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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北倚五嶺山脈，南部瀕臨南海，因此，在歷史上嶺南又被稱爲嶺表、嶺外、嶺嶠、嶠南、嶺海，等等。自秦朝開闢南越，嶺南一直就是中國的南部邊疆和海疆，是少數民族高度集中的地區。嶺南又是國際性的水陸交通要衝，是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通道和紐帶。正是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環境，使嶺南長期成爲古代中國疆域内一個極具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區域，並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有其重要而特殊的意義。唐朝近三百年間，嶺南既賡續了自秦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整體趨勢，又有重大發展和變化，並因此在嶺南兩千多年開發史上占有極爲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書研究的時間範圍，將以唐代爲主，然而亦將適當地向上追溯到兩漢六朝時期，特别是隋朝。向下延伸到五代十國，包括兩宋時期。所研究的地域空間範圍，則大體相當於唐初所設置的嶺南道，包括今天廣東、廣西、海南島以及“北屬時期”
的越南北部等環繞南中國海的廣大地區。因此在本書中，我們又將這一歷史時期的嶺南，稱爲環南海區域。本書旨在通過一系列專題研究的形式，集中討論唐代環南海“開發”和“社會變遷”發生的歷史背景、主要表現形式及其深遠影響。
古代百越中的駱越和南越，就是嶺南最古老的居民。按照古史記載，當中國跨入文明社會的門檻，嶺南似乎就已成爲古代聖王經略的範圍，並受到中原華夏文明的不斷霑溉。《尚書·堯典》稱“申命羲叔，宅南交”
。《墨子》稱“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
。《韓非子》稱“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
。《大戴禮記》亦記載“虞舜以天德嗣堯”，“南撫交趾”
。而這裏的“南交”和“交趾”，都是指今天的越南北部。根據史書記載，早在西周初年的周公居攝六年，地處交趾之南的越裳國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並作詩稱：“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
以上均反映了中國早期統治者對遥遠南方的關注和嚮往。
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六國，其後又經過多年大規模征戰，在嶺南設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正式將嶺南納入帝國的版圖，封建制度亦隨之在嶺南開始建立。歷史資料證明，秦始皇開闢南越，既源於其開拓疆域以增加土地和人口的需要，亦源於南海貿易的吸引。秦末中原戰亂，河北真定人趙佗建立了南越國，在嶺南割據長達九十三年。至公元前111年，漢武帝滅南越國，設置了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以上有八郡集中在嶺南南部沿海，而其中又有七郡集中在今北部灣沿岸
。元封五年（前106），漢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在龍編（今越南河内）置交趾刺史部，作爲嶺南全境的政治中心
。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嶺南百分之四十三的户數和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口，都集中在交趾郡所在的紅河三角洲地區
。以上説明漢朝在嶺南開拓疆域，也主要是環繞南中國海而展開的。因此也可以説歷史上嶺南的開發，從一開始就與南海國際貿易路綫直接相關。
我們探討唐代嶺南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也就必然要牽涉到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唐代以前嶺南開發的歷史背景以及唐代嶺南歷史研究的起點等問題。從秦漢開闢南越，到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時間長達八百多年。長期以來，我們看到學術界研究從秦漢到隋唐嶺南區域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某種傾向，就是往往更多地關注歷史資料中那些最能夠反映嶺南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方面，從而把這一時期的嶺南區域史，看成是封建制度逐步確立以及漢文化不斷傳播這樣一種綫性發展的歷史過程。然而，大量歷史資料和史實却能證明，嶺南地域社會真正融入中國大一統王朝國家之内，其實是一個相當漫長甚至複雜曲折的歷史過程。
衆所周知，杜佑（734—812）是唐朝宰相和著名政治家，也是重要史學家，他曾經在唐德宗興元元年至貞元三年（784—787），擔任過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而他在貞元十七年（801）寫成的《通典》中，保留了其對嶺南不少專門的記載。他稱：“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爲荒服。”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
杜佑認爲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是指“九州”。而嶺南因爲遠在“九州”之外，所以是“蠻夷之國”和“百越之地”。至於嶺南在唐朝的狀况，他又稱：“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併，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興迷節。”
所謂“不知教義”和“俘掠不忌”、“易興迷節”等，原本是漢魏六朝史書對古代南越和俚獠等少數民族社會風俗習慣最傳統的描述，而杜佑稱“古今是同”，則顯示唐代嶺南社會中，仍然保留着比較濃厚的少數民族的風習。武則天時期，著名宰相狄仁傑（630—700）上書亦稱：“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可見，在唐人看來，五嶺山脈除了作爲地理分界綫之外，同時也是華夏與蠻夷在文化上的一條重要分界綫。
如果追溯自秦漢以來嶺南歷史發展的軌迹，我們就會發現杜佑和狄仁傑的説法，其實也是有其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的。秦始皇和漢武帝通過大規模征戰，把嶺南置於中央王朝的統治之下，但是，秦漢在嶺南的統治，其實在很長時期内主要集中在交通要道和郡縣治所附近地區，還有大量處於原始部族社會形態的南越民衆並未納入其統治範圍。《史記·平準書》稱：“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税。”
所謂“以其故俗治”，就是説漢武帝並没有强制性地改變南越等民族的生産方式和社會結構，而是依據其原有的社會形態進行治理。而其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依靠這些民族的首領進行間接的治理。所謂“毋賦税”，就是指國家不徵收賦税。也就是説還有大量南越民族的民衆，並没有成爲國家的編户齊民。《淮南子·原道訓》亦稱：“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生活在嶺南的這些爲數衆多的“民人”，顯然與郡縣制度下從事農耕生産的編户齊民有很大的差别。三國孫吴黄龍三年（231），曾任合浦太守和交趾太守的薛綜上書孫權，對西漢以來的嶺南歷史有相關評論，他説：
漢武帝誅吕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别，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覊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
以上所谓“田户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以及“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等，都是説嶺南雖然有户籍制度和賦税制度，但其賦税的徵發則以嶺南所出特産爲主。至於所謂“縣官覊縻，示令威服”，則説明其地方官的選任，以選任土著族群的上層人物而維持象徵性的統治爲主。東漢蔡邕所撰《劉鎮南碑》亦稱：“交州殊遠，王塗未夷。夷民歸附，大小受命。其郡縣長吏有缺，皆來請之，君權爲選置，以安荒裔，輒别上聞。”
西漢時期，海南島郡縣置廢的過程也可以從一個具體方面説明這種情况。史載漢武帝設置儋耳郡、珠厓郡，二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户二萬三千餘”。然而，其後蠻夷民衆反叛相當頻繁，“其民暴惡，自以阻絶，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
。漢元帝初元二年（前47），大臣賈捐之上書稱：“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
因此，他主張撤銷在海南島的全部郡縣建制。漢昭帝始元五年（前82）和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漢朝先後撤罷儋耳、朱崖二郡。而《漢書·地理志》也没有這兩個郡的户口統計。《漢書·地理志》記載海南島的社會經濟狀况稱：“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
西晉太康八年（287），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
