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代是中国诗歌最繁荣的时代，尤其盛唐，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期，李白就是盛唐诗歌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李白经历了唐玄宗和唐肃宗两朝，与盛唐时代相始终。唐玄宗时代是一个最富于戏剧性的时代，唐玄宗也是一个最富于戏剧性的皇帝。他早期是一个励精图治的英主，而晚期又是一个昏庸腐败的昏君。开元盛世使唐代走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而安史之乱又使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极盛中一下子衰落下来，从此走上了历史的下坡路。在这个时期，理想与现实、美好与丑恶、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理智与愚昧的冲突表现得极为激烈突出。李白，作为一个敏感的时代歌手，这个历史时代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及酸甜苦辣，都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诗歌中。

一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自称“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赠张相镐二首》其二），即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为汉飞将军李广之后裔，凉武昭王李的九世孙。其先人在隋末被流放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武则天长安元年（701），李白出生于西域，神龙初年（705），随其家“潜还广汉”之昌隆县（玄宗即位后改名为昌明县，即今四川江油）的清廉乡。李白的父亲，名不详，因从外地来此，人称李客，大约是个商人，他“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但很有些文化修养，李白年轻时曾从他学习过诗赋。

李白的生平基本上可划为五个时期：即蜀中的学习准备时期，以安陆和东鲁为中心的交游求仕时期，长安的翰林待诏时期，以梁园和宣城为中心的漫游隐逸时期，安史之乱中的报国、流放时期。

李白“五岁通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少任侠击剑，习纵横之术。曾与梓州著名学者赵蕤从游，学习《长短经》，又喜好求仙学道。在二十岁左右，李白在蜀中曾有一次漫游。他南游成都、峨眉，东至渝州（今重庆）。在去成都的途中，曾拜谒由礼部尚书出任益州长史的苏颋，受到热情的鼓励：“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而在渝州谒见当时的大名士渝州刺史李邕时，则受到了李邕的冷遇。李白对李邕轻视后学的态度非常不满，毫不客气地作诗一首作为回敬：“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上李邕》）诗中以大鹏自比，显示出李白的少年豪气和凌云壮志。开元十三年（725），李白怀着“欲将书剑报明时”（《别匡山》）的愿望，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东出三峡去了。

出峡之后，在游江陵（今湖北宜昌）时，李白遇见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氏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对这位道教大师也十分钦佩，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改名为《大鹏赋》）以志之。李白早年就受求仙学道的影响，只是此时的李白志在社稷，求仙学道的愿望并不热烈，但对道教超越现实、思入八荒、心游万仞的精神自由十分向往。这篇赋就是对自由精神的讴歌。接着，李白又南游潇湘（今湖南），北至汝海（今河南中部），东泛金陵（今江苏南京）、扬州（今属江苏），远涉吴会（今苏州、绍兴一带），“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盛唐之世的社会繁荣、峥嵘气象和大江南北、吴越之地的美丽风光、美好的风物人情及民歌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写出了《渡荆门送别》《荆州歌》《望庐山瀑布》《杨叛儿》《长干行》《越女词》《采莲曲》等一系列充满着青春浪漫气息及具有浓郁民歌风情的作品。开元十五年（727），他到了安陆（今属湖北），娶高宗朝宰相许圉师孙女为妻，“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从侄游庐山序》），这是李白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时期。在此期间，他曾干谒过安州的李长史、裴长史、安州都督马正会、荆州长史韩朝宗等地方官吏，以求举荐，但均未果。他曾与元丹丘偕隐嵩山，又与襄阳大诗人孟浩然等人交游。开元二十二年（734）李白北上东都洛阳，亲睹东都宏丽气象和朝仪之盛：“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但也看到了王公贵族斗鸡走马、举手遮天的颋赫气焰：“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古风》其四十六）

