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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期间，两岸历经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两者交互抵触，有时又能相互彰显——现实人生的坎坷，常使学术路途中断，但我“困”而知之，不断激发求知的动能，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
我的著述主要分两类：一是学术专著，二是时感性的文章。后者将以《鼓应文存》为名，另外编成一个系列，包括《失落的自我》、《言论广场》、《台大哲学系事件》、《走进白色恐怖》、《台湾民主运动的脚步》等著作。这一系列反映着我所处的境遇与时代的路痕。
我的专业著作，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学术的基础，接着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庄子今注今译》。可以说，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
借着他们，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
大学期间，受先师方东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
中青年期间，我常处于逆境中，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我迎难而进，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
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段时空中，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文化上的反思。透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阐发了对威权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这一时期，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都反映了“任其性命之情”的倾向。接下来，《道家的人文精神》和《庄子人性论》两书的内容，又可以说是“安其性命之情”的展现。
《陈鼓应著作集》共二十本，它们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时空中写成。有关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以及老、庄的注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大校园里完成的。1973年春夏，因为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我和王晓波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首遭整肃。自此以后，我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学术生涯。
在北大哲学系执教期间，我除了陆续完成道家各派典籍的诠释，也针对当时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着力于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论作：第一是中国哲学开端的议题；第二是《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第三是理学开山祖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议题构成了我的《道家哲学主干说》的中心议题，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
“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像泰戈尔《演讲集》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事实上，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
我们这一代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重重的困境，我生长在动荡时代的福建客家山区。从我有记忆开始，日本军机就在我的家乡频繁轰炸，导致平民死伤无数，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由于长时期目击了强权带给人类灾难的战争，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然而，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和《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的洒脱心境，却赋予了我在困境中思索与写作的动力，使我能够在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庄子》的天地中，寻找到心灵的故乡。
台大校园和北大校园是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中心点。我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之后，晚年又重返北大哲学系任教，有赖于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的邀约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鹏程瀚宇公司孙宝良总经理帮我安顿入住到北大中关新园寓所，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一套著作集系列的筹划和出版，是由北京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积极促成的。对于上述诸位的雅情高谊，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的几部书稿，著作集中的大部分书稿都曾在两岸出版过，此次汇编再版，都以最新或经过修订的本子作底本排版；除了少数几部新作外，凡旧稿中的前言或序言皆一仍其旧，予以保留，不再另行撰写。
陈鼓应
2015年4月21日
于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时年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