。其書稱“朱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皆漢武帝所置”，其地“周迴二千餘里，徑度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被髮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長髮、美鬢，犬羊相聚，不服德教”
。在西漢末年廢除郡縣以後，整個海南島實際上又重新回歸到原來的部族社會狀態。史書又記載，吴赤烏二年（239），孫吴政權又在瓊州海峽以北的雷州半島徐聞縣，“立珠崖郡，於其地上立珠官一縣，招撫其人，竟不從化”
。也就是説，自西漢後期直至南朝梁武帝時代，中央王朝基本喪失對海南島的管治權，時間長達數百年之久。
兩漢以後，由於六朝中央統治權威的衰弱，嶺南各地少數民族勢力因此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前引薛綜上書孫權稱，嶺南不少地方“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
。《隋書·經籍志》著録《南州異物志》一卷，“吴丹陽太守萬震撰”
。《南州異物志》就記載了嶺南南部沿海地區的社會狀况，其文稱：
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長帥，無君主，恃在山險，不用王〔法〕，古及今，弥歷年紀。民俗惷愚，唯知貪利，無有仁義道理。土俗不愛骨肉，而貪寶貨及牛犢。若見賈人有財物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夫或鬻婦，兄亦賣弟。
以上所謂“往往别村，各有長帥，無君主”，是説這一帶的俚人村落，一般都處在部落聯盟的社會發展階段。然而，在兩漢時期這裏却曾經設置過郡縣。例如，五郡中的高凉郡一直是俚族活動的中心地區。根據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記載，高州“古越地也，漢武平南越，置合浦郡，今州即漢合浦郡之高凉縣地。東漢威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凉。後爲夷獠所據，梁討平俚洞，置高州”
。也就是説，從高凉郡“爲夷獠所據”，到梁武帝“討平俚洞”並設置高州之前，中央王朝的統治無法真正進入這一地區。根據史書記載，在整個六朝時期，嶺南各地還有不少郡縣“爲夷獠所據”的情况。
公元280年西晉滅吴，原孫吴交州刺史陶璜上書給晉武帝，稱：“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户，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户。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
以上説明在廣州以南的南部沿海直到交州，由國家所控制的編户齊民實際上纔五千多户。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户”，以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户”，這一數字要遠多於國家所控制的編户。而《資治通鑑》則稱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户，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
如果我們對比《漢書·地理志》和《後漢書·郡國志》的户口記載，就會發現六朝時期的嶺南，確實有大量民户已經脱離了國家的控制。《漢書·地理志》中的户口統計數字，是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記載，其中嶺南的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共有215448户，1372290口
。《後漢書·郡國志》有東漢順帝永和五年（140）的户口統計數字。在嶺南七郡中，鬱林郡和交趾郡都没有户口記録，而南海、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五郡共有270769户，1114444口
。而在六朝時期的幾部正史中，只有《晉書》和《宋書》有各個區域的人口統計資料。《晉書·地理志》記載嶺南廣州和交州兩州民户總共爲68720户
，此僅爲西漢末户籍的32％。《宋書·州郡志》則記載劉宋時嶺南廣州、交州和越州三州總共有61117户
，此也僅爲西漢末户籍的28％。
我們又以交趾郡和合浦郡兩地爲例。在漢代，地處紅河三角洲的交趾郡既是漢代交趾刺史部的所在地，也是漢代嶺南七郡中户籍最多的一郡。前引《漢書·地理志》記載交趾郡有92440户，746237口
。這一數字集中了嶺南七郡中42％的户數和54％的人口。然而，《晉書·地理志》記載交趾郡却僅爲12000户
。而《宋書·州郡志》則記載交趾郡僅爲4233户
。隋唐中央王朝在交州一帶的統治力量有較大恢復。但是與漢朝相比，仍有比較大的差距。《隋書·地理志》記載交趾郡爲30056户
。《舊唐書·地理志》記載唐太貞觀十三年（639）交州（即交趾郡）爲17523户，口爲88788
。這就説明漢代交趾郡所屬的國家編户的後裔，在六朝時期大多都已脱離了國家的控制，很可能已經重新“蠻夷化”了。
《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合浦郡有15398户，78980口
。《後漢書·郡國志》記載合浦郡有23121户，86617口
。至劉宋明帝泰始七年（471），新設越州刺史，共領九郡，其中六郡爲“新立”。然而九郡中却只有合浦一郡有户籍記載，其民户僅爲938户
。《南齊書·州郡志》就稱越州“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盗不賓，略無編户”
。也證實了兩漢時期原屬於合浦郡的編户，至六朝時期確實已經大量脱離了王朝國家的控制。
東漢末年，在漢朝最南部的日南郡境内，出現了林邑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所引《林邑記》稱：“自林邑王范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烟冥緬，非生人所安。”
所謂“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是指秦漢時期被强制遷徙在舊日南郡等地的北方漢族人口，其後裔却因爲受當地少數民族的影響反而被“蠻夷化”了。至於所謂“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則是指西漢末年交趾太守錫光和東漢初年九真太守任延等著名“循吏”所代表的“華風”及其影響
，至此也已基本上蕩然無存，甚至還出現了“巢棲樹宿”、“非生人所安”等“蠻夷化”景象。當然，《林邑記》的記載很可能有誇大的成分，然而，縱觀秦漢至隋唐嶺南區域的開發史，就可以發現中央王朝在嶺南的郡縣設置和治理，往往在嶺南各地社會的演進中確實具有决定性的意義。六朝中央政權對於嶺南地區那些已經脱離了國家控制的民衆，顯然都是將他們與“俚獠”或“夷獠”相提並論的。《宋書·夷蠻傳》即稱：“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苦之。”
《南齊書·州郡志》稱廣州“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户不多，而俚獠猥雜，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
；而交州“在海漲島中。楊（揚）雄箴曰：‘交州荒遰，水與天際。’外接南夷，寶貨所岀，山海珍怪，莫與爲比。民恃險遠，數好反叛”
；至於越州，該書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盗不賓，略無編户”之外，又稱“刺史常事戎馬，唯以貶伐爲務”
。可見，秦漢以後，嶺南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狀况在不同時期有很大的差别，而“漢化”與“蠻夷化”兩種現象其實都同時存在。
與六朝國家控制的編户數量大爲减少相關聯的，是嶺南“溪洞豪族”勢力的重要發展。《隋書·食貨志》稱：“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
六朝統治者爲了維護其在嶺南的統治，讓不少溪洞“首領”、“蠻酋”、“渠帥”、“洞主”等擔任嶺南地方州縣長官，授予其侯、將軍等名號，並讓其世代傳襲。這種政策長期實行的結果，就是嶺南“溪洞豪族”勢力的膨脹擴大。《宋書》之“史臣曰”稱：“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内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
這裏的象浦在今越南廣南省，此應代指嶺南地區。至南朝後期，中央王朝對嶺南的實際控制已變得十分有限。《陳書·沈君高傳》稱“嶺南俚、獠世相攻伐”
。《陳書·華皎傳》記載“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
。歐陽頠、歐陽紇父子先後任陳朝廣州刺史、都督交廣十九州諸軍事，“合門顯貴，威振南土”
。徐陵稱其“南通交、愛，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賮，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
。
然而我們又必須注意到，嶺南作爲六朝的戰略後方，各中央王朝實際上一直都重視對嶺南的開發，特别是致力於把嶺南各地重新置於郡縣制度的統治之下。《三國志·陸胤傳》記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没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凉渠帥黄吴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
吴主孫皓曾下令“科實廣州户口”
。《隋書》記載梁武帝“務恢境宇，頻事經略，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儿柯，又以舊州遐闊，多有析置”
