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許筠（1569—1618），字端甫，號蛟山、惺所、白月居士等，是朝鮮宣祖（1568—1608在位）、光海君（1609—1622在位）二朝著名文人學者，他的人生頗具戲劇性，曾三次出使明朝，四次在國内接待明朝使節，榮耀之至；但又曾五次被罷官免職，一次被流放，最後竟以謀逆的罪名被處死。許筠著述豐富，光海君三年（1611），他曾對自己的著述進行整理總結：“辛亥歲（1611），以譴配南州，幸無事，發橐中，有詩文稿草在焉。……故遂手書而載之牘，分詩、賦、文、説各爲一部。文凡四百篇餘，詩凡千四百餘篇，説凡三百餘則，彙爲六十四卷，命之《覆瓿稿》。” 但流傳至今者只有《惺所覆瓿稿》二十六卷（包括《惺叟詩話》一卷）、《蛟山臆記詩》二卷、《鶴山樵談》一卷、《乙丙朝天録》，及用諺文創作的小説《洪吉童傳》；他還編撰了大量典籍，有《國朝詩删》十卷、《閑情録》十七卷；另有12種中國詩文詞選本，包括《古詩選》、《唐詩選》、《四體盛唐詩》、《唐絶選删》、《四家宫詞》、《温李艷體》、《宋五家詩鈔》、《荆公二體詩鈔》、《歐蘇文略》、《明詩删》、《明四家詩選》、《明尺牘》，多已亡佚，現發現者僅有《唐絶選删》十卷、《荆公二體詩鈔》六卷。此外，他還注解過《世説新語補》。

“此子生中國，亦當久在承明之廬、金馬之門”（卷一八《丙午紀行》，頁291），這是朱之蕃對許筠的評價，是對他才華的肯定，也是對他官途不順的惋惜。朱之蕃的意思是“許筠如果生在中國”，但歷史是不容假設的。如果將這句話理解爲“許筠好像生在中國”則非常貼切，許筠雖是朝鮮人，但他熱衷於收集中國的典籍，專注於編撰中國的詩文集，積極與明朝各階層人物交往；他努力涉入中國文壇，又努力向中國介紹傳播朝鮮的書畫作品、文學創作，他是中朝文化、文學交流史上不容忽視的一位重要人物。

許筠特殊的人生經歷，使他成爲一個非常具争議性的人物。當時的人對他評價很低，如稱他“滅紀無倫”、“行若禽獸”，而現當代韓國學者則將他視爲“中國的李贄”、“革命思想家”。對每一位歷史人物的評價都可能“衆聲喧嘩”，更何况是像許筠這樣極富争議的人。每一種聲音背後都有目的有意圖，至少是帶著情緒的。在利用材料時究竟該如何聽取這些聲音，如何在種種聲音中構建比較合理的面貌？許筠的很多作品已佚失，與他關係較近的人也抹去了與他相關的印跡，這就使資料與資料間留下了大片的空白，這些空白又該如何去填補？這些都是研究許筠時所必須面對的難題。

許筠研究是一熱門話題，無論是韓國還是中國，研究者甚衆，相關論文、專著可謂汗牛充棟，要在此基礎上發人所未發頗爲困難。本書首先要做到的是知人論世，完成《許筠行實繫年》。在此基礎上，從生平、思想、與明人的交流、詩歌理論、文學創作、典籍編撰等六個方面對許筠進行研究。在此過程中，尤其注意運用新材料及他人未關注的材料，將重點放在他人未言或略言的地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吴明濟《朝鮮詩選》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研究者多會論及許筠如何幫助吴明濟選詩，以及詩選中收入的許筠詩作如何體現許筠的性情觀。但僅就《朝鮮詩選》來談論許筠是没有意義的，將《朝鮮詩選》與許筠《鶴山樵談》、《國朝詩删》等比較後會發現，許筠雖然爲吴氏誦詩數百首，實際上《朝鮮詩選》并未收入許筠所誦詩作。《朝鮮詩選》更大的意義是保留了許筠的《彩毫詠》，由這組詩可以看到壬辰倭亂時期明援朝將領、文人與朝鮮士人間文學交流互動之頻繁；將《彩毫詠》與許筠文集中的書信、詩作等相聯繫，能清晰瞭解這組詩的特點及當時在朝鮮文壇廣爲流傳的景象，這對研究許筠的文學創作很有價值。

二、許筠文集及其編撰的《閑情録》提到的中國典籍有數百種，這大量書目，是明代書市具體而微的縮影，從中可以看到江浙兩地發達的刻書業，以及書籍流通之快捷、購書之便利。他獲取書籍的最重要方式是利用出使中國的機會求購典籍。許筠進入中國求書購書的途徑、方法是中朝典籍交流中的有趣個案，看似個人行爲的購書，却大大豐富了朝鮮的漢籍收藏，不少典籍正是由許筠首次傳入朝鮮。