在洛阳他结识了后来的“酒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和玄宗皇帝之妹玉真公主，并向此时正在洛阳驻幸的唐玄宗献《明堂赋》，但也没有结果。其后便与元演一起北游太原（今属山西）。此行回安陆后，不久便举家移居东鲁（今山东南部），先后寓家任城和瑕丘（今山东济宁和兖州）。在东鲁期间，李白与孔巢父、裴政、陶沔、张叔明、韩准等聚会于徂徕山，纵酒吟诗，号为“竹溪六逸”。由于李白长期隐逸和干谒活动，名声大噪，又经元丹丘、玉真公主等人的举荐，终于在天宝元年（742）秋奉诏入京。他“仰天大笑出门去”（《南陵别儿童入京》），踌躇之志，溢于言表，认为施展其安国济民之志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李白初至长安（今陕西西安），遇贺知章于紫极宫（即太清宫），贺读其《蜀道难》等诗，叹其诗“可以泣鬼神”，并呼李白为“谪仙人”（孟颋《本事诗·高逸》），复荐入朝。唐玄宗很重李白才名，一开始便给予他特殊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暂命待诏翰林，准备日后委以大任。在朝中他曾一度参与过国政：“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出处同上）在此期间，他曾草过《出师诏》《和蕃书》等诏诰和《宣唐鸿猷》一类的赋文。但由于李白傲岸的性格、狂放不羁的举止，颇得罪了一些朝中的达官贵人，也引起了皇上的不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天子尚且如此，况论他人！如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的传说，就颇为传神地刻画出了李白蔑视权贵的兀傲精神。后因张颋等人谗毁，也因不悦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玄宗对李白逐渐疏远。李白遂与贺知章、李适之、崔宗之、张旭等人沉饮酒市，号为“酒中八仙”。天宝三载（744）春，贺知章辞官归乡为道士，李白也主动要求还山，玄宗以其“非廊庙器”，赐金放还。在长安待诏翰林的几年里，李白最大的收获是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内幕有了深刻的了解，原来唐玄宗所看重的不过是他的写诗才能，让他当一名粉饰升平的御用文人，而对他的王霸大略和治国方策并不重视和关心。此时的玄宗不再是一个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英主，而成了一个湎于声色听信谗言的昏聩之君。朝中的忠耿之士不是被逐出朝就是不被信用，而奸佞小人却一个个当道横行。大唐已由开元盛世逐渐走向衰落的下坡路。李白满怀激愤，心中的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使他写出了像“大车扬飞尘”（《古风》其二十四）、“蟾蜍薄太清”（《古风》其二）、《玉壶吟》《行路难》等一系列揭露批判宦官擅权、小人当政、谗佞惑主的黑暗现实及自己报国无路的悲愤诗篇。这段宫廷生活使他的思想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其诗歌有了更加深刻的丰富内涵。

李白路过东都时与杜甫相会。天宝三载（744）秋，又与杜甫、高适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他们一起登临吹台，狩猎孟诸，慷慨怀古，纵酒狂歌，以抒泄心中的忧愤。次年，李白又与杜甫同游齐鲁，过了一段“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快意日子，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二人在泗水边依依告别，从此，这两个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就再也没有能够见面。

