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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
今傳十三經有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其間經過多次變動。兹將十三經的形成過程作一簡要的論述。
孔子有“六藝”之説，指《詩》、《書》、《禮》、《樂》、《易》、《春秋》
；湖北荆門郭店楚墓出土竹簡《六德》，講到《詩》、《書》、《禮》、《樂》、《易》、《春秋》
，並未總稱爲“六經”。到西漢有“五經”之説，陸賈《新語·道基》：“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
漢武帝時正式將“五經”立於學官，《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經博士。”
五經的排列順序通常是《詩》、《書》、《禮》、《易》、《春秋》或《易》、《書》、《詩》、《禮》、《春秋》
。
唐太宗貞觀七年（633）頒《新定五經》，是經學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後，太宗又詔孔穎達等撰修《五經正義》，書成，因太學博士馬嘉運駁之，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
。高宗永徽間又經考正，於永徽四年（653）始頒行
。此外，唐代還有“九經”之稱
，“九經”包括《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文宗大和四年（830）鄭覃以經籍訛謬，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勒石於太學，從之
。文宗大和七年（833）籌備，至開成二年（837）告成，用楷書刻《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孝經》、《論語》、《爾雅》十二經於長安太學，並以唐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爲附麗，共650252字，這就是《開成石經》，今藏西安碑林。宋趙希弁《讀書附志》經類，列《石經周易》、《石經尚書》、《石經毛詩》、《石經周禮》、《石經儀禮》、《石經禮記》、《石經春秋》、《石經公羊》、《石經穀梁》、《石經論語》、《石經孝經》、《石經孟子》、《石經爾雅》，曰：“以上石室十三經，蓋孟昶時所鐫，故《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廣政爲五代後蜀年號，此即《蜀石經》。《石經孟子》下著録：“右《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
另據宋曾宏父《石刻鋪叙》卷上所云：“《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帥席貢暨運判彭慥方入石，逾年乃成。”
可知《孟子》列入十三經，應當是北宋。南宋高宗紹興十三年（1143）又刻石經，也增加了《孟子》。清康熙年間陝西巡撫賈漢復在開成十二經之外，又補刻《孟子》，統稱“唐十三經”。十三經的順序爲《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
明代已有《十三經注疏》刻本。清乾隆四年（1739）有武英殿刻本《十三經注疏》；嘉慶二十一年（1816）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阮元《校勘記》刻成。後者流傳廣泛，成爲學者使用最廣的本子。
粗略地回顧上述歷史，我們由此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後來儒家所謂的“經”起初並未賦予“經”的名稱和地位。大概戰國中後期有學者尊稱某些儒家典籍爲“經”，如《荀子·勸學》謂學之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楊倞注：“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
漢初學者陸賈等人以亡秦爲殷鑒，進一步推尊儒家典籍爲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取得了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五經”立於學官。自此之後，《易》、《書》、《詩》、《禮》、《春秋》這五部書才被正式尊稱爲“經”。此乃取其“恒常”之義，《白虎通·五經》所謂“經，常也”
，《釋名》所謂“經者，徑也，常典也”
，代表了漢儒對於“經”的理解。後來劉勰《文心雕龍·論説》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正如張舜徽先生在《漢書藝文志通釋》中所云，“古之六藝，本無經名。孔子述古，但言‘《詩》曰’、‘《書》云’，而不稱‘詩經’、‘書經’；但言‘學《易》’，而未嘗稱‘易經’。下逮孟、荀，莫不如此。……況經者綱領之謂，原非尊稱。大抵古代綱領性文字，皆可名之爲經。故諸子百家之書，亦多自名爲經”
。我們對儒家所謂“經”不必過於拘泥。
第二，十三經是在很長的時間内逐漸確定的
。在漢代爲五經，到唐代擴充爲九經。其他如《孝經》、《爾雅》、《論語》都是後來增加進去的。而且在宋朝，《春秋》、《儀禮》、《孝經》還都曾一度被剔除出經部
。《孟子》十一篇在《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中都屬於子書，到了宋代才歸入經書，從目録學的角度看來，所謂經書和子書的分類本來不很嚴格。既然如此，現在通行的十三經並不是不可調整的。
第三，漢武帝將五經立於學官，乃是將五經作爲學校的教科書。唐代實行科舉考試，則五經或九經又成爲科舉考試的標準用書。那時的朝廷是將經書作爲統一思想、治理國家、推行教化、選拔人才的依據。現在我們研究經書跟古代的出發點已有很大的區别，已不再需要那樣一套欽定的教科書或考試用書，而是將它們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來研究，這是需要特别加以强調的。
今傳十三經全部是儒家的典籍。形成這種狀況，是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結果
。借用劉勰《文心雕龍》前三篇的標題，可以説十三經以原道、徵聖、宗經爲主線，道、聖、經三者關係密切。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只有儒家的典籍才能稱爲“經”嗎？我們可不可以突破這種局限呢？以筆者的愚見，當初編纂儒家的經典，自然以這十三部典籍爲宜。如果不限於儒家，而是着眼於整個中國文化的原典，那就不應局限於現在通行的十三經。在儒家之外，道家、墨家、兵家、法家也有很重要的地位，應該納入中國文化的經書範圍之内。隨着社會的進步和學術的發展，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爲宗旨，對現在通行的十三經中所收各書需要重新審視，加以去取。顯而易見，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不應當限於儒家，所謂“國學”並不等於“儒學”，現在早已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了！我們應當改變儒家獨尊的地位，更廣泛地吸取各家之精華，以更廣闊的視野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而這正是《新編新注十三經》努力的方向。從西周到春秋、戰國的幾百年間，是中華文明極其燦爛的時代，其多姿多彩的精神成果不僅體現在儒家典籍之中，也體現在儒家之外諸子百家的典籍之中。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要從多個源頭清理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廣泛地吸取其中的精華。
