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诗人田雯《读樊川集后》：“自是诗翁矜格律，凤凰得髓旧编存。一般俎豆先生处，慷慨论兵又《罪言》。”正因为杜牧的诗得杜甫诗精髓，故《新唐书》称：“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宋人王安石《和王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则合杜牧与李白同咏，赞其“末世篇章有逸才”。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至为推崇：“樊川真色真韵，殆欲吞吐中晚千万篇……小杜之才，自王右丞以后，未见其比。其笔力回斡处，亦与王龙标、李东川相视而笑。”与杜牧同时的著名诗人李商隐曾写过《杜司勋》诗：“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李商隐与杜牧堪称晚唐诗坛上光芒闪烁的双子星座，时人称为“小李杜”。李商隐赠杜牧的这首诗虽仅四句，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晚唐社会那种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和诗坛的寂寞，以及厕身其中的诗人那种砭骨的寂寞落拓和无可奈何的悲哀。李商隐将杜牧视为诗坛知己，在诗中极力地表现他对杜牧的满心倾倒与相互惋惜的情谊，是对杜牧诗歌的深切理解与地位的确认。杜牧无愧于晚唐诗坛的杰出代表。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南）人。出身于仕宦之家，京兆杜氏历来是豪门望族。这一世系可以追溯到西汉时的御史大夫杜周。杜氏在唐代威望更加煊赫：杜牧曾祖杜希望，玄宗时为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官至凉州节度使，封襄阳公，赠左仆射。祖父杜佑，做过德、顺、宪宗三朝的宰相。父亲杜从郁，官至职方员外郎，早卒。他的从兄杜悰一生官运也很好，位至宰相。

杜牧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他年轻时很有抱负，在二十余岁尚未中进士之前，就写了《阿房宫赋》和《感怀诗》，表现出对于时局的关切。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二十六岁时，应进士试，受到了礼部侍郎崔郾的重视，以第五名及第；又连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校书郎，在当时传颂一时。其年十月，沈传师出镇江西，杜牧入其幕府为从事；大和四年（830），沈传师移镇宣城，杜牧也随之前往。大和七年（833），沈传师内擢为吏部侍郎，杜牧又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辟，至扬州为淮南节度掌书记，颇受器重。唐代的扬州，已是非常繁华的都市。杜牧在供职之余，常游冶其中，故后世流传了关于他的不少风流佳话。大和九年（835），杜牧由扬州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当时的朝政已潜伏危机，杜牧见到情况对他不利，就移疾分司东都。果然在当年的十一月，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这一事件对杜牧的心灵触动很大。开成二年（837），杜牧又应宣歙观察使崔郸之辟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宣州观察判官。三年（838）冬迁左补阙。四年（839），又为膳部员外郎，转比部。武宗会昌二年（842），受李德裕的排挤，出为黄州刺史，移池州、睦州。宣宗大中二年（848）因宰相周墀之力，内迁为司勋员外郎。四年（850），又转吏部员外郎，出为湖州刺史。在湖州一年，回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六年（852）岁中，迁中书舍人。卒，年五十。

少年时期的杜牧，生于宦门世家的书香中，长于钟灵毓秀的山川上，幼小的心灵就萌发了经世的大志，也培养出文学的胚胎。十岁时，祖父杜佑去世，不久，父亲杜从郁也病死，家道中落，开始过着清贫的生活，故杜牧自称“某幼孤贫”。中了进士走上仕途后，做了十年的幕府吏，又受宰相李德裕的排挤，做了七年的州刺史。直至李德裕被贬逐，他才有出头的机会，于大中二年（848）回朝任司勋员外郎。又因家庭困难所迫，为京官并不得意，故自请出为湖州刺史。最后卒于中书舍人任上。人生有幸有不幸，得意与失意之间，对于士人来说，都是忧喜所系的，而这一切对于杜牧性格及诗风的形成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杜牧的家世和经历对其思想影响很大。他继承祖父杜佑作《通典》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探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对于政治、军事、地理形势、历史诸方面都非常熟悉。他反对宦官专权，反对佛教，主张削平藩镇。并于唐文宗大和八年（844）写了《罪言》，纵论天下大事，提出了精辟深刻的政治见解。他还注重研究军事，在曹操注《孙子》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另撰有多篇有关军事的文章，并为时相所用，在平定泽潞时发挥了作用。

一个人的生命情态与其家世及周边人物都是息息相关的，杜牧的世族家庭，他的家庭教育、骨肉情谊、一生中的交往，造就了他风流倜傥的性格，并由此形成豪迈奇崛的诗风，这也是他在诗坛独步千古的原因。

