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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初的世界，人类祖先在仅仅依靠狩猎和采摘植物果实为生的时候与动物没有根本区别。当为获得更多果实而逐渐开始种植植物的时候，人类祖先开始告别蛮蒙。城市的建造、金属工具的使用和文字的出现则成为人类早期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对成熟果实的等待使人类祖先开始选择定居。水之滨、河之畔因良好的收获吸引了更多人类祖先的到来，原始的村落开始出现。聚集在一起的人们通过协作更好地利用水源，发明灌溉技术，收获更多的果实。为储存和保护收成，人类祖先用泥土或树木在聚居地周围建造起保护性围墙，形成最早的“城”。后来，“城”因能够为货物交换提供固定场所和保护而逐渐增加了“市”的功能。人类文明因“城市”的出现而加速发展。在对更便捷、坚固工具的追求中，人类开始锤炼相对柔软的天然金属块，后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完成了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跨越，进入人类文明的“铜石并用时代”。而人与人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则使“象形文字”从原始图画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成熟，成为人类文明最耀眼的光芒。
城：由于人类早期城市几乎全部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近代，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一个个尘封了的遗迹才得以重见天日，让世人在唏嘘文明发展艰辛的同时，感佩祖先所创造的奇迹。
在东亚，中华文明城市的雏形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7000年，其中，长江中下游的彭头山文化遗址（约公元前 7000年至前 6300年）已有成排的房屋、夯土的高台、环城的壕沟；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遗址（约公元前 6500年至前 5500年）除房址、壕沟、灰坑外，还发现了排列整齐的墓葬群。黄河上中游的仰韶文化（公元前 5000年至前 3000年）范围更广、遗址更多。迄今为止，中华文明已知最早兼具“城”和“市”功能的是湖南澧县至少形成于公元前 4000年前的城头山文化遗址。它被认为是长江流域古代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墙、城门设施、环城壕、护城河、宽阔的城中大道和大片不同时期的台基式房屋建筑基础，证明其已属于“城”的范畴。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和大量的陶鬶、陶觚、温锅等酒肆用具证明其已具有“市”的属性。发掘出的 6500年前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彻底否定了“中国水稻传自南亚”的说法。两座完整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证明了原始宗教活动的存在。
在南亚，古印度文明的城市没有雏形时期的遗址被发现。 1922年被发现的哈拉巴文化遗址（公元前 3000年至前 1750年）是其早期文明的全部，且已经具备完善的城市功能。以哈拉巴为中心的 200余处大小城镇遗址，西起伊朗边境，东近德里，北及喜马拉雅山麓，南临阿拉伯海，占地约 130万平方公里。其中，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两处城市遗址，街道布局整齐，纵横相交，房屋一般用砖建造，有的包括许多大厅和房间，有的两层建筑甚至有良好的排水设备。
在西亚，两河文明的早期城市形态多被发现于北部丘陵山区，包括耶莫文化（始于公元前 8000年左右）、哈逊纳文化（始于公元前 4300年左右）和哈雷夫文化（始于公元前 4300年）等，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其后扩展到两河流域，至欧贝德文化时期（公元前 5000年左右）功能完备的城市逐渐形成，发展出苏美尔文明。其中较著名的是埃利都文化遗址（公元前 4300年至前 3500年），城中居民居住在用泥土和芦苇筑成的小屋里，泥砖神庙建筑在高大土台基上，反映出氏族社会内部的分化。值得一提的是，地中海沿岸的杰里科在公元前 8000年就已建有石头城墙，由于地处人类迁移的十字路口且拥有稳定水源，虽在数千年里数度兴废，但至今仍是西亚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杰里科还是埃利都都还只能称作聚居地。两河文明最早的城市通常认为是乌鲁克（公元前 3500年至前 3100年）。但人们对其了解更多也只是来源于 1000多年后才出现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其中提到了长达 10公里的城墙、多层的建筑、庙宇、国王、妓女、商人和美酒。
城的困惑、铜的尴尬与文字的争议
