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全书原为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为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篇，共一千一百三十则，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南朝宋二百多年间士族阶层的言谈风尚和琐闻轶事。《世说新语》原名《世说》（见《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后为与汉代刘向所著《世说》（已亡佚）相区别，故又名《世说新书》（见段成式《酉阳杂俎》），此书经北宋晏殊整理删定后，便通称为《世说新语》，此名一直流传至今。《世说新语》内容包罗万象，举凡政治、思想、道德、文学、哲学、美学等方面皆有涉及，是研究魏晋历史文化的重要辅助资料。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为南朝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季伯，曾任豫州刺史、荆州刺史，是宋武帝刘裕之弟刘道怜之子，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元嘉二十一年（444）死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南史》卷十三《刘道怜传》称刘义庆“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辞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又称其“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鲁迅先生说：“《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也。”（《中国小说史略》）此说响应者颇多。刘义庆门下有不少文人学士，如袁淑、陆展、鲍照等，他们根据前人的著述，广泛收集材料，再由刘义庆加以润色整饰，编撰成书，这是很有可能的。《世说新语》是一部采辑旧文之书，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来自《魏晋世语》《语林》《魏书》《高士传》等著作，但全书前后体例风格基本一致，说明经过了作者的细致加工。

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曰：“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亟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刘孝标名峻，本名法武，南朝平原（今属山东）人。宋明帝泰始五年（469）被迫迁到平城（今属山西），在那里出家，后来还俗。此书之注是刘孝标于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回到江南以后所作。刘注是现存最早的注本，补正文之不足，辨正文之错讹，丰富了原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世说新语》是依赖于刘注才得以流传的。刘注旁征博引，引用典籍四百多种，为世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典籍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世说新语》由长短不一的一千多则小故事组成，内容丰富，鲁迅先生称之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名士风度，也称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名士们言谈举止的一个总括。名士风度有几个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清谈、饮酒、服药和隐逸。

清谈起于汉末，名士群集，臧否人物，评论时事，称为清议。魏晋时期的清谈则侧重于玄学，即所谓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所以清谈又称为谈玄。《周易》《老子》《庄子》三部著作受到士人的推崇，总称“三玄”，是玄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寡以制众”、“崇本息末”、“知足逍遥”、“自然无为”等抽象玄远的哲理，成为士人清谈的主要内容。品题人物也是魏晋士族中流行的一种风尚，内容涉及人物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各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魏晋时代的审美风尚。何晏和王弼是开启魏晋清谈的重要人物，主张“无”是万物本体，代表“正始之音”。竹林七贤则开“竹林风气”，有阮籍的“通老”“通易”“达庄”，嵇康的“养生”“声无哀乐”等论。王衍、乐广将清谈之风推向高潮，其特点是措辞简约，崇尚自然。东晋时代的士族大名士王导、谢安、庾亮等，也注重清谈，张凭等人甚至通过清谈受到赏识重用。此外也有许多名僧，如支遁、康僧渊等加入清谈，在玄理中掺入佛家教义，推动了佛教思想的传播。

清谈时一般分为宾主两方，先由谈主设立论题，并进行申述，称为“通”；次由他人就论题加以诘辩，称为“难”。也可以由谈主自为宾主，翻覆分析义理。清谈时，名士们往往手持麈尾，以之指划。清谈是魏晋士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展示智慧和才能的重要场合，是名士外在风度和内在气质的综合体现。通过清谈，有些人能一举成名，有些人能结交到知己，有些人则借机刁难寻仇。清谈时往往名士会集，宾主双方辩论非常激烈，如“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文学》篇）双方苦苦交锋仍难分高下，紧张激烈到了连饭都顾不上吃的程度。

清谈之外，饮酒是魏晋士人追求名士风度的重要手段，而且毫无节制。刘伶因饮酒过度而伤了身体，妻子哭泣着劝他戒酒，但他却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任诞》篇）接着便饮酒进肉，颓然大醉。孔群当田里收成不佳时，关心的不是口粮不够的问题，而是担心不够酿酒用的。周曾经一连三日醉酒不醒，被当时人戏称为“三日仆射”。阮咸等人甚至与群猪共饮。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官署的厨房里贮酒数百斛，便求为步兵校尉。张翰有名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篇）此类故事比比皆是。魏晋士人沉溺于酒，同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个人遭遇相关，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纵欲享乐。汉末开始的社会动乱使人们毫无安全感，很多人便开始转向及时行乐，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毕卓所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篇）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

其二是惧祸避世，明哲保身。魏晋时期政局不稳，政权的更迭、权力的转移极为频繁，很多士人为能在纷乱的时局中保全自己，便以嗜酒来表示自己在政治上的超脱。如阮籍终日饮酒不问政事，因此得以寿终。

其三是表现任放的名士风度。魏晋名士追求旷达任放，并以饮酒作为表现形式。如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任诞》篇），因此为世人所称道；又如阮脩不慕权贵，常“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任诞》篇），以显示其洒脱和不羁。

