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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大家在兴致盎然地讨论一次演讲。大概演说家那次对创作的自由度发了一些抱怨，然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在宽松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诞生文化艺术的杰作。
这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谈，但那又怎么样，大家还是觉得这话很对，是每个人都想说而不敢大大方方说出来的。可是，事情明明不是这样啊！我插了一句：难道你们都没看过苏联文学吗？没看过苏联电影吗？就算都没看过，至少也听过苏联歌曲吧——《红莓花儿开》《山楂树》，这些总该听过吧？
即便是从没读过《古拉格群岛》的人也不会对苏联的社会空气一无所知，但那么多诞生在苏联的艺术杰作就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经典。还有那个莱妮·里芬斯塔尔，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她为纳粹歌功颂德的片子直到今天还是多少电影学院里的学生必修的经典之作——当然，仅仅是从艺术角度来看。
里芬斯塔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纳粹那样的险恶环境里，领袖的文化素质决定了艺术的高度；而在苏联的故事里，是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确饱受迫害，尤其令我心悸的是茨维塔耶娃，这个那么卓绝的诗人，讨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只好选择了自杀。
还有个再近不过的例子，每个人都不陌生：在清朝那个满是文字狱高压的时代，至少还出了一部《红楼梦》，还有被王国维推崇为北宋以后第一人的纳兰性德。
我承认，宽松自由的环境是人们想要的，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人们想要的，这都没错，但这两者真的存在必然的联系吗？除非把数不清的反例一一解释为特例，并且解释清楚。
我就是这么发言的，但没有人附和我，也没有人反驳我。对他们来讲，我的问题似乎突如其来，既让他们不甚喜欢，也让他们来不及反应。然后，没有人愿意继续这个话题，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我的出现经常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大家叫我“气氛破坏者”。
我的看法总是和大家不同，他们觉得我喜欢故意搞怪，我觉得他们经常逻辑短路。我发觉大家总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既没有清晰的来由，也不曾被清晰地整理过，但这些都是每个人心灵的根须，坚定地拒绝着任何一把喜欢刨根究底的铲子。
我发现作家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总是容易顾此失彼，喜欢诉诸直观的感觉，而不是细致地加以论证。我这么讲，完全没有鄙薄他们的意思——事实刚好相反，我觉得这正是作家们可爱的地方。作家不需要接受任何学术训练，不需要掌握严密的逻辑思辨技巧，那都是学者们的事情；作家只要有自己独特的眼光，细心加工出一个奇幻的世界给我们看，尽情想象，尽情批判，而学者式的严谨恰恰会扼杀这一切。
其实哲人们也常常说一些可爱的蠢话，像孩子或诗人一样。我爱他们的真理，更爱他们的谬误，那些谬误的确缺乏细腻的论证，表达着哲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和最本真的好恶，像一只拒绝变色的蜥蜴，不谙世事地在掠食者的世界里展现本色，不假任何遮掩，静候天敌的吞噬。在无怨无悔的固执里，总有一种悲剧的美，让人在窒息中迷醉。
最早迷住我的正是这样的一些书，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在古往今来中被幻想出来的理想世界。我觉得那些为人类设计乌托邦的哲人就像我自己一样，耽于幻想，在一个个晴天的云卷云舒里，在一个个夜晚的星移斗转里，飞升至天国的高度，或者像庄子那样“登假于道”，在云彩与星空的图纸上寄托自己云母一般的才思与哀愁。
我要讲的第一个乌托邦，第一本书，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它是我这一旅程的起点与终点，是我少年梦想的摇篮与坟墓。当“海盗路飞”在雅典的街市上挑剔着旅游纪念品的时候，我的旅行却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雅典悄悄开始。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件工作比设计一个乌托邦更有趣、更有魅力了，因为这件工作意味着你将亲自扮演上帝。在基督教神学里有一种设计论，是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便彻底袖手旁观，再也不干涉他的作品了；世界的一切演进，包括牛顿发现的物理规律、达尔文发现的进化规律，都是在创世之初就预先安排好的，世界就是上帝的钟表，齿轮扣着齿轮，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这一派的神学家们相信，上帝既然是全能全善的，怎么可能设计一个充满着缺陷的钟表呢，屡屡要逼得他亲自出马，用神力施加干预！
乌托邦的设计者就像是设计论神学中的上帝，他必须预先计算好一切，预先就堵住将来可能出现的一切漏洞，让世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严格按照自己的意图，齿轮扣着齿轮严丝合缝地运转下去。一旦设计完成，设计师将没有任何机会去干预或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果哪里出了纰漏，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步步地走向毁灭。
这也正是这个游戏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你自信智力不差，并且心思缜密，不妨也设计一个乌托邦看看。
女孩子们做着琼瑶的梦，男孩子们做着武侠和战争的梦，哲人们做着乌托邦的梦。
在哲人们看来，爱情缺乏刺激，武侠和战争同样缺乏刺激，能让他们的大脑皮层兴奋起来，并使肾上腺素迅速升高的，恐怕莫过于乌托邦的世界了，那是上帝才能享受得到的乐趣，不是任何凡夫俗子可以分享的。
张章喜欢在女生面前高谈阔论——你知道，这是诗人的通病。那时候他还是个诗人——有一次谈起了柏拉图，他那推崇备至的神气简直到了谄媚的地步，谄媚一位死去多年的大师对于一位诗人来说绝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张章嘴里的《理想国》彻底挑战了我的知识底线，我真怀疑他看的和我看的是不是同一本书。终于，当他幻想起自己和那个女生在理想国可能发生的美满生活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诗人不是进不去理想国吗？”