李白在回东鲁期间，曾到齐州（今山东济南）高如贵天师那里受了道颋，正式成了一名“名在方士格”（《草创大还赠柳官迪》）的道士。天宝五载（746）李白辞别了东鲁亲友，南游江东，从此开始了他以梁园为中心的漫游，多次来往于江南与中原。他如鸟儿出笼，脱离了功名利禄的羁绊，在自然的天地里，他不臣天子，不向权贵折腰，像一只自由的大鹏，凌空翱翔。他的足迹踏遍了江南的锦山秀水，写出了一篇篇壮美秀丽的山水诗，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自然中陶冶性情，向山水间挥洒豪情。但此时的李白并没有真正忘却苍生社稷，他虽身在江湖却心悬魏阙：“去去复去去，辞君还忆君”（《拟古》其十二），“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天宝六载（747），李林甫大兴冤狱，杀害了李适之、李邕、裴敦复等一批朝廷大臣，李白闻此消息后，极为忧愤，提笔写下了《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在诗中他抨击了盘踞要津为非作歹的李林甫等奸佞之辈，大骂他们是得意鸣春风的“蹇驴”，是点污贝锦而到处喧谤的“苍蝇”，是一群鸡狗，对李邕等人的被害，他大声喊冤叫屈，表示极大的愤慨。他时时在忧心国事，忧心大唐的社稷江山：“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他多么希望能够出现像尧舜时皋陶那样的贤臣，拥着像彗星一样的大扫帚，“直上青天挥浮云”（《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将那些朝中的小人像扫浮云一般一扫而光！天宝十一载（752）国事日蹙，安禄山反状日露，其年冬，李白便“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北上幽州（今北京），一探虚实。安禄山果然在厉兵秣马，准备反叛：“十月到幽州，戈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李白对国家之前途极为忧心，但他却“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因为玄宗对安禄山极为宠信，李白的意见根本无法上达玄宗，他虽然有着“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忧国之虞，但最终还是怀着“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远别离》）的忧虑心情，返回梁宋，再度漫游江南。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公然反叛，起兵范阳（今北京），河北诸郡及东都洛阳纷纷陷落，李白闻此，急忙由江南赶回梁园家中，接家人到南方，随着逃难的人群南奔江东，后隐居在庐山屏风叠。至德元载（756）冬，永王李颋受玄宗命领山南东道及岭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道节度使，率军东巡，路过浔阳，遂邀李白入其幕府。李白救国心切，怀着“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的平叛愿望，应其所请。但擅自即位的唐肃宗却视永王颋为心腹之患，命永王入蜀觐见太上皇，永王不听，肃宗遂视其为叛逆，发兵进剿，永王兵败，李白因受永王之累，以“从颋附逆”之罪，被囚浔阳狱中。虽经崔涣、宋若思等人的营救，也无济于事，终被判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北）。虽然后来在行至巫山途中遇赦，但赦还后仍无政治和生活出路，只好徘徊江湘，流落吴楚。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白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心想为国收复中原，扫除叛乱。上元二年（761）秋，太尉李光弼节镇临淮（今江苏盱眙），李白自金陵前去投军，但终因患病未能如愿，只好“半道病还”，去当涂（今属安徽）投靠族叔李阳冰。

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因患“腐胁疾”卧病当涂。临终前“枕上授简”（李阳冰《草堂集序》），委托李阳冰为其编诗文集，赋《终路歌》赍志而卒，终年六十二岁。

二

李白是我国盛唐时代思想文化所哺育出来的时代骄子，他的思想和诗歌具有典型的盛唐时代特征，即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和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意识。盛唐前期，即开元时期，是唐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整个社会洋溢着奋发向上的开拓精神，人们满怀希望和理想。此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放，不仅儒、释、道三教并行，而且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人们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但在盛唐社会的后期，即天宝时期，由于唐玄宗逐渐由开明走向昏聩，朝政日益腐败，国势也日益衰落。盛唐前期的进取精神、活跃思想孕育了李白的理想主义和自由精神，而盛唐后期的腐败和堕落，则引起了李白心中现实与理想之间强烈的冲突，激起他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的批判意识。

李白从青年时代就胸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安社稷、济苍生的崇高理想，为实现这个理想，他终生不懈地寻找报国机会，与现实中的黑暗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对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丑恶现象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儒家的理想主义和进取精神，使李白胸怀大志，关心国事，热衷仕进；而道家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识，又鼓舞着他敢于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傲岸不屈地与王公权贵抗礼，勇敢地揭露批判统治者的腐朽和黑暗。儒家的用世精神、功名思想与道家的鄙弃功名粪土公侯的超越意识、出世思想，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意识，在李白身上兼收并蓄，得到了统一，按照李白的说法，那就是“功成身退”。李白的人生理想是“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是“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若其功不成，则其身不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这说明，在用世和出世问题上，他是以用世为主的，由此可以了解，他交游干谒，热衷仕进，参加永王幕府，投李光弼军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与儒家的用世思想紧密相关的。而他的出世之举，也是因其道不行，与“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和“独善其身”的儒家信条有关。但在他的身上，道家的个体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也显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辞京还山的举动，就是公开与统治者决裂的表现。他那些飘然出世的诗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和许多游仙诗，也都是借自由光明之仙境，来批判现实之丑恶与黑暗。

