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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傍水而居发展出最早的农耕文明，到逐水而生发展出游牧文明，到踏浪而行发展出海洋文明，到依靠蒸汽的力量进入工业时代，人类前进的每一个脚步都深深地留下了水的印记。
水在养育人类的同时，也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尤其是当人类文明还十分弱小的洪荒年代，无数弱小的萌芽被洪水扼杀了，迄今不为所知。即便一些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文明（如古印度的早期文明）在大洪水面前也难逃厄运。因此几乎所有文明中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从中我们至今依然能够切实感受到远古人类的恐惧和无助。在中国，大洪水仿佛将整个世界带到了末日：“往古之际，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而在古代美洲人的眼里，“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在了洪水之中……”。当大洪水来临的时候，作为两河文明先驱的苏美尔人“只有居住在山上和逃到山上的才得以生存”。在其他传说中，人们“……拼命地逃跑……他们爬上了房顶，但房子塌毁了，将他们摔在地上。于是，他们又爬到了树顶，但树又把他们摇落下来。人们在洞穴里找到了避难的地点，但因洞窟塌毁而失去了生命。人类就这样彻底灭绝了”。由于时间过于久远，人类文明晨曦中所发生的一切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都已经成为模糊的记忆了。但有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大洪水没有终结人类文明前行的脚步。
黄帝王朝末期，一场“怀山襄陵”（《史记》）的大洪水席卷了中原大地，并由此引出了一个悲壮的故事，也造就了一代伟大的帝王。关于“鲧”受命治理水患的传说有很多版本。其中之一就是鲧本为天神，因不忍看到天帝用大洪水惩罚人类的罪恶而偷盗了天帝的宝物“息壤”，试图用“堵水”的方法治理水患，但没有成功并被天帝责罚在羽山自杀，尸体三年不腐。当另一位天神剖开了鲧的肚子时，“禹”呐喊而出，子承父业继续治理水患。禹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用神斧劈开龙门和伊阙，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采用“疏水”的方法，将洪水引入大海，终于治水成功；并因此继立为天子，建立夏朝。在此传说中，禹成为鲧的再生和自我救赎。
其他古代文明中，能够与大禹治水媲美的传说恐怕只有诺亚方舟的故事了，且大洪水都是从天而降，只不过一个缘于天帝对人类罪恶的愤怒，一个缘于上帝对人类不敬的惩罚。在《圣经》中，上帝把生的机会只留给了笃信上帝的诺亚一家。根据上帝的指示，诺亚建造了一艘方形巨船躲避水患，同时从人世间每种生物中都挑选一对，以便于物种的延续。当大洪水吞噬一切并退去后，诺亚一家以及被他们拯救的其他生物成为新世界的开始。在此传说中，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对上帝的敬畏。相似的传说也存在于《古兰经》中，间接证明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渊源。
抛弃对上天或上帝旨意的猜测，两个传说最大的不同是对待大洪水的方式。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无论是鲧还是他的儿子禹，在大洪水来临的时候，都采取了主动的姿态，试图通过治理水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不过，鲧虽然盗窃了天帝的“息壤”也没能“堵水”成功，以至不得不自杀谢罪。而在诺亚方舟的神话中，以诺亚一家为代表的人类只是被动地躲避水患。两者的不同，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不同文明间的内在差异——稳定和飘忽。而这一差异性特征，在那以后不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愈发明显，直至成为决定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差异的根本。
治理水患从根本上来说，可以理解为中华文明对土地的眷恋。只有彻底治理水患，人们才能保住自己的家园，守住根的故乡。而这种行为则可以理解为对稳定的追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华文明“稳定”地走了5000多年。只不过这种“稳定”对于文明发展影响的弊端直到数千年后才显现出来。在治理水患成功带来的稳定中，中华文明创造了前期的繁荣，也预伏了后期的自闭。
躲避水患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生命的珍惜：留住生命，留住希望。虽然这种被动的行为使文明在早期发展得较为缓慢，但为他们今后在文明的飘忽中发现新大陆埋下了伏笔。那个被鸽子衔来的橄榄枝，与其说是大洪水退去的信号，不如说是来自全新生存空间的召唤。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上述的推论。尽管拥有数千年的灿烂，中国人再也没有把自己的文明向原本的空间之外推出一步，大禹划分的九州成为我们永远的家园。虽然一度在文明的发展上落后近千年，但欧洲人最终将自己的生存空间扩展到美洲，乃至整个世界。而我们曾以为傲的九州则数次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一场大洪水折射出的是不同文明稳定与飘忽的宿命。
对于两者的真实性，学者们无论是从发生的时间还是从发生的规模上都给了多种答案。大禹面对的大洪水无论是传说还是史实都已经证明实际上就是黄河的泛滥。至于发生的时间，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来推断，应当是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事情。至于洪水的规模，按《史记》所言“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即“洪水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高山，漫上了丘陵”，虽然笼统但相比现代洪水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真实可信的。
“诺亚方舟”中的大洪水则充满争议，即便《圣经》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不容置疑的经典。2010年，一支探险队称其在土耳其东部高山上发现了诺亚方舟的残骸。通过碳元素鉴定，他们认为遗迹可溯至公元前2800年前。这个时间也正是圣经中所提诺亚方舟的年代。这一时间界定极易吸引人们的目光，毕竟这与大禹治水的时间极其接近，也与人类已知文明的发展脚步暗合。但问题出在发现诺亚方舟的地点上。如果那场大洪水真的曾经达到海拔4000余米的高度，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足以淹没整个欧亚大陆，甚至整个世界。且如果如《圣经》所言“大水漫过高山，且持续了150天”，所有陆生动物和植物都将死亡。仅从当今世界生命的多样性能够得到延续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大洪水也应该绝对没有发生过，当然也就不会有停泊在海拔4000米的诺亚方舟了。更何况，人类文明是在积淀数万年的基础上才刚刚诞生，仅数十年便从头来过绝无可能，即使是上帝也会觉得麻烦。如果《圣经》记载的大洪水确实发生过，唯一的解释是夸张了大洪水的规模，为的是充分彰显上帝的力量。
从地域的角度讲，诺亚方舟的故事应当为两河文明及其周边的人类所共有。毕竟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诞生于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后来才扩展到欧洲。事实上，无论是“诺亚方舟”的故事，还是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的“摩西”出生经历，在更早的两河文明神话传说中都能找到原始的版本。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两河文明对周边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
古埃及人没有得到“诺亚方舟”的帮助，因为他们在文明之初就早已适应尼罗河洪水的定期泛滥了。而古印度早期文明则没有那么幸运，既没有得到上天的帮忙，也没有出现拯救世界的英雄，最终被大洪水中断了文明的脚步。毕竟让偌大的文明能够消失得未留下任何痕迹，恐怕只有滔天的洪水才能够做得如此彻底。同样的原因，2000多年后昙花一现的中南美洲玛雅文明也极有可能是被大洪水摧毁的。
从两个传说中，在看到不同文明差异的同时，人们更应该注意到大自然的力量，毕竟天帝和上帝都只是大自然的化身。虽然至今关于大洪水发生的时间和规模还存在诸多争论，但人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极大。正是自然环境的某种突变，才造成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神秘的人类大迁徙。而这种迁徙不但加速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