。《資治通鑑》記載梁武帝“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南平俚洞，紛綸甚衆”。胡三省注曰：“俚洞，交、廣界表，俚人依阻深險，各自爲洞。”
梁朝胡穎仕爲武陵國侍郎，史載其“出番禺，征討俚洞”
。沈恪爲廣州府中兵參軍，亦“常領兵討伐俚洞”
。《陳書·徐度傳》記載：“梁始興内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征交趾，厚禮招之。”
陳朝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
。可見，在整個六朝時期，王朝國家的控制與嶺南“溪洞豪族”勢力的抗拒，構成了這一時期嶺南地域政治走向的基本脈絡和特點。
隋朝自公元589年統一江南和嶺南，至公元618年滅亡，其統治嶺南的時間雖短，但却是嶺南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隋書·南蠻傳》的開頭即稱：“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宁，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
説明從整體上來看，自漢末以來嶺南俚獠等少數民族勢力至隋朝已經開始走向衰微。所謂“列爲郡縣，同之齊人”，“齊人”即受到王朝國家控制的編户齊民。而《隋書·地理志》所記載隋煬帝大業初年嶺南十九郡户籍爲361436户
。其數字既遠超六朝時期，而且也超過了兩漢，證明隋朝確實把很多少數民族民衆重新納入到中央王朝的統治之下。
然而，歷史資料也證明，隋朝中央在嶺南的行政管理仍然受到很大的制約。《隋書·譙國夫人傳》記載，高凉郡冼氏“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壓服諸越”。另外還有“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至隋滅陳之際，冼夫人曾“集首領數千”
。這些説明嶺南南部沿海等地俚獠勢力仍然還比較强大。而且“溪洞豪族”的政治動向與嶺南的安危直接相關。史載隋開皇十年（590），“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廣州刺史韋洸“中流矢卒”
。可見即使在廣州附近地區，亦分布着不少蠻夷民衆。《隋書》又記載“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
。至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七月，高凉通守冼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
。
隋朝在嶺南的賦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大體沿用繼承了六朝的模式。《隋書·食貨志》稱：“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
《隋書·地理志》記載嶺南社會風俗亦稱：“自嶺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厲，人尤夭折……其人性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踑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爲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爲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别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爲大鼓……俗好相殺，多搆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
以上也説明隋朝統治下的嶺南，其真正融入王朝國家的道路仍然還較爲漫長。
我們以上討論並非否定秦漢至隋朝嶺南開發的成就，而是强調研究早期嶺南史，除了關注和研究歷史記載中那些發展進步和激動人心的方面之外，還應該注意到歷史發展本身的複雜性和多面性。兩漢至隋朝時期的嶺南大致有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其面積和今天的歐洲大國法國差不多。其境内地形和地勢非常複雜，而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土著族群數量衆多，源流複雜，其區域内部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十分明顯。自兩漢以來，雖然歷代都有不少官員包括“循吏”推行儒家教化，然而其影響仍比較有限。究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王朝國家的統治權力深入嶺南地方社會，本身是一個漸進曲折的歷史過程。宋代章楶評價秦漢以來的嶺南史就稱：“帶山並海，依險阻以爲固。秦漢以來，常爲奸雄桀黠竊據其地。其後廢國爲郡，置吏統治。至者彈擊豪强，鉏剪寇盗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
而我們所討論的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就是以這樣的歷史作爲起點的。
貞觀元年（627），唐太宗將唐朝遼闊的疆域劃分爲十道，嶺南道是其中最爲邊遠的地區之一。根據《唐六典》的記載，嶺南道“凡七十州焉。其五府又管羈縻州。東、南際海，西極群蠻，北據五嶺”，“其遠夷則控百越及林邑、扶南之貢獻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在邊疆和民族地區創設經略使，其中設嶺南五府經略使，以“綏静夷獠”
。
唐朝前期，嶺南自六朝以来的“溪洞豪族”在地方社會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從唐太宗的有關詔令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唐初嶺南社會的特殊性。貞觀元年（627）十月，唐太宗所發布的《安撫嶺南詔》稱：“嶺表遐曠，山洞幽深，雖聲教久行，而風俗未一。廣州管内，爲弊尤甚，蠻夷草竊，遞相侵掠，强多陵弱，衆或暴寡。又在官之徒，多犯憲法，刑罰淫濫，貨賄公行，吏有懷姦，人未見德。永言政術，憂歎無忘。”
貞觀五年，唐太宗在給嶺南高州都督亦爲高凉大首領馮盎的敕文中稱：“海隅遼曠，山洞幽深，蠻夷重譯之方，障厲不毛之地，得之未有所益，失之固無所損。”
至貞觀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訓誡朝集使稱：“南方諸州，多統夷獠。官人於彼言語不通，里吏鄉首侵漁，匹庶不勝忿怨，挺刃相讐，因是叛亡，輕犯州縣。”
唐太宗反復提到嶺南“山洞幽深”，都是指“溪洞”在嶺南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其稱嶺南衆多經制州縣“多統夷獠”，則説明嶺南居民仍以少數民族爲主。至於其稱“廣州管内，爲弊尤甚，蠻夷草竊，遞相侵掠，强多陵弱，衆或暴寡”等，則説明唐代前期的嶺南，與北方中原和江南地區成熟而完備的封建制度以及尊禮重儒的社會風尚還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唐朝嶺南開發的廣度和深度都要遠超前代，而嶺南與北方内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以及唐人對嶺南瞭解和認知的程度等等，亦要遠超前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唐代文獻典籍中對嶺南原始蠻荒記載的詳盡程度，却也要大大超過前代。“文化意象”（Culture Image）是區域史研究中的重要的概念，一般是指人們對某一區域的文化特色所産生的直覺聯想。“文化意象”的形成源於各個民族不同的生存環境和文化傳統。而唐代嶺南“文化意象”的形成，却在極大程度上源於唐代大量詩文對嶺南原始蠻荒的描述。而這種“文化意象”又反過來極其深刻地影響了唐人包括唐代以後的人們對於嶺南的認知。歸納起來，我們認爲唐代嶺南“文化意象”至少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嶺南自古以來被認爲是極其荒遠阻隔和異域殊方的象徵。西晉張華《博物志》稱：“南越之國，與楚爲鄰。五嶺已前至於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
酈道元《水經注》稱“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綿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在唐代大量詩文中，唐人爲了形容嶺南的山川阻隔和道程迢遠，大量使用了“天外”、“萬里”、“南裔”、“天南”、“南荒”、“天涯”、“南徼”、“荒徼”、“丹徼”、“徼外”、“銅柱”、“漲海”、“南溟”等概念。例如，司空曙《送翰林張學士嶺南勒聖碑》稱：“漢恩天外洽，周頌日邊稱。”
杜審言《旅寓安南》稱：“故鄉餘萬里，客思倍從來。”
宋之問《桂州黄潭舜祠》稱：“帝鄉三萬里，乘彼白雲歸。”
李明遠《送韋覲謫潘州》稱：“北鳥飛不到，南人誰去遊？天涯浮瘴水，嶺外向潘州。”
李德裕《登崖州城作》稱：“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
李紳《逾嶺嶠止荒陬抵高要》稱：“南標銅柱限荒徼，五嶺從兹窮險艱。衡山截斷炎方北，迴雁峰南瘴烟黑。”
柳宗元在柳州所作《别舍弟宗一》稱：“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裴夷直《崇山郡》稱：“地盡炎荒瘴海頭，聖朝今又放驩兜。交州已在南天外，更過交州四五州。”
李涉稱：“嶺外行人少，天涯北客稀。”
杜荀鶴《送人南遊》稱：“凡遊南國者，未有不蹉跎。到海路難盡，挂帆人更多。潮沙分象迹，花洞響蠻歌。”
李郢《送人之嶺南》稱：“關山迢遞古交州，歲宴憐君走馬遊……迴望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