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李白广泛吸取了历史文化遗产，融合百家之说，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思想面貌。他的思想是复杂的、多面体的，各个不同的思想侧面，都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李白。儒家的仁民爱物的思想，使李白的诗歌充满了热爱人民、关心百姓的高尚情感。如他的《丁都护歌》《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秋浦歌》其十四等，对下层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进行了大力歌颂，对他们的痛苦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的《采莲曲》《越女词》等则对江南女儿的美丽形象进行极力刻画，对他们的劳动生活作了极力赞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使他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西上莲花山”（《古风》其十七）、《猛虎行》《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永王东巡歌》中有充分的表现。道家的批判意识和变化观，给了他揭露批判统治者的思想武器，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透过社会繁盛的外表，看出了大唐盛世由盛变衰的种种迹象和隐藏的种种弊病。这在待诏长安时期的一系列诗中表现尤为明显。墨家任侠的博爱精神，使他仗义疏财，乐于助人，他的《侠客行》《少年行》等诗中古代侠士的英风侠气，就是李白自己任侠精神的写照。纵横家的胆识和博辩，使他敢于“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屈子追求理想的浪漫和执着，使他展开想象的翅膀，神游八极，上天入地，苦苦求索；而兵家的机敏权变和释家的空灵超脱，则又给他的诗歌增添了纵横变幻和空灵玄远的意趣和色彩，这在他的七言乐府歌行和五七言绝句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总之，李白的兼蓄百家为我所用的自由开放思想及热烈追求光明理想、勇敢批判现实的斗争精神，使得他的诗歌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特色，又具有独特鲜明的个性色彩。

三

李白现存有诗歌近千首。他的诗歌想象丰富，奇思纵横，气势恢宏，豪放飘逸，既感情奔放，似江河奔腾，又自然清新，如云卷风清。李白诗歌的审美特征，是自然美和率真美，属于道家的真美观。道家提倡“天然”“天真”，反对雕凿、失真。李白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风，充分体现了李白诗歌的审美追求。李白的大部分诗歌都具有这种自然清丽真诚动人的审美特征。他的诗任情率真，发自至情，是和读者以诚相见的，故千百年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时，他的诗很少受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和格律的束缚，写得纵放恣肆，挥洒自如，呈现出一种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自由美。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儒家风雅比兴的诗歌传统和屈骚的象征寄托的创作手法。他的诗歌“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尤其是乐府诗更是“连类引义，尤多讽兴，为近古所未有”（胡震亨《李诗通》）。像《古风》中的“燕赵有秀色”“美人出南国”“蟾蜍薄太清”及乐府诗中的《长相思》《远别离》《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还有许多游仙诗，这些写男女相思、美人迟暮、日亏月蚀、咏山吟水、游仙纵酒的诗歌，多是有比兴寄托或象征意义的。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反诬李白“其识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是格调不高，是“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王安石、罗大经语）等，这是对李白的误解。此外，想象丰富、大胆夸张也是李诗一大特点。他用幻想中的神话世界，来象征一个光明的理想世界，用以反衬人间的龌龊和黑暗，用夸张来显示他情感的力度，以增加其诗歌的浪漫魅力和豪迈气度。

李白的各体诗歌都有佳作，尤工乐府歌行和五七言绝句。

李白的二百三十多首乐府和歌行，有《庄子》的纵横恣肆，屈骚的委婉迭荡，兵法的奇诡多变，汉乐府的长短参差，他集众家之所长，融一己之创造，呈现出舒卷自如的自由美。如《蜀道难》《襄阳歌》《江上吟》《将进酒》《西岳云台歌》《庐山谣》《梁甫吟》等诗，无不写得纵横开阖，跌宕生姿。显现出诗人天才的创造。乐府歌行这一滥觞于楚辞，孕育于汉乐府，脱胎于鲍照，发展于初唐的自由诗体，到了李白的手中，达到艺术的极致。李白以他横空出世、骏马绝尘的非凡才力，将乐府歌行作为表达他飞腾的想象、纵横的才思、不羁的思想、奔放的情感之最合适的艺术形式，这些诗写得“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赵翼《瓯北诗话》卷一），遂把此体裁发展到盛唐诗歌的顶峰，成为有唐之绝唱。