在北非，尼罗河文明的建筑艺术在公元前 2600年左右达到了第一个巅峰，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大金字塔”。如果以此为节点，尼罗河文明在城市建造或者说建筑方面必然有过长期的积累和实践。但遗憾的是，迄今关于尼罗河早期城市的情况一直模糊不清，“无城”也成为古埃及文明给人们留下的最大困惑。另一个困惑是，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尼罗河文明的新石器时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 4500年的塔萨·巴达里文化，比中华文明和两河文明都晚很多。而从公元前 4500年开始出现文明的痕迹，到公元前 2600年建造出大金字塔，尼罗河文明仅用了 2000余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对其他文明的超越。因此有人认为，尼罗河文明的创造者是西亚移民与北非土著融合形成的，其文明根源于两河文明。事实上，在公元前 3000年左右的孟斐斯城（原名白城，古埃及王朝的第一座都城）出现之前，古埃及人一直以一种被称作“诺姆”的社会形式生存，草和黏土建造的房屋聚集在一起，构成早期城市的雏形。与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埃及的墓葬遗址却异常丰富，几乎所有早期文化遗址都是以墓葬为主要内容的。这也成为此后尼罗河文明的标志性特质——视死如生。造成尼罗河文明困惑的外因可能是尼罗河的周期性泛滥，在这一点上，与被河水吞没的古印度早期文明极其相似。河流在孕育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对人类文明不断进行着洗涤，甚至淘汰。
铜：黄金是人类最早发现并使用的金属，但因数量太少且质地过于柔软而一直被作为饰品金属使用。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类最终选择了硬度相对较大且较易加工的天然铜块作为加工金属工具的首选，后又发明出铜冶炼技术，最终将人类带入“铜石并用时代”，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另一标志。
在东亚，如果说“无城”一直是尼罗河文明的困惑，那么“无铜”则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尴尬。中华文明虽然后来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青铜文明，但极少有早期“铜”的考古发现，以至于影响了其是人类早期古代文明之一的历史地位。 1923年，在甘肃东乡县“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把长 12.5厘米的青铜刀，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青铜铸器，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鉴定铸造于公元前 2700年，但这只说明中华文明当时已经掌握了铜冶炼技术；由于一直没有出土过更早的铜器，有人甚至提出过中国金属冶炼技术源自西方的说法。直至 1972年，人们在陕西临潼姜家寨遗址（公元前 4600年至前 4400年）发现了用天然铜块加工成的黄铜片和黄铜管等金属物，才弥补了中华文明铜使用历史中最重要的一环。尽管如此，当时铜的更广泛冶炼和使用并没有被发现。
在南亚，古印度文明早期的一切依然只能从哈拉巴文化遗址（公元前 3000年至前 1750年）中寻找，因为它是古印度早期文明的唯一见证者。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说明当时古印度文明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青铜冶炼工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古印度文明当时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在西亚，两河文明铜器使用的骄傲历史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东北部的伊朗高原和西北部的土耳其高原都蕴藏着储量丰富的铜矿。两河文明在哈夫雷文化时期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那里的人们已经使用天然铜块制造的铜器了；至乌鲁克时期，已开始大量打制金银器皿，制造矛、棍棒头等铜制武器。这说明两河文明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铜冶炼技术，并有较多的实际应用。
在北非，尼罗河文明在塔萨·巴达里文化时期（公元前 5000年至前 40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曾在墓葬中出土了一些铜念珠和针状物等。但与中华文明相似，青铜（铜锡合金）冶炼技术直到公元前 16世纪才开始广泛应用。
总之，在公元前 3300年前后，各大文明相继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完成了人类文明标志之一的创造。尽管两河文明在金属工具使用中起步最早，但青铜文明的终极辉煌则是由中国人在 1000多年后的商周时期创造的。