张章顿了一下，好像很诧异的样子，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诗人只会教人败德。”
张章释然，大笑：“哈哈，你这是妒忌。”
他一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或者以为我真的出于妒忌而编造了这种说法，其实不是的，柏拉图真的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理由也真的是因为担心诗人会败坏国民的良好品德。在后来漫长的基督教时期里，一次次封闭剧院的政策，一个个出版审查制度的出台，都是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发轫的。就连伟大的莎士比亚也曾深受其害——莎士比亚是个剧作家，而他的许多戏剧都是用素体诗写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当然也是个诗人。
西方所有诗人的祖师爷就是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荷马，今天的学者一般认为，所谓荷马，其实是绵延几个世纪之中的许多位诗人，但柏拉图那时候还缺乏这种考证精神，这无所谓，反正他不喜欢诗人，不喜欢荷马。尽管荷马在当时的雅典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一个雅典人只要不很愚笨，都会或多或少地背诵几段荷马的史诗，就像我们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样。再愚蠢的中国人也不会想要把李白逐出国境，但是，无比聪慧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却要这样残忍地对待荷马。
我们搞不清在这部对话体的《理想国》里，主人公苏格拉底究竟有几分是真实历史中的苏格拉底，又有几分是柏拉图塑造出来的苏格拉底；是作为学生的柏拉图忠实记录了老师苏格拉底的原话，或至少是原意，还是柏拉图创造了苏格拉底这个角色来代替自己阐述观点。总之，书中的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
……但是，格劳孔啊，如果荷马真能教育人提高人的品德，他确有真知识而不是只有模仿术的话，我想就会有许多青年跟他学习，敬他爱他了。你说是吗？既然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开奥斯的普洛蒂卡斯和许多别的智者能以私人教学使自己的同时代人深信，人们如果不受智者的教育，就不能管好家务治好国家；他们靠这种智慧赢得了深深的热爱，以致他们的学生只差一点没把他们顶在自己的肩上走路了。同样道理，如果荷马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还能让他（或赫西俄德）流离颠沛，卖唱为生吗？人们会依依难舍，把他看得胜过黄金，强留他住在自己家里的。如果挽留不住，那么，无论他到哪里，人们也会随侍到哪里，直到充分地得到了他的教育为止。你说我的这些想法对吗？（[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6页）
这真的是很有说服力的意见。荷马的颠沛流离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对人们有大用处的人（即便不是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必然会竭力挽留他的，他应该过得像明星一样。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海子复生，人们会在他那个凡人的脑袋上套上多少花环呢？
但这么一想，苏格拉底的说服力却大打折扣了，海子生前可曾被戴上过一顶花环？
国人比较东西方的诗歌传统，经常不自觉地混淆了一个事实：东方的传统是抒情诗，西方的传统却是史诗。荷马史诗里描写奥林匹斯诸神的生活，那所谓的诸神只是一些拥有了超能力的凡人罢了，他们的性格与道德品行甚至比社会平均值还低，柏拉图担心这样的内容不但起不到任何教育作用，反而会败坏人们的德行。
所以，当我们说诗人总是败德的，在东方传统里是指诗人的感性气质或孩子气，在西方的传统里却是指史诗人物的榜样作用。柏拉图甚至担心，诗剧里既然总要有反派，让正直的人去扮演反派怎么看都算不得什么好事。今天我们会认为演技派高于偶像派，如果请柏拉图来写影评，他一定会持相反的论调。
在理想国里，一切为了美德。但今天如果有人拿着《理想国》的主张到处宣讲，一定会被唾骂为斯文败类、道德沦丧。在柏拉图的社会蓝图里，不仅财产是公有的，就连妻子和子女也是公有的——百年前的反动派叫人们提防共产主义思潮，宣称共产主义是教人共产共妻。我当初读历史的时候很不理解这些反动派怎么有如此卓绝的想象力，读过《理想国》才知道，在这部一切公有制的理论鼻祖里，柏拉图还真就是如此设计的，后来的乌托邦设计者们居然也真的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传统。
今天的人们不会理解共产共妻怎么会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美德样板，这简直骇人听闻。还是找一个稍微温和些的问题好了：如果柏拉图问你“说谎算不算美德”，你会怎么回答呢？
不，不是撒一个小小不言的谎，而是撒一个弥天大谎，要骗过理想国里的所有人才行。可是，这算不算一种美德呢？
诗人总是撒谎的，柏拉图不喜欢诗人，可他撒的谎比所有诗人撒过的所有谎都大。
柏拉图把理想国的公民分为三种人：普通人、士兵和护卫者，只有护卫者才掌握着政治权力。这三种人的身份都是世袭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遗传的：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用今天的概念来说，是基因决定的，士兵和护卫者同理，虽然遗传的规则有时也会出现例外，但只要例外情况例外对待就好。当然，这种遗传决定论我们都不会相信，连柏拉图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他刻意编造的谎话，因为他认为国家秩序的稳固需要某种意识形态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只要“有用”就好，真假倒不重要。于是，在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里边：
苏格拉底： ……我们在故事里将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绝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