其四是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魏晋名士好老庄之学，讲求形神相亲，而痛饮酣醉便可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求得高远之志。所以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任诞》篇）王忱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篇）

当然，魏晋名士中也并非个个是酒徒，干宝就曾劝郭璞不要饮酒过度，大名士王导更是屡屡劝人戒酒，并成功地帮助晋元帝戒了酒瘾。

魏晋名士流行服五石散，以药物作为护身符和麻醉剂。五石散主要由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这五种矿物质调制而成，因药性猛烈，服后需要散热，行走发散，故名五石散。又服者需冷食、薄衣，故亦称寒食散。何晏被鲁迅先生称为“吃药的祖师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何晏曾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篇）服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求长生不老，其次是为了感官的刺激，据说服后可以心情开朗、体力增强。此外，服散据说还有美容的功能，对服散颇有心得的大名士何晏即“美姿容，面至白”（《容止》篇），名士们因此纷纷效仿，形成风尚。

魏晋名士追求飘然高逸，放浪旷达，于是崇尚隐逸。《世说新语》中的《栖逸》篇记载甚多。汉末大乱，魏晋士大夫隐居避世、明哲保身，这是隐逸之风兴起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此外，玄学标榜老庄，而老庄哲学主张超脱世俗，注重自然，于是隐逸又成为一种合乎自然的逍遥行为，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玄远，崇尚超脱。

综观《世说新语》全书，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获得宝贵的历史资料。汉末至魏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不定。《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载，为这幅历史画卷作了真实的记录，如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东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晋苏峻作乱等。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魏晋名士既要全身远祸，又要填补精神上的空虚，缓解精神上的痛苦，便转而清谈、饮酒、服药、隐逸，这就形成了特定时代独特的社会风尚——名士风度。

名士们极为注重内在的修养，《世说新语》把《德行》篇作为首篇，就很能说明问题。如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王祥至孝感动后母、庾亮不以己祸嫁人、殷仲堪性节俭、罗企生尽忠就义，说明虽然身逢乱世，但魏晋名士仍以德行为高，殊为感人。此外，魏晋名士多存高远之志，如刘驎之超然物外、翟汤矢志隐逸、戴逵厉操东山、管宁与华歆割席断交，这些故事都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洁身自好、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优良传统。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也有突出的成就，具有较高的文学研究价值。《世说新语》涉及各类重要人物有数百人（包括帝王、卿相、士庶、名媛、僧徒、隐士等），注重描写人物的形貌、才学、心理，善于表现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世说新语》以文笔简洁明快、语言含蓄隽永、余味无穷著称于世，往往只言片语就可以鲜明地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鲁迅曾经评论其“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善于抓住人物的特征，作写意式的夸张描绘，善于运用对比突出人物的个性，情节曲折，富有戏剧性，善于把记言与记事结合起来。《世说新语》也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其中的文学典故、人物事迹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代笔记小说的影响极大。可以说《世说新语》是一部蕴含思想深度、文学历史价值和玄远哲理的文化宝典。

现存最早的《世说新语》版本，为唐写本残卷，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发现于京都东寺，共存五十一则，分别是“规箴”二十四则、“捷悟”七则、“夙惠”七则、“豪爽”十三则。此残卷后由罗振玉于1915年影印出版。宋元为《世说新语》盛行的时代，见诸记载的有十多种版本。据汪藻《世说叙录》载，当时有晁（文元）氏本、钱（文僖）氏本、晏（元献）氏本、王（仲至）氏本、黄（鲁直）氏本、章氏本、舅氏本、颜氏本、张氏本、韦氏本、邵氏本、李氏本等。这十余种版本都已经亡佚，今存最早的刻本为绍兴本，共有两部，均藏于日本。此本就是目前通行的三卷三十六篇本，由晏殊删定，并经董氏整理。宋末元初刘辰翁、刘应登对《世说新语》进行了批点，共有八卷，目前只有残本保存在日本。明代《世说新语》版本有二十六种之多，其中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的删并合刊本、凌瀛初、凌濛初兄弟刊行的刘辰翁批点本和太仓王氏刊行的李卓吾批点本影响较大。清代刊本大多是翻刻古本，没有出现新的批点本，也有一些刊本对文字进行了校勘，其中较善者为光绪十七年（1891）长沙王先谦思贤讲舍刻《世说新语》三卷本。1949年以后，《世说新语》的校勘、注疏、译注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如杨勇《世说新语校笺》（香港中华书局1969年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朱铸禹《世说新语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本书底本选用涵芬楼影印明嘉趣堂本，参考了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的校勘、笺疏成果，为方便现代读者阅读，以篇为序，重新编目；断句参考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但有些地方根据我们的理解略有调整。注释部分，力求精要准确；除对生僻字依《汉语大词典》做注音、解释外，更注重对于涉及历史事件、背景的说明；今译部分，尽量采用直译，以免去原书本意太远。由于我们学疏才浅，定有不少谬误不当之处，还期方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