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巴黎时，天色晴朗、寒冷又宜人。城市已经有了冬天的架势，我们街上卖柴卖炭的所在有好柴卖；许多上等咖啡馆外设了火盆，让人在室外区域都好取暖。我们自家公寓里温暖惬意。我们用木柴生的火上烧着煤粉制的蛋形小煤球。冬夜的街上灯光明丽。这会儿，你也习惯走在横穿卢森堡公园、新被雨水刷过、寒风凛冽的碎石路上，看到秃树参天了。看惯了秃树，你会觉得它们形同雕塑。冬天的冷风吹过小池水面，明亮的阳光照着喷泉吐水。我们在山里待过之后，这些步程都不算远了。

习惯了山里，回到巴黎，我走路时都没注意到坡度的变化，偶或注意到了，还觉得挺愉快；我登上先前租来写作的酒店顶层房间，自那里将周遭高坡的屋顶与烟囱一望之间尽收眼底，实在惬意。房间里的壁炉安得妥帖，工作起来温暖舒适。我将纸袋装的柑橘与烤栗子带回房间，饿了时便吃：剥掉柑橘皮，边吃边将橘皮扔进火堆，将橘子核也吐进去。步行、寒冷和工作，老会催我饿起来。我在房间里存了瓶从山区带回的克尔什白兰地，每个故事将要写完，或是一天工作将尽时，便喝一口。结束一天工作后，我将笔记本或纸张收进写字台抽屉，将剩下的柑橘藏进口袋。如果整夜放在房间里，它们会冻坏。

工作上走了运，下楼梯时都挺高兴。我总是写作到有所成效才罢休，总在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时停手。如此，次日我开始工作时，便知道如何着手。但有时，重新开始一个新故事时无从推进，我会坐在火前，将小柑橘的汁液挤向火的边缘，看着蓝焰腾起。我会站起俯视巴黎的各色屋顶，寻思：“别担心。你之前总是写得成，你现在也能写出来。你得做的，不过是写一句真实的句子。写下你所知的真实的句子。”于是最后，我会写下一句真实的句子，从此继续。当我知道、看到或听过一句真实的句子时，写起来就容易了。如果我开始写得过于雕琢，或者写得像在介绍或推荐什么东西，我会将那些车轱辘话或修饰词剔除扔掉，以一句最真实的叙述性句子开始。就在那个顶楼房间里，我决定要写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我所知一切事物的故事。我写作时始终竭力做到这点，这是一种严格又有益的磨砺。

也正是在那个房间里，我学到了：从停笔不写直到次日重新开始的那段时间，别去想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如此能让自己潜意识去构思作品，同时还能倾听他人，注意万事。我希望能学习，我以读书来避免思考作品，不令自己丧失持续写作的能力。创作顺利需要运气，也需要纪律；创作顺利时，我下楼时心情舒畅，可以自由自在地散步，到巴黎的任何地方。

如果午后我另挑了条路线，去卢森堡公园，我可以步行穿过公园，直到卢森堡博物馆，只是那里的名画，如今大多转到卢浮宫和国立热德鲍姆美术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去那里，看塞尚的画，看马奈的画，看莫奈的画，看其他我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最初认识的印象派画家们的作品。我从塞尚的画中学到了：用简单真实的句子，还远不够令我的小说达到我希望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我从塞尚的画中获益良多，只是没能耐解释给人听。何况，这也是个秘密。如果卢森堡博物馆中灭灯了，我就穿过公园往回走，到弗勒吕斯路27号，格特鲁德·斯泰因小姐家里去。

我和我妻子此前已经拜访过斯泰因小姐，她跟她那位同住的朋友待我们亲切又热情。我们喜欢她那间壁悬名画的宽敞工作室，若非有个大壁炉，这里真像是顶尖博物馆里一个最好的展厅：温暖，舒适，主人还端出精美小食与茶水招待，另有紫李子、黄李子与野莓制作的天然蒸馏利口酒。这些醇香透明的酒装在雕花玻璃瓶里，倒在小玻璃杯中，尝着都有其果子本味：李子味或覆盆子味，最后化成你舌尖的一团火焰，令你温暖，令你放松。

斯泰因小姐甚是魁梧，但不算高，壮硕得像个农妇。她有漂亮的双眸，有张强硬的德国犹太裔脸型，又有些像佛留利人。她的衣服、神情多变的面孔、活泼可爱又生机勃勃带有异国风情的浓密头发以及她大概从学生时期保留至今的发型，都让我想起意大利北部的农妇。她总是口若悬河，总是以熟人或地名开头。