因此，在唐人心目中，嶺南代表着巨大的地理空間距離，確實是荒远阻隔和異域殊方的象徵。
其次，在唐代大量詩文中，嶺南自然環境與中原内地的巨大差異，給北方人士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嶺南大部分地區處於北回歸綫以南，屬於熱帶和亞熱帶氣候，常年高温多雨，風物景觀與北方迥異，具有非常濃厚的異域色彩。唐人稱：“南中山水萬狀，菓藥千品，奇禽異獸，怪草名花。”
然而，以上却是我們所發現的相當少見的對嶺南自然環境比較中性的描述。唐人更多地記載了嶺南的酷熱潮濕、榛莽未辟、颶風毒蠱，尤其是瘴癘肆虐等等。根據現代科學研究，瘴癘實際上是瘧疾，是由蚊子的叮咬而感染的瘧原蟲，進而引發的一種傳染性疾病。唐代劉恂稱：“嶺表山川，盤鬱結聚，不易疏泄，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脹成蠱。”
唐人形容嶺南自然環境，常用“炎徼”、“炎荒”、“瘴雲”、“瘴烟”、“瘴雨”、“瘴水”、“瘴海”、“瘴地”、“瘴山”等等。唐人稱嶺南“炎荒萬里，毒瘴充塞”
；“飛鳶跕水，伏蠱含沙”
。沈佺期《三日獨坐驩州思憶舊遊》稱：“炎蒸連曉夕，瘴癘滿冬秋。”
張説《端州别高六戩》稱：“南海風潮壯，西江瘴癘多。”
韓翃《送劉評事赴廣州使幕》稱：“蠻府參軍趨傳舍，交州刺史拜行衣。前臨瘴海無人過，却望衡陽少雁飛。”
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稱：“海霧多爲瘴，山雷乍作鄰。遥憐北户月，與子獨相親。”
唐朝士人對南方的瘴癘颶風等有極其深切的感受。柳宗元在柳州所作《嶺南江行》稱：“瘴江南去入雲烟，望盡黄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韓愈在連州陽山縣作《縣齋有懷》稱：“毒霧恒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
韓愈《瀧吏》一詩稱嶺南潮州：“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
李商隱《異俗》稱：“鬼瘧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未驚雷破柱，不報水齊簷。”
陳陶《番禺道中作》稱：“博羅程遠近，海塞愁先入。瘴雨出虹蝀，蠻江渡山急。常聞島夷俗，犀象滿城邑。”
宋之問《入瀧州江》稱：“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縱横。夜雜蛟螭寢，晨披瘴癘行。潭蒸水沫起，山熱火雲生。猿躩時能嘯，鳶飛莫敢鳴。海窮南徼盡，鄉遠北魂驚。泣向文身國，悲看鑿齒氓。地偏多育蠱，風惡好相鯨。”
張籍《蠻州》一詩稱：“瘴水蠻中入洞流，人家多住竹棚頭。青山海上無城郭，唯見松牌記象州。”
李紳《逾嶺嶠止荒陬抵高要》稱：“天將南北分寒燠，北被羔裘南卉服。寒氣凝爲戎虜驕，炎蒸結作蟲虺毒。周王止化惟荆蠻，漢武鑿遠通孱顔。南標銅柱限荒徼，五嶺從兹窮險艱。衡山截斷炎方北，迴鴈峰南瘴烟黑。萬壑奔傷溢作瀧，湍飛浪激如繩直。千崖傍聳猿嘯悲，丹蛇玄虺潜蜲蛇。瀧夫擬楫劈高浪，瞥忽沉浮如電隨。”
唐人用大量富於文學色彩的詩文，描述了嶺南自然環境的險惡。
再次，在唐代大量詩文中，嶺南被描繪成了一個蠻夷的世界。宋之問被貶嶺南瀧州（今廣東羅定縣）參軍，途經作爲五嶺通道的大庾嶺，其《早發大庾嶺》稱“嵥起華夷界，信爲造化力”，“登嶺恨辭國，自惟勖忠孝”，“適蠻悲疾首，懷鞏淚沾臆”
。盧仝《寄崔柳州》稱：“三百六十州，尅情惟柳州。柳州蠻天末，鄙夫嵩之幽。”
貫休《南海晚望》稱：“海上聊一望，舶帆天際飛。狂蠻莫掛甲，聖主正垂衣。風惡巨魚出，山昏群獠歸。”
嶺南除了聚集大量俚獠蠻猺民衆之外，而且還居住着不少未開化的原始人群，唐人將他們稱爲“魑魅”、“山都”
、“山魈”
、“木客”
、“島夷”
，等等。尤其是“山都”、“山魈”、“木客”等，史籍往往將其描述成神鬼或怪獸，他們其實是一種生活在山林中後來又消亡了的原始族群
。宋之問《桂州三月三日》稱：“代業京華裏，遠投魑魅鄉。”
元結《送孟校書往南海并序》稱：“吾聞近南海，乃是魑魅鄉。”
嚴維《送李秘書往儋州》稱：“魑魅曾爲伍，蓬萊近拜郎。臣心瞻北闕，家事在南荒。”
在唐代嶺南，人們也很容易與這些原始人類偶遇。張祜《寄遷客》稱：“萬里南遷客，辛勤嶺路遥。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魈。瘴海須求藥，貪泉莫舉瓢。”
王建《送流人》稱：“水國山魈引，蠻鄉洞主留。漸看歸處遠，垂白住炎州。”
劉禹錫在連州所作《莫猺歌》稱：“莫猺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
皮日休《寄題羅浮軒轅先生所居》稱：“真檀一炷石樓深，山都遣負沽來酒。”
其《寄瓊州楊舍人》又稱：“行遇竹王因設奠，居逢木客又遷家。”
而“島夷”又稱“白水郎”，與古代疍民等水上居民有關。皇甫曾《送徐大夫赴南海》稱：“海内求民瘼，城隅見島夷。”
元稹《和樂天送客遊嶺南二十韻》稱：“島夷徐市種，廟覡趙佗神。鳶跕方知瘴，蛇蘇不待春。”
元稹《送嶺南崔侍御》稱：“洞主參承驚豸角，島夷安集慕霜威。黄家賊用鑹刀利，白水郎行旱地稀。”
施肩吾《島夷行》稱：“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
當北方内地官員和士人來到嶺南後，他們對於語言和文化的差異有着十分强烈的感受。柳宗元在與嶺南鄰近的永州所作《與蕭翰林俛書》稱：“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漢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
所谓“鴂舌”，《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漢代趙岐注：“鴃，博勞鳥也。”
柳宗元《柳州峒氓》稱：“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緑荷包飯趁虚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前引韓愈《縣齋有懷》又稱：“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
賈島《送人南遊》稱：“蠻國人多富，炎方語不同。”
李商隱《昭州》稱：“桂水春猶早，昭州日正西。虎當官渡鬬，猿上驛樓啼。繩爛金砂井，松乾乳洞梯。鄉音呼可駭，仍有酒如泥。”
李商隱《異俗》又稱：“虎箭侵膚毒，魚鉤刺骨銛。鳥言成諜訴，多是恨彤幨。户盡懸秦網，家多事越巫。”
所謂“家多事越巫”，説明嶺南巫風很盛。劉禹錫《南中書來》稱：“君書問風俗，此地接炎州。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
此外，嶺南巫蠱之風也很盛行。劉恂記載“廣之屬郡及鄉里之間，多蓄蠱”
。前引宋之問《入瀧州江》又稱：“地偏多育蠱，風惡好相鯨。”
最後，在唐代大量詩文中，嶺南亦是唐朝最主要的流放地和貶謫地。以上我們所徵引的唐人描寫嶺南的詩文，其中大部分其實都與被貶謫或被流放的官員士大夫有關。嶺南作爲流放的重地有其非常悠久的歷史，而唐朝則有重要發展。唐玄宗《貶責羅希奭張博濟敕》稱桂州“地列要荒，人多竄殛”
。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師序》稱：“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
宋之問在嶺南端州稱：“逐臣北地承嚴譴，謂到南中每相見……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
沈佺期《入鬼門關》稱：“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土地無人老，流移幾客還。自從别京洛，頽鬢與衰顔。夕宿含沙裏，晨行岡路間。馬危千仞谷，舟險萬重灣。問我投何地，西南盡百蠻。”
白居易《寄隱者》詩云：“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由來君臣間，寵辱在朝暮。”
其《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又稱：“路足羈棲客，官多謫逐臣。”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稱：“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柳宗元稱：“百越蓁蓁，羈鬼相望。”
楊炎《流崖州至鬼門關作》稱：“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
張均《流合浦嶺外作》云：“瘴江西去火爲山，炎徼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
正是有唐一代大量詩文對嶺南地域“文化意象”的塑造，大大加深並且固化了人們對嶺南“原始蠻荒”的印象。正因爲如此，整個唐代，嶺南都被唐人視爲畏途。
至宋代，嶺南地域“文化意象”並未有明顯改觀。一方面嶺南仍然是宋朝國家安置左降官和流放罪犯最主要的地區
。另一方面在宋代文獻典籍中，嶺南瘴癘疾疫横行的記載要遠多於唐朝，而且情况還要更加嚴重。《宋史·兵志》稱“廣南瘴癘之鄉”
。宋代諺語稱嶺南瘴曰：“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説著也怕。”
宋人記載“嶺南諸州多瘴毒，歲閏尤甚”
；“嶺南多曠土，茅菅茂盛，蓄藏瘴毒”
。宋仁宗景祐（1034—1037）年間，梅摯撰《五瘴説》稱：“瀕海之地，嶺表之區，皆有瘴焉。”
正因爲如此，兩宋人似乎比唐人更加畏懼來到嶺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廣西轉運使朱希顔所作《跋龍圖梅公瘴説》稱：“嶺以南，繇昔曰瘴，士人畏往，甚於流放。蓋嵐烟氛霧，蒸鬱爲厲，中之者死。人之畏往，畏其死也。”
朱弁稱“嶠南山水極佳而多奇産，説似中州，人轍顰蹙莫有領其語者。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
。宋劉攽稱：“異時仕宦嶺南者，常患其地荒雜，惡草毒蛇，海祲山霧，鬱蒸蓄積，中人爲病，或以爲死不得盡其天年。”
南宋人周去非有在廣西仕宦多年的經歷，其《嶺外代答》一書記載“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嶺南部分地區因爲瘴癘嚴重，還有“大法場”和“小法場”的惡名