杜牧是杰出的文学家。其文学主张是“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提出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主从关系与构成诸要素。认为作文要以情意为主，既要有真情实感，又要有气势，还要重视语言与结构。他“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所谓“不今不古”，就是要追求自己的诗歌风格特点，既不同于中唐后期以元白为首的追求华美通俗的诗风；也不同于以韩孟为首的主要写古体诗，追求古奥奇崛的诗风。他的诗能感人至深，也就在于言之有物，不作无病呻吟之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杜牧对于唐代诗人，最推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他曾作《读韩杜集》诗：“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又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韩愈的奇警，杜甫的整练，在杜牧诗中都有所表现。在他所推崇的诸人之中，缪钺先生以为韩愈对杜牧影响最深，此说甚为精辟。从句法而言，韩愈喜别出心裁，用别人很少用的句法。如普通五言诗句法多上二下三，韩愈则不同，“有穷者孟郊”（《荐士》），上三下二；“乃一龙一猪”（《符读书城南》），上一下四。杜牧诗则有“誓肉虏杯羹”（《感怀诗》），“如日月縆升，若鸾凤葳蕤”（《雪中书怀》），“取蝥弧登垒，以骈邻翼军”（《史将军》），均为上一下四句式。七言诗句式一般为上四下三，而韩愈却上三下四：“子去矣时若发机”（《送区弘南归》）。杜牧诗有“邯郸四十万秦坑”（《东兵长句十韵》）、“故乡七十五长亭”（《题齐安城楼》），“留警朝天者惕然”（《商山富水驿》），均为上五下二句式，与一般诗句迥异。韩愈诗颇有散文化倾向，杜牧也是如此，其特征之一就是多用虚字。韩愈诗如《南山诗》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弥伏，或竦若惊雏……”杜牧诗《雪中书怀》：“如日月縆升，若鸾凤葳蕤。人才自朽下，弃去亦其宜……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虚字也很多。

杜牧诗情致豪迈，风格峭拔，受韩愈的影响，并进一步发展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作诗喜用翻案法，以求得风格的超越与意境的独创。这种手段，前人早有论述。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一：“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方岳《深雪偶谈》所谓‘好为议论，大概出奇立异，以自见其长’也。”又其《杜牧诗》称：“诗家欲变故为新，只为词华最忌陈。杜牧好翻前代案，岂如自出句惊人。”

翻案法在其咏史诗中最为突出。不仅史识高卓，论断精警，而且风华掩映，具有含蓄清丽之美。如：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题乌江亭》

吕氏强梁嗣子柔，

我与天性岂恩仇？

南军不袒左边袖，

四老安刘是灭刘。

——《题商山四皓庙一绝》

或对赤壁之战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周瑜的胜利完全出于侥幸，如果不是东风相助，孙吴的霸业将成为泡影；或以为项羽刚愎自用，缺乏男儿应有的气质，经不起失败的挫折，否则该卷土重来；或言商山四皓扶助太子，名为安定刘家天下，实际上是促使其尽快灭亡。皆反说其事，独抒己见，议论惊人，既暗寓深沉的感慨，又对当朝统治者提出警诫。

不仅如此，对各种体裁、各种题材的诗，他都可以运用这种写法。如写景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一反常理，以为秋天的枫叶胜于春花，清爽中寓有刚健。又如纪游诗：“驿名不合轻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商山富水驿》）富水驿即阳城驿，在杜牧之前，元稹、白居易都写诗赞成改易驿名，而杜牧却认为保留驿名可以对入京的官员起到警戒的作用。“总而言之，杜牧为求异于流俗，故不惜搜奇抉怪，以求自成一家，不受声律所羁絷，不拾前贤之牙慧，其用心盖亦苦矣。”（谭黎宗慕《杜牧研究资料汇编》223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72年版）也正因如此，杜牧对于当时影响甚大的元白诗，并不认可，他曾借李戡之口说：“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书）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在杜牧的各体诗中，最受人称道的还是绝句。杜牧的怀古绝句，常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选取典型的历史事件并做出评价，再上升到对历史发展的哲理思索。日本学者泽田总清在《中国韵文史》中说：“（杜牧的）特色是怀古咏史的作品，犹能唤起读者无限之感慨，这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其风神真可以说是独绝……他以豪丽的诗，在晚唐时蔚然成一大家。”这方面的诗如《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