格劳孔： 不，这些人是永远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不过我看他们的下一代会相信的，后代的后代子子孙孙迟早总会相信的。
苏格拉底： 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意思的。就是说，这样影响还是好的，可以使他们倾向于爱护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相互爱护。我想就这样口头相传让它流传下去吧！（《理想国》，第128页）
柏拉图觉得，倘若没有这个“高贵的谎言”，理想国的稳定秩序便无法维持下去。阅读《理想国》的时候，这段内容才是让我感到震惊的。理想国巨细靡遗的社会蓝图竟然全部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柏拉图显然是这么想的：既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何不痛痛快快地撒个谎呢？
我不免会想，假如我自己投生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还偏偏当了一名研究神话学的学者，又偏偏识破了这个谎言，那么我该怎么办呢，那些世袭的、威严的、无私的护卫者们又会如何处置我呢？既然为了维护理想国的稳定，那位“开国元勋”不惜对全体国民撒下一个弥天大谎，那么为了把稳定局面继续维持下去，杀了我这个小人物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就这样，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我会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然后被正义地处决。
天可怜见，一定会是这样的结局，谁让我是一个情商为零的人，从来都不知道怎样掩饰自己。
这“高贵的谎言”今天当然还有，但已经很难有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会相信这些了。但是，也许会出乎柏拉图的意料，人们颇为默契地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智上接受了这些谎言，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文化母体来小心守护。我们被“高贵的谎言”凝聚而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把谎言戳破，结局并不像柏拉图所担忧的那样可怕。而如果柏拉图的担忧确乎有理的话，那只能说明他的理想国存在着严重的设计缺陷了。谎言也许并不算错，但是，为了维系社会不平等的秩序而编造出来的谎言，难道还能说是高贵的吗？
《乌托邦》只是这本书的简称，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在英国的传统里，议论性的文字常常要取这样一种过于严谨的题目。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学英语，那些阅读材料实在不对我的胃口，于是我想，自己既不升学，也不拿证，又何必守着这些无聊的教材呢，直接找自己想看的英文原版书去看好了。这也许是个不错的想法，反正我就是这么读的《乌托邦》，英文版的。
缺少师友的提点，人总是容易犯错误的。英文版的《乌托邦》并不难读，我真想不到四五百年前的英语竟然和今天差不太多——可是，不会吧，以前草草翻过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好像完全看不懂似的。这时候我心中一凛，突然想到自己错了，《乌托邦》的原版是拉丁文的，我看的这个英文版只是当代的英译本而已。这种错误在大学校园里就不可能犯，后来每当有人或真或假地艳羡我这样的闭门读书时，我最喜欢把这个例子讲给他们。唉，如果我不是这样自闭的话，即便读书的兴趣不变，其实也想钻到人群里去的。
今天来读《乌托邦》，其实一点都不感到有隔膜，因为书中描写的乌托邦的场面简直如同城市建设类的电子游戏，甚至是《帝国时代》之类的即时战略游戏。四四方方的城市，纵横有序的街道，豆腐块一般的民宅，穿着一模一样衣服的居民……城市和城市一个样，街道和街道一个样，房屋和房屋一个样，连人和人都一个样……
凡是乌托邦，都是被某位智者独立设计出来的，或许是出于设计的便利或审美的需要，强大的秩序化总是必不可少的，每一座城市都像是安迪·沃霍尔的一件波普艺术，每一处风景和每一张脸都是其他某一处风景、其他某一张脸的复制粘贴。对于欧几里得和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一定是最具魅力的场所，数字和几何线条，整齐的美感。
莫尔的乌托邦里一共有54座一模一样的城市，每座城市一模一样地住着6000户人家，家庭规模要比今天所谓的核心家庭大些，却比传统的聚族而居的家庭要小，每一户有10—16名成年人。这样的人口规模保持始终，一旦人口增长，他们就会在岛上另外找个地方新建城市，当然，新城市的规模一定还与旧城市一样。
至此我们会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无论从疆域还是人口来看，规模都不太大，事实上，这是西方传统里一切乌托邦共同的特点，哲人们不喜欢幅员辽阔的伟大帝国，却始终倾心于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这是《老子》的乌托邦理想，在中国传统里从不曾得到过认真对待。中国人更喜欢大汉王朝、大唐王朝，即便是大元王朝从来也不缺少狂热的粉丝，我们不喜欢小国寡民，我们喜欢的并为之感到自豪的总是“泱泱大国”。
这也许是文化传统差异所致吧，西方人总是向往着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城邦国家，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国家的疆域应该以一名传令兵的声音所及为限，小国寡民便成为哲人们永恒的憧憬。
他们不喜欢“泱泱大国”，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国总是和专制联系在一起，而专制必然意味着暴政，所以有德行的生活总不会繁荣在大国里。1957年，一位犹太裔的美籍学者魏特夫出版了一本《东方专制主义》，在汉学界名噪一时。他提出了一个“治水社会”的理论，说中国古人需要治理水患，而治水这样的浩大工程绝不是小国寡民可以胜任的，必须在最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口，还必须形成金字塔式的严密的组织结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也就由此而生了。
我想，任何熟悉先秦历史的读者或许都不会赞同魏特夫的奇妙见解，但是对当年的中国学界来讲，魏特夫这本书所带有的意识形态倾向才是最令人不快的，于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组织批判，今天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里边可以略窥当年的批判盛况。但要找《东方专制主义》这个靶子却找不到了——这书据说在1960年就已经被翻译了过来，但没能出版，1989年出了一个增订版，但尚未发行就遭到了强烈批判。
