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之神农与神灵时代的农耕文明

公元前 3000年前后的世界，东亚神农部落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成为中华文明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西亚由于来历不明的苏美尔人大规模地采用灌溉技术而掀开两河文明的篇章。北非也在对河水的开发利用中实现了尼罗河文明的首次统一。但由于文字、书写工具，乃至语言都还处于萌芽阶段，后人只能从传说中想象和推测那个充满神灵的时代。

公元前 3000年前后的东亚，神农部落居于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神农氏也因此享有“三皇”的荣耀。

中国人经常用“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来浓缩中华文明的历史。“自从盘古开天地”给出了中国古人心中世界的时间起点和空间范围。“到如今”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夏王朝之后中华文明的熟知和自信。而两者之间的一切就全交由“三皇五帝”来总领了，也可理解为是对中华文明孕育过程的总括。“三皇五帝”四个字是如此精炼和经典，以至于经常给人们造成一种“似知非知”的困惑。尽管如此，“三皇五帝”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三皇”和“五帝”两部分，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三皇”实际上总括的是早期中华文明的孕育过程，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始于盘古开天地，终于公元前 2600年左右的“涿鹿之战”。“三皇”之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外史》，后衍生了很多种版本，如“燧人、伏羲、神农”说、“伏羲、女娲、神农”说等。这些说法的最大共性是将中华文明在孕育过程中取得的标志性成就全部归功于“三位”神话了的人物。其中的“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个“极数”，代表数量众多，“三皇”因此可以解读为中华文明是由无数古代先人共同创造的。而关于“三皇”的不同版本则是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这一创造的过程，以及不同神灵专有的贡献。

在位列“三皇”的众多神灵中，女娲与伏羲无疑处于最高层级。其中，女娲地位又略高于伏羲，是继盘古之后的创世纪式神灵。无论是用泥土创造人类，还是与伏羲结合创造人类，女娲都代表了早期人类对生命的崇拜和敬畏，从中也可依稀看出母系社会的痕迹。伏羲则更多地被后人赋予了“男性”的特征，既有与女娲共同创造人类的至尊地位，也有教会人类结绳为网、捕鱼、打猎、驯养动物，创“伏羲八卦”，制“琴”作“曲”等多种开创上古文明的功绩，因此也可看作古代人类智慧的创造者。

有些神灵之所以能够位列“三皇”则是由于某一个具体方面的贡献，当然，这些贡献对早期人类文明的形成都具有巨大意义。传说燧人氏教会了人类“钻木取火”、烤制食物的方法，人类开始与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人类文明才得以孕育。传说有巢氏教会了人类构木为巢，以避野兽，从此人类告别穴居开始巢居生活。与女娲同时代的还有“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虽然，祝融曾在高山之巅演奏使百姓“群情振奋”的乐曲，共工也曾教化人类治理水患，但两者之间的“水火不容”导致了一场几乎毁灭人类的激烈冲突。由于支撑“天”的“不周山”被盛怒下的共工撞断，人类不得不靠“女娲（炼五彩石）补天”才得以延续。当然，这两位大神出现在“三皇”中，也可理解为古人对灾难事件的记忆和对未知自然的敬畏。

在所有曾位列“三皇”的神灵中，神农氏和轩辕氏最为特殊，既是神灵也是部落的名称，两者又有高下和先后之分。神农氏几乎出现在了所有提法中，就连女娲和伏羲也无法比拟。这与他曾经“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有极大关系。毕竟，“民以食为天”是亘古不变的铁律。“神农”的称谓已经远远超出尊敬的范畴。虽然农业绝对不会是某个神灵（神农氏）发明的，但某个远古部族（神农氏部族）曾经掌握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是极有可能的。这时的“神农”已经具化成神农部族首领并可代代相传的寄名称谓。因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神农氏部族逐渐繁荣强大起来，直至号令周边其他部族。传说神农氏曾因掌握先进石质工具生产技术的“斧”“遂”两个部落“不供”，“乃伐”，而“万国定”，由此成为中华文明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如果按照西方史书中常用的说法，也可称作“众王之王”。从这一传说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社会分工和原始易货贸易的雏形。

轩辕氏能够位列“三皇”主要是由于轩辕部落对后世中华文明的影响，尤其是在黄帝时期成为神农之后的“众王之王”。对于轩辕部落取代神农部落的这一过程，司马迁在《史记》开篇之作《五帝本纪》有如下描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时的轩辕已经是我们常说的黄帝了。结合对黄帝出现历史时间的考证，轩辕部落崛起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 3000年。而“诸侯相侵伐”“诸侯咸来宾从”等描述则说明当时的中华大地已经是部落林立了。公元前 4000年起大量出现的“城市”遗址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

从神农氏“万国定”到“世衰”，其客观历史背景应当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即人类开始以部族的形态进行社会化发展，直至在公元前 3000年前后创造出早期中华文明的雏形。而为这一过程提供支撑的是神农，是农业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

公元前 3000年前后的南亚，古印度人开始建造古印度文明的唯一标志——哈拉巴文明遗址。如果考古学家对这一废墟的时间判断是对的，那么可以肯定其背后必然有高度发达的农业作为支撑，尽管现在人们对当时古印度文明的认知几乎只有想象。