。正是這種獨特的自然環境，使宋代官員士大夫亦將嶺南視爲畏途。南宋著名詩人江西吉州人楊萬里（1127—1206）稱：
官吏之行者，若江淮之間，道里之遠，飢寒之恤，猶忍言也。至於二廣，則風土之惡，瘴癘之禍，不忍言也。父母妻子，哭其去，又哭其歸。去則人也，其哭猶忍聞也。歸則喪也，其哭不忍聞也。大抵去而人者十焉，歸而鬼者七八焉，而人者二三焉。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也。病而全者又十而一二焉。外路之官吏何辜，而使之至於此也。
由此可見，很多宋代官員士大夫及其家屬都將出仕嶺南看成是一種生離死别的經歷。而周去非還記載嶺南很多地方都有各種猛獸出没，稱“深廣之民，結栅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編竹爲棧……蓋地多虎狼，不如是則人畜皆不得安”
；“虎，廣中州縣多有之，而市有虎，欽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間，時出爲人害，村落則晝夜群行，不以爲異。余始至欽，已見城北門衆逐虎，頗訝之。”
他又稱：“古富州，今昭州昭平縣，在灕江之濱。荆棘叢中，止有三家茅屋及一縣衙，真所謂‘三家市’也。有舟人登岸飲酒，遂宿茅屋家。夜半，覺門外託託有聲，主人戒之曰：‘毋開門！此虎也。’奴起而視之，乃一乳虎將數子以行。今爲縣乃爾，不知昔日何以爲州耶？”
周去非所説的“古富州”，就是指唐代所創設的富州。而這些記載不僅説明了宋代廣西等地的原始荒僻，同時也進一步證明了唐朝嶺南西部一些州縣的落後狀况。
而類似的記載，實際上還一直延續到元明清時期。例如，元代釋繼洪稱：“五嶺之南，不惟烟霧蒸濕，亦多毒蛇猛獸。”
貢奎《寄廣東阿魯威元帥》稱：“萬里南荒丈夫志，瘴烟毒霧蛟鰐横。”
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巴圖爾丹所作《鬱林州學記》稱：“嶺南炎荒地遐，聯延海北，大理、交趾、雲南、夷江犬牙相錯，溪峒深窈，憑險負固，往往鴟義奸宄，悍然梗化。鬱林介嶺海間，地曠而夷，弄兵潢池，恒弗戢，上下譸張，無所於錯。”
明代海南籍的大學士丘濬稱南蠻“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死”
。明代著名理學家王守仁稱：“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戎，自昔與中原不類。”
在清代官員士人對嶺南的記載中，我們也能找到很多大致類似的記載。
毋須諱言，正是歷代文獻典籍中對嶺南如此繁多而且具有連續性的記載，使得國内外學術界研究唐代嶺南區域史在相當長的時期内更多地關注了其原始蠻荒和停滯落後的一面。1914年，日本漢學家桑原騭藏（1871—1931）在其名篇《歷史上所見的南北中國》中稱，“隋唐統一後，南方的風氣更加開發。不過，實際上只限於南方的北部，即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等地區，南部即今湖南及江西南部，以至福建、廣東地區，即便到了唐代，文化仍然低微”，“廣東地區更是未開化。從漢代開始經過六朝以至唐代，嶺南是政治罪犯及其家屬遠謫之所”，“從西漢至五代約一千一百年間”，嶺南“被視爲蠻夷之區，這點則依然没有差别”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著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Schafer）相繼撰有多種專門研究唐代嶺南區域史的論著，其中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是其《赤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一書。該書從多方面揭示了唐代嶺南地域“文化意象”的基本内涵及其成因，因而也更多地關注和突出了唐代嶺南“原始蠻荒”的一面
。薛愛華認爲，雖然中國人很久以前就聲稱擁有南越這片土地，但是直到唐代，這個地方對中國人來説仍然是陌生的、奇異的
。日野開三郎研究唐代嶺南賦税制度，稱唐朝“中央權力對嶺南道行政管理的滲透很微弱，嶺南道是一個具有近於羈縻性自主權的特别區。儘管這種狀况應當是由於道内主要居民爲土著少數民族，漢人較少而引起的”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學者曾華滿爲此還專門撰寫了《唐代嶺南發展的核心性》一書
，强調整個唐代嶺南道，除了廣州因爲海外貿易而形成的“孤立的”、“畸形的高度繁榮”之外，其餘絶大部分地區都仍然還處於“原始蠻荒”和“停滯落後”的狀態。近年來，有研究宋代嶺南的論著，仍然强調“嶺南從秦漢到宋代，始終處於一種蒙昧、尚待開發的狀態”
。
我們認爲將秦漢以來的嶺南區域史描述成一種綫性的發展過程，固然不太符合歷史的實際情况，但是，如果囿於歷史資料中這些大量而且具有連續性的記載，就會更多地關注其原始、落後、静止、停滯的一面，而相關認識也會很容易忽略唐朝嶺南歷史發展與秦漢六朝隋的重要差别，忽略唐朝近三百年間嶺南經濟社會文化的重要發展，包括唐朝本身從前期到後期的重大變化。總之，以上這兩種研究方法和認識方法，都有可能導致其相關研究結論存在某種片面性。
唐朝建立起統一强盛的中央集權國家，其對嶺南的經略和開發力度前所未有，而在整個唐代，嶺南地域社會都處在深刻而劇烈的變動中，並對其後嶺南歷史發展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例如，唐代在全國所設十道中，以嶺南道地域空間的變動和分化整合最爲劇烈。隋煬帝大業初年在嶺南設置有十九郡，一百五十二縣。然而唐朝在嶺南道“爲州七十有三，都護府一，縣三百一十四”
。另外還設有九十二個羈縻州
。嶺南州縣數量大幅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唐朝中央把原來“溪洞豪族”勢力强大的州分割成更多的州縣，另一方面則是將大量“溪洞”地區開闢爲新的州縣。《新唐書·地理志》等就明確記載嶺南很多州縣就是因“開山洞”而成立的。唐初先後設置過十多個都督府，但最終整合爲廣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五府，號稱“嶺南五管”。唐玄宗後期，唐朝設置了嶺南節度使。至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嶺南道又分設東、西兩道節度使；咸通七年（866），在安南都護府境内又專設静海軍節度使。唐朝在嶺南實行了經制州、羈縻州、都督府、都護府等不同的管理方式，將大量“溪洞”地區納入王朝國家統治體系中。歷史資料證明，古代嶺南的開發，最主要體現爲政治開發。王朝國家一般都首先通過軍事征服和地方行政機構的完善，以確立有效的統治網路和政治秩序，並使之與統治中心地區在政治上基本保持一致，然後再以國家力量來强制性地推動經濟開發。
史籍和新出土資料證明，唐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政令的統一，在嶺南實行了與北方内地基本相同的編户制度和賦税制度，諸如府兵制、租庸調制以及兩税法，都得以在嶺南得以推行。唐太宗曾經誇耀説：“前王不闢之土，悉請衣冠；前史不載之鄉，並爲州縣。”
又稱：“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户乎！”
唐宣宗《授紇干泉嶺南節度使制》稱：“朕垂衣裳以臨四海，因性分以撫群生，必欲叶軌而同文，不敢重近而輕遠。况駱越故地，蠻夷錯居，尤須謹廉，以察封部。”
唐代後期詩人許渾《朝臺送客有懷》亦稱：“趙佗西拜已登壇，馬援南征土宇寬。越國舊無唐印綬，蠻鄉今有漢衣冠。”
正因爲如此，唐朝將嶺南大量蠻夷民衆改變成爲王朝國家體制下的“華夏”之人。古代王朝國家控制地方社會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對地方官員的選任和考核。而唐朝也大大加强了對嶺南地方官員選任的控制，一方面通過“北選”、“南選”等方式，選任官員充任嶺南地方官員，使六朝以來的嶺南“溪洞豪族”失去了賴以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礎，並最後走向衰滅。另一方面又通過科舉制度，使不少嶺南本地士人進入仕途，直接參與唐朝國家的政治事務。也正是唐朝國家對嶺南地方社會控制的大大加强，嶺南經濟社會文化風俗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要而深刻的變化。
唐朝在嶺南所實行的政治制度、邊疆制度和民族政策等等，對宋代及以後嶺南歷史的發展都産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4），樂史奉敕編纂《太平寰宇記》，其記載廣州風俗云：“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故蕭齊《志》云：‘憑恃險遠，隱伏巖障，恣行寇盗，略無編户。’爰自前代，及於唐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文通經史，武便弓弩，婚嫁禮儀，頗同中夏。”
以上所謂“蕭齊《志》”，是指《南齊書·州郡志》對廣州的記載。而所謂“爰自前代，及於唐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則直接自唐代杜佑的名著《通典》
。《太平寰宇記》一方面仍然記載了嶺南不少地方“人雜夷獠”的情形，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從總體上肯定嶺南“文通經史，武便弓弩，婚嫁禮儀，頗同中夏”。説明經過唐朝近三百年的統治，嶺南的社會文化與風俗習尚確實都已發生了十分顯著的變化。明代黄佐（1490—1566）是廣東著名學者，他在《廣東通志·名宦傳》的評論中説：“李氏造唐，鋭精政理。吏百粤者，大都先明作而後惇大，功業往往超越前古。蓋上行下效，機固如此。”
明末清初著名粤籍學者屈大均也説，嶺南“蓋自秦、漢以前爲蠻裔，自唐、宋以後爲神州”
。屈大均敏鋭地指出了唐宋時期在嶺南文化意象從“蠻裔”向“華夏”和“神州”這一歷史轉變中的重大意義。正因爲如此，唐代嶺南區域歷史中所包含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面相，還需要我們去努力探討和揭示。