如果魏特夫在天堂里见到莫尔，会发生怎样的对话呢？魏特夫或许会讥讽莫尔的乌托邦纯属空中楼阁，一点也不曾基于现实——魏特夫也许会检讨自己的错误，但还是坚持说：虽然我错了，但我总算用上了正确的方法，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从具体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出发来推想一个政治体制的形成，可你呢，只会空想！
很多人都会这样批评莫尔，我自己却很喜欢莫尔的空想。看看这个过于现实的世界，民工们羡慕富人的好车子，富人们羡慕民工的好胃口，千差万别的芸芸众生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发白日梦。
国人当中喜欢《老子》“小国寡民”的，不妨就把白日梦寄托在西方哲人们林林总总的乌托邦之上吧。对了，这样的乌托邦当真有过一个现实版，那就是卢梭所向往的日内瓦共和国。
在莫尔的《乌托邦》里，人们每天只需要工作六个小时，我们必须知道莫尔这本书是在英国那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写成的，因为被马克思援引而倍加知名的“羊吃人”一语的出处正是莫尔的这本书。所以，相对于那时候的血汗工厂，六小时工作制的说法要么会被当作来自天国的“福音”，要么会被当作“天方夜谭”。
当时的读者很自然地会怀疑：每天只要工作六个小时，这样的国家根本就维持不下去。
莫尔预料到了这种质疑，所以特地做出了合情合理的答复：
可是，为了避免误会，这儿有一点你必须更深入地加以考察。既然他们只工作六小时，你可能认为其后果是必需品是会有些不足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对于生活上的必需品或便利所万不可少的全部供应，这六小时不但够用，而且绰有余裕。这种现象你会理解，假使你考虑到在别的国家只吃饭而不干活的在全人口中占多么大的一个比例，首先是几乎所有的妇女，她们是全民的半数，或是妇女有事干的地方，男子又通常睡懒觉。而且，那伙僧侣以及所谓的宗教信徒又是多么队伍庞大，多么游手好闲呀！和他们加在一起的还有全部富人，特别是叫作绅士与贵族的地主老爷。再算上他们的仆从，我指那些干不出一件好事的仗势凌人的全部下流东西。末了，包括在内的又有身强力壮的乞丐，他们借口有病，专吃闲饭。这样，你就一定发现，创造人们全部日用必需品的劳动者远比你所想象的人数要少。
现在可以估计一下，在劳动者当中从事必要的手艺的人又是多么少得可怜。因为，在以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中，人们势不得不操许多毫无实用的多余的行业，徒然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倘使现在干活的这一大群人分配到为满足生活的少数自然需要与便利的少数行业中去，商品就必然大为增加，价格就会跌落到使制造工人无法靠做工维持生活。可是又倘使目前全部不务正业的人以及全部懒汉（他们每个人所消耗的别人劳动的成果就等于两个工人所消耗的）都被分派去劳动，做有益的工作，那么，你不难看出，只需要多么少的工作时间便足够有余地生产出生活上需要与便利（甚至享乐，只要是真正自然的享乐）所必不可少的一切。（[英]托马斯·莫尔著，戴镏龄译：《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8—59页）
我觉得这一段内容才是《乌托邦》的精髓所在，在这个神秘的岛国里，必须培养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乌托邦人认为奇怪的是，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至于竟喜欢小块珠宝的闪闪微光”，人只要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奢望，而且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人都出来干活儿的话，那么用不着付出多少劳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
在乌托邦的人看来，我们这个社会的人要住好房子，买好车子，穿戴名牌，财力稍有不及的人总会很不痛快，这真是吃饱了撑的。莫尔说得没错，维持生计、便利与“真正自然的享乐”的开销真的没有很大。记得我读的第一本经济学书是老前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当时书里的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那句话是，“生物学家告诉他们，每天花费几分钱在一种稀粥上就可以使他们得到充足的营养”。
看来今天报纸杂志上的那些营养学专栏与其说是在帮助人们“得到充足的营养”，不如说是帮助人们避免摄取过度的、不适当的营养。萨缪尔森还为这句话加了一则注释：“研究结果表明，合乎标准的成年人一年的营养在1984年可以用大约300美元买到，或者每天80美分。但是，这意味着那样的伙食：卷心菜、菠菜、猪肝和面粉！（参见乔治·J.施蒂格勒：《生存的费用》，载《农业经济杂志》，1945年5月，第304—314页。）此文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是对经济学和国防很重要的数学技术‘线性规划’的先驱者。”
这个注释更加令我吃惊，因为从萨缪尔森的语气来看，这个最低限度的菜谱应该人见人厌才对，而它实际上居然是“卷心菜、菠菜、猪肝和面粉”，有面有菜有肉，我今天的伙食标准也不过如此了。
当然，作为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比莫尔爵士更通人情世故，他紧接着就说：“但是，凡是掌管过家庭预算的人都知道，社会生活必需品——那些绝对必要的东西——和衣食住行等生理上最低的需要并没有什么关系。大约30 年以前，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中曾经雄辩地指出，今天美国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经超过了生理上所需要的水平；消费者在购买物品时的选择取决于流行风尚和广告宣传。”
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是有中文译本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广告宣传可以大大影响流行风尚，消费的欲望是被商人们处心积虑“设计”出来的，人作为社会动物，必须追赶流行风尚，这既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会让人乐在其中。铺天盖地的广告编织了又一个弥天大谎，如果这谎言从来不曾有过，我们会生活得简单快乐一些吗？