基於以上的學術理念，我倡議對十三經重新編選和校注。計劃中的《新編新注十三經》收入以下十三種典籍：《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孫子》、《韓非子》，保留原來十三經中的七種，替换六種。
我們充分肯定傳統文化（包括儒家典籍）的重要價值，認爲上述十三種書具有長遠的意義，經過整理可以在今天充分發揮其作用。這是我們仍然沿襲“經”這個名稱的一個重要原因。又因爲“十三經”之稱如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唐詩三百首》，無論是學者還是一般讀者都已經習以爲常，而且中國本土文化中時代最早、可以稱之爲文化源頭而又流傳有緒的、帶有綱領性的重要典籍，恰好可以選擇十三種，仍然維持“十三經”的名稱是適宜的。
我們所謂的“經”，與傳統的“經”相比，含義有所同也有所不同。首先，稱“經”有以示尊崇之意，因此，新編十三經，也就是選擇那些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典籍，意在使讀者能够藉此把握中國文化的要旨。其次，“經”有“恒常”的意思，表明這些典籍不僅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影響，而且其深刻、豐富的思想在今天也有值得弘揚之處，在未來仍將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第三，我們所謂的“經”具有開放性和多元性，不再封閉於原來那十三種儒家典籍的範圍，這樣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中華文化的豐富内涵。
接下來就將新增的六種經典作一簡單的論述。
屬於儒家的一種：《荀子》。
荀卿自稱爲儒，《漢書·藝文志》著録《孫卿子》三十三篇，歸屬於儒家，孫卿就是荀子。《韓非子·顯學》篇説孔子以後“儒分爲八”，其中“孫氏之儒”的“孫氏”就是指荀子
。但荀子的學説與孔子有所不同，他曾遊學齊國的稷下學宫，受到道家、法家、名家的影響。荀子主張“法後王”，又主張人性惡，並在《非十二子》中對子思、孟子等儒家學者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荀子》未能列入十三經，可能與他的這種思想傾向有關。其實，《荀子》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思想資源。其“王道”觀包含着豐富的内容，諸如“隆禮”、“賢能不待次而舉”、“平政愛民”等，都值得重視。其宇宙觀，主張“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制天命而用之”，也值得注意。其經濟思想，提出“富國裕民”之道，很有意義。其他如“解蔽”之説，“虚壹而静”之説，以及其音樂理論、教育理論，也都值得進一步發掘整理。至於它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譚嗣同《仁學》所謂“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一語
，值得注意。藴含着如此豐富思想資源的《荀子》，列入《新編新注十三經》是適當的。
屬於道家的兩種：《老子》和《莊子》。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道家的地位雖然比不上儒家，但道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影響仍然足以跟儒家相提並論，儒道互補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在古代已有稱之爲“經”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隋書·經籍志》著録《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作爲道家之創始，《老子》一書中包含的樸素辯證法，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等，對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如哲學、政治、文學、藝術等都有深遠的難以估量的影響。如果没有《老子》，就没有魏晉以後流行的玄學和唐代以後流行的禪學，中國文化就將失去不少多姿多彩的方面。道家關於清静無爲的説法，在戰亂之後社會需要休養生息之際，尤能顯示其在治國方面的重要意義。
郭店楚簡中發現了三種《老子》抄本，抄寫時間在公元前300年左右，雖然均不完整，但仍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古老的本子。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兩種漢初的抄本，即帛書《老子》甲本和乙本，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較早的完整的本子。這些出土文獻，爲《老子》一書的校勘注釋和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已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新編新注十三經》收入《老子》，除原有的傳世《老子》版本外，可以利用楚簡本和帛書本及其研究成果，做出新的成績來。
《莊子》一書乃是莊周及其後學的著作。其内篇所闡述的“逍遥遊”代表着一種人生的理想，倡“無名”、“無功”、“無己”，以求無待，無待則可以得到精神的自由。其所主張的“齊物論”，有助於破除那種絶對、僵硬、呆板、滯塞的思維方式。作爲與儒家相對立的學説，《莊子》豐富多彩而又富於機辯，極具智慧之光芒，使中國文化帶上了靈動、活潑、通透的特點，具有充沛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藝術感染力。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莊子學復興，《莊子》與《老子》、《周易》並稱“三玄”，是名士們研習的經典。唐宋兩朝，《老子》、《莊子》還曾被尊爲“經”，並置博士員，立於學官
。而今《莊子》自然也應當和《老子》一併列入《新編新注十三經》之中。
屬於墨家的一種：《墨子》。
墨家的創始人是墨翟。墨家在當時影響很大，《孟子·滕文公下》云：“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盡心下》又説：“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孟子的話雖不免有點誇張，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出墨學在當時是一種顯學。《韓非子·顯學》就明確地説：“世之顯學，儒、墨也。”
