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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两大战场上的战斗：一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激烈战斗；二是朝鲜战俘拘留营的带刺铁网后的战斗。后者是一场针对美军在战争中被俘人员的精神之战。
朝鲜战争于1953年7月正式结束，其中交战双方达成一致，决定将朝鲜半岛分为两个国家。次年1月，战俘拘留营关闭，所有被俘人员获得释放。直到那时，这两大战场的战斗内幕才浮出水面。
战俘营关闭后，21名美国士兵决定继续留在朝鲜，并公开诋毁自己的国家，与敌国站在了同一阵营上。此外，令人吃惊的是，大量的美国被俘人员回国后向周围人宣传朝鲜的优越性。
那些留在朝鲜的被俘人员的家人和朋友感到非常震惊。其中一对父母在《时代》周刊的访问中说道：“我绝对不相信我的孩子不愿意回家。”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来到朝鲜，报道这一事件，并请心理学家解释被俘士兵们看似不可理解的行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朝鲜方面使用闪光灯和白噪声对美国士兵进行了洗脑，另一些人则认为朝鲜方面使用了某种高级的催眠致幻药物。但是，他们都错了。
如果真正地搞清楚美国士兵身上发生了什么，你就会发现“表现”原理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从对劝导力的心理学研究入手。
政府投入了大笔的资金，试图劝说公众戒烟、戒酒、健康饮食。这些活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它们都以以下论点为依据设计而成：如果告诉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正确，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比方说，告诉公众吸烟可能导致癌症，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吸烟了；告诉公众酗酒会毁掉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控制酒量；告诉公众食物中的脂肪会如何堵住他们的血管，他们就会吃新鲜健康的蔬菜水果。然而，这些看上去合理的方法有个小问题：大部分时候它们根本不起作用。
爱尔兰喜剧演员安德鲁·麦斯威尔最近制作了一个电视节目，其中，他与五个认为“9·11”事件是个阴谋的人一起旅行。其中一名叫罗德尼的坚信双子塔不是被劫持飞机撞毁的，而是被一个政府操控的爆炸装置摧毁的。另一个人夏洛特同样坚定地认为恐怖主义分子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因此根本没有能力驾驶飞机撞向双子塔。
麦斯威尔带着罗德尼和夏洛特一起拜访了许多专家，向他们展示了无法辩驳的证据，证明他们自己的理论是错误的。其中一次，一位炸药专家向他们展示了要炸毁双子塔这等规模的巨型建筑有多么困难。还有一次，飞行教练向他们展示了驾驶当代飞机是多么简单。这些能改变罗德尼和夏洛特的想法吗？一点也不。该节目的结尾，他们面对诸多证据丝毫不为所动，声称他们依然相信“9·11”事件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阴谋。
同样，1997年，天门邪教的成员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一艘在“海尔-波普”彗星后面运行的宇宙飞船带离地球。在该彗星经过地球的前几周，其中一些天门教成员来到出售科学器具的商店中，买了一台精密复杂的望远镜。当他们利用这个强大的望远镜望向宇宙时，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彗星后面没有什么宇宙飞船。一般来说，这样的经历会让这些人质疑自己的信仰。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第二天来到商店，声称该望远镜有问题并要求退款。
你可能会认为，在对证据与现实的判断方面，也许罗德尼、夏洛特、天门教徒们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这想法挺好，但很遗憾是错误的。尽管很少有人相信美国政府摧毁了双子塔、宇宙飞船潜藏在彗星的后面，但我们其实都会相信一些差不多的错误理论。 当怀有某种信念的人遇到了与其相斥的证据时，往往会表现得和阴谋论者或邪教成员差不多。像他们一样，我们会倾向于与那些跟我们想法相同的人在一起，回避那些与我们的想法相左的信息，并且质疑那些与我们看法不同的人的品格。尽管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有逻辑的，但是如果事实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我们会很轻易地就忽略那些事实。
比如说，在一个研究中，实验人员跟踪调查了公众对一个指出吸烟致癌的综合科学报告的反应。90%的非烟民说，他们认为这个报告非常真实可信。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60%的烟民相信该报告属实。在另一个实验中，实验人员首先问参与者他们是否支持或反对某一个重要议题，如气候变化。然后，每一个人都会看到一些针对该主题的论点，其中一些论点非常可信，比如“气候变化很可能是温室效应引发的”，而另一些论点则非常值得怀疑，比如“大量的科学家接受了贿赂，因此才说气候真的在变化”。实验参与者要阅读每一条论点，然后尽量地记住它们。如果他们足够理性，应该既能记住可信的观点，又能记住不可信的观点。然而，事实上， 不论实验参与者观点如何，他们记住的都是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可信论点以及那些反对自己观点的不可信论点。
正是这种“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不要用事实搅乱我的思路”的想法，阻碍了政府试图改变公民意识和行为的活动。 若将“吸烟致死”用醒目的字体印在烟盒上，吸烟者们能找到另一种方式让自己相信吸烟并不全是害处；告诉酗酒者们酒精的危害，他们还是会继续相信自己肯定没问题；告诉人们健康饮食的重要性，肥胖者们还是会继续大嚼汉堡和薯条。
更恐怖的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多年来，心理学家一直在研究人们“所言”以及实际“所为”之间的关系。其中就有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大学的莱纳德·比克曼及其同事的研究。