在莫尔的乌托邦里，生活就足够简单快乐，人们竟然连最起码的嫉妒心都没有，这就有点违背天性了。莫尔不曾讲什么“高贵的谎言”，但只要我们合乎逻辑地来寻找乌托邦的立国基石，一定会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块黑色的帷幕，那里边必然藏着一个巨大的谎言，欺骗着这个小小岛国上的所有居民。他们必须相信钻石是毫无价值的，谁要是会被一块闪闪发亮的石头吸引住目光，人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的智力；他们还得相信黄金和珍珠都是耻辱的标识，除了用来打造奴隶的镣铐，实在派不上什么别的用场。
除了柏拉图的办法，我实在想不出莫尔还能怎样让乌托邦的人们相信这些。那么，瓦解乌托邦的手段也就可想而知了。
莫尔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乌托邦的固若金汤——它有怎样的军事组织，有怎样的战争技术，通常使用怎样的战略、战术。莫尔一定搞错了方向，也许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法征服乌托邦，但是，只要有一家外国的广告公司打着和平交流的旗号踏上那个神奇的国度，我敢说，乌托邦离土崩瓦解的那天就已经不远了。
人类最高级别的战争从来不是依恃武力，而是仰赖谎言。谎言与谎言的搏斗看不到赤裸裸的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相反，甚至可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人是观念的动物，永远都是，从原始部族直至科幻时代，我们都是被流行时尚塑造成形的，而这些琳琅满目的流行时尚又是如何塑造起来的呢？
我的朋友张章，曾经的诗人张章，现在已经时尚得不成样子。我曾搭过他的车，那一路上我才发现他的思想已经升华到了怎样的境界。若是有别的车不守规矩，妨碍到他，他的反应是因车子的档次而异的——或者是义愤填膺的：“切，一辆破奥拓也敢跟我抢！”或者是泰然自若的：“算了，人家60万的车，抢就抢了。”
一路上他神采飞扬地说着某路口开过去的一辆法拉利是如何如何的好，说那款车要卖400多万元，这样好那样好。我终于忍不住问他：“如果哪天你被那辆法拉利撞了，你会怎么办呢？”我夸张地模仿着张章被撞之后奄奄一息的样子：“撞……撞我的，竟然是400万元的法拉利，好好，我瞑目了！”说完，头一歪，满足地闭上双目。
张章白了我一眼：“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可是，我真的想错了吗？
人类的生活质量永远取决于流行时尚，取决于社会格局背后的那个最深层的谎言，无论是在穴居时代，还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莫尔的乌托邦，抑或在封建领主制或民主共和制国度。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晓究竟是谁，是哪些人，成功地骗过了我们，我们甚至根本就不可能问起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不是吗？
《乌托邦》第21页：“你们的羊，”我回答说，“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对国家丝毫无补，觉得不够，还横下一条心要对它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地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班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
附记：这一段就是著名的“羊吃人”一语的出处，莫尔也正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才去幻想一处乌托邦的。如果上帝当真按照莫尔提供的这份社会蓝图创造一个世界，并且在创世之后再也不加干涉的话，我不知道这个乌托邦会不会按照莫尔的预期发展下去，或者会不会发展到一个比“羊吃人”的世界更坏的地步。
第36—37页：设想这样一个情景：某一国王正倾听一批廷臣大发议论，筹划如何为他聚敛财富。一个廷臣献计，国王支付时可将货币升值，当他收进时，可将其贬值至法定率以下——这就可以双收其利，既用少量的钱还大量的债，又可以从应收进的小笔欠款捞一笔钱……又有廷臣献策，国王要规定许多禁例，侵犯国民生计更是禁例，违者严厉处分。然后，他又从因禁利而利益受损的人那里收取金钱，特许对他们开禁。这样，他既博得老百姓的欢心，又有双重进项：既向贪图横财以致陷于法网的人勒索罚金，又向另一些人出卖专利——的确，卖价越高，国王越贤明，因为国王极不愿给私人以侵害公益的专利，如要给予，必须私人付出重价。
附记：我读中学的时候，政治学教科书上说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政策”，一种巧妙的剥削手段，而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这个问题确实困惑了我很久，后来在经济学里学到，通货膨胀细说起来的确有各种复杂的因素，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钱印多了。所以很多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叫作“隐性税收”——如果明明白白地向国民加税，难免会加重人们的怨气。从莫尔的反讽来看，这真是一个既古老又经典的统治技术啊。
禁令与特许同样经典，对于统治者来说可谓名利双收。对商人们也不坏，只要交一笔钱就可以买到特许权，只要买到特许权就可以公然侵犯公益。受到侵犯的人也许会疑惑那些购买特许权的款项为什么没有被用来补偿自己的损失，而是落入了国王和他的爪牙们的腰包。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想这些烦人的问题，就像那句流行语说的：“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就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
稍稍有些阅读趣味的人都知道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书店里会整整齐齐地码上一大排书架，简直令人望而生畏。
其实在这套书里，也有几本可读性和趣味性极强的，只是湮没在那一片刻板面目的海洋里，不大为人所知罢了。《塞瓦兰人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绿色的书脊，被归在政治类。
其实这是一部小说，而且是幻想小说，有点像《鲁滨孙漂流记》或《格列佛游记》，作者德尼·维拉斯是一位17世纪的法国新教徒，后来人们把他和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人一起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当然，维拉斯自己一定不会这么想的。