本書所討論的内容，大量使用了“溪洞”和“溪洞豪族”、“溪洞社會”等這些前人較少使用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在此作比較簡略而又明確的解釋。
嶺南雖然早在秦漢時代即已被納入中國的版圖，但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等各方面長期都與中原内地存在較大的差異。自六朝以來，“溪洞”一詞非常頻繁地出現於史乘，其地域分布遍及長江以南，而嶺南則是“溪洞”記載最集中和最有代表性的地區。所謂“溪洞”又稱“山洞”、“村洞”、“川洞”、“洞”、“獠洞”、“黄洞”、“俚洞”、“蠻洞”、“猺洞”、“黎洞”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一些研究古代南方區域史或民族史的學術著作，往往將史籍中這種與南方民族有關的“山洞”、“洞”等，解釋成中國西南地區因爲喀斯特地形所形成的石灰岩溶洞。這種解釋其實是對史籍的一種誤解，中古以來的“溪洞”與這種的溶洞没有直接關係，因爲唐代嶺南道、黔中道以及福建很多新的州縣就是“開山洞”而設置的。那麽，中古以來的史籍中的“溪洞”究竟是指什麽呢？
首先，中國古代史籍中的“溪洞”或“洞”，一般都與中國南方山區的自然環境密切相關。漢代許慎《説文解字》釋“洞”曰：“疾流也，从水。”
所謂“疾流”一般都是指山間湍急的河流。清代《康熙字典》解釋了“洞”的多種涵義，其中稱：“又幽壑曰洞。”
所謂“幽壑”是指幽深空闊的山谷。而“溪”原本作“谿”。漢代《爾雅》曰：“水注川曰谿；山瀆無所通曰谿。”
《説文解字》亦稱：“谿，山垻無所通者。”
漢代緯書《春秋説題辭》稱：“谿者，隱也。深虚繞山，令得愽也。”
唐顔師古注解漢代史游所撰《急就篇》稱：“山瀆無所通曰谿，泉出通川曰谷。一曰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而古代南方少數民族生活居住的環境大多與這種意義的“溪”或“洞”有關。西漢建元六年（前135），漢武帝欲發兵攻取閩越國，淮南王劉安上書稱：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
以上説明了古代南方的百越和其他民族的生活環境多與谿谷阻險林叢相關，所謂“漁獵山伐”
，大致就是秦漢時期南方山區少數民族主要生活方式。前引《淮南子·原道訓》亦稱：“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
酈道元《水經注》記載武陵郡的五溪蠻曰：“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
五溪蠻又稱“溪蠻”、“溪人”、“奚人”、“溪族”或“洞蠻”等等。南齊人黄閔《沅陵記》稱：“五溪十洞頗爲邊患，自馬伏波征南之後，雖爲郡縣，其民叛擾，代或有之。蓋恃山險所致。”
所謂“五溪十洞”，這是據我們所知最早提到將“溪”與“洞”相連接的例子之一。在魏晉以後，“溪洞”一詞却越来越多地與南方少數民族定居的農耕生活相聯繫。《宋史》記載西南溪洞諸蠻稱：“諸蠻族類不一，大抵依阻山谷，並林木爲居。”
這種山間的谷地往往就被稱爲“溪洞”或“洞”。徐中舒先生通過語言學的研究指出，“古代西南地區凡以良、郎、浪、梁爲名者，皆因其居於溪谷之中而得名”
；“夜郎”的得名，就是指“居於溪谷中的部族”
；“黔、越、溪、洞、陰、陽、林、箐等名稱，是歷史上常用以記述南方部族居處的自然環境的。懂得這些名詞的含義，對於理解我國境内南方少數民族的歷史，是有幫助的”
。
其次，在六朝至唐宋典籍中，“溪洞”或“洞”等往往都與南方少數民族及其特定的社會結構密切相關。“溪洞”因此又有“獠洞”、“黄洞”、“俚洞”、“蠻洞”、“猺洞”、“黎洞”等不同説法。其中“黄洞”又稱“黄洞蠻”，六朝後期主要活動在今湖南南部，唐宋時期則活動在嶺南西部羈縻州地區
。而“洞”又寫作“峒”、“垌”或“峝”等等，洞中有“洞丁”或“洞民”。清代郝玉麟《廣東通志》稱：“峒獠者，嶺表溪峒之民，古稱山越。”
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稱羈縻州洞，“隸邕州左右江者为多”，“自唐以來内附，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洞”
。可見，這裏的“洞”又是指羈縻州縣下的基層組織。至於六朝唐宋時期“溪洞”或“洞”内部的社會結構，徐中舒先生認爲“洞”乃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村公社，是一種原始形態的村社共同體，“它就是以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在土曠人稀土地公有的條件下，合耦而耕，共同分配生産物的耕作制的社會”，而且從古代一直延續到明清。徐中舒先生又以宋代海南島黎族的“黎洞”爲例，認爲黎洞實爲父系小家庭組織，“是古代村社共同體發展的最後階段”，“解放前黎洞規模大小，與宋代還是相差不遠，這裏就是一個進步的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與合耦共耕的合畝制相結合的社會”
。因此，自中古以來的“溪洞”，其内部一般還保留着部族社會的特徵，其部族的頭領在史書中多稱“首領”或“洞主”等等，而“大首領”、“渠帥”或“豪酋”等則多爲部落聯盟的首領。本書中的所謂“溪洞豪族”，一般是指具有部族聯盟首領身份同時又世代兼有地方州縣官職的特殊階層。
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對於古代“溪洞”的含義有獨特而又重要的解釋，他説：“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個長，自爲一處，都來朝王，想得禮數大段藞苴。”
朱熹將傳説中的大禹在塗山所盟會的“萬國”，與自中古以來的“溪洞”相提並論。我們還可以引用明清幾條頗具典型意義的記載來進一步説明。明初鄺露《赤雅》稱：“獞人聚而成村者爲峒，推其長曰峒官。”
明嘉靖年間，浙江錢塘人田汝成（1503—1557）曾出任廣西布政司，其《炎徼纪闻》一書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獞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猺雜處風俗略同”，“聚而成村者爲峝，推其酋長曰峝官”；又記載海南島的黎人，“黎人，隝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黎族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峝，峝各有主，父死子繼”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明代的“溪洞”也並非只存在於中國南部邊徼荒遠之地。在明代，離廣州不遠的山區仍然有“溪洞”活動的記載。清初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稱：“南海縣溪峒西南有十三村……蠻獠出入行刦，有盧包水爲捷徑……弘治初，蠻首譚觀福作乱。既討平後，立從化縣治于上游。”
可見，明孝宗弘治（1488—1505）初年廣州從化縣的開設，即與明朝對廣州地區溪洞的開發直接相關。而古代南方各地“溪洞”的長期存在，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
再次，“溪洞”或“洞”一般就是指古代南方山區少數民族定居的農耕性村落。唐代詩人盧綸《逢南中使因寄嶺外故人》一詩稱：“巴路緣雲出，蠻鄉入洞深。”
宋之問《過蠻洞》稱：“越嶺千重合，蠻谿十里斜。竹迷樵子徑，萍匝釣人家。林暗交楓葉，園香覆橘花。誰憐在荒外？孤賞足雲霞。”
以上兩首詩中的“洞”或“蠻洞”，都是指崇山峻嶺中蠻人的村落。而這種村落應以農耕爲主。前引柳宗元有《柳州峒氓》一詩，其中還稱“青箬裹鹽歸峒客”
。徐松石先生指出，“峒或垌，乃古蒼梧族田場的稱呼。同一水源的一個小灌域，便稱之爲一個峒”，而柳宗元所説的峒民歸峒，“乃指他們回田場去”
。宋代朱輔《溪蠻叢笑》有兩條極具典型意義的材料，其“隘口”條稱：“凡衆山環鎖，盤紆岪鬱，絶頂貫大木數十百，穴一門來去。此古人因谷爲寨，因山爲障之意。名曰隘口。”而其“平坦”條又稱：“巢穴外雖峙嶮，中極寛廣。且以一處言之，犵狫有鳥落平，言鳥飛不能盡也。周數十里，皆腴田。凡平地名曰平坦。”
除此之外，司馬光亦記載廣西邕州“三十六洞”之中，惟以“結洞”酋長黄守陵最强，“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四面阻絶，惟一道可入”
。這些記載一方面説明古代“溪洞”具有較爲明顯的封閉隔絶的特點，另一方面説明唐宋時期的“溪洞”其内部大多有適宜農耕的土地。虽然自中古以來的“溪洞”，不一定都有如此典型而獨特的自然環境，但是在多數情况下，六朝至唐宋時期的“溪洞”或“洞”，一般都主要是指中國南方山區少數民族的農耕性村落或村寨。
最後，中古時期的嶺南之所以成爲“溪洞”等記載最爲集中的地區，一方面源於嶺南較爲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少數民族的高度集中，然而另一方面，我們認爲更源於六朝隋唐中央王朝對嶺南的大力開發。因爲只有蠻漢接觸交流的大量增加，才使得“溪洞”的記載大量而頻繁地出現於史乘。唐代嶺南道屬於“溪洞”的地區，不僅包括了絶大多數羈縻州府，同時也還包括很多“夷獠雜居”然而却由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經制州縣。如前所述，唐代嶺南道和黔中道以及福建等地新設立的州縣，其中大量都是“開山洞”而成立的。在這樣一些“溪洞”地區，封建制度與原始部族制度和奴隸制度的因素往往同時並存。唐代嶺南的開發和社會變遷，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恰恰就是嶺南“溪洞”地區的開發和社會變革，是封建制度逐步取代原始部族制度和奴隸制度的過程，並且爲其走上與中原内地基本同步的道路準備了基礎。而本書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試圖通過對歷史資料的疏理和研究，盡可能地揭示發生這些轉變的具體原因、表現形式及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同時也試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中國歷史發展的多樣性，説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本課題首先是近一百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國遠東學院於1898年成立，是法國專門研究南亞、東南亞以及東亞文明的學術重鎮，二十世紀初，出現了一批具有開創性和代表性的研究，例如伯希和（Paul Pelliot）撰、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
