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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市区都处在下班时的交通高峰中。假如没有近五年来修建的那两条城市环道和十几座立交桥发挥排解疏导作用，那么，此时此刻这几条市内交通主干道，一定会像患了严重粥样硬化症的血管一样，在高强度的运营中，一阵阵抽搐，一阵阵表现出异常的滞重和痛苦。往常，只要时间允许，贡开宸会让司机故意绕个道，走一走市中心的某一条干道，顺便去测试一下那儿高峰期间车辆的通行情况，以检验城建、交管各部门上报的种种“喜报”的准确有效程度。但今天，他已然没有了这样的心情。他需要尽快赶到那个军用机场。二十分钟前，市交通指挥管理中心接到通知，要求他们确保这个车队从各道口顺利通过。很显然，交管中心的工作是有效率的。车队到达前，大小每个道口都被一至三名，或三至五名交警有效地控制了起来。整个行程中，车队不仅没有遭遇一个红灯，也没遭遇一次意外的堵塞。
“我们提前了三分钟。”到达机场后，那位年轻的副部长走下车，大概出于职业的素养和习惯，低声向走在他身旁的郭秘书宣示。
机场方面在贵宾室做了周到的迎宾准备。几位主要领导受刘司令员的委托，都在候机楼的一个侧门前迎候着，非常热情，非常诚恳。贡开宸在贵宾室里勉强地坐了一会儿，略略地寒暄了几句，连一口茶都没喝，便提出：“我们可以登机了吧？”他想尽快得到一个独处的环境，让自己安静下来。他要认认真真地想一想，切实地估量一下两三个小时后的形势—总书记究竟会对他说些什么，自己又应该向总书记报告些什么……在“说”和“报告”之后，整个局势又会发生哪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
对今天的“紧急召见”，贡开宸既感意外，又觉得在意料之中。贡开宸进入K省省委领导班子，作为一把手全面主持省委工作，已有六七年了，还从来没有被“紧急召见”过。六七年来，他一直告诫自己，居此高位，当然要尽可能地做到“俯仰天地”“泰然处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但是，肩负这么一副重担，不能不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可以说，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可疏忽大意，要慎之又慎。他觉得自己一贯以来，是坚持这么做的。所以，一旦接到紧急召见的命令，还是感到“意外”“突然”。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预感要出事—而且是要出大事。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决策层中，这一段时间以来，有这种“预感”的，远不止他一人。所以，对这样的“紧急召见”，隐约之中，似乎又觉得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是“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它终于在今天发生罢了……
事情的缘起，大概都因为那个“大山子”。
大山子，没有山，更没有大山。出城圈，地平线上雾蒙蒙、灰蒙蒙，在高耸的烟囱和庞大的炼铁炉背后，起伏着一片片褐黄色的丘陵。那里蕴藏着共和国版图上少见的高质量的煤炭和铁矿石。在这片灰蒙蒙、轻易见不到净蓝色天空的地方，常年生活着三十一万到三十四万人。一个城市，只有三十来万人口，在中国，无论怎么算，它都只能被认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县级市。但它却拥有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有企业。这个企业之大，即便拿到全球去比，也应该被认为是数一数二的，全城三十多万人中间，有三十万人在这个企业里工作。这个企业叫“大山子冶金总公司”。由于拥有这家公司，大山子曾是远东最大的几个钢城和煤城中的一个，因而闻名遐迩。它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历来都是副省级的，那个大山子冶金总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历来也都是副部级的。几十年来，它们给K省输送过好几位省委书记和省长，给国家冶金部和煤炭部输送过好几位部长和部党组书记。有人说，它是我们这个共和国“国宝级”的特大型工矿企业；有人说，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曾经是踩在它的肩膀上起步的；还有人说，四五十年前，大山子发一天高烧，中国的工业生产就得报三天病危，等等。所有这些说法，即便稍许有一点儿夸张，但确确实实并非故弄玄虚、骇人听闻。然而（请注意这个让人无可奈何的“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整个中国摆脱种种羁绊，犹如初春开河时的黄河河道，涌起千万重冰排，突然染绿左右两厢那一大片深沟大壑的古老土地时，大山子却在持续发着高烧、报着病危……哦，这个曾被誉为中国和K省骄傲的共和国最重要的钢铁煤炭生产基地啊，今天却战栗着、哆嗦着，踉踉跄跄地迈着久病中虚弱的脚步，濒临绝境……
三年前，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由贡开宸亲自拍板，省委向大山子投入二十多个亿的技改基金，意在挽救这个老基地。三年过去了，收效甚微。
更为棘手的是，在K省，像大山子这样的老工业基地，还有好多处，虽然不能说都在发着高烧、都已经报了病危，但大部分确实都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之中。高炉的烟囱不冒烟便罢，越是“冒烟”亏损越多。巷道不掘进，还会亏得少一点儿，越是掘进反倒亏得越狠……
真是出鬼了。