文字：伴随着城市的出现、金属工具的使用，人类各主要文明的文字也逐渐形成，尽管过程极其漫长，但大都经历了从最早记述事件的图画，到固化成象形文字，到抽象成古典文字，再到进一步简化、分化和发展出当今各式各样文字，乃至消亡的发展过程。其中，固化的象形文字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字”。自从有了象形文字，人类才最终完成了文明全部要素的创造。但在通过文字来界定文明起点的过程中，国际史学界没有采用一致的标准，由此也引发了不同文明起源时间的纷争。
在西亚，两河文明的象形文字很早就出现了，但直至公元前 2500年左右，两河文明才演变出相对成熟的古典文字——楔形文字。目前已发现大量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年代多在公元前 2000年左右。通过对这些刻有楔形文字泥板的研究，人们逐渐了解了两河文明有比公元前 2500年更早的历史。根据成文于公元前 2004年的苏美尔人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的记载，约 1000年前，聪明的乌鲁克国王恩美卡用写有文字的泥板，向邻国索要建筑宫殿的材料，且这样（使用文字）的事情从未遇见。西方学者据此认定两河文明文字形成的时间在公元前 3100年左右。在这里，依据传说得到的时间，成为两河文明文字和文明的起点。
在北非，尼罗河文明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曾经在极长的历史时间内被广泛使用。最初，人们认为记载尼罗河文明最早的象形文字是“纳尔迈石板”。它是一件盾形石刻，因其上的所谓“王宫大门”里刻有一只鲶鱼和一个凿子，通常被合在一起念作“纳尔迈”而得名。“纳尔迈石板”存在的年代被专家鉴定为公元前 3100年左右。石板正面的中央雕刻着一位戴高帽子的人，正在敲打戴矮帽子的人。专家们将其解读为上埃及对下埃及的征服。正面的右上角是一只鹰或隼被认为是代表法老的保护神荷鲁斯。其右脚踢着一个人的脑袋，左脚则踩在六根尼罗河三角洲的植物上。正面的最上方有两个人面牛头的图形，中间是所谓的王宫。正面的最下方则描述了两个人逃走的情形，隐喻下埃及人战败逃跑。石板的反面有一头牛正在冲撞一面城墙，中间部分描述一场交战的情景，上方右侧有两排仰卧的人群，代表被杀死的下埃及人。一位王者站立于左上方注视这一情景。这位王者也因这块石板被称作“纳尔迈”。此后，纳尔迈的名字在更多文物上被发现。 1995年出土的另一块石板上，刻有第 1王朝诸王的名字，其中纳尔迈的名字排在首位。因此，刻有古埃及最早象形文字的“纳尔迈石板”也一直被视为上下埃及统一的证据。又由于在埃及正式历史记载中，美尼斯是第一位统一埃及的法老，所以人们一直认为“纳尔迈”就是美尼斯，“纳尔迈石板”记载的是美尼斯统一埃及的过程。但 1987年，德国考古队在一座据称公元前 3150年的古墓中发现并复原了几百块骨片，从中发现了大量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由此，尼罗河文明文字的出现时间也被前推了 50年。在这里，最早象形文字的存在时间成为尼罗河文明文字和文明的起点。
在南亚，古印度文明的早期文字是一个谜团。哈拉巴文明城市遗址曾出土大量刻有似乎是文字的图章，并因此证明了古印度早期文明的存在。但其他的一切都是空白。因为那些图章上的所谓文字都太短，最多只有 20字左右，且缺少对照材料而至今无法破解。在这里，类似文字的符号的存在时间成为古印度文明文字和文明的起点。
在东亚，对中华文明文字产生的时间一直存在着极大争议。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公元前 1300年左右的商代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并据此将公元前 1600年建立的商王朝作为中华文明的起点，将夏王朝以及之前炎黄二帝全部视为传说。对于这一点，包括文字大师周有光先生在内的许多国内学者虽有异议，但因缺乏反驳依据而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甚至转述“中华文明文字较两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文字的产生晚了 2000余年”的观点（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按照两河文明以传说为依据的标准，传说早在黄帝时期，史官仓颉便完成了中华文明文字的创造。如此，中华文明汉字形成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 2600年左右。这与两河文明楔形文字成熟的时间相差无几。如果按照尼罗河文明以“纳尔迈石板”上的象形文字为依据的标准，我国宁夏大麦地岩画（公元前 5000年）中已经出现了具备象形文字特点的 2000多个图案和符号，稍晚的半坡村遗址（公元前 4800年至前 4300年）也出土了具有明确意义的陶文。中华文明文字形成的时间至少是在公元前 4300年以前。如果按照印度河文明以无法解读且散乱图章为依据的标准，我国有太多考古发现中的各种无法解读的符号，一定会将中华文明文字产生的时间前推得更远。即便单就甲骨文而言，殷商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古代文字，已经进入文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了，在其之前一定存在更古老的象形文字阶段，只是人们还没有发现而已，或者已经发现而没有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人们已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公元前 2500年左右的甲骨文，与楔形文字成熟的时间也基本相同。
