对于苛政，表现了一以贯之的拒斥。孔子坚决批评为政者迷信暴力，反对“好杀”“好刑”，主张为政者宽厚待民，笃亲兴仁。主政者、管理者的人格风范好比风，老百姓的风气好比草，风往哪里吹，草就向哪边倒。风气、氛围、环境的培育很重要，这就是社会文化资本或文化能力，所以政治并不是单一的。
良好的政治必须保证老百姓的生存与利益。孔子强调民生问题、老百姓吃饭问题，主张藏富于民并教化人民。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的综合性来考虑，孔子提出了“庶、富、教”三个字的治国方略。在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当时，人是主要的生产力。人口多一点，是社会稳定繁荣的标志。没有战乱的地方，容易招徕百姓。民生好一点，社会秩序好一点，人口繁衍，人的再生产也繁荣一些。孔子主张“富民”“教民”，首先使老百姓富裕起来，然后使老百姓受到良好的教育。孔子治国安民的主张是“庶之”“富之”“教之”，庶而后富，富而后教，肯定民生，强调藏富于民，把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看作是为政之本。
孔子重视百姓及其吃饭与生死问题。民以食为天。在孔子看来，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很重要，而死后的安葬与祭祀也很重要。孔子希望统治者不违农时，使百姓维持生活、生产，有一定的生活保证。施恩惠于民，养育人民，按正路有道义地使用民力，珍惜民力，不浪费资源。孔子批评有的为政者对百姓“动之不以礼”，强调爱惜民力，包括对弱者的尊重和对等的施报关系。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是珍惜民力、保护民生的重要内容。孔子反对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人民，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他提出以“敬”的态度谨慎地使用公共权力的问题，以安民济众、百姓平安为根本目的。
孔子重视为政者不与民争利，强调公权力应维护民利，给人民以好处与实惠。治政者的智慧是，从实际出发，因顺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有利，这就是给人民以好处而政府却可以不耗费或少耗费资源。因为传统社会常征调老百姓服劳役，有大量旷夫怨女，有时确实违背农时。在农业社会，让老百姓不能种不能收，那以什么为生呢？故孔子讲，选择可以劳动的时间、条件与人员，再去让他们劳动，又有谁来怨恨呢？
孔子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各诸侯或大夫，不必着急自己的财富不多，而需要顾虑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均，否则会导致诸侯之国与大夫之家的颠覆。若是财富平均，消灭了贫穷，境内团结、平安、和睦，不仅不会倾危，而且会使远方的人来归服于你。孔子的“富民”说与“均富”论，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以仁爱思想为中心的政治主张。
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极其重要。他向民间开放教育，办私学，把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这是打破世卿世禄制，使国家得以“举贤才”的基础。公平首先是机会的公平。孔子的思想与实践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教育制度与文官制度打下了基础。传统社会民间草根、布衣及其后代可以参与各级政治，甚至最高政治，得益于孔子、儒家的理念。
人主、官吏必须“取信于民”，这是一条治国的原则，也是对从政者的要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学而》） ，即治理一个国家，要严肃认真，信实无欺。孔子说治理政事，一定要做到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任与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这一层意义的“信”，是儒家为政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公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较早的经典是《尚书·洪范》。这是周武王向殷遗臣箕子请教国政时，箕子所讲的话。箕子说：政治要树立大中至正的标准，这个标准称为“皇极”。具体来说，内容包括：为政者不能结党营私，不欺侮孤苦无依者，不惧怕显赫的贵族，任用正直的人。不要有偏私、偏心，要遵守先王的正义。王道是宽广、平坦、正直的。有了这样一个标准，大家就会向这个方向去努力。三德以正直为主，守正不阿，有刚有柔，求得刚柔互济的中正平和。
孔子一贯提倡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孔子以“正”来讲“政”，强调平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 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讲为政的中正平直，不偏不倚；第二层是讲主政者带头做到中正平直，不徇私情。孔子认为，治世者要“安民”“平正”“同仁”“无私”，在政治活动中做到公平、公正，反对恶恶、亲亲、贵贵，强调正身、正国、正天下，以爱心与德政来化解矛盾，诱导上下相亲，慈爱和睦；又主张教育感化，德刑并举，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善于区分并适度处置违法犯罪现象，使得政平而人和。
在管理哲学上，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 意思是，为政者如果能以道德人格来主持、治理国政，或管理社会，就会像北极星被众星拱卫一样而得到众人的拥护。管理者不是以权势、地位，而是以德政、人格，使人心悦诚服，为同僚、下属所拥戴。实际上，每个部门、每个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如果自己行得正，身体力行，带头严守规范，以身作则，而且有毅力，有理想，有胸怀，能包容，这个单位就有凝聚力。这不是反对法规，反对制度。制度的架构、法规的管理非常重要，然而制度、法规仍然是通过人来执行的。在现代社会，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 这句话是说，如果治政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而如果治政者用道德来引导，用礼的文化来教化老百姓，老百姓不但会懂得廉耻，而且心悦诚服。在管理中光靠政令与刑罚行不行呢？当然可以，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不能唤起民众的羞耻之心。根本上宜以内在的道德加以诱导，以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制度、行为方式即礼来训练、调教民众，使民众有羞耻感，真心拥戴你。
礼治不是单纯的德治与法治。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 孔子强调正名。子路认为老师太迂腐了。其实孔子说的并不迂腐。他的意思是，管理者既负有责任，就一定获得某种授权。而一定的名分就标志着他获得了相关职位的授权，因而有了一定的责任。一定名分规定了其职责，规定了所管理事物或对象的范围、界限与责任。权与责，名分与实务要一致。我们说话要恰如其分，这样才能办好事，才能振兴礼乐文明，使刑罚公正合理适当，这样老百姓就不至于手足无措了。官员要名实相符，言行一致，说话不能太随意。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颜渊》） 孔子对齐景公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也是正其名，使名与实匹配，权利与责任、义务相符合。景公同意这种说法，说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粮食，我也吃不着。孔子在这里就有层次、秩序、原则、规范的管理思想，要求不越权，层次分明，分级管理。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 “先之劳之”，“无倦”，即服务大众，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勤政爱民，劳而无怨。“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阳货》） 这里把恭、宽、信、敏、惠等五个方面，即庄敬自重、宽宏大度、诚实守信、勤劳敏捷、慈心施予，作为仁的内涵与官德。孔子讲仁，主要是针对有禄位的诸侯、卿、大夫、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主要是对官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要求。因此他说，庄敬自重，才有威严，不会遭致侮辱；宽厚宽容、有大气度，会得到大家的拥戴；诚信无欺，会得到任用；勤劳敏捷，效率高，会贡献大；施恩惠予人，才能用人。
他还提出要顺着人民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幸福的利民思想。对于官员、君子，提出了德、才、禄、位相统一的要求，而且都是从安民济众的根本出发的。安定天下，主要是使百姓平安。而最使百姓不安的就是官员贪污腐败，不能“修己”，以及“动之不以礼”，“使民不以时”，即官府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不能济众施惠，不以庄敬的态度尊重老百姓，爱护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