她的同伴声音悦耳，身材娇小，肌肤黝黑，头发修剪得像布泰·德·蒙维尔插图中的圣女贞德，长了个鹰钩鼻。我们初次拜访时，她正做着针线活。她继续绣着花，一边为我们奉上点心与甜酒，还与我妻子聊天。她跟一个人说着话，听着另一边说话，还时常打断另一边的对谈。之后她解释说，她总与来宾的太太们说话。我和我妻子都觉得，她对来宾的太太们不过客气下罢了。但我们还是挺喜欢斯泰因小姐和她朋友，虽则这位朋友不太好接近。她家的油画、糕点及白兰地都是十足精品。她俩看来也挺喜欢我们，待我们时仿佛我们是讲礼貌有前途的好孩子。我觉得她俩原谅了我们的相爱与婚姻——时间会解决这一点的——此后，我妻子邀她们喝茶时，她们也应约而来。

她俩到得我们公寓时，看来似乎更中意我们了，但也许只因为地方太小，我们坐得更近些。斯泰因小姐坐在搁地上的床边上，要看我写的小说；她说她喜欢所有篇目，除了那篇《在密歇根》。

“这篇挺好，”她说，“没问题。但这篇不够雅致。意思是，就像一个画家画了幅画，等有展览时却不好意思挂出来，也没人会买这幅画，因为人家也不好意思挂出来。”

“可是，如果这故事并不下流，只用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会用的字眼呢？如果只有使这些字眼才能让故事显得真实，你必须用呢？你就得用这些字眼啊。”

“可是你根本没明白关键。”她说，“你不能写不雅的字句。那样做没意义。那样做错误又愚蠢。”

她告诉我，她自己希望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作品。她也能发表。她告诉我，我的作品还没好到够上《大西洋月刊》或者《星期六晚间邮报》，但我也许算个特立独行的新派作家。然而第一要务乃是记住，不要写不雅的小说。我没再针对这一点争执或试图解释。那是我自己的事，何况，光是聆听也够有趣了。那天下午她还告诉我，怎么买画作。

“你可以买衣服或者买画，”她说，“就这么简单。除非是富豪，谁都没法两样兼得。别在意你的衣服，别在意流行，买舒适耐穿的衣服，你就有钱买画了。”

“但哪怕我再也不买新衣服，”我说，“我还是没钱买我想要的毕加索啊。”

“不。他的画不是你能承担的。你得买些同龄人的画，跟你同在军队服役的那些人。你会慢慢结识他们，在这一带你就能遇得上。任何时代都会有新的、肯用心的好画家。而且买衣服多的不是你，是你太太。女人的衣服才贵呢。”

我发现我妻子尽力不去注视斯泰因小姐身上那些奇装异服。她还真做到了。她们离开时还是挺喜欢我们，我想，我们又被邀请去弗勒吕斯路27号了。

后来她请我，说冬天逢下午五点后，随时可以去她的工作室。我在卢森堡公园遇到过斯泰因小姐。我不记得当时她是否在遛狗，甚至不记得她是否有条狗。我记得我当时独自散步，因为我们那会儿养不起狗，甚至养不起猫，我只认识咖啡馆或小饭馆里的猫，再便是那几只蹲在看门人窗上、我很是喜欢的大猫。后来我倒常在卢森堡公园遇到斯泰因小姐遛狗，不过我想，这次大概她还没养狗呢。

我接受了她的邀请，管他有狗没狗呢；每次路过，我就去她工作室坐会儿。她每次都招待我喝原汁白兰地，喝完一杯，便坚持要再斟我一杯。我边看墙上的画，边和她说话。画很动人，谈话也美妙。多半是她在说，她跟我聊现代画派与画家——多半是聊他们的私人生活——以及她自己的写作。她给我看了许多本她的手稿。她那位朋友每天用打字机为她誊写稿子。每天写作让她开心，但我跟她熟了之后，发现这些每日产出、产量视她精力而定的作品，只有得以出品并获得认可之后，才能让她保持愉快。

我刚认识她时，这问题还不算尖锐，那时她已发表了三篇通俗易懂的小说，其中一篇《麦兰克莎》写得着实好，她实验性写作的一些代表作也已编集出版，那些认识她的评论家们大唱赞歌。她的人格魅力足以赢得任何人的支持，见过她或她藏画的那些评论家只凭对她性格的喜欢，对她判断力的信赖，就信任她，去评论他们看不懂的作品了。她还发现了许多韵律与叠词方面的有用规律，说来滔滔不绝。

但她讨厌修改作品这差事，讨厌将小说写得通俗易懂这种要求，虽然她还需要出版作品、获得认可，尤其是出版那部长得不可思议的书《美国人的形成》。

这本书开头宏丽，进展一路顺遂，许多章节才华横溢，但之后就是没完没了的重复，若换个更有自知之明，或是不那么懒的作家，会将这些段落扔进废纸篓。我后来说服，确切说是强迫了福特·麦多克斯·福特在《大西洋评论》上连载了这部小说，虽然明知《大西洋评论》直到终刊都没法将之连载完。斯泰因小姐懒得看校样，我只好代她看了出版校样，所以对小说内容知之甚详。