尽管存在上述争议，所有文明文字的产生在一点上具有共性，那就是与文明之初的其他事物一样，文字的产生也被归功于某个神一般的人物，或干脆就是神灵的杰作。
在中华文明中，仓颉造字是一个广为熟知的传说。据说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他夜观天象，日察山川，从鸟兽痕迹和草木形状中吸取灵感，“始作书契，以代结绳”。传说仓颉造字成功的那一天，“天雨粟，鬼夜哭”。因为有了文字，人类可更好地传达心意、记载事情，自然值得庆贺。但也因为有了文字，民智日开，民德日离，欺伪狡诈、争夺杀戮由此而生，天下从此永无太平日子，连鬼也不得安宁，所以鬼都惊恐地哭泣了。但一句“天雨粟，鬼夜哭”与其说是对旧事的传说，不如说是对人类命运的预言更为恰当。
在两河文明中，创造文字的功劳被赋予了一位国王。在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中，这位被后人称作恩美卡的聪明“国王”用写在泥板上的文字向邻国索要建筑材料。此说虽不足为信，但两河文明文字使用的最初记载居然与贪婪和争夺相伴而生，岂不正应了“鬼夜哭”的预言。
在尼罗河文明中，智慧之神图特是象形文字的发明者，被称为“神圣文字之主”。其形象是鹭首人躯，左手持笔、右手持供书写用的木板，头上戴新月冠，是神的代言人和史官。古埃及文字因此也被称为“圣书字”。仅从这个传说看来，在尼罗河文明中，文字的产生倒真的有几分“天雨粟”的吉祥之意。
文字与文明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相伴而生，又相伴而去。
古印度文明那些印章上的所谓文字虽不知何物，但无疑是最早消失的。至少在公元前 2000年以前，那些印章便早已和古印度早期文明一起沉入河底了。其后，雅利安人开始侵入印度河流域，创造出梵文，后梵文逐渐成为古印度文明后期的主要文字，古印度文明之火被再度点燃。但物是人非，现在已经少有人认识梵文了。不过，托佛祖庇佑，菩萨、菩提、涅槃、觉悟、禅定、刹那等词语倒是为中华文明增添了许多色彩。
两河文明的楔形文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发挥着实用作用，直至公元前 1500年左右开始被古巴比伦文字取代。随着波斯帝国在公元前 330年被亚历山大大帝灭亡，两河文明迅速坠入了深渊，楔形文字的使用也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巨大冲击。至公元 1世纪，楔形文字彻底消亡，两河文明也彻底画上了句号。直到 19世纪，楔形文字才被陆续破解。
尼罗河文明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也经历了与楔形文字相似的命运。从公元前 525年被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入侵，到公元前 30年成为古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行省，古埃及王朝在连续打击下彻底灭亡。经过连续的波斯化、希腊化和罗马化，象征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也如同两河文明的楔形文字一样，逐步丧失了生存空间。至公元前 4世纪末，埃及祭司曼涅托只能用希腊文完成《埃及史》一书了。由此可见这一过程的彻底和残酷。公元 4世纪还有极少数人能够读懂古埃及象形文字。此后就无人能识了。直到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随从破解了一块同时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阿拉伯草书和希腊文的黑色玄武石碑，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才逐步被解开。
与上述三大文明和他们文字命运不同的是，汉字与中华文明一起不断发展，并顽强地走到了今天，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符号，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纵观人类文明之初的世界，城市的建造、金属工具的使用和文字的出现在加速社会分工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等级分化。其中，掌握更多狩猎、农耕、建筑、金属制造和文字等生产生活技能或者知识的人，逐渐成为劳动、生产和生活的指挥者——部落首领。阶级在领导和被领导的过程中开始出现，社会的生产效率也因之大大提高。尽管尼罗河文明存在着“无城”的困惑、古印度文明的文字无人能识、中华文明存在着“无铜”的尴尬和“文字”界定标准的争议，人类古代四大文明还是以十分相近的脚步，即在公元前 3300年前后集体完成了文明要素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