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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之际，对王室衰微、诸侯纷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陪臣执国命等现象，对激烈的社会冲突与动荡，深感不安。但孔子并不固执于过时的礼，他主张因时制宜，随时损益，力图拯救礼乐中所包含的信念信仰与道德精神。
孔子重点揭示了礼的内涵、本质与功能。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没有仁德、没有真情实感的礼乐，只是形式教条、虚伪的仪节，甚至会变成支配性的社会强制，使人不成其为真实的个体的人，这正是孔子要批评的。“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易’在这里是‘铺张’的意思）也，宁戚。’”
（《八佾》）
林放是鲁国的高人，孔子激赏他有很好的问题意识。礼与其奢华，不如俭朴；丧礼与其铺排周全，不如内心悲哀。在孔子看来，更为重要的是真情，是尊重人，是礼貌、礼敬与礼让，这是礼的内涵与本质。孔子主张依礼而行，每个人与别人相处，既不侮辱别人，也不与人亲昵失敬。君子待人接物时态度恭敬，凡事有节制，谦逊礼让。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里仁》） 以礼治国，是以内在的敬、让为实际内容，在行为上以遵循一定的仪节表现出来。但这不是拘守礼文仪节，而是以敬、让为本质，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卫灵公》） 君子对待事业或一件事情，以合宜为原则，以礼来实行，用谦逊的语言表达，用诚信的态度完成。这表明：义在内，礼在外；仁义是内容，礼文是形式。孔子又说：“乡射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 （《礼记·仲尼燕居》） 通过各种礼来“亲”邦国、万民、朋友，“仁”乡党、宾客等。可见，礼的功能在整饬秩序、节制欲望、增进交往、和谐社群、培养君子人格。
孔子不满意当时日益增加的僭越和破坏礼制的情况，表示了一种担忧和谴责。“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佾》） 佾是行，古代舞蹈奏乐八个人一行，八佾是八行，六十四人。周礼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鲁国作为周公封国，成王念周公功德，特赐可用天子之礼仪，故鲁公可用八佾），诸侯国大夫四佾。鲁国政在大夫，执政大夫季氏僭越礼制，因此孔子批评。春秋末年，周礼逐渐失去了社会制约作用和个人道德规范力量，原先互动共制、融为一体的德礼体系开始分离。
孔子面对德礼分离现实，提倡形式化的礼背后的内在精神，并称之为仁德。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阳货》） 礼的内在精神是仁德，如果失去了仁德的精神，不再实施和规范公平的权利分配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那么繁琐的礼仪、行礼所用的玉帛钟鼓，就成了徒具形式的仪式，却失去了礼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意义。
孔子强调以仁的精神充实礼，一生志愿恢复内容和形式兼备的周礼。“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 “克”是“约”的意思，“克己”是约束、克制、修养自己，“复礼”是合于礼。一旦都做到抑制自己，使言行合于礼，大家就会复归于仁德。一个人，遇事是做道德的选择还是做非道德的选择，都是自己给自己下命令的结果，而不是由他人或环境所决定的。可见，仁与礼之间有着创造性的张力，君子守礼、执礼，即是修养自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丰富自己内在的德性。君子通过实践礼而有教养，同时又不执定于礼仪，努力体认礼之内核——仁德。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 这里指出了礼乐形式背后的是生命的感通、人的内在的真情实感和道德自觉。仁道及其标准并不远离我们，现实的人只要有自觉，只要想去行仁，仁就在这里了。道德是真正显示人之自我主宰的行为，道德是自己对自己下命令，是“由己”，而不是“由人”，即不是听任他律的制约或他力的驱使。孔子是世界上最早认识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由的文化伟人之一。当然，这并不抹杀礼的积极意义，礼是社会的节与度，礼使君子的行为保持一定的节与度，亦有助于道德的主体性、自律性原则的建立。合于礼、实行礼的过程是人性化的过程，是仁（内在性的道德）在特殊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孔子维持了仁与礼之间的创造性紧张，这是培养君子人格，从事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很好的方法。由上可知，仁的意义是修己，通过实践礼而有教养，同时不执定于礼，努力体认礼之内核，达到实践仁德的自觉、自愿、自律，挺立道德的主体性。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 （《颜渊》） 孔子主张仁智双彰，以爱人为仁，知人为智。他继承周公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不仅反对人殉人牲，甚至对以人形的木陶俑去陪葬都表示厌恶。据《论语·乡党》，有一次退朝，孔子闻知马厩被烧了，他首先问：“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关心的是人，而不是马（及马所代表的财产）。他关心的人，包括饲养马的普通劳动者。这种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下层百姓，是仁的主旨。孔子所重在“民、食、丧、祭” （《尧曰》） 。他反对暴政，主张如子产那样“惠民”，“养民也惠”“使民也义” （《公冶长》） ，希望统治者不违农时，使百姓维持生活、生产，有一定的生活保证。他肯定民生问题、老百姓吃饭问题是为政之本。孔子主张藏富于民并教化人民。