比克曼试图通过乱扔东西这类小事来研究人的想法与行为之间的联系。他与他的团队来到一条繁华的街道，故意将几张皱巴巴的纸扔在垃圾桶不远处；并且，这些废纸就扔在人行道上。然后，他们来到马路对面，偷偷记录行人的表现，看看有多少行人会将废纸捡起扔到垃圾桶中。结果发现，马萨诸塞州的居民们并不是那么爱整洁，只有2%的行人捡起了垃圾并将其扔进了垃圾桶中。
实验的第二阶段，实验人员截住刚刚走过那条街道的几百位行人，并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当看到街上有垃圾时，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责任捡起来？还是应该由那些专门负责相关工作的人捡起来？”有多少行人声称所有人都应该捡起垃圾、保持街道卫生呢？10%？40%？60%？事实上，刚刚对废纸视而不见的行人中，有高达94%的人说，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捡起垃圾。
比克曼的研究表明，在捡垃圾方面，人们精于奥威尔式的双重思维，因此他们能做出与自己的想法完全矛盾的事情。
实验人员想要探索，是否这种行为与想法之间的不一致性同样存在于生活的其他方面。因此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些更重要的议题，比如说道德观。你是不是一个很讲道德的人？你是不是整体来说都会去做对的事情、公平地解决争端、表现得很有公德心？当人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反复勾选“是的，我是这样的人”这一选项。但是，是不是人们也确实会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呢？堪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决定找出问题的答案。
声称自己很讲道德的人就会言行一致？或者人们只是喜欢表现得很讲道德，但实际上并不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巴特森将此种行为称为“道德虚伪”）？巴特森对此非常感兴趣。在其中的一项实验中，他先让一组实验参与者回答了几个相关问题、衡量自己的道德指数。他们是否相信存在一个公正的世界？整体说来，他们是否总是去做正确的事情？他们自私吗，还是很关心别人的利益？
几周后，巴特森让同一组实验参与者每次一人来到他的实验室，参与一项实验。他告诉每个实验参与者，这个实验还需要第二个人的参与，但是那个人现在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实验参与者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然后，巴特森向实验参与者介绍，在参与者与这个神秘人中，只有一人会得到一张彩票（可能会获得大奖），而另一个人则需要花30分钟的时间做一系列数字运算。
然后，巴特森建议，公平起见，应该通过抛硬币的方式决定谁获得彩票而谁做数字运算。并且，他征求实验参与者的意见，问他们是否觉得这种方法公平。当参与者同意后，巴特森说，如果硬币字面朝上，那么参与者获得彩票，而另一个人就要做数字运算；如果硬币背面朝上，情况就正好相反。
最后，巴特森给实验参与者一枚硬币，让他们到走廊上去抛硬币，然后回到实验室告诉他抛硬币的结果。他指出，他无法得知抛硬币的结果，因此需要参与者来告诉他。实验的结果可相当不寻常。按照概率，抛硬币字面朝上或背面朝上的概率应该是一样的。但是90%的实验参与者回到实验室后都满面堆笑，声称硬币字面朝上，自己拿到了彩票。简单说来，很明显，许多实验参与者并没有说出真相。 可见，当遇到某些特定的情况时，即使那些之前声称自己道德水准很高的人也不会说实话。
巴特森的实验结果表明，即使是对于那些像道德感一样的重要的、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的行为也不一定会符合我们的想法。
关于垃圾和道德的实验，其结果并不是个例外。一次又一次，心理学家发现人们精于“说一套，做一套”。鉴于此，毫不意外，许多政府的活动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其中“哈钦森控烟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国家癌症协会花了将近1 500万美元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旨在预防儿童吸烟的活动。这一活动既是个实验，又是个公共教育项目。其中，西雅图20个随机选取的学校中，4 000多名学生受到了禁烟控烟信息的狂轰滥炸。几个月来，学生们要参与特设的课程，听取专家们提出的各种反吸烟建议（包括如何抵御来自同龄人的吸烟诱惑和如何忽视香烟广告）。另外20所学校的4 000多名学生作为实验对照标准，没有得到相关的信息。
这些学生中学毕业两年后，实验人员追踪调查了大部分学生的吸烟状况。由于担心他们隐瞒吸烟的事实、不说实话，实验人员甚至检测了他们唾液中的尼古丁含量。实验结果相当令人失望。反吸烟运动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效果呢？那些参与该活动的孩子中，29%的人吸烟；那些作为实验对照的孩子中，28%的人吸烟。政府花费千万美元试图阻止孩子们吸烟，但是，这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不幸的是，这还不是一个个案。另一个美国国家反吸烟运动打出“沟通创造健康”这一口号，鼓励家长劝阻孩子吸烟。结果如何？孩子越大，就越对权威人物产生抵触情绪。因而，这一活动不仅没有使他们相信吸烟的危害，反而使他们更加想要吸烟。可见，过多地沟通只会适得其反。在英国，卫生部花费了300万英镑，鼓励公众每天吃五份蔬菜，结果，英国的蔬菜消费量下降了11%。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4年，美国国会差不多投入了10亿美元，在媒体上播出大量的反吸烟广告。结果发现广告不仅没有劝止青少年吸食大麻，反而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其中一些人出于新鲜去尝试。
研究人员意识到传统的改变人们意识的方法没有起到相应作用。因此，他们着手研究其他方法，试图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想法。最后，一个初出校门的年轻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理念，改变了整个行为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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