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17世纪前后的世界,东亚的中华文明在“商汤灭夏”中拉开了全新的历史画卷,来到印度河畔不久的雅利安人开始为古印度文明的再生默默地耕耘,西亚的两河文明由于古巴比伦王国被赫梯人灭亡而陷入沉寂,北非的尼罗河文明在成功驱逐喜克索斯人后迎来了底比斯帝国的崛起,雅利安人则在爱琴海中创造着米诺斯文明的神秘。
公元前 17世纪前后的东亚,“中兴”一词虽然是“褒义”,却意味着其前后的衰败以及对王朝某些阶段的否定。“少康中兴”后的夏朝虽然有过一个平稳发展时期,但继任者们无疑再次忘却了“太康失国”之痛。据说禹在世的时候曾命人发明了一种神奇的饮品——酒。在品尝过酒的甘美之后,禹曾留下了这样的警言:“酒太好了。正因为如此,后世一定有人为了它家破人亡。”并下令禁酒。但他的后代们显然忘记了他的警告,国家则在天子们的享乐中逐渐走向衰亡。据说,夏朝最后一位天子桀贪杯好色、暴虐无道、宠信奸佞。于是,无辜的“妹喜”和酒分别成了亡国的红颜和祸水。面对忠臣的劝告,夏桀曾狂言:“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后羿唯一留下的那个太阳自然是不会灭亡的,立国 400多年的夏王朝却真的在公元前 1600年灭亡了。
“商”原为夏朝的诸侯。桀在位之时,夏朝国势渐衰、社会矛盾尖锐。商部落首领汤趁机任用贤臣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积极治国。从《诗·商颂·长发》中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句可知,当时商的势力范围或已经扩张到辽东半岛。此后,商部族以亳(今河南商丘)为根据地,逐渐兼并周边小国和部落,削弱了夏天子的势力;最后联合其他诸侯国,共同举兵讨伐夏桀。在著名的《汤誓》中,商汤怒斥“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成为中国最早讨伐君主的檄文,并在“鸣条山战役”中取得灭夏的决定性胜利。传说,在庆功大会上,三千诸侯共同推选商汤为天子,商汤推辞三次后才正式登基。而当时流传的一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使诸侯诛杀天子的商代夏成了天意。传说夏朝灭亡后,部分逃亡的夏人渡海到达美洲,开创了中南美洲文明,而证据是当地人与华人相似的面貌和对玉的同样崇拜。
商朝在国家管理体制上较夏朝更加完善,不但有“内服”和“外服”的管理体制之分,而且“内服”的官员通常叫尹,辅佐商王处理国家大事,如成汤时的伊尹、仲虺,武丁时的师班、傅说等;尹以下设有管理各种具体事务的专职官员;“外服”的诸侯称侯伯,负有防、进贡、纳税和征伐的义务。也有商王派驻地方的督官,如管理农田种植的叫“甸”,管理畜牧的叫“牧”。商王朝在军事方面建有常备军,在法律方面制定了“五刑”。数量众多的奴隶是商朝“奴隶社会”的典型特征,并有“众”“工”“刍”“妾”“奚”“仆”等具体职责划分。人祭也是商代的一大特征且数量很大,侯家庄殷墟大墓中殉葬者就约 400人。总体而言,商王朝已经进入发达的奴隶社会。
尽管如此,商王朝的前期统治却是相当脆弱。包括“盘庚迁殷”在内的六迁都城和前期诸王埋葬地点的至今不详便是最大的证明。其中第一种可能就是王权交替的混乱。商王朝虽然也是一家之天下,但一家之内谁该为王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传弟、传子的情况交替发生。商朝王族支系茂盛,于是便常因争夺王位而引发内乱。据称,从第 11位国王(仲丁)到第 19位国王(阳甲),前后五代人共出了 9位国王;多次发生“弟子或争相代立”的情况,史称“九世之乱”。在这种情况下,迁都可能是新国王希望得到全新开始的无奈选择。也正是汲取了这一教训,后取代商王朝的周王朝创造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第二种可能是外部侵扰。夏朝灭亡后,大量夏人或北逃,或南避,并没有完全纳入商朝的管理之下。据史书记载,一部分夏人在灭国后向北方迁移,成为匈奴人的祖先,当时被称作“鬼方”。另外,在商的西部还存在很多其他的游牧部族。这些部族都持续不断地对商王朝进行袭扰,也可能是商人频繁迁都的一个原因。第三种可能是人们常说的洪水泛滥。毕竟在商人建立王朝以前,他们的先祖们为逃避黄河水患,就曾八迁“王”城。第四种可能是土地不能负担急剧增长的人口所致,这种说法常见于正史。
公元前 1600年上演的“商汤灭夏”本质上还只是中华文明的内部更迭,其他三大文明则由昔日迁徙的民族——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的各个分支轮流扮演着主角。只不过在此期间的闪米特人已经没有了汉谟拉比时代的骄傲,雅利安人的影响则迅速扩大。东支的雅利安人在南亚荒芜的土地上开始创造全新的古印度文明,南支的雅利安人开始在两河流域建立赫梯帝国,西支的赫梯人在爱琴海上创造出米诺斯文明。与之相反,东支闪米特人的古巴比伦王国一度被赫梯人灭亡,西支闪米特人中的喜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只留下犹太人陷入无边的苦难。