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似业，

五陵无树起秋风。

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很高，四望宽敞，京都士女多来登临游赏。杜牧登上乐游原，思绪已跨越漫长的岁月，想到千秋万代，人世沧桑，都消失在澹澹的长空中。即使是强盛的汉代，也仅存留秋风萧瑟中的寂寞陵园而已。感慨既深刻又沉痛。尤其是前二句，“有包揽一切之概，犹岑参《慈恩寺诗》：‘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若置身阆风之巅，俯视万象，类泡影之明灭也。宋人词‘销沉今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淡淡飞鸟中’，即袭用此诗。”（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

他的写景抒情绝句，在艺术上富有创造性，情韵悠扬，意境深邃，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我们举几首以见一斑：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泊秦淮》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绝句》

前山极远碧云合，

清夜一声白雪微。

欲寄相思千里月，

溪边残照雨霏霏。

──《寄远》

无论写景，还是抒情，皆清新爽健，明快隽永，饶有风致，都是自然天成的上品。

朱自清以为，唐人绝句有两种作风：一是铺排，一是含蓄。而含蓄的绝句似乎是绝句的正宗，如杜牧《秋夕》，“是说这人秋夕的幽怨，可作浅中见深的一例”（《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这些含蓄的绝句，很有风调。杜牧既要表现含蓄的风调，又要包孕丰富的内涵，常常通过对比进行强调，如《泊秦淮》《过华清宫绝句》等都是如此，读之觉其既含蓄又明快。

读杜牧的诗歌，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对于都市生活的反映。因为唐代都市发达，商业繁荣，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因而唐代的文人，特别是新及第进士，生活较为放荡。在中晚唐商业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市民的生活气息，也给杜牧的诗歌染上了鲜明的色彩。他的真性情，也在这些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落拓江南载酒行，

楚腰肠断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倖名。

──《遣怀》

娉娉袅袅十三余，

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

卷上珠帘总不如。

──《赠别》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

──《寄扬州韩绰判官》

这类诗或写放荡不羁的行为，或写与歌姬舞女的恋情，或写对友人的调侃，都表现出一种市民生活的气息。他徘徊于歌楼，浪迹于舞榭，陶醉于杯酒之时，就不拘成法，放荡纵逸，身世两忘，发而为诗，既是披肝沥胆，又得天然真趣。这些诗是杜牧豪俊性格与抑郁情怀的表露，是杜牧生命情态的真实表现。他有些恋情诗描写的对象往往是妓女，这与中晚唐时文人游冶风气有关。但即使如此，“诗中所表现的情感还是相当真挚温厚，对待她们像朋友一样，并无狎亵玩弄之意。他作这一类爱情诗，多是用他最擅长的绝句体，在缠绵怅惘之中，仍有英爽俊拔之致”（缪钺《杜牧诗简论》，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唐诗研究论文集》360—370页）。故与元白的艳情诗有所不同。这一类诗与杜牧其他诗相比，虽格调稍嫌柔弱，但艺术成就很高。古今学者对这一类诗毁誉不一，杜牧风流才子之名，或由这些诗而产生。

从形式上看，杜牧诗众体皆备，在晚唐诗人中也是很突出的。他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其政治诗，往往通过叙事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古体诗中。如《杜秋娘诗》通过杜秋娘一生的起伏变化，展现了唐代的宫廷斗争和藩镇的专横跋扈，反映出置身其中的下层女子的悲剧命运。这些诗大都是长篇巨制，又多选取社会政治题材，叙事洋洋洒洒，略无拘滞，格调豪健跌宕，寓风骨于流丽之中。既有远大的政治识见，又有豪迈俊逸的风调。后世学者对于杜牧古体诗往往多有异议，“牧之《樊川集》，古体常病猥杂率易”（《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引许印芳语），实在是过于片面的印象。

他的怀古诗更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常常将哲理的思索与历史的议论融化于鲜明的形象之中，其议论又一反常人，具有独到的见解与史识，还能做到千变万化。这类诗在近体诗中居多，除了前面所论述的七绝以外，就要数律诗。他的七律数量虽然不多，但却美不胜收。堪称情致俊爽，笔调轻利。在豪迈中流露感慨，读来又觉抑扬顿挫，情思起伏，变化多端。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五：“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诚非虚语。他有时用比兴象征手法抒发感慨，如“金河秋半虏弦开”（《早雁》）；有时用旷达的口吻表现抑郁，如“江涵秋影雁初飞”（《九日齐山登高》）；有时借咏怀古迹以感讽时事，如“碧溪留我武关东”（《题武关》），表现出一种高华绮丽的情致。再以《题宣州开元寺水阁》诗为例：