公元前 3000年前后的西亚，苏美尔人成为两河文明的主体，而苏美尔文明也成为两河文明最早的篇章。

虽然迄今为止人们对苏美尔人的来历困惑不已，但可以肯定的是活跃于两河流域下游的苏美尔人掌握了当时两河文明最先进的文明成就，尤其是在金属冶炼方面。虽然两河流域的北部富含铜矿，但与锤炼天然铜块相比，铜的冶炼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进步，更是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公元前 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已经能够冶炼合金，制造更坚固的青铜犁了。苏美尔人另一项伟大创造是实行了大规模灌溉工程。由此，人类开始摆脱河水的制约和对雨水的依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并最终推动了文明的快速进步。据西方学者考证，公元前 3000年的苏美尔人已经建造了大约 12个人口数千的“城市”，尽管称其为部落也无不可，知名的有埃利都、基什、拉伽什、乌鲁克等。作为重要的易货贸易中心，这些城市对整个两河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书于公元前 2000年前后的《吉尔伽美什》是关于两河文明的著名史诗，主人公是一位半人半神的国王，其中就有对乌鲁克古城繁荣的描绘。对神灵的崇拜是所有远古先民的共同特征。苏美人几乎崇拜大自然中的一切神灵。与中华文明的“三皇”相似，有四位神灵在苏美尔人的众神中居于主导地位，分别是天空、空气、大地和水。从类型上看，苏美尔人创造的是“城邦文明”，即文明以众多彼此相对独立的部落或城市的形式存在。从生活的区域上看，苏美尔人仅占据了两河流域的一小部分。与中华文明当时的情形相似，在其周边同时生活着其他众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部族。而在更广阔区域和时间内的部族或民族迁徙，最终使依靠农业发展起来的苏美尔人“城邦文明”仅持续了三百余年便被外族入侵终结和取代了。

公元前 3000年前后的北非，上下埃及的统一成为尼罗河文明真正的起点。早期的统一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有特质。东西为沙漠、南面是瀑布、北面是地中海的天然地理条件，使古埃及文明在统一后的数百年间免遭外族侵扰，从而能够为大金塔的建造进行充足的物资和技术储备。

“法老”虽然后来在古埃及史中类似于中国的“天子”或“皇帝”，但最初只是对统治者居住场所的称谓，意思是“大房子”，直到公元前 1500年左右才正式成为统治者的称号。公元前 4世纪的古埃及学者曼涅托把埃及历史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以及不同时期的不同王朝。后人在其基础上补充了早王朝时期（公元前 3100至前 2686年）历史，包括第 1和第 2两个王朝及 10多位法老。

早王朝时期尼罗河文明的很多东西都是后人推测的。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古埃及人是北非与西亚移民融合形成的，是他们将灌溉技术和轮子等带到了尼罗河流域；这大概与尼罗河文明中金属、城市两大要素的出现时间较晚有很大关系；即便是文字也仅依靠“纳尔迈石板”才提前到公元前 3100年左右。相对于前期的空白和缓慢，之后 500年左右便巍然耸立在埃及吉萨高原上的大金字塔显得那么突兀。尽管如此，尼罗河文明的农业在上下埃及统一前已经得到了较快发展。人类逐渐聚居形成的十多个部落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沿狭长的尼罗河形成北南两个部落集群，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上下埃及。公元前 3100年左右，尼罗河谷的上埃及首领征服尼罗河三角洲的下埃及，完成了尼罗河文明的统一，并在两者的边界建立了都城（白城），即孟斐斯城。对尼罗河水的开发利用是尼罗河文明早早实现统一的内在动力，毕竟像“坎儿井”那样庞大的引水灌溉工程不是某几个人或者某几个部族能够独立完成的。

长期以来，“纳尔迈石板”一直被视为上下埃及统一的直接证据。又由于在埃及正式历史记载中，美尼斯是第一位法老，所以人们一直认为“纳尔迈石板”记载的是美尼斯统一埃及的过程，而与“纳尔迈石板”同时发现的刻有蝎子图案的权杖则被人们忽略了。直到 1986年，人们在另一处更早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只玛瑙雕成的蝎子，并大胆推断那是蝎子王的坟墓，才联想起“纳尔迈”可能并不是美尼斯而是蝎子王，并进一步猜测蝎子王早在美尼斯之前就曾经试图或已经统一了埃及。美尼斯只是一位继任者或者说真正在古埃及实行统一管理的第一任法老。在其他传说中，尼罗河之神奥西里斯在其妻子的辅佐下一度统治埃及，后被其弟弟赛特暗杀、肢解，尸体被撒到了埃及各地。他的妻子从埃及各地寻回了丈夫的尸体，然后拼凑起来并使之复活，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冥王神。这应该是古埃及法老们崇尚制作木乃伊，渴望像尼罗河水潮起潮落一般永生的重要原因。而奥西里斯的儿子——鹰神荷鲁斯，虽然失去一只眼睛，最终还是击败了叔父赛特。重新继承王位的传说不但强调了统治者的唯一性，而且强调了法老是神的化身。与这种观点相对应，古埃及王朝每一次主神的变换带来的都是王朝的动荡乃至更迭。

纵观公元前 3000年前后的世界，随着适应和改造环境能力的提高，人口增长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当农业生产技术因人类的需求而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时候，原始人类的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在继续驯化动物的过程中延续了传统狩猎习惯，并在不断迁徙中缓慢发展，直至最终成为游牧文明的主体；但大部分人选择了承载力更大且稳定的农耕方式。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形态开始从无形向有形过渡。基本生活物资交换促进了原始贸易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各类神王传说的背后则是阶级分化的影子。社会分工和阶级出现是文明的另外两大标志。在农耕文明快速发展并成为人类早期文明主体的同时，发展缓慢的游牧文明却对农耕文明整个发展过程施加着影响，直至工业革命将两者一起终结。虽然两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的主体来历不明，但人们可以肯定那是人类迁徙的结果，且规模在当时必然已经十分庞大。而与迁徙和发展相伴的必然是因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的冲突。从那时起，人类文明发展已经充满了战争的硝烟。 pB4XHt1LSH6wUvk24EXercEuFdNBbpup1kmMbTsYvynJAIpEVAQ4Bfdzd+7OP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