公元前 17世纪前后的南亚,古印度文明在消失数百年后获得了再生,只不过这次的再生是由迁徙而来的东支雅利安人在歌声中完成的。公元前 1500年前后,赶着牛群来到南亚的东支雅利安人征服了那里的原始土著部落,引领古印度文明进入“早期吠陀时代”。
东支的雅利安人来到南亚次大陆后以农牧业为主,是个热爱歌唱的部族;在他们的歌声中充满了对阳光、雨水、夜神、朝霞等大自然的赞美,以及对酒神、战神等各种神灵的崇拜。公元前 1200年之后编纂的《梨俱吠陀》是一部雅利安人来到南亚次大陆后的诗歌总集。人们因此将其中描绘的历史称作“吠陀时代”,并分“前吠陀时代”(公元前 1500年至前 900年)和“后吠陀时代”(公元前 900年至前 600年)两个阶段。“早期吠陀时代”的古印度文明以部族之间的征战为主要内容。氏族部落开始贫富分化,出现了祭祀集团和武士集团。“吠陀时代”之后,雅利安人才正式在南亚次大陆创造出具有国家形态的古印度文明。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雅利安人创造了著名的“种姓制度”,作为区分与非雅利安人的界限,并以此为基础衍生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被征服者)四大种姓阶层,后又经历错综复杂的演变,发展成为近代的印度种姓制度。
商汤灭夏与希腊米诺斯文明的神秘
公元前 17世纪前后的西亚,两河地区主要存在四股势力,东部伊朗的胡里特人、南部的巴比伦王国、西北土耳其高原的赫梯人和北部的亚述人。
古巴比伦王国一度是唯一霸主,但巴比伦城在公元前 1595年前后被赫梯人劫掠,王国因之走向衰落。东部的胡里特人乘机控制了北部的亚述人,在两河流域北部建立起“米坦尼王国”,与南部的巴比伦王国共存。赫梯人在劫掠巴比伦城之后,国王铁列平进行了有名的“铁列平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为避免王权交替可能带来的混乱,确立了长子优先,无长子归次子,无子归女婿的王位继承顺序;其次是将土地分为“国王土地”和“公共土地”,并给官员、将军、工匠等发放报酬。在此基础上,铁列平建立了一支与商王朝一样数量庞大的军队,并依靠最先发明和使用铁器的优势,开始在两河流域建立显赫一时的赫梯帝国,但一度败于北非的底比斯帝国并臣服于该帝国。公元前 1400年,赫梯帝国击败米坦尼王国,夺取了底比斯帝国在西亚的部分领地,与之争夺地中海东岸的霸权;鼎盛时期几乎占据了连接欧亚大陆的整个土耳其高原,而且居高而下称霸两河流域。后来,亚述人乘机灭掉了衰落中的米坦尼王国,并开始崛起,后又逐步形成与赫梯人东西对峙的局面。而古巴比伦王国则在两河南部残存。
公元前 17世纪前后的北非,尼罗河文明进入包含 18、 19和 20三个王朝的新王国时期(公元前 1570年至前 1086年),并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达到鼎盛,史称“埃及帝国”或“底比斯帝国”。
底比斯帝国的崛起始于对喜克索斯人的驱逐。南部底比斯的第 17王朝在公元前 1570年前后,经过一系列战争成功地驱逐了喜克索斯人,并在第 18王朝时期进行了迅速的扩张。其中,著名的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 1504年至前 1450年在位)在经过了 30多年的等待之后,从古埃及第一位卓有成就的女法老手中继承王位,后通过数百场战争创造了底比斯帝国的辉煌。在向北的扩张过程中,他击溃了以卡叠什为首的地中海东岸各城邦联军,迫使米坦尼王国臣服,令亚述和巴比伦王国与其交好。在帝国的南方,他将埃及边境推进到了尼罗河第四瀑布以外。但随着帝国一起扩张的是祭司们的权力,他们和传统贵族联合起来对抗法老。在这种情况下,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在新兴军事贵族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宗教改革,试图通过将埃及的主神由“阿蒙神”改为“阿吞神”来削弱祭祀和寺庙的权力,为此甚至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埃赫那吞”。但其死后,其子图坦卡蒙立即与传统宗教势力达成妥协,恢复了阿蒙神在埃及的地位。图坦卡蒙猝死后,法老的地位被军队首领篡夺,埃及宗教改革彻底失败,由之带来的混乱使底比斯帝国在地中海东岸的大量领地被新兴的赫梯帝国攫取。两者之间的战争最终将两大文明带入了下一个千年。
战争掠夺给底比斯帝国带来了惊人的财富。法老们开始迷恋在峭壁上开挖墓穴,这也成为底比斯帝国与孟斐斯帝国的最大区别。在举世闻名的国王山谷中,曾先后埋葬过 40多位国王,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法老图坦卡蒙(公元前 1334年至前 1323年在位)。从这位毫无建树但死后被戴上黄金面具的法老陵墓中,人们挖掘出数量惊人的奇珍异宝,不由不使人们对底比斯帝国的富有充满了想象。
