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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美国完成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罗斯福到里根的50年间，更是奠定了美国在全球的“头号强国”地位。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正式确立其“世界霸权”，至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而美元的世界霸权却依然故我，延续至今。后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一度引领世界的“单极化”。
美国经济总量从1929年的7069亿美元（按照1982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到1986年的36749亿美元（同上），年均增长率为2.9%。第一、二、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从1947年的11.6%、28.4%和60%下降（上升）到1984年的6.2%、26.3%和67.4%。
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1947年的45.1（1977年为100），提升到1985年的105.3，年均增长率为2.3%，并且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快于非农业部门。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1930年，在18~24岁的青年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为7.2%，1983年该数字上升为32.5%。1947年，14岁以上人口中每百人中有2.7个文盲，而1979年每百人中仅有0.5人是文盲。
美国对科学技术极为重视，“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不断增加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投资。至1985年，科研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5年的1.5%上升到1986年的2.8%。美国科研力量的增长还可以从私人企业中工程师、科学家、技师数量的增长得到说明。1961—1982年的22年间，私人企业中工程师、科学家、技师数量增长了1.21倍，年均增速为3.6%。1978年，公私企业事业单位雇用的工程师、科学家总数为282万人，1982年达到350万人，年均增速为5.6%。据丹尼森的计算，1929—1982年，知识进步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8%，在非住宅建筑企业这个比重达到39%。并且，1931—1945年，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始终居世界首位（见图1-1）。
图1-1 美国在物理、化学、生物学三学科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
美国现代化进程中，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政府改革之前，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着美国经济改革。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中先声夺人的集中体现是罗斯福新政，尽管“新政”持续时段较短，但其基本精神在政府经济政策中的主导地位却延续至里根上台之前，历经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四任民主党总统，长达36年。
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政府宏观调控的紧密结合是1929—1933年“大萧条”危机的产物。在此之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居主流，强调政府“无为而治”的“守夜人”职能定位。但在“大萧条”发生后，美国20世纪30年代劳动失业率居高不下（10年间平均失业率为18%，最高年份可达25%），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理论无法解释当时的美国现实，凯恩斯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开创性地提出的一套刺激需求的理论与美国调控实践相结合的契机应运而生。
该理论认为，市场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市场机制下，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施行“反周期”的干预，确保有效需求与潜在需求相当，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理论解释了大危机产生的原因，给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供了解决的办法，即通过国家干预创造有效需求。
凯恩斯理论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高度赞扬：“面对这样一个经济专制，美国的公民只能求助于有组织的政府权力……在现代文明中，政府对公民负有某些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包括保护家庭和家宅，建立一种机会均等的体制，以及对不幸的人提供援助。”
凯恩斯理论在美国税收制度与政策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在公平与效率两大税收原则的取舍上，更倾向于与再分配相关的公平原则。主要表现为：
以所得税，尤其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通过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税累进税制安排，发挥所得税对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同时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即纳税能力不同者，纳不同的税，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或者不纳税。
较复杂的税制安排，以区别对待不同情况。一方面体现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可能。所得税制度安排相当复杂，除了税率累进外，还规定了大量不予计列的应税所得、所得额扣除、延期纳税、税务抵免以及优惠税率。复杂的税制也促进了美国税务中介机构的发展，以提高适应纳税人需要的专业服务。
较稳定的宏观税负水平。较稳定的宏观税负水平支持了提升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也持续地形成了政府对企业和居民实际收入及其运用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