更严重的是，由于它们的存在，连带整个K省无力变革，同样显得“老态龙钟”。而拥有七千万人口的K省，也曾是中国的一个工业大省。
问题在哪里？
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
如此局面又能残喘到何时？
……
半年前，总理带人来视察，前后十天，贡开宸一直相陪左右。十天后，总理走了，他作为K省的一把手，却越发地忐忑不安起来。总理的此次视察，非比寻常。第一，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领导来K省视察，一般情况下，在视察过程中，总会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做一次长谈。这种长谈，总是很深入，很坦诚，针对性也强，谈得非常知根知底。每经历一次这样的谈话，贡开宸都自觉受益匪浅。受益的还不只是在工作方面。他觉得通过这样的谈话，自己和中央领导在内心里走得更近了，相互更加了解了，得到了进一步的沟通。要知道，这种沟通，不仅重要，而且极为难得。另一方面，在这种长谈中，可以品出中央领导更具个人特色的执政经验和对大局的宏观把握，从中他也总能比评出自己某些方面的不足，可以及时地做调整。而这一点，也是平时从公开的文件、指示、讲话中不容易获取的。他确信，中央领导只有信任你，才会跟你“促膝长谈”。如果没有一点儿可信性，还跟你谈什么呢？但这一次，就没有谈。他不知道总理是否跟别的省领导谈了。他也不便去打听。但能肯定的是，总理没跟他谈。第二，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首长来K省视察，结束视察前，总会召开一次全省的干部会议，就中央最新的工作精神和此次调研中觉察到的该省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一些相关指示。但这一回没召开这样的会，也没做这样的讲话。为什么？他不安……第三，总理此次来K省的主旨就是为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做调研。K省的问题着重表现在大山子。但十天中，总理偏偏没去大山子。平时在跟贡开宸的交谈中，也很少提及大山子。为什么？总理是一个从不回避矛盾的人。这一回，他为什么要持此种态度？难道中央决策层对大山子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只是觉得还不到“摊牌”的时候？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呢？贡开宸越想越不安。
总理走后，不到一个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派出一个工作组专门到大山子做调研。在大山子差不多待了有两个星期。让贡开宸感到十分不安的是，他们走时，也是一声不吭。以往这些部委来人（其中不乏从K省调去的同志），见了贡开宸，总是有说有笑的。贡开宸向他们了解一点儿内部精神、内部动态，他们也总是少有忌讳，把说话的界限放得很宽。最多，说完了，再笑着追加一句：“贡中委（贡开宸是最近这一届的中央委员），咱们这可是想哪儿说哪儿了，一切都以正式文件为准。”一句抹平。但这一回，却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事先和整个调研过程中，只跟省委办公厅打招呼，一直回避跟贡开宸打交道，说他们这一回“只是做一些常规性的社会调查，就不惊动省委主要领导了”。他们临走时，贡开宸特地赶到他们住的宾馆去看望。这几位平时很熟悉的“钦派翰林”却个个显得既“木讷”，又谨慎，现场气氛也相当“沉闷”。一直到走，他们也没有向这位省委一把手做任何调研“汇报”。这也是极为不正常的。按惯例，按组织原则，一般情况下，中央任何一个部委派到省里来做调研，或处理某一事件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在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结束工作时，一般也得向省委做一次汇报。此类汇报，即便是例行公事，也总是要“例行”一下，除非发生了什么非常情况……
后来，贡开宸便听说，在他们逗留大山子期间，省里有一个叫“马扬”的年轻干部，曾去“告”了省委一状，在这些北京来的同志跟前，“历数”贡开宸和省委这些年在“大山子问题”上的“失策”，足足谈了四五个小时，此后，又把这些“失误”，写成了一份六七万字的“条陈”，给调研组的同志带回了北京。据说这份“条陈”，最后转呈到了总书记手中，总书记阅后，当即批给了政治局全体常委（还有一个说法是，批给了在京的政治局全体委员），在中央决策层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接下来，才有了这次“紧急召见”。
听说此事后，贡开宸让人从侧面“查”（应该说“了解”）了一下。省里确有这么一个叫“马扬”的人，曾在大山子冶金总公司属下的矿务局干过，担任过一届该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职务，几年前调到省城，现任省城经贸委主任，正局级，年纪不大，四十出头。此人“脑袋瓜相当够用”，跟调研组的同志的确长谈过一次。至于此次长谈，是他主动找人家调研组的，还是调研组得知K省有此等知情者后，主动去找的他，就不得而知了。事后，马扬是否真写了一份六七万字的“条陈”，矛头所向是否“直斥”贡开宸，那就更不得而知了。
贡开宸没有让人进一步去追查“条陈”的事。
他觉得，没必要显得那么小气。“谁挡得住哪块云彩要下什么雨？算了吧！”
他觉得，此类事，本不该追查。当然，也不便追查……
他觉得，多年来，自己俯仰天地，可以说无愧于心，所能做的，都尽力地去做了。至于，依然没能做好，此亦是大江东去，木落萧萧，已不是他的本意了……
但忐忑不安的心绪，却总是在他胸中郁积，屡屡地、屡屡地拂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