李白有一百六十多首五七言绝句，其风格风神潇洒，自然天成，为人推崇备至。明人胡应麟认为其绝句“字字神境，篇篇神物”（《诗薮》内编卷六），李攀龙推李白为绝句圣手：“实唐三百年一人”（《唐诗选序》）。李白的绝句向来被尊为唐绝句正宗。如五绝《静夜思》《玉阶怨》《独坐敬亭山》等，写得语浅情深，含吐不露，空灵蕴藉，馀韵无穷。至于他的七言绝句，更为有名。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山中答俗人》《清平调词》《峨眉山月歌》等，都写得语近情遥，情韵盎然，意在言外，启人联想。此外，像《横江词》《早发白帝城》《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等诗，具有动荡开阖的气势，飞动流走的章法，跳跃腾挪，纵横捭阖，很有歌行的气势和特点。

有人说李白不擅长写律诗，这种看法失之偏颇。现传的李白律诗有一百二十多首，其中不少是历代传颂的名篇，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渡荆门送别》《送友人》《赠孟浩然》《太原早秋》《秋登宣城谢北楼》等，前人评其诗曰：“盛唐五言律诗之妙，李翰林气象雄逸。”（《唐诗品汇·五言律诗叙目》）李白的五律名篇不但可以与王、孟、高、岑等人相比，就是与杜甫的五律相比，也毫不逊色。他的七律《登金陵凤凰台》也是一首广为传诵的佳作。李白的律诗有个特点，就是他早期的作品都是格律谨严、对仗工稳的标准律诗，如在蜀中所作的律诗和在长安待诏时所作的《宫中行乐词八首》等都是如此。而至其后期，他的律诗风格为之一变，常有“以古入律”的特点。或失粘，或失对，甚至整首诗没有一联对仗，如《夜泊牛渚怀古》等。这些诗就如同杜甫晚年所作的七言拗律一样，被后人以“变律”视之，是诗艺炉火纯青的表现。

李白以《古风》五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古诗则继承了《诗经》二雅、《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诗的传统，言皆讽兴，有明显的比兴寄托，是政治抒情诗的杰作。此外还有像《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夹叙夹议的五言长篇古诗，可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相媲美。

李白是我国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将我国的古典浪漫主义诗歌推向了顶峰，与盛唐另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双峰并峙，辉耀千秋。他的卓越诗篇和追求自由理想、批判黑暗现实的斗争精神，哺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诗人和文学家。

四

此选本所选的基本上都是李白诗歌中的名篇和重要篇章。李白本以乐府歌行和绝句见长，因此，这里选的比重较大些。同时，为反映李白思想各个侧面和思想发展过程，各类诗都适当地选一些，各个时期的诗也都有所照顾。从诗歌题材上讲，李白的诗是以写友谊和山水见长，特别是他一些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尤为读者所喜爱，适当地多选录一些。

注诗以题解、正文和注释三部分组成。正文是以宋蜀本为底本。宋蜀本中所录的异文部分，这里一般都在注中以“一作”的形式注明。间或正文有误的，就采用宋本的异文，异文中不妥的，就径取他本改正，并加以说明。题解部分就该诗的写作背景、时间、交游人物或诗题的本身作些说明。间或对该诗的写作风格、艺术手法、审美特征及历史评价，稍作点评，尽可能为读者理解该诗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帮助。注释部分除了注释难解的词语典故外，还对一些较难理解的诗句作了些串讲，个别地方还征引了一些学者对这些字句的看法和理解。

本书在编选中，曾参考和吸取了海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但限于体例，未能一一说明，这里特向他们表示谢意。

葛景春
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