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公元前 2600年前后的世界，东亚中华文明在炎黄二帝战胜蚩尤后奠定了大一统的基调，南亚古印度文明在留下了城市遗址后因消失而中断，西亚两河文明在苏美尔人被外族入侵后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历史，而北非的尼罗河文明在统一带来的和平中完成了最伟大的创造——大金字塔。
公元前 2600年前后的东亚，中华文明因“涿鹿之战”完成了“三皇”和“五帝”的时代交替。在“和炎帝”“诛蚩尤”之后，黄帝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五帝时代”。而炎帝只是依靠“三皇”神农氏一脉的盛名，才列在黄帝之前成为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
万余年前的中国西北高原雨量充沛水草茂盛，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因而，人们有理由推测，掌握当时最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神农部落也发源于此（与之相对应是始于公元前 5000年的陕西、山西和河北北部的半坡文化遗址），后逐渐号令天下。但随着黄土高原环境的逐渐恶化，中华文明的中心开始向东转移。司马迁的一句“神农世衰”应当是这一转移的起因和结果。与此同时，轩辕部落群崛起于山西、河南，东夷和九黎部落群崛起于河北、山东。关于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一直有“炎黄同源，但兴盛早晚有别”的说法。《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公元前 26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三大部落联盟之间的生存扩张已成水火不容之势。“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此时神农部落的首领已被称作“炎帝”，轩辕和东夷两大部落群首领则分别被称作“黄帝”和“蚩尤”。以“炎帝”和“黄帝”为首的两大邻近部落联盟率先进行了“阪泉之战”，结果是黄帝“三战，然后得其志”，成功降服“炎帝”。其后“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在诛杀蚩尤后，征服四方，彻底取代了神农氏的部落联盟首领地位，而且被诸侯尊为“天子”。其后 400余年，黄帝的后代沿袭了“天子”的称号，因此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作“黄帝王朝”。“五帝”之说首见于《史记》，指的“黄帝王朝”五个相继为帝的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参照“夏商周断代工程”，“黄帝王朝”应截止于公元前 2070年夏王朝建立。
中华文明习惯于将一切文明发展的成就归功于某位伟大的帝王。这种对帝王的偏爱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史学家研究的视角。由于没有相对清晰、完整的社会发展背景作为支撑，“黄帝王朝”的一切似乎都只能是传说，这不仅使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饱受国外的质疑，也使当今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充满疑虑，甚至丧失了民族自信和面对未来的勇气。那句国人曾经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黄帝王朝”的提法虽不多见，但给人们认识中华文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认定标准相较于尼罗河文明的“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开创法老时代”说法也不为过，只不过缺少一些带有想象力的考古支撑罢了。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拜祖到新郑，祭祖到黄陵”的说法，但今河南新郑（古称有熊）只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黄帝出生地而已。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也只是说曾在此建城。黄帝所封官职都用云来命名，如军队号称云师。由于要定期巡察疆域，且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长时间为其庞大的军队提供充足给养，所以黄帝没有固定的住处，总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正因为此，“黄帝王朝”是一个没有都城的文明。舜帝继位天子之事也间接证明这一点。据称舜帝曾“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里的“之”是去的意思，“中国”仅指的是国家的中心位置，但没有具体地点。