、馬伯樂（Henri Maspero）的《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
、《馬援的遠征》
、鄂盧梭（L．Aurouseau）的《秦代初平南越考》
，等等。這些論著至今仍堪稱是這一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其後歐美日等學術界都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出世。在本書各章節中，我們將盡可能地作相關徵引和討論。本課題一直也是中國斷代史、邊疆史、民族史、區域史、海洋史、中外交通史等領域共同關注的問題。岑仲勉、羅香林、蒙文通、徐中舒、徐松石、戴裔煊、方國瑜、童恩正、淩純聲、陳序經、嚴耕望、譚其驤等很多前輩學者的研究，至今仍具有極大的啓發性。而與本課題相關並可資參考的論著亦很多。
前人的研究爲我們準備了良好的基礎和條件，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本課題研究仍然存在較多薄弱環節甚至空白點，主要體現在這些方面：第一，前人還較少將整個嶺南視爲唐朝疆域内一個特定的區域進行專門考察研究。從地域空間範圍來看，對於唐代廣州以及周圍地區的研究較爲集中。而對廣州以外地區的相關研究則顯得比較薄弱。第二，前人的研究較多概括性的論述，而對唐代嶺南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性、不平衡性和複雜性等等，對於唐代嶺南社會重大變動的原因、具體表現形式及其深遠影響等等，都還需要作更加具體和更加深入的研究。第三，前人所依據的資料比較集中在正史和典章著作等。我們認爲對相關資料蒐集的範圍還可以作更大的擴充，同時對相關原始資料的解讀也還可以進一步深入。
我們在此還需要對本書研究的情况作幾點説明。從研究的對象來看，本書並不是對唐代嶺南區域史全方位的研究。前人一系列相關論著，使唐代嶺南經濟社會文化的一般狀况已經比較明了。而本書則試圖在前賢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專題研究的形式，使唐代嶺南區域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能得到進一步深化；從地域空間範圍來看，本書亦不是對隋唐嶺南區域作全方位的研究，而是比較集中在嶺南西部和南部地區。這一點恰恰也是秦漢以來嶺南區域開發的特點所决定的。如前所述，秦漢至隋唐嶺南的開發，形成了比較鮮明的環繞南中國海的特徵。兩漢以後，中央王朝在嶺南開發的重點，則從交趾爲中心的北部灣沿岸，逐步向以廣州爲中心的南部沿海以及以西江爲主幹的嶺南内陸腹地拓展。孫吴黄武五年（226），交州刺史吕岱“以交趾絶遠”
，“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
。孫吴政權首次將交州分割成交、廣二州。將交趾、九真和日南即所謂“海南三郡”，劃歸交州管轄。將蒼梧、南海、鬱林、合浦，即所謂“海東四郡”，劃歸廣州管轄。然而尋又復舊。至孫吴永安七年（264），即正式分交州而置廣州
。而廣州在嶺南的地位也逐漸淩駕於交州之上。宋人周去非稱嶺南“漢分九郡，視秦苦多，其統之則一交州刺史耳。至吴始分爲二，於是交、廣之名立焉。時交治龍編，廣治番禺。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合交、廣爲一，置採訪使于番禺，其規模猶漢時，唯帥府易地也”
。又稱“漢帥府在交州，唐在廣州”
。從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唐朝嶺南地道圖來看，今西江以東的嶺南地區，除了粤北的韶州、連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廣州之外，屬於粤東的潮州和循州所占地理空間比較大
。然而，因其開發較晚，相關歷史資料也相當缺乏。因此，對唐代嶺南研究在地域空間上的不平衡性，是歷史資料本身的狀况所决定的。
歷史資料是歷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礎。衆所周知，中古時期的嶺南地處炎徼荒裔，歷史資料的匱乏和分散被公認爲是最大的難題。近三十年來，我們對原始資料的蒐集和考辨是不遺餘力的。我們將這些資料分爲六大類：①碑刻資料；②正史、編年史、政書、文集、筆記、小説、詩詞、類書等文獻；③歷代地理書和嶺南地方志資料；④宗教經典；⑤敦煌文書及考古資料；⑥域外文獻和碑銘，等等。
我們在此試以碑刻資料爲例略作説明。宋代以前嶺南碑刻資料相當缺乏。值得注意的是，《隋書·經籍志》集部却提到早在南朝蕭梁時就有《廣州刺史碑》十二卷
。該書很可能是嶺南歷史上最早的碑集。這部碑集大致早在唐朝就已經亡佚了。後來研究嶺南史的學者對這部碑集的意義也有不同的看法。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翁方綱所作《粤東金石略自序》稱：“世多稱集古自歐陽子（即歐陽修），然碑集之作，始於陳勰、謝莊逖矣。而梁時書目已有《廣州刺史碑》十二卷，惡得以服嶺以南限哉。”
然而，明代黄佐却稱，“自中原入魏，江東分王，吾廣遂爲嶺海雄藩”，“嘗考隋《藝文志》（實爲《經籍志》，本書作者注），《廣州刺史碑》多至十有二卷。然今所獲見，惟徐陵撰歐陽頠宦迹一篇。而所謂德政不過力政焉爾。則其他名浮於實，行之不遠，宜矣”
。黄佐作爲研究嶺南地方史卓有成就的粤籍學者，其相關評論很可能是緣於其對嶺南早期史料的闕憾。
自清朝中期以來，國内外其實重新發現了相當數量的與隋唐五代嶺南有關的石刻碑銘，基本上可分爲三個來源，一是自晚清以來嶺南地方志、相關金石著作和考古發掘報告等資料中所見的石刻碑銘；二是近代以來在嶺南地區之外，尤其是在西安、洛陽等地發現的有關墓志；三是自1998年以來，法國遠東學院與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相繼出版了《越南漢喃銘文彙編》第一、二集，其中整理並刊布了在越南出土的隋唐五代至兩宋的漢文碑銘及銅鐘銘文。這些石刻碑銘資料真實地記録了中央王朝在嶺南地區的開拓經略，反映了隋唐嶺南社會的狀况和重要變遷，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將這些石刻碑銘與各種傳世文獻結相互參證，既可以從多方面補傳世文獻之闕，使許多被高度“碎片化”的歷史事實得以復原或重新構建，亦可以在諸多重要歷史問題上得出新的認識。特别是在宋以前嶺南區域文獻記載相当匱乏的情况下，就更加突顯了石刻碑銘資料的重大價值。然而，到目前爲止，這些珍貴的碑刻資料似乎還很少被國内外學術界所關注和研究。
我們將致力於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陳寅恪《王静安先生遺書序》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其中即包括“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
。本書在以上兩方面都有較多具體運用。一方面是將清朝以來所發現的碑銘和考古資料包括敦煌文書等與傳世文獻相互參證；另一方面將中國古籍與越南相關史書記載相互參證。此外，我們還將盡可能把對歷史文獻的研究與對歷史現場的實地考察結合起來。
第一章，唐代嶺南南部“溪洞社會”的重大變遷論考。
第一節，中古嶺南南部沿海甯氏家族淵源及其夷夏身份認同——以隋唐欽州甯氏碑刻爲中心的考察。從南朝中期至唐朝前期，欽州甯氏家族是嶺南南部沿海最著名的“溪洞豪族”之一。在《隋書》以及新、舊《唐書》等正史中，欽州甯氏家族一直都是以“俚帥”、“蠻酋”的身份而被記載的。然而，在清道光年間和民國年間先後出土的兩方隋唐甯氏碑銘，却都將其家族的淵源追溯到北方中原，並且把他们自己看成是漢文化在欽州等蠻夷之地的重要傳播者。對於欽州甯氏究竟是屬於具有“蠻夷化”傾向的北方家族，還是屬於具有“漢化”特徵的嶺南土著蠻夷首領，國内外學術界也有不同看法。欽州甯氏家族這種在夷夏身份認同上的矛盾，其實在中古時期的嶺南頗具普遍性和代表性。對這些特殊家族夷夏身份認同問題的討論，對於深入研究中古南部邊疆和海疆開發的歷史進程以及社會結構的演變等具有重要意義。而欽州甯氏家族與南朝和隋唐中央王朝的關係及其世襲性的政治特權，也爲我們進一步瞭解中古嶺南“溪洞豪族”和“溪洞社會”提供了特定視角。第二節，唐代“南選”制度與嶺南溪洞社會的重大變遷。本節探討了唐初“南選”實施的歷史背景、“南選”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對中古嶺南社會結構所帶來的重大影響。自宋代以來，研究者一般都將“南選”看成是唐、宋王朝因爲嶺南、黔中等地經濟文化落後而實行的選任當地土著爲地方官的制度。我們認爲唐初“南選”實施最直接的背景，是六朝以來嶺南“溪洞豪族”世襲的政治特權與唐中央王朝之間的尖鋭矛盾。而“南選”的實質，就是要把嶺南地方州縣官員的選拔，直接納入中央王朝控制的政治體制中。其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六朝以來“溪洞豪族”階層的最後衰滅和嶺南社會的深刻變革。而唐代中後期的“南選”制度則突出了嶺南、黔中等地因爲經濟文化較爲落後而選用當地土人的性質。第三節，唐代“南選”制度相關問題新探索。本節進一步考察了唐代“南選”各種資料之間的内在關係。唐代“南選”制度與嶺南、黔中和福建等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狀况特别是“溪洞”比較集中的情况有關。而“南選”制度在這些地區實施的具體背景、範圍、時間長短以及社會影響等亦各不相同。至唐文宗（827—840）統治後期，由於嶺南等地方藩鎮權力的擴大，作爲嚴格意義上的由唐朝中央直接控制的“南選”制度已經走向終結。然而直到唐末，甚至包括兩宋時代，“南選”作爲一種選拔嶺南本土人士爲州縣官的特殊途徑，却仍然在以新的形式被繼續沿用。第四節，唐代嶺南地區的奴婢問題與社會變遷。唐代嶺南很多“溪洞”地區還盛行公開掠賣人口的習俗，而奴婢充斥了社會生産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嶺南也是全國最主要的奴婢供應地。而唐代嶺南奴婢的大量存在，與嶺南“溪洞”地區的歷史傳統以及經濟社會結構的特殊性密切相關。唐代後期，中央王朝和嶺南地方官府推行了一系列限制奴婢的措施，促使奴婢作爲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逐步走向萎縮。而這些措施亦促進了封建生産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因而唐代嶺南奴婢問題，也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嶺南“溪洞”社會的重要變遷。