孔子和早期儒家主张的爱是有差等的爱，孔子虽主张“泛爱众”，但与基督的“博爱”、墨子的“兼爱”有很大的区别。爱有差等是人之常情。人对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的爱是自然真挚的情感。“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学而》） 这是说，少年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年长的人，做事谨慎，说话信实，广泛地亲爱人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可见泛爱众的前提是孝，即首先爱自己的父母，然后再推而广之。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 在这里，“为仁”即是“行仁”，是说行仁即实践仁从孝悌开始，孝悌是仁之一事、仁之起始，而不是仁的全部或根本。仁是本，孝悌是用。孔子主张把对父母兄长的真挚的爱与敬推己及人，推给他者。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 什么是仁呢？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启悟别人，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通达了，也要帮助别人，让别人也能通达。人们都可以从当下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做，这是实践仁道的方法。孔子的意思不是外在强加地使别人立或达起来，而是创造一种气氛或环境，让人家自己去挺立自己的生命，在社会上站得住并通达人间。这才是仁人的品格。
春秋时人即以“敬”为仁的原则之一，敬事与尽忠有关。孔子进而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也是仁的原则之一。“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卫灵公》） 君子终身奉行的恕道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决不强加给别人。例如我不希望别人羞辱自己，那我决不要羞辱别人。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自己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与沟通理性，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里仁》） “忠”就是“中”，讲的是人的内心。“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雍也》） 人的生存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也可以生存，那是他侥幸地免于祸害。孔子讲内在的“直”德，就是内不自欺，外不欺人，反对巧言令色，虚伪佞媚。“忠”又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内心真诚的直德的不容已的发挥。“恕”讲的则是待人接物。“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者是有所为，后者是有所不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实际上，忠中有恕，恕中有忠，“尽己”与“推己”很难分割开来，这是仁道的一体之两面。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之普遍和谐之道。仁的内涵包括物我之间、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这里，道指人道，即仁。忠恕未足以尽仁，是为仁之方，所以说违道不远。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里仁》） 居住在仁里面，也就是生活在仁的境界中。择，古人讲择业、择友、择邻。自我选择、追求生命的境界，不选择仁，哪能叫智慧的选择呢？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里仁》） 没有仁德的人，经不起困顿、贫贱的考验，也经不起安逸、富贵的考验。不仅逆境是考验，顺境也是考验。人的一生，会遇到无数坎坷，也会遇到安乐，这是锻炼自己的心志、人格的机会。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里仁》） 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没有在吃完一餐饭的时间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促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
仁道的价值理想，尤其体现在人在道义与利欲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不贬低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和食色欲望的满足，只是要求取之有道，节之以礼。孔子提出的道义原则，仁爱忠恕原则，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想，是以仁为中心的。孔子仁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据。这些价值理想通过他自己践仁的生命与生活显示了出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