虽然没有固定的都城，但“黄帝王朝”的统治地区已经囊括了当今的中原及周边地区。城市的大量出现则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且建筑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度。河南王城岗城遗址呈长方形，分为东、西两城，仅西城的南墙与西墙就长达 90多米。淮阳平粮台城遗址呈方形，占地 3万多平方米，南北开有城门。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曾发掘出一座面积 270平方米的王宫型建筑；室内面积 150平方米，平地起建，木骨泥墙，多种柱础支撑，三开门、带檐廊，处理过的地面硬似水泥。湖北屈家岭文化遗址的房屋一般双间或多间，甚至有多达二三十间成排相连，较大的房间带有隔墙形成里外套间，地面多进行防潮处理；其中青龙泉遗址的一座双间式大房子，南北总长 14米，东西宽 5.6米，室内面积合计 70多平方米。江西九江的山背遗址已经出现了套间的建筑形制。在“黄帝王朝”核心区域的外围，东北辽宁的牛河梁遗址曾因出土了“玉猪龙”而闻名世界。该遗址东西长约 10000米、南北长约 5000米，在连绵起伏的山冈上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组成一个规模宏大且独立于居住区以外的史前祭祀遗址群。东南地区则存在着广东石峡文化，西南地区则存在着西藏卡若文化等。所有这些都使“黄帝时万诸侯”成为可能，也间接证明了“黄帝王朝”的真实性。
“黄帝王朝”的经济文化已得到初步发展，社会开始呈现较显著的父系特征。五帝中的第二位颛顼曾下令女子给男人让道，明确了男女地位的高下；第五位舜同时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成为一夫多妻制的开始。但在同时代考古发现的遗址中，大都发现了有独立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的成排小房间，说明当时社会总体上采用的是一夫一妻制度，而墓葬遗址中随葬品的悬殊则表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都已发明。浙江湖州的钱山漾遗址不但出土了残绢片和丝、麻织品，而且发现了纺轮、网坠等纺织工具。良渚文化遗址则以手工玉器制作最具特色。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一座男性墓葬，随葬玉器有百余件，单是玉琮就有三十三件、玉璧十数件，还有玉钺及玉刀等；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的一处墓葬，随葬玉器有五十余件，雕工精美，形制诡奇。当然，彩陶业的高度发达是那个时代世界各主要文明共有的特征。
五帝之黄帝王朝与走向统一的世界
为管理好庞大但又松散的王朝，黄帝曾设“置左右大监”，协助他督察各诸侯国，成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雏形。尧帝时期设立了九位高级官员，包括司空、后稷、司徒、共工、士、朕虞、秩宗、典乐和纳言；将全国化为十二州，设立州长，称为方伯，确立了王朝管理的基本框架，使中华文明的多民族共存成为可能。“炎黄”两大部落集团在吸纳部分战败的蚩尤部落后，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即便是两千年后活跃于塞北草原的匈奴人也自称“轩辕氏”的后代。而蚩尤的其他部落在尧、舜、禹时期被称作“三苗”，在中原王朝的连续打击下被迫多次大规模地南迁和西迁，并逐渐演化出若干民族，其中一部分至今仍保持着苗族的称谓，中华民族也因此百花齐放。从那时起，中华文明的中原地区高潮时对外辐射、低潮时吸纳百川，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调。公元前 2070年，禹的儿子“启”夺位建“夏”，中华文明正式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家天下时代。
公元前 2600年前后的南亚，古印度文明虽然没有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却有着城市建筑的骄傲。在印度河沿岸相距 600多公里的地方，曾挖掘出两座公元前 2500年左右的城市遗址群，被合称哈拉巴文化。两个遗址的共同点是规模宏大且规划整齐，有高大的城墙和塔楼，以及人们推测出的浴池、谷仓、作坊、会议厅等公共设施，甚至包括带茅厕、排水道的“楼房”。尽管这些在今日的印度都难以想象，但砖砌的建筑是真实存在的，以及青铜工具、武器和刻有符号的印章等。
由于哈拉巴文明遗址与其他同时代文明的极大反差，人们不得不对其时间断代表示怀疑。毕竟人们对当时除此之外的古印度文明一无所知，没有任何考古证据和传说作为补充。哈拉巴文明遗址在存在时间上显得那么突兀和怪异，以至于说其是某座被洪水淹没的近代城市也似有可能。但不管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古印度早期文明确实在公元前 1750年之后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直至吠陀时代的到来。
公元前 2600年前后的西亚，苏美尔人的“城邦式文明”在战乱中也迎来了第一次统一，只不过这次统一是由外族入侵完成的。
在两河流域的下游曾同时存在着众多苏美尔人城邦。每个城邦以数个小的农耕部落围绕一个拥有城墙的中心城区构成。各城邦之间为争夺奴隶、土地和水源而征战不断，所以城墙在当时的地位非常重要。其中，拉伽什、乌玛和乌鲁克三个城邦之间的征战与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很相似。公元前 2600年，拉伽什和乌玛两个城邦之间爆发冲突，后在另一个城邦的调停下达成和解并立碑为证。公元前 2500年，乌玛城毁掉界碑，再次侵入拉伽什城，但被击退，两者又重新立碑。这一史实是西方学者从著名的“鹜碑”上解读出来的。约公元前 2500年起，苏美尔人开始把芦苇削成三角形在黏土上压写楔形文字。公元前 2378年，在乱战中仅剩下 3600余名公民的拉伽什城一度重新振兴，但不久被乌玛城和乌鲁克城联军灭亡。之后，乌玛城与中华文明的黄帝部落相似，又战胜了曾经的盟友乌鲁克城及乌尔城等其他一些城邦，大有一统两河下游、称霸苏美尔之势。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个更庞大的身躯出现在苏美尔人的北部。公元前 2369年前后，阿卡德人战胜乌玛城，并统一了包括苏美尔人在内的幼发拉底河谷地区（史称巴比伦尼亚），建立起统一的阿卡德王国。