三、許筠文集中有較多關於韓濩、李楨、李澄、李霆、金玄成等宣祖朝書畫大家的資料，在與朱之蕃的交流中，又提到《千古最盛》、《蘭竹帖》、《畫佛帖》等詩書畫帖，梳理這些資料，會發現其中藴含著豐富的信息：由金生、安平大君、韓濩所構成的朝鮮書法變遷史；宣祖朝文人與書畫家交流雅集的盛况；中朝書法、繪畫乃至紙筆等物質文化交流的情形；中朝書法、繪畫的傳播、互動與影響。

四、在詩歌創作中，許筠有和歐陽修“思潁詩”三十首，無論在中國還是朝鮮，他都是唯一試圖恢復、挖掘“思潁詩”三十首，并對前十三首後十七首進行劃分的文人。雖然許筠在構擬“思潁詩”的過程中出現偏差，但其主動涉入中華文壇的積極表現以及背後的文學意識值得探討追尋。

五、《唐絶選删》的發現已有數年，尚未有人進行細緻研究，本書分析了《唐絶選删》的底本、體例、批語以及詩學觀。在研究批語及詩學觀時，注重與許筠詩論及《國朝詩删》的一致性，關注與明復古派的聯繫及差别，從而分析許筠詩選與《唐音》、《唐詩品彙》、《唐詩删》等在構建唐詩譜系上的不同。

六、許筠的《閑情録》是從中國的近百種典籍中摘抄相關内容編撰而成，看起來有些雜亂無章，價值有限，實際上，對此書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從文獻學的角度，可以討論引用典籍的版本源流；從編撰體例上，可以分析《閑情録》與“世説體”小説的關係，《閑情録》是東國唯一一部“世説體”作品，無論在東國文學史上還是在中朝文學交流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以上内容都是利用他人未使用的資料，或者説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使用常見資料。歸根結底，本書最主要的資料來源就是許筠自己的著述，將《惺所覆瓿稿》中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瞭解清楚，并且盡可能全面利用朝鮮漢籍文獻，包括史籍、總集、詩話、選集、碑刻、旅行筆記、文人筆談等，將與許筠及其友朋、家族、黨派相關的每一條内容條分縷析，如此，許筠的仕履歷程、與明人的交游、五次罷官的原因，甚至其“謀逆之罪”的前因後果也都逐一呈現出來。

這一過程最重要的就是不做任何孤立的論斷，既關注縱向的歷史脉胳，又關注横向的四面輻射。比如許筠的“謀逆之罪”，他與“七庶之獄”的牽連是重要罪狀之一。只有瞭解朝鮮歷史上的庶孽政策，才能理解許筠跟庶孽交往，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爲他們揚名，是多麽地超出俗流，又是多麽地難能可貴；也只有瞭解到庶孽政策的殘酷性才能明白“七庶之獄”爲何發生，又爲何成爲許筠人生中隨時會引爆的炸彈。又如許筠對朝鮮女性文學的關注，他編撰許蘭雪軒詩文集，在詩話中大力崇揚女性創作，并且在朝鮮歷史上第一次將女性作品收入詩歌選集中，充分肯定了女性創作的意義與價值，這一切都讓他成爲書寫朝鮮女性文學史的開拓者、奠基者。這同樣不是孤立的行爲，而是與他整體的文學觀、華夷觀密切相關。許筠慕華，中國文學是其學習效仿的對象，但他不媚華，具有强烈的與中國文壇争勝的信念，無論是幫助吴明濟編選《朝鮮詩選》，還是自己編輯《蘭雪軒集》，其目的都是將朝鮮文學創作推向中國，讓中國人關注到朝鮮的文學成就，從而與中國文壇較量媲美。

許筠交往的明朝人，包括多種身份多個階層，他與明人的交流廣泛而全面，及時而直接，談論的話題也很豐富，構成一幅立體的多維圖景。如果單就《皇華集》來看，明朝文臣與朝鮮人的交流都是和諧的、温情脉脉的，但許筠記載了他三次接待明使臣的經歷，塑造的是中國使臣的三種形象，爲我們打開了一窺歷史真相的窗口。顧天埈與丘坦都是公安派重要成員，以爲他們出使朝鮮就一定會與朝鮮文人詩文唱和，將公安派的文學觀念帶入朝鮮，甚至影響到朝鮮的文壇風尚，這只是對歷史的“想當然”。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動機，也就决定了彼此交往的深度與廣度，借助顧天埈在朝鮮引發的一系列事件、丘坦與李廷龜的交游始末，可以更好地瞭解中朝兩國人交往的多樣性，而不是被單一的温情面紗所蒙蔽。