但以上这些，都是我穿过门房与凉飕飕的院子，来到温暖的工作室的这个寒冷午后，又过了几年的事了。这天午后，斯泰因小姐教导我性爱知识。那时我们已经挺喜欢彼此了，我已经明白，每当遇到什么我不懂的事，里面一定有点问题。斯泰因小姐认为我性知识太贫乏，我也得承认，我对同性恋有点偏见，因为我晓得同性恋里某些最粗野的做法。我知道，在“色狼”这词还没专指玩弄女性的男人之前，一个少年和流浪汉们在一起时，必须带上刀子，还可能得为了自卫动手呢。在堪萨斯的日子，让我懂了不少不雅的黑话，我也了解了堪萨斯、芝加哥和湖船上许多规矩。斯泰因小姐追问我，我跟她解释说，假如你是个少年，又跟一群男人结伴流浪，你得随时做好准备杀人，得懂得怎么杀，什么时候动手，这才能防止别人对你乱来。这么说够雅了吧？如果你确认有胆子杀人，其他人会很快感知到，便不敢来碰你了。但也有些情况，你可不能让自己落单受夹击。若用船上那些色狼的不雅字眼来解释，那就更生动了：“哎呀缝是挺好，有眼也要。”但我跟斯泰因小姐说话时总是注意言辞，虽则直截了当的词句，能把偏见解释得更清楚。

“对，对，海明威，”她说，“但你那会儿，可是生活在罪犯和人渣的环境里啊。”

我不想为之争辩，但我心想：那时我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周遭人等形形色色。我也曾尽力理解他们，不过某些人我依然喜欢不起来，有些人我始终痛恨。

“但有一个老人家，风度翩然、名头响亮，当时来意大利的医院里，给我带来一瓶马萨拉或坎帕里酒，举止完美。然后有一天，我得告诉护士，别让这老头再进我房间了，这又怎么说呢？”我问。

“那种人都有病，他们无法自制，你应该怜悯他们。”

“我要不要同情某某呢？”我问着，我说了这人的名字，他很爱自己报名，所以我觉得没必要代劳了。

“不，那是个坏家伙。他诱人堕落，着实邪恶。”

“但他是个好作家。”

“他不是，”她说道，“他就是好出风头，他以诱人堕落为乐，还勾引人掉进其他深渊，比如吸毒。”

“那米兰那个，你认为我该怜悯他的老头子，他不是在试图引诱我堕落？”

“别傻了，他怎么会希望引诱你堕落？你会用一瓶马萨拉葡萄酒勾引你自己这样爱喝烈酒的少年吗？不，他就是个可怜的老头，没法控制自己。他病了，他没法自制，你该怜悯他。”

“我当时挺可怜他的，”我说，“但我很失望，他之前真是风度翩然。”

我又喝了口原浆白兰地，怜悯了老头一会儿，又看看墙上挂的毕加索那幅《裸女花篮》。我没再开始对话，觉得对话变得有点危险。本来斯泰因小姐的对话是不会中断的，但我们停下来了，她似乎想跟我说什么，我又倒了杯酒。

“你一点都不懂这种事，海明威。”她说，“你见识过犯罪分子、病人和恶人。主要问题是，男同性恋做事太肮脏恶心，事后他们也自我厌恨。为求解脱，他们就酗酒吸毒，然而他们也恨这种行为。他们不断换伴，却总不能获得真正的欢乐。”

“明白了。”

“女同性恋则是另一回事。她们什么肮脏恶心的事情都不做，事后她们还很开心，她们还能双双快乐生活呢。”

“明白了。”我说，“但是那个某某呢？”

“她很邪恶，”斯泰因小姐说，“她着实邪恶，所以她除非换了新伴，否则永远不快乐。她诱人堕落。”

“我懂了。”

“你确定你懂了？”

那时要弄懂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每次能转移话题，我都挺庆幸。天晚了，公园关门了，我得沿着公园外走到沃日拉尔街。公园门锁了，挺让人难过的，我得绕路走回勒姆瓦纳主教街的家这事更让我难过。那一天开始时多美好啊。明天我要努力写作了。工作可以治疗一切，我那时相信这点，我现在依然相信这点。那时斯泰因小姐觉得我唯一需要改善的，就是我的青涩和我对妻子的爱。我回到勒姆瓦纳主教街的家，将我刚知道的事儿告诉我妻子时，我已经全然不悲伤了。当夜，我们分享了我们已有的知识，以及在山间新学得的知识，心满意足。 JwTFx08E8H2w2rQek8bCn7lkmPfofVSN5ARw9zj3byWc/Aph362U6eXOI6TjOB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