《莊子·天下》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别墨。”
《吕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稱：“（孔子與墨子）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禄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絶。”
可見，在《吕氏春秋》成書之際，墨子仍然具有與孔子同等的地位。直到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墨家才消沉下來，而且迄今尚未得到廣泛的重視。其實，《墨子》一書中有不少思想資源值得我們發掘，其尚賢、兼愛、非攻、節用、非命等方面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視，而其在邏輯學方面的貢獻，在自然科學方面的論述，也很值得注意。《新編新注十三經》應當列入《墨子》。
屬於兵家的一種：《孫子》。
《史記·孫子吴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吴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於兵權謀家著録云“《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顔師古注：“孫武也，臣於闔廬。”
中國古代典籍中兵家的著作是一大筆寶貴的遺産，而《孫子》是兵家中最重要的一部典籍。曹操《孫子序》指出其“審計重舉，明畫深圖”的特點
，這已不限於用兵。《孫子》不僅有豐富的軍事思想，也有深厚的戰略思維，對人才、行政和經濟管理，乃至外交，都有啓發借鑒的意義。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葬出土的竹簡本《孫子兵法》十三篇，帶動了《孫子》的研究，今天看來，完全有理由將之列入《新編新注十三經》之中。
屬於法家的一種：《韓非子》。
《漢書·藝文志》曰：“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
在韓非子之前，法家的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韓非子綜合法、術、勢，成爲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一書也就成爲《新編新注十三經》的必選經典。
此外，佛教自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傳入中國以來，經過魏晉南北朝這個戰亂時期，在社會上逐漸傳播開來，到唐代取得與儒、道兩家並立的地位。《新編新注十三經》是否選入佛經，成爲筆者反復考慮的一個問題。考慮到新編乃着眼於那些中國本土文化中原生的、時代最早的、處於中國文化源頭的、在當時或後代具有廣泛深遠意義的典籍，而佛經是從印度翻譯過來的，唐代盛行的禪宗及其典籍雖然已經本土化，但時代晚了很多，因此佛經暫不入選爲宜。
《新編新注十三經》必須建立在學術研究的堅實基礎上，參考古代的各家之言，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文獻資料，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使之成爲值得信賴的學術著作。我們的宗旨是爲讀者提供中華文化的元典，便於讀者從文獻的角度追溯中華文化的源頭，探尋中華文化的要義。編纂這套書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建設和學術建設工作，對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意義重大，而且現在編纂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原則是取精用宏、守正出新。取精用宏對於這套書來説格外重要，因爲歷代的版本和研究成果浩如煙海，我們既要充分掌握已有的資料，又要去僞存真，去粗取精。守正出新是我在1995年主編《中國文學史》時提出來的，實踐證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謂守正就是繼承優良的學術傳統，所謂出新就是努力開拓新的學術格局，充分吸取新的研究成果，適當採用新的研究方法，使這套書具有時代的特色，以適應時代的要求。
近年來，古籍善本的普查和影印工作有了很大進展。以前的學者看不到的一些善本，我們有機會加以利用，這爲我們選擇底本和校本提供了很大方便，從而使新編工作有了堅實的基礎。自漢代以來，學者們圍繞這些經典所作的校勘、注釋和研究工作很多，成就卓著，爲《新編新注十三經》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參考。此外，自二十世紀以來特别是近幾十年來出土了大量的文獻和文物，又爲經典的整理研究開拓了新的局面。例如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書，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荆門郭店戰國楚墓出土的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都向我們提供了大批極爲寶貴的新資料。由於這些新資料的出現，一些傳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錯誤得以糾正，古籍中的一些難點得到解釋
。充分利用這些新發現的資料，可以提高我們的工作質量。
二十世紀之後的學術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借用西方的哲學、宗教學、文學、史學和人類學等方面的觀念來解釋中國的典籍，已經取得不少成績。陳寅恪先生所謂“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已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這也爲《新編新注十三經》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從而保證了“出新”的可能。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以前的學者整理經書，各有其家法，而且經今古文之争十分激烈，各個門派互不相容；宋儒與漢儒又有所不同。今天我們重新整理，可以超越這類紛争，兼容並蓄，擇善而從，從而取得新的成果。
當然，要想將這套書編好還存在許許多多的困難。一是資料浩繁，要花很多時間才能搜集完備並加以消化；二是每部書都存在不少難點，聚訟紛紜，要想取得進展，提出新見，並經得起考驗，實在很難；三是這套書既定位爲學術著作，又希望有較多的讀者使用，如何在專家與普通讀者之間找到平衡點，需要認真摸索。但是我們相信，依靠參加工作的各位學者刻苦鑽研，虚心聽取各方面專家的意見，集思廣益，反復討論，有希望達到預期的目標。
（原刊於《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