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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除疼痛、愤怒和焦虑

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彼得·布朗医生在中国参观了一家儿童医院,观察那里的医生如何进行扁桃腺切除手术。他被自己的所见深深震惊。

在西方国家,进行过扁桃腺切除手术的患者往往反映:他们在手术中感到非常疼痛。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截然相反。布朗说,他看到一群五岁的孩子笑眯眯地在诊室外边排成一排,等候手术。护士们会先给他们喷射喉部快速麻醉剂,然后将他们带到诊室。一进屋,依然微笑着的孩子爬到桌子上,张开嘴巴。只需几秒钟的时间,医生就切除了他们的扁桃腺,并将其放进一个水桶里。然后,孩子若无其事地自己走到旁边的恢复室里进行休息恢复。

东西方国家人民在扁桃腺切除手术中感受到的疼痛或不适感程度千差万别,这向我们显示了疼痛感因人而异的主观性。这不是一个个例。即使是做同样的手术、经历同样的事件、患同样的疾病、遭遇同样的意外,不同的人也往往会感觉到不同程度的疼痛。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表现”原理,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人们不同的行为表现方式。

在如今的一些社会心理学实验中,实验人员告诉实验参与者,他们会对另一个人实施电击。然而,事实上,这个电击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并且另一个人也是一个托儿。然而,在大学道德委员会诞生之前(许多心理学家都不无留恋地将那段时光称为“过去的好日子”),在一些实验中,实验人员真的会对实验参与者进行真实、疼痛的电击。

达特茅斯大学的约翰·兰泽塔及其同事就做过类似的实验。兰泽塔每次请一名志愿者来到实验室,将其与两台机器连接。首先,实验人员会将电极安在志愿者的腿上和左手上,接着将电线接入电击发射器。然后,实验人员将汗水传感器安在志愿者的右手手心,以持续观测其紧张程度。当电击设备和压力感应设备都调试好后,实验人员离开实验室,来到隔壁房间。

实验人员可以通过实验室中的闭路电视观察实验参与者的行为,并与其对话。他们告诉实验参与者,他会接收到一系列不同强度的电击,每次电击后他们通过喊出从1(“没什么感觉”)到100(“等你们再回到这个实验室时,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不同的数字来表示自己的疼痛程度。然后,实验人员对其进行20次电击,并仔细记录实验参与者喊出的每一个数字。

过了一会儿后,兰泽塔宣布说还有第二轮电击,但是这一次实验参与者要尽量掩饰自己的感觉。他要每一个志愿者都表现出坚强的一面,不做情绪化的表情,不大喊大叫,尽量表现得轻松一些。然后,又一轮20次电击,并且每一次电击后实验参与者都喊出自己感受到的疼痛度。

实验结果相当显著:当实验参与者们表现得坚强、自在时,他们感受到的疼痛度也会低不少;不仅如此,根据汗水传感器传递的数据显示,他们实际上也不那么紧张了。多年来,这个实验重复了许多次,但是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一实验结果帮助我们解释了中国的孩子在扁桃腺切除手术中为何表现得那么镇定。彼得·布朗访问中国时,中国儿童接受的教育引导他们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手术。所以说他们往往能够微笑着、更轻松地接受手术治疗。

同时,这一实验结果也解释了其他一些有趣的相关现象。比如说,如果人们将眼睛移开,不看刀口或者注射的过程,他们在小手术中感受到的疼痛度会降低。如此,他们就不会摆出痛苦的表情或整个人紧张起来,因此也就不会感到那么不舒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一些通过转移注意力减轻疼痛的方法,如图像法、催眠法和放松法。每一次,当人们表现得好像没有任何不适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感受到的疼痛也会减少。

受到这一实验的启示,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当人们表现得强壮有力时,是否感受到的疼痛程度也会降低。东京大学的瓦妮莎·伯恩斯及其同事告诉实验志愿者,他们正在参与一项关于工作场合中运动对健康的影响的研究。一些志愿者挺起胸脯、张开手臂,做出能体现控制力和力量的动作;而另一些志愿者则蜷缩身体,显得非常无力。然后,实验人员在每个志愿者的胳膊上绑上止血带,并且慢慢地将其收紧。止血带会使人胳膊上的血流渐渐减少,因此人们会感到越来越痛。当实验参与者忍受不了这种疼痛时,他们就要跟实验人员