六朝文物草连空，

天澹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

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

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

参差烟树五湖东。

杜牧在开元寺水阁登临凭眺，感慨万端，想到此地曾经有过六代的繁华，如今却只见连天的秋草，其他什么也没有留下。古今千年，同样是天澹云闲，但人世已经历过多少沧桑！当此风物长存而繁华不再之时，不由想起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范蠡，但东望太湖，也只有参差烟树而已。这首诗即景抒情，融写景与怀古于一炉，并赋予深邃的人生哲理，涵容极大，且俊爽明快，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清人薛雪评论说：“杜牧之晚唐翘楚，名作颇多，而恃才纵笔处亦不少。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直造老杜门墙，岂特人称小杜已哉！”（《一瓢诗话》）

杜牧的五言律诗虽稍逊于七律，但也别具一格，堪称佳作者很多。如《扬州三首》表现扬州的繁华景象，用“明月满扬州”概括；而长律《华清宫三十韵》，层层推演；《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排比铺叙，都达到完美的艺术境地，在晚唐诗坛上是很突出的。

杜牧的诗，自唐代就开始受人们重视，除了同时代人张祜、李商隐等在相互赠答中极为推崇外，唐诗的选本也加以采录，如韦庄的《又玄集》选其诗5首。五代前蜀时，韦縠编《才调集》，选其诗33首。随后各代的唐诗选本大多选取杜牧诗。但由于各个时期文学环境、社会风气及个人习尚的不同，各个选本选取杜牧诗，标准都不一致：《才调集》好选绮丽清新之作；《文苑英华》好选歌功颂德之诗；《唐诗鼓吹》好选声调宏壮之音；《唐诗别裁》摒弃轻薄浮华之语；邵裴子《唐诗句选》只选绝句；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只选律诗。20世纪以来，杜牧诗的专门选本也相继出现。缪钺《杜牧诗选》，重在知人论世，故多选有关杜牧生平之作；周锡馥《杜牧诗选》，意在表现诗美，故多选清丽俊爽之篇；朱碧莲《杜牧选集》、吴在庆《杜牧诗文选评》，则诗文并选，以表明杜牧成就。前人已经在杜牧诗的编选方面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本书则吸取前人与时贤选本之长，并结合个人的体会，进行筛选与增补，特别注意选取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篇章，着力于杜牧诗的个性特征，力求从较多的层面精选杜牧具有代表性的诗篇，并加以注释。

杜牧的诗，主要收入《樊川文集》《外集》《别集》中。《樊川文集》是他的外甥裴延翰手编，其中有诗四卷，大致上可信。但该集收得不全，故自《文集》问世之后，后人常加补辑，以成《外集》和《别集》，因其抉择不严，混入不少伪作。选编杜牧诗者，对此往往不甚注意。清人冯集梧作《樊川诗集注》，堪称详赡，但仅注正集四卷，因《外集》《别集》真伪难以判别，故不加注。清人所编《全唐诗》，旁搜博采杜牧诗，分为七卷，计五百余首。今人陈尚君纂辑的《全唐诗补编》，补逸八首。然《全唐诗》及《补编》伪作甚多，故杜牧诗的真伪考证，是杜牧研究的一大难题。特别是有些名篇，如《池上偶见绝句》：“楚江寒食菊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驻，水纹如縠燕差池。”《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古今选本多加以选入。但据笔者考证，前者是刘禹锡诗，后者当是许浑所作，故本书仍不入选。

本次选编杜牧诗作125题共135首，大抵以《文集》为主，其余各集，凡能断定确为杜牧所作者，酌量选入。编选体例分编年与未编年两部分，以《独酌》为界。编年部分按年代排列，未编年部分则按原集顺序排列，先《文集》，后《外集》，再《别集》。入选的作品，一般有题解，具体说明每首诗的作年、写作背景、作品之特色、后人之评价等，但不求面面俱到，视作品的具体情况而定。注释重点是解决字词难点，说明典故含意，有时略作串讲，对于人名地名，尽量注释清楚。注释文字力求简明精当。原作文字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陈允吉先生校点的《樊川文集》为主，遇有疑义，则参照《樊川诗集注》《全唐诗》及其他有关资料加以校改，一般不作校记。

本书对杜牧诗的编年，参考了缪钺《杜牧年谱》及吴在庆、郭文镐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注释参考了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及缪钺、周锡馥、朱碧莲、吴在庆等杜牧诗的注本，台湾学者谭黎宗慕《杜牧研究资料汇编》，也给笔者提供了不少资料线索，特予说明，并致谢忱。本书在编纂过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宋红、杨华诸先生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2005年中华书局又列入“古典诗词名家”丛书之中，责任编辑张耕先生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此一并感谢。今次略加删简，收入“中华经典指掌文库”丛书。由于本人学力水平所限，谬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祈方家学者赐教。

胡可先
二〇一八年三月于浙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