伴随着两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的巨变,夹在两者之间的一块弹丸之地,在此后 3000多年里集中了世界上最密集的战火,这就是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及周边地区,一首延续 3000多年的悲歌也从那时唱起。公元前 2000年后,从两河流域向地中海东岸迁徙的西支闪米特人中包括了喜克索斯人和犹太人两大族群。喜克索斯人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毕竟曾经建立过自己的王朝。与之相比,犹太人的命运则极其坎坷。虽然圣经旧约中声称“流淌着奶和蜜”的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区)是上天赐予犹太人的,但在犹太人到达之前就已经有土著迦南人在那里生活了。迁徙而来的犹太人在与迦南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并没有取得优势,双方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公元前 1650年前后,一部分犹太人因饥荒从巴勒斯坦地区逃到了埃及北部,那里正处于与其同根的喜克索斯人统治之下,犹太人因此得以在后者的庇护下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人口迅速增长。但当喜克索斯人在公元前 1570年左右被底比斯帝国驱逐后,犹太人也开始遭到埃及人的无情迫害,直至公元前 1280年在摩西带领下出逃埃及,重新回到巴勒斯坦地区。
当犹太人在新生的尼罗河文明中遭受苦难的时候,一个全新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古希腊早期文明之一)在爱琴海克里特岛上开始形成。
公元前 17世纪前后的爱琴海,迁徙到克里特岛上的西支雅利安人,在融合了闪米特人和西亚土著人的血统和文化后,已经能够熟练地冶炼金属、建造城市,与其他文明地区之间的贸易是他们生存的主要手段。这首先应当归功于他们在两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的迁徙经历。通过贸易,米诺斯文明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以精美的王宫建筑、壁画及陶器、工艺品等闻名世界。
关于米诺斯文明曾有这样一个传说。国王的妻子因与公牛私通生下一个牛头怪物。国王在无奈之下命工匠造一个迷宫——克诺索斯迷宫来囚禁这个怪物,并要求当时臣服于米诺斯的雅典城邦(迈锡尼文明时期)定期进贡童男童女供怪物享用。后来,雅典王子提修斯决心独闯迷宫、为民除害。因为爱上了提修斯,米诺斯国王的女儿送给他一团线球和一柄魔剑,帮助他成功斩杀怪物。提修斯后来同公主结为夫妻并成为新的国王。 1900年,人们在克里特岛挖掘出包括传说中的“克诺索斯迷宫”等众多遗址。
米诺斯文明因移民而产生、因贸易而繁荣、因战争而灭亡。该文明的继任者是迈锡尼文明。事实上,米诺斯文明只是古希腊早期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部分则是稍晚发端于希腊半岛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 16世纪上半叶,迈锡尼文明在爱琴海西岸形成,著名的“狮子门”遗迹和“黄金面具”是其代表。该文明的创造者是另一支从陆地上迁徙到这里的雅利安人。当然,这个族群在持续数百年的迁徙过程中也进行了复杂的民族融合。因此,无论是米诺斯文明还是迈锡尼文明都是移民产生的文明。
迈锡尼文明在成长的过程中从米诺斯文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金属制造技术、航海技术等。在发展种植业的同时,海上贸易同样是迈锡尼文明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但有时难以将他们与海盗区别开来。迈锡尼人在希腊半岛南部建立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很多城市。在此期间,不排除迈锡尼文明曾经臣服于比之更早的米诺斯文明的可能。但最终就像传说中雅典王子成为新的国王一样,迈锡尼文明大约在公元前 1450年彻底毁灭了米诺斯文明,甚至在极长的历史时期内,使之只成为一个传说。现在,考古学家们认为极有可能是一场突发的地震使米诺斯文明衰落了,为迈锡尼人提供了机会。不管真实的情况如何,迈锡尼文明自那时起开始成为爱琴海周边地区的领导者。但关于古希腊早期文明依然存在众多的谜团,只有关于该文明的神话故事流传至今。虽然古希腊早期文明的光亮还不足以照亮欧洲,但注定将成为欧洲告别洪荒的开始。
纵观公元前 17世纪前后的世界,昔日迁徙部族的定居和扩张给古老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因此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之一。全新文明的产生注定将在下一个千年改变世界的格局。在一个个王朝此起彼伏、潮起潮落的冲突和巨变中,文明的积累也注定将使人类在下一个千年创造更伟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