許筠的文學理論，體現在他的《鶴山樵談》、《惺叟詩話》中，也體現在他的《國朝詩删》、《唐絶選删》以及其他論詩論文的篇目中，將以上内容集中在一起考察，才能更準確地爲許筠定位。他是東國慕華傳統中的一員，也深受明復古派影響，所以論詩亦以唐詩爲批評的基準，但他對中國詩文及東國文學的整體把握，又讓他能不被復古派所束縛，既指出復古派抄襲模擬的負面影響，又在《唐絶選删》中對他們重初盛輕中晚的傾向進行糾偏。許筠詩論時有創見，《惺叟詩話》中對朝鮮詩壇的階段性劃分，既具開創之功，又深刻影響了後來的文人學者對朝鮮詩史的認識。其《國朝詩删》與《鶴山樵談》、《惺叟詩話》關係緊密，詩選中入選詩人詩作是詩話内容的具體體現，而詩話内容又是對作品更細緻的分析及對作品入選理由的説明，將三者放在一起考察，才能更全面具體地認識許筠的詩學理論。

許筠的《惺所覆瓿稿》分詩賦文説四部，本書除《和思潁詩》外，重點研究許筠的夢記與人物傳。文學首先是人學，許筠的文學創作也是現實人生的再現。夢記中，他在官場上的挫敗感、文學上的自信、對宣祖的感激、渴望成功的願望都得以體現。夢記也是他真實内心的投影，文中儒釋道三教合流的意識明顯，於他而言，儒學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精神，可以用來正士林之風氣；佛教的因果報應之説可以用來安頓民心、警戒世人；而道教的長生飛升、世外仙山，則能消解現實世界的煩惱苦痛，給動蕩的人生一些安慰。在寫作方法上，許筠夢記與中國的唐傳奇及東國的夢游録小説有著絲絲縷縷的聯繫，但他的文學追求以及三教融合的觀念又與專注於反思現實的同類作品拉開了距離，“荒辭誕語”正是他的特點。許筠的五篇人物傳同樣是現實的反映，也是他人才觀、佛道思想的體現。在《嚴處士傳》與《蓀谷山人傳》中，許筠一方面闡發其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的觀念，另一方面塑造了理想中的不沽名釣譽、不做鄉愿的真儒形象。《南宫先生傳》、《張山人傳》、《蔣生傳》則借鑒了唐傳奇的寫作方法，參考了《太平廣記》中的神仙故事模式，表達了他佛道合流的理想，以及對道教修煉内丹的認同、對海外仙山的嚮往。

許筠是一個複雜的人，也是一個豐富的人，要對他進行研究，不但要瞭解中朝兩國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還要對兩國的儒學、佛教、道教、外交、書法、繪畫、書籍等等的歷史有所涉獵，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同樣也是一個有趣的過程。時隔四百年，我們再回過頭來研究那個時代的一個人物，從中究竟能看到些什麽呢？龔用卿曾爲許氏《陽川世稿》寫序，序中云：“許氏之一門固可謂東藩之蕭盧矣……古者昧禁諸樂皆得列於天子之庭，以侈輿圖之盛，况朝鮮久被皇化而素習文教乎哉？周官采詩以觀民風，雖閭里細民無間也。予天朝之使臣也，以詢采爲職行，將采此一國之風以陳於明庭，列於瞽師，以昭聖代之盛治。” 由許氏一門及朝鮮一國，以見明朝在東亞文教之盛、統治之興。朱之蕃請李廷機爲許筠集寫序，亦云：“此是睹皇家大一統之盛哉。休明之化洋溢域中而不足，散覃區外。朝鮮，箕子所封，故獨先被其教。”（《惺所覆瓿稿》李廷機序，頁103）同樣要由許筠文集以見明大一統之下的文教之盛。二人雖然有些大國立場，但這樣的思路頗具啟發性。許筠所串連起來的，首先是多個領域，文學的、藝術的、宗教的、政治的，這不僅僅是中國的，也不單單是朝鮮的；而是雙向的，有彼此間的互動，也有彼此間的影響；既有朝鮮各領域的發展史，亦可由許筠的異域之眼反觀中國的情况。其次是一個時代，這一時代是朝鮮宣祖、光海二朝，文人會聚，群星璀璨，是文學的高峰也是藝術的巔峰；這一時代也是明萬曆時期，復古派風行，影響著朝鮮等周邊世界，而朝鮮也以自己文學、藝術的成就對中國造成了衝擊。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動蕩的時代，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的朝鮮正經歷著社會的巨變。一方面文人、思想家輩出，出現了文學、文化的鼎盛局面；另一方面内憂外患嚴重，内部朝廷黨争激烈，外部日本侵擾，後金崛起。許筠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以他的博學多識以及特立獨行書寫了不一樣的人生。以他爲中心的宣祖朝文壇、書畫界活動還大有研究的空間，他與明朝中後期文壇的關係仍可繼續挖掘，希望本書能對許筠研究及域外漢籍研究領域的工作有些微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