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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左右，我在完成《悲剧哲学家尼采》和《庄子哲学》的写作之后，便开始着笔逐篇撰写《耶稣新画像》这本小书，历时多年，汇编成册。追忆那时的创作缘由，一方面与我身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内心深处流淌着的人文传统相联。因此，《耶稣新画像》在1970年的出版，对我而言，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意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压由全岛蔓延至校园，蒋氏政权的造神运动趋于高潮。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已迈进冷战思维的盛期，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平息，越战的火力又再次集结。通过军事的扩张与政治的干预，美国的宗教文化也随之渗透进台湾。美援所到之处，基督教的势力就通过散发牛奶、面包和奖学金的方式，扩散到乡间和校园。在我的记忆中，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整个六十年代，基督教的信仰持续地在校园内外传播开来。这一鼎盛时期的特征便是，教堂林立，校园团契盛行。当时，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心中，世界地图只有两个——台湾和美国。因而，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几乎沦为美国精神上的次殖民地。
在这种大势所趋的环境中，在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我从学校开设的课程和翻印为教材的西书中，接触到了尼采。随后，又因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进入《庄子》，并旁及存在主义。在尼采的影响下，我也开始阅读《圣经》。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的划时代主张，直陈两千多年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与积弊。
一进入尼采的思想领域，我被一句话瞬间点醒了——“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的确，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单一化思考”，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予我一股内在生命的驱动力，使我得以冲破白色恐怖与冷战思维的围困与禁闭。本书中，《星座中的独裁者》、《约伯的抗议》两篇便是对集权统治下的造神运动的折射。
进而，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思，也引导我从不同的视角关照现实，从而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绝对主义进行相当深入的思考，具体而言，即是：为什么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强国，一面高频调地掀起自由民主的声浪，一面却又弥漫着政治的绝对性倾向与军事上的霸权作风。而这种深层的反思就必须触及西方文明的根源、基督宗教的经典文本——《圣经》。
不同于传教人士宣讲的教义，我从《圣经》文本中，体味出耶稣所具有的两种面向。第一为“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与“宽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五·三八—三九）；第二为“登山讲道”后的破除家庭伦理：“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二三·九）。“兄弟要陷害兄弟，而置之死地，父亲要抛弃儿子，而置之死地。儿女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马太福音》一〇·二〇）甚至在门徒的父亲死后，耶稣竟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罢。”（《马太福音》八·二二）就连面对自己的母亲时，耶稣也冷漠地说道：“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约翰福音》二·四）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哲学史著作都不敢触碰基督宗教违逆人性的这一面，唯有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强调，不宽容和排他性是基督教继承自希伯来传统的显著特征。同时，罗素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书中也指出：“从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候起，基督教就宣传反犹太主义。十字军的宗教炽情导致了西欧的大屠杀。”此外，罗素也表示，耶稣“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与“宽容”，“并不是什么新的箴言或新的原则。早在基督以前五六百年，老子和佛陀就已用过这样的训谕，但是实际上，基督教徒并没有接受这种原则”。
事实上，这一特征也可以在历史遗迹的斑驳与残缺中得到印证，它们曾经饱受基督教的摧残。譬如，我游历希腊时目睹的举世著称的德尔斐神庙、奥林匹亚和雅典卫城，都曾遭到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徒的损毁。当然，还有被倚仗着坚船利炮的英法联军掠夺并烧毁的圆明园。可以说，基督教的极端性与独断性以及耶和华的战神作风，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这使我想到阿敏·马洛夫（Amin Maalouf）《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的记述：1099年，西方铁蹄长驱直入巴格达，一村一村地进行着掠夺和屠杀，中东与西方就此结下了千年的仇恨。他们掠夺、屠杀的暴行也使我想起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景象。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一〇·三四）我想，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终究还是宗教。
这就是基督教以景教之名传入中国的一千多年来，都不能真正地融入中国社会的深层根源——其唯我独尊的神权意识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格格不入。
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源自殷周之际宗法伦理影响下的祖先崇拜传统。其中，核心的观念在于“德”与“孝”。《诗经·卷阿》云：“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德”是天人交通的要素，而“孝”则侧重于面向祖宗的家庭伦理。西周初年，这种人文的传统经周公制礼作乐而制度化，由政治层面普及至社会阶层，并由此奠定了华夏文明极具人文精神的历史基调。在人文思想的激荡之下，孔子和老子一方面分别将鬼神放置于人道和天道之下，另一方面着重阐发“德”、“孝”的理论内涵，如老子的“孝慈”和孔子的“孝悌”、老子自天道论“德”与孔子自人道论“德”等等。可以说，这股人文精神的暖流延续千年而存蓄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散见于每一个中国家庭的日用常行中。
同时，中国本土的道教，通过神仙谱系显露其人间化、人性化、人情化的一面；传自异域的佛教，经由庄子思想的接引而衍生禅宗的流派，并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儒、释、道三家多元并存且相互激发。与基督宗教的不宽容和排他性相比，中国的人文宗教更加涵容。
可以说，《耶稣新画像》是第一本以《圣经》的文本作为依据，从东方人文精神的视角进行反思的作品。我创作这本小书的最大动力，其实就是期望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宗教，能够从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
是为序。
陈鼓应
2015年9月18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室
《耶稣新画像》于1970年出版前后，我的观点引起巨大回响，催生了一批评论性的文章。大学杂志社编辑部将这些文章汇编成《〈圣经〉的批判与辩护》一书，由台北环宇出版社于1971年出版。借《耶稣新画像》这次再版的机会，我从中选出九篇文章作附录，以方便读者参阅。
陈鼓应
2016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