维拉斯的故事才一开始就充满悬念：一艘远航的大船遭遇了险恶的天气，乘客和水手们逃到了一座既无人也无名的小岛上，并且不得不在这里生活下去。这个设定很像是前两年红极一时的美剧《迷失》。然后，几百名幸存者们选举首领，建设官僚体系，安排打猎、采集和探索的工作，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组织。
在这段日子里，除了有一个不幸的人在海滩上被鲨鱼吃掉之外，最大的凶险就是他们的人口构成：女人有74名，男人却有300多名。很快地，男人们就因为争风吃醋而动了刀子，于是，幸存者们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社会改革：
这次事故促使我们制定了新法律。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当中有女人，如果不及早做出安排，使男人们按照某种规定占有她们，她们就会成为纠纷的根源。但糟糕的是：妇女只有七十四个，而男子却有三百多，因而不可能将一个女人分配给一个男人。为了找出恰当的权宜之计，我们商议了很久。最后决定：每一名高级军官可有一个女子，他们每人按自己的等级进行挑选。我们把其他人按照身份分为各种等级，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即：下级军官可以每星期和一个女子睡两个晚上；普通人睡一个晚上，某些按其年龄和身份每十天才能跟一名女子睡一夜。
此外，我们把五十岁以上的男子和四名到巴达维亚找丈夫的妇女分开对待。那四名妇女宣称忠于自己的丈夫。她们总是在一起，不和其他人交往。可是，当她们看到自己避免与之交谈的那些女人都有了朋友，而其朋友的行为反倒受到称赞，再者，等候来自巴达维亚的援助又杳无音讯时，她们发愁了，并对自己所做的选择感到懊悔。她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苦闷，以致我们不得不给她们另配丈夫，就像对待其他人那样。（[法]德尼·维拉斯著，黄建华、姜亚洲译：《塞瓦兰人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30页）
这可真是给我们摆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道德困局，写《公正》的那位桑德尔教授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的。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过好熊，他犹豫了好一阵才打出一个困惑的笑脸说：“只能讨论，不好评论。”
这时候我们很容易这么想：这是一群道德败坏的欧洲人，作者之所以这么写，一定是为了和即将出现的塞瓦兰人美好的乌托邦社会形成对比。可是，当这些欧洲人的使者们踏上塞瓦兰人的地界时，却遇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款待：15名年轻女奴被带了过来，为客人们提供服务。
负责接待工作的塞瓦兰人很清楚这给客人们造成了多大的惊讶，于是长篇大论地讲了一番道理，说这是伟大的国父，塞瓦兰人的立法者塞瓦利阿斯早先定下的规矩：“他考察万物之后，下令惩戒放纵和粗暴的行为。但他同时主张大家要顺从上帝和大自然关于保存人类的意愿。为此他下达命令：凡是达到某一法定年龄的人都得结婚，而旅行者可以和女奴同居，我们这里女奴不少。这位伟人不许我们把有助于保存种族的事情视为罪过。但是他不主张放纵无度，不知节制；一切快乐都必须是有节制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里不允许男人没有女人。你看，你们有多少男人，我就给你们领来多少女人。在你们留在我们这儿的时间里，她们每两天来侍候你们一次。我知道，这种习俗在欧洲是受到谴责的。那里的人不大承认美德在于爱情的正当享用，而不在于完全的禁欲。在我们当中是看不到使贵国声誉受损的那种丑恶行径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问世以来，这些大大小小的乌托邦几乎都把优生优育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强行推广，都认为男女关系的核心意义就在于生育后代，所以从恋爱、结婚到生儿育女，整个过程都需要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当然，这些乌托邦的居民们对此都是欣然接受的，因为大家都喜欢有序的社会，藤生草长的野猪林当然不如精心修剪的人工草坪秩序井然、赏心悦目。
塞瓦兰人的国父名叫塞瓦利阿斯，是来自波斯的一名贵族，他带着先进的火炮征服了这片还在使用弓箭和长矛的地方。他聪明绝顶，恩威并施，自称是太阳神的使者，奉命来这里惩罚那些不服管教的部族。他把火炮叫作天雷，说那是太阳神的武器。结果他得到了所有部族的拥戴，“一统天下”。出于友好的政治目的，他很有必要把各部落首领的女儿、侄女们娶作自己的妻子。
读到这里，我想起我们的历史书上总是批判封建帝王三宫六院，穷奢极欲，看来人家讨那么多老婆远不是出于简单的花心，更多的是为了笼络重要人物，维护世界和平。在政治人物那里，一切都是政治，婚姻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如何给予道德评价，这又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了。
在公有制的思想发展史上，共产之余往往也要共妻，这是得自柏拉图《理想国》的传统，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那些伟大的思想先驱并非怀着恶意，而是怀着满腔的热忱在设计这样的社会蓝图。塞瓦兰人不知道是进步了一些还是退步了一些，他们享有私人的家庭生活，但是，夫妻双方如果彼此不满的话，就可以要求交换，但这只在身份相当的家庭中间进行。
今天思想开放一些的人可能会认为维拉斯是在主张男女平权和婚恋自由，但实情似乎很难捉摸。如果维拉斯真是这么想的，他就不该主张那种最令我无法接受的社会制度：男人可以娶好几个妻子，但数量不能超过规定——这个规定是赤裸裸的官本位式的，行政级别越高，可以娶的妻子就越多。
接下来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塞瓦利阿斯的登基大典。塞瓦利阿斯故意拒绝大家的拥戴，说他不过是太阳神派来的使者罢了，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听从太阳神的亲自指示。于是，塞瓦利阿斯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祭祀典礼，那典礼仪式的精美与复杂大大震慑了当地土著。接着，塞瓦利阿斯诵读了一篇长长的祈祷词，这祈祷词充满了诗歌的感染力：
