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申国美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
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仅以三十年代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所著录的八千余件，即足以与英、法、俄国所藏相牟，而成为敦煌学的四大支柱之一，加之《续编》的1192号，重新发现的三千残片，以及解放后入藏的近两千件，以同样宽窄的纸本长度计，国图号称居四大馆藏之首。然而，国图所藏的主体，毕竟是斯坦因、伯希和劫余之物，长卷写经未必有多少学术价值。这样的收藏状况，使得一些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因为篇幅不长，而被淹没于故纸堆里。幸赖学者们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努力，使得国图藏卷中有价值的材料，陆续得到整理和研究，有些文书，甚至成为学者们反复探讨的对象。
国图藏卷，最初是按佛藏的编号方法，用《千字文》编号，而且对敦煌藏经洞所存经卷估计过高，所以每个《千字文》号下，又用一百个数字。这种方法实在不够科学，所以五十年代拍摄缩微胶卷时，又给每个卷子以阿拉伯数字的顺序号。解放后收集的卷子，则用“新”字号，还有“简”、“临”等号码。这样，不同时代的研究论著，使用的也是不同时代的编号，很容易使人把一件文书误成两件。
因此，数量庞大和多种编号，是我们使用国图所藏敦煌卷子时的绊脚石。特别是我们要了解一个卷子的正背面文献在不同时代发表的相关研究论著时，常常不知所措。
现在，申国美女史编成《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把每个卷子的研究文献，一一罗列在该号目录下面，极大地方便了敦煌学研究者，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知道，敦煌卷子的正背面内容，往往没有关系，比如一面是佛经，一面是户籍，但它们之间有抄写先后的关系。所以，研究者一般都要了解一个写卷上所有内容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临时查找另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谈何容易。与此同时，敦煌文献的研究，分散在全世界的各种书刊当中，即便是本专业范围的文书，也并不是很容易地就可以知道有谁做过研究，可是如果不了解前人研究成果，一来所做可能是重复劳动，二来有抄袭之嫌。因此，在利用敦煌文献之前，一个艰巨的工作是做卡片，以便了解哪个文献有谁做过研究。这对于许多经过“文革”而缺乏图书资料的研究者来说，诚非易事。我从进入敦煌学门槛以后，花费时间最多的是抄卡片，每当见到一本敦煌学的书刊，往往是一边翻阅，一边把何处研究哪一号写本抄在卡片上，日积月累，有十余盒之多。到了后来，这些卡片在研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种方法也不是我的独创，东洋文库的油印本目录和法国出版的敦煌写本目录，都在每个号码下著录研究文献，但前者过于陈旧，后者收录不全，所以要做此项研究，只有自己动手做卡片。
1994年我们一起去敦煌开会的路上，当听到申国美女史说她要做北图藏敦煌卷子研究索引时，倍感高兴，因为她在北图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工作，那里是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文献最集中的收藏地；她编辑出版过若干敦煌文献分类合集，对敦煌文献的内容相当熟悉；她工作踏实细心，有专业图书馆员的素质；以此条件，完全胜任这一艰巨的工作。回京后，我把自己积累的卡片送给她，而且把北图研究文献的积累工作全部寄托于她。现在，我们终于即将看到申国美女史的工作成果，也不禁为她的努力成果得以出版而高兴，故不揣浅陋，聊缀数语于上。是为序。
（2001年8月28日完稿。本书2001年9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