第二章，隋唐碑刻所見中央王朝對交州地區的經略及其影響。
自秦皇漢武開闢南越，中央王朝對交州（今越南北部，亦稱安南）實行郡縣統治長達一千年以上。然而，由於歷史資料十分匱乏，國内外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比較有限。本章屬於以中越兩國所見隋唐碑銘为中心所展開的多項專題研究。第一節，南朝隋至唐初中央王朝與交州關係論考——以越南现存《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之碑文》爲中心的考察。本節通過南朝至唐初的九真郡黎氏家族興衰的歷史，較爲詳細地考察了交州與中國中央王朝之間的政治關係，也探討了中古交州地方社會的演變以及漢文化的傳播發展。第二節，越南新出隋朝《舍利塔銘》及相關問題考釋。本節通過近年在越南新出土的隋朝《舍利塔銘》，探討了隋朝與交州地區佛教文化的交流，並以此爲基礎了探討了隋文帝仁壽年間交州的政治形勢，認爲隋仁壽元年（601）十月交州舍利塔的興建，反映了隋朝與交趾李佛子割據集團之間一段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史。隋朝在平定李佛子之亂後，其對交州以及南海的經略亦隨之大規模展開，並爲“海上絲綢之路”在唐朝更大的繁盛和發展奠定了基礎。第三節，晚唐高駢開鑿安南“天威遥”運河事迹釋證及推論——以裴鉶所撰《天威遥碑》爲中心的考察。晚唐時期，唐朝在今中越邊境地區開鑿了一條人工運河——“天威遥”，其直接原因是對安南地區數額巨大的軍需糧餉運輸，然而，其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唐朝安南海上通道在政治、軍事和海外貿易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本節詳細考察了歷史上《天威遥碑》文本的流傳、“天威遥”的確切地點以及漢唐時期安南海上通道的重要意義，並從多方面揭示了唐代近三百年間中央王朝在南部邊疆和環南海地區的開拓。
第三章，晉唐時代嶺南地區金銀生産和流通論考——以敦煌博物館所藏唐天寶地志殘卷爲綫索的考察。
本章分三節。第一節，六朝時期嶺南地區金銀生産和流通論考。第二節，唐代嶺南地區金銀生産的重要發展。第三節，敦煌本唐天寶初地志與嶺南銀錢流通和商品經濟發展。“錢帛兼行”是唐代貨幣流通的基本特徵。然而，今敦煌市博物館所藏唐天寶初年地志文書殘卷，却反映了在當時全國十道中，嶺南道是唯一的主要以白銀和銅錢作爲公廨本錢的地區。唐朝嶺南地區金銀貨幣的流通，至少可以追溯到東晉南朝時代，唐代則有重大發展。本章比較系統地考察了晉唐嶺南金銀生産和流通的背景、發展演變過程及其與嶺南地域經濟社會的關係，也探討了這一現象對唐宋國家貨幣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中國古代經濟史和貨幣史研究中有兩個争論已久的問題，一是唐朝的金銀是否曾作爲貨幣流通，二是宋代白銀貨幣流通的形成是否是中亞絲路貿易外來影響的結果。而敦煌所藏唐天寶地志殘卷記載了唐朝州縣公廨本錢的設置，證明了嶺南道是唯一的主要以金銀爲貨幣的地區。唐代嶺南這種特殊的貨幣制度既源于東晉南朝既已形成的傳統，又是以嶺南本地金銀的普遍而大量的生産作爲基礎的。其直接影響是促進了唐宋國家白銀貨幣化的進程。而晉唐時期嶺南金銀的生産和流通，也從一個重要而獨特的方面，反映了中古嶺南區域開發和經濟發展與王朝國家之間的聯繫。
第四章，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開發和社會變遷論考（上）。
唐代“安史之亂”後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遷移，是促使中國南方開發和南北經濟重心發生轉變的根本原因。然而迄今爲止，國内外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一般多限定在江南地區。而唐代嶺南地區則由於歷史資料匱乏且極爲分散，學術界相關討論還非常缺乏。唐代其實也是嶺南經濟和社會發生重要而深刻變化的時期。我們認爲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北方家族大舉向嶺南移民。本章在對歷史資料進行長期蒐集的基礎上，從多方面比較系統地探討了唐代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的具體背景、主要方式及其對嶺南社會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第一節，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地域文化意象嬗變論略——以唐代張九齡和粤北始興張氏家族爲例。本節通過對唐代名相張九齡事迹以及粤北始興張氏家族的考察，探討了唐代北方家族移居嶺南後的發展及其對嶺南社會文化以及地域“文化意象”的演變所産生的深遠影響。第二節，唐代嶺南籍宰相姜公輔和劉瞻新考——兼論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地域文化的關係。與張九齡一樣，來自愛州的姜公輔和連州的劉瞻，均爲唐朝前期因官移貫的北方家族後裔，而且也都是通過科舉進士考試而仕至宰相的。本節通過對姜公輔和劉瞻的家族來源、出仕方式和歷史影響等問題的討論，試圖進一步揭示唐代嶺南地域文化發展與北方家族之間的關係。第三節，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與北方家族移民嶺南論考。唐代嶺南自始至終都是流人和左降官最集中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地區。這兩種制度其實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移民色彩，亦因此成爲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的一種特殊途經，並進而對嶺南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産生了較大影響。
第五章，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開發和社會變遷論考（下）。
本章繼續討論唐代北方家族移民與嶺南開發和社會變遷的關係。第四節，唐後期北方家族移民與嶺南社會文化發展。唐代“安史之亂”後，北方家族爲逃避戰亂，大量向嶺南移民。至晚唐五代時期，有更多的北方官員士大夫以各種方式遷移嶺南。北方家族移民對唐後期嶺南大面積開發和社會文化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根據對有關資料的統計，在從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亂”爆發長達一百三十八年中，整個嶺南道科舉進士僅爲四人。而從“安史之亂”到唐末共一百五十一年間，嶺南籍進士却增加到三十五人。唐後期嶺南籍科舉進士數量的大幅增加，一方面説明唐朝在嶺南統治的深化，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唐後期北方家族移民對嶺南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影響。第五節，南漢王室血統及其與北方家族關係新證——以新出《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爲綫索的考察。近一百年以來，國内外學術界對南漢王室的來源形成了三種主要觀點：一是來自北方家族説；二是來自阿拉伯人後裔説；三是來自嶺南本地“蠻酋”説。本節通過對歷史資料的重新梳理和考證，認爲大量史籍中有關南漢劉氏源於北方家族的記載仍然是可信的。而所謂阿拉伯人後裔説和嶺南本地“蠻酋”説，則都具有比較明顯的斷章取義和穿鑿附會的色彩。唐末五代北方家族大量南遷嶺南是南漢王朝建立的重要基礎和前提。本質上，南漢王朝也是一個以北方官僚家族爲核心的政權。而南漢也因此成爲嶺南開發史上一個極爲重要的歷史時期。第六節，唐五代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的重要影響。本節側重於從中古嶺南“溪洞”含義的變遷、經濟開發和稻作農業的推廣，以及唐以來嶺南語音和社會風俗等的重要變化等方面，繼續討論唐代北方家族移民對嶺南的重要影響。
第六章，唐代房千里《投荒雜録》與嶺南南部沿海社會文化的變遷。
唐後期北方士人房千里出任高州刺史，其撰寫的《投荒雜録》一書，是研究唐代嶺南南部沿海社會風俗的重要資料。第一節，唐代房千里及其《投荒雜録》考證。討論了房千里的身世、事迹以及《投荒雜録》的版本流傳。指出了前人的失誤，也爲其他相關專題研究準備了基礎。第二節，論唐宋嶺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及其影響——以唐人房千里所撰《投荒雜録》爲起點的考察。唐朝全國各地雷神信仰相當普遍。而在嶺南南部雷州半島等沿海地區，雷神信仰却表現了極爲鮮明的地域特徵。唐朝以後，這一遥在南裔海濱的地方性神靈，又受到南漢以及宋元明清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視和不斷加封。本節以房千里《投荒雜録》的相關記載爲基礎，詳細地探討嶺南南部沿海雷神崇拜形成的歷史背景和信仰内涵的演變過程，並進而從一個具體方面説明了中國古代中央王朝“神道設教”的方式及其與嶺南民間信仰之間的互動關係。本節亦從地方民間信仰的特定視角，揭示了作爲“化外”、“蠻裔”的嶺南，究竟是如何被最終整合成爲大一統國家的組成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