这篇祈祷词深深打动了在场者的心，并使他们对这位王子的虔诚怀有崇高的敬意。然而他们觉得意外的是：塞瓦利阿斯的话音刚落，他们便听见神殿的穹顶处传来一阵柔和悦耳的乐声。乐声似乎自远处而来，逐渐临近。当乐声相当近的时候，便听到一位女子或一个少年的优美的嗓音。这声音柔和动听地唱了一会儿之后，便对全体在场的人说道：他受太阳神的派遣来向他们宣布，光荣的太阳神已听了他们的祷告，接受了他们的祭礼，甚至已经注意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要把他提到高于他人的职位上。但是神不想授予他以国王的称号，因为任何凡人都不配以君主的名义去统辖神的选民。这个民族是神从世界上的一切民族中挑选出来作为他的臣民、作为他的真正信徒的。他既然已是他们的神，他愿意自己来当他们的君主，以便他们完全按照神的法律来进行管理。神会通过他选拔为王国摄政官的那个人之手赐予他们以极其公正、极其严明的法律。神从前已把那个人提到大祭司的高位了。神所选拔的人正是大祭司塞瓦利阿斯。神当众宣布他为摄政官。最后，神命令众人接受他这种身份，将来要服从他和他的继承人，这是按照神亲授给这位使者的上天法律所规定的。神挑选这位使者作为他的意旨的解释人，作为他的恩泽的分配者。
这番训谕之后，人们又听到一阵悦耳的乐声，比第一次更加柔和，似乎渐渐远去，一直到听不见为止。
当时，在场的人们个个惊叹不已，都以为的确是上天的声音向众人宣告神的意旨。他们都乐意立刻听从，尤其是因为看到，光荣的太阳王选拔的摄政官正是他们想选为君主的人，而除此恩典之外，太阳王还愿意亲自管理他们，并特别关心他们的民族，这是无上的光荣。于是，塞瓦利阿斯被公认为太阳王总督，他的臣民中的显要人物都向他参拜，并向他宣誓效忠。我觉得他在这个场合里的一举一动都极为出色，是与他的机敏和明智相称的。因为他不仅像某些伟大的立法者那样，为了使自己的法律获得权威，说是从某位神灵那里得来的，而且他进一步以上天的声音（正像要民众相信的那样），向民众说出他们的神的意旨是什么。他还认为，如果拒绝最高权力，把这个权力完全归于太阳神，那么他打算在这些民族中建立的管理制度就会更加巩固，更受人们尊重。而他自己作为这位光荣君主的摄政官和代言人，就会比他从普通人那里接受权力更受敬重，也更能够让人们服从于他。（《塞瓦兰人的历史》，第127—128页）
如果孔子亲临塞瓦利阿斯的就职典礼，可能会感动得泪潸潸吧。这位塞瓦利阿斯似乎比周公更明白诗歌的政治魅力，更明白礼乐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太阳神是真是假，这一点都不重要，只要大家相信他是真的，那他就一定是真的了，至少像真的太阳神那样在人间行使了神力，让人们有所敬畏——当然，除了塞瓦利阿斯和他的同谋者之外。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塞瓦利阿斯是个好人，像周公一样的好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天下和平，为万民谋福利，而这个伟大的目的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即塞瓦利阿斯本人必须牢牢地抓住政权，不许任何人染指，也不许任何人质疑。但这也许没错，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这总比天下四分五裂、混战不已或桀纣这样的暴君当政要好。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为了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欺骗手段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而欺骗的手法莫过于庄严而盛大的礼乐仪式，这与我们今天的市场营销学的道理真是异曲同工啊。
你可能觉得，这种幼稚的招数只能骗骗无知妇孺，骗骗那些没文化、没见识的土著罢了。事情当然不是这样。两晋之交，司马睿南渡长江，想在江南坐稳政权。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得到当地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当地那些世家大族却对这些北方“伧父”很看不起，根本不屑和他们交往。于是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司马睿和当地的世家大族一直没搭上话。辅佐司马睿的王导是个很聪明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三月三日上巳节那天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出游，那隆重的仪仗和威严的队列彻底震慑了所有观者，江南最大的豪强地主当即在道旁下拜。东晋政权之所以能够在江南扎根，颇得益于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其实这个道理也处处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正如动植物总是以千奇百怪的保护色和伪装技巧克敌求生一样，我们人类也总是在以服饰、谈吐等外在形式来构筑我们的伪装，既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有一个女性朋友就职于一家不凭关系绝对进不去的单位，那里待遇极好，福利极高，“钱”景远大，而财富与机遇的分配完全掌握在领导手里。所以，“取悦领导”是那里每一个员工私下里研究的核心课题。
说到这里，肯定每个人都会想到行贿送礼。当然，行贿送礼肯定是少不了的，但若仅仅是行贿送礼，那就太平庸了。让我举一个管中窥豹的例子吧：他们单位平时都要求统一着装，有一次要去集体郊游，准许大家各穿便装，我那个朋友就把郊游之前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商场里，精心挑选衣服、鞋子和首饰，花的钱实在让我瞠目结舌。她说这只是职场上最基本的技巧，郊游是一次机会，是你吸引领导注意的机会。
没有人为她的话感到吃惊，反而为我的吃惊感到吃惊。但让我更吃惊的事情还在后边。我以为这个朋友的处心积虑已经是极致了，没想到有一个比她年纪还小的女生以关切的口吻劝告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怎么能由着自己的品位去选衣服呢，当然得按照你们领导的品位来选啊。”
我那朋友委屈地说：“可我怎么知道领导的品位呢？”
小女生打出一个惊呆的表情说：“你上班这么久了，平时难道不观察的吗！”
我当时只感觉脊背发冷，进而醒悟到，我被这个社会淘汰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唉，我能靠自己的双手活到现在，已经算得上奇迹了。
接下来她们终于聊到读书的话题了，但这一点都没有令我兴奋，因为她们聊的是《杜拉拉升职记》。其实，一个自闭症患者为了接近自己的时代，看看畅销书是再好不过的方式了。所以我也曾试图去看看这本书，了解一下我身边那些熟悉的陌生人究竟都是怎么回事。遗憾的是，猎奇的心理并不足以抵消我的厌倦，我想还是那些和现实生活远远拉开距离的书更适合我。
她们问我在读什么书，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出于像我对她们一样的猎奇心理。我说我正在看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马上我就在屏幕上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鬼脸。我说：“其实你们应该对这本书感恩戴德的，因为你们现在享受到的八小时工作制正是这本书最先提出来的。”