事实上，早在苏美尔人创造城邦文明的同时，在其周边就同时居住着许多其他的部落。东面有伊朗高原上的库提人、加喜特人，河谷地区的埃兰人；西面有阿摩利人、阿拉美亚人、迦南人和希伯来人；北部有亚述人、苏里人和胡里特人，以及阿卡德人等。其中，阿卡德人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闪米特人”，大约在公元前 3000年迁徙到两河流域。
阿卡德王国是西亚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国王萨尔贡一世自称“天下四方之王”。阿卡德王国的势力一度北至土耳其高原、东至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南至波斯湾。但从公元前 2190年起，阿卡德人在两河流域的统治地位被东部的库提人取代。在这期间，苏美尔人城邦也纷纷起来反抗阿卡德人和库提人的统治。公元前 2113年左右，乌尔城邦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建立“乌尔第三王朝”。
公元前 2600年前后的北非，尼罗河文明在统一带来的稳定中登上了文明的最高峰，建造了至今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大金字塔。
约公元前 2686年，尼罗河文明结束了“早王朝时期”的模糊不清，进入延续 500余年的“古王国时期”，在时间上大体与中华文明的“黄帝王朝”相当，包括第 3至第 6王朝，每个王朝又有数量不等的法老。古王国时期的尼罗河文明逐步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中央集权体制，由法老任命的“州长”等掌管地方日常事务。统一带来的高效使尼罗河文明的灌溉农业、造船业和手工业都得到了极快的发展。加之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尼罗河文明在这一时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灵魂不灭的观念将古王国时期的尼罗河文明推向了深渊。早在第 2王朝时期，法老们已经开始为自己建造不朽的梯形陵墓，储存用盐水、香料、膏油、麻布等泡制成的干尸，只不过当时的规模都不大。第 3王朝时的阶梯形陵墓虽已高达 57米，但相较于第 4王朝（公元前 2613至前 2494年）的大金字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法老胡夫公元前 2598年继位后，动用 10万名民夫、耗时 30年，用 230万块重达 2.5吨的石块建成了高 146.6米、底边 230米见方的“胡夫金字塔”。紧随其后，胡夫的儿子和孙子又相继修建了规模略小的哈夫拉和孟卡拉两座金字塔，三者一起被专称为“大金字塔”。
尼罗河文明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与自然条件有极大关系。尼罗河的周期性泛滥使法老们能够在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旱季，集中全国的力量建造大金字塔这样的大型工程。但法老的专制和惊人的财力、物力消耗，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到第 4王朝末期，古王国时期的古埃及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各州的州长和寺庙的僧侣利用民众的不满，纷纷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法老权力衰微，以致此后的所有法老都再也无力建造大型的金字塔了。从第 5王朝（约公元前 2494至前 2350年）起，地方州长开始世袭，地方权力落入家族手中。至第 6王朝（公元前 2350至前 2200年）末期，尼罗河文明的第一次统一在地方割据中名存实亡。尽管如此，空前绝后的大金字塔成了尼罗河文明永恒的丰碑。
纵观公元前 2600年前后的世界，迈向统一的人类文明在最初的起步阶段已经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其中，建筑材料的选择使中华文明开始具有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外在表象。相对优越的自然生存条件使中华文明习惯于省工省力的土木结构建筑，但因此注定了使用寿命的不能长久，以至于黄帝王朝没能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的痕迹，也为后人通过考古再现他的辉煌制造了极大的障碍。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古印度早期文明虽然昙花一现，甚至可以被认为是脆弱的，但砖砌的城市留下了永恒的谜团。两河文明虽然在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迷失，但砖石结构形成的文明堆积使其在传说中无比灿烂。尼罗河早期文明更是通过石砌大金字塔确立了无与伦比的地位。虽然如此，在即将到来的大洪水时代，只有中华文明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