所有的乌托邦都在做计划经济的打算，伟大的开国者都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人们的工作时间当然也要秩序井然地被计划进来。托马斯·莫尔为他的乌托邦设计了六小时工作制，康帕内拉为他的太阳城设计了四小时工作制，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劳工阶层来说不啻为货真价实的乌托邦，或者说是某种远在天边的福音。相比之下，维拉斯就要现实得多了，他认为一天应该被平均分成三个等份：
全体人民在君主的管理下都过着幸福、富裕、安宁的生活。但是作为政体之首的政府官员需要其他成员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让其他成员得到锻炼也是一件好事，以免他们在富裕和逸乐之中起反叛之心，或者在游手好闲中消磨意志。正因为这样，塞瓦利阿斯决定安排全体臣民从事各种工作，通过有益而又适度的劳动，让他们永远保持精神振作的状态。
为此，他把一天三等分，规定第一部分时间用于劳动，第二部分用于娱乐，第三部分用于休息。他要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人，除了疾病、年老或别的事故可以免其履行法律的规定之外，都得每天劳动八小时；其余时间，他们可以用于得到许可的正当娱乐，或是用于睡眠和休息。这样，生活就过得十分舒适；身体由于适度的劳动得到锻炼，而不致因过度劳累垮掉。脑子也有合理的令人愉快的活动，而不必承受忧虑、悲伤和烦恼的重压。劳动之后的消遣和娱乐，使身体和精神轻松、振作，随后的休息又使身心得到放松和恢复。这样，人们忙于做好事，而没有时间想到做坏事。他们不大会陷于那种由于游手好闲而导致的恶习中。如果他们不以正当的事务来驱除游手好闲，那是会造成恶习的。（《塞瓦兰人的历史》，第131—132页）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着眼，维拉斯其实很可能支持莫尔的六小时工作制或康帕内拉的四小时工作制，他之所以制定八小时工作制，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以塞瓦兰人的生产能力，只有每天保证八个小时的工作才能够保证生产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维拉斯仅仅是觉得人们假如不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假如有了太多的闲暇时间，那就一定会饱暖思淫欲，甚或苛刻地挑剔政府，发动政变。
这分明在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很有必要给老百姓没事找事，让他们没有空闲的精力去思淫欲，更没有闲情逸致去颠覆政府。这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哲学啊！
和好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这其实再正常不过，这可不是书斋里的空想，而是历朝历代真实存在过的政治手腕。宋朝的军队为什么人数众多却战斗力薄弱，明朝的驿传系统为什么要养活数以十万计的闲人，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维拉斯的担心是大有道理的，明朝崇祯年间当真对驿传系统精简机构，结果酿成了下岗工人的聚众造反——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
中国也有这种骇人听闻的政治哲学，好熊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很成系统了。《国语·鲁语下》记载了公父文伯的母亲告诫儿子的一番做官的道理：“过去圣王治理人民，总是挑贫瘠的土地让他们去种，让他们一直都过劳苦的日子，所以圣王才能一直维持着他的统治。”至于这个骇人听闻的道理为什么能够成立，理由有点貌似《孟子》的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只不过这里是用老百姓的忧患保障了那位圣王的安乐。
《淮南子·道应训》讲过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故事：周武王灭掉商纣王，得了江山，可心里不大安稳，于是请教姜太公说：“我夺了商纣王的天下，这是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行为呀，如果后世有人效法我的样子，搞得兵祸连绵，那可就不好了。你看这该怎么办呢？”
姜太公答道：“大王您能提出这个问题来，这很好。这就好比打猎，猎物还在活蹦乱跳的时候，猎人唯恐把箭射轻了，可等到猎杀成功之后，又希望猎物的伤口越小越好。
“您如果想长久地占有天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导着他们多做一些无用功，同时，用烦琐的礼乐来教化他们，让他们各自安于本职工作，养成他们安逸的心态，让他们的脑袋从清清明明变成浑浑噩噩。
“达到这种程度之后，再摘掉他们的头盔，给他们戴上以翎毛装饰的帽子；解下他们的刀剑，让他们手持笏板；制定为期三年的守孝规则，以此来限制他们的生育；大力宣讲等级秩序和谦卑退让的精神，让他们不起争斗之心；多给酒肉让他们好吃好喝，再用音乐使他们好玩好乐，用鬼神使他们敬畏天命，用繁文缛礼使他们丧失自然天性，用厚葬久丧使他们耗尽财产，让他们为丧事置办奢侈的陪葬品，这样来使他们陷入贫穷，让他们挖壕沟、筑城墙来耗费体力。这样做下去，就没有多少人还能犯上作乱了。只要这样移风易俗，就可以永保江山。”
可我还是觉得不易理解。我们必须知道，维拉斯不是处心积虑维护君权的法家，也不是马基雅维利那样厚颜无耻的阴谋家，他是一位真材实料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在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建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塞瓦兰人的八小时工作制，虽然是我们今天八小时工作制的理论先驱，虽然在他当时的社会里简直是劳工阶层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人道主义美好制度，但是，从其出发点来说，怎么看都有几分阴险。
QQ群里大家又在讨论，说某个不久之前刚刚修缮过的地方又要推倒重建。大家纷纷责怪肉食者的愚蠢，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我们任何人都精明呢，这一修一推一建，看上去好像在浪费人工，实际上又创造了多少的就业机会，又有多少钱可以流进流出。
我说了我的这个想法，大家无不表示惊愕，他们想象不出我这样一个整日闭门不出的人怎么会动这么多歪脑筋。他们想象不出，我读的那些书，所有那些刻意远离现实的书啊，竟然一次次地把我拉回了最真切、最血腥的现实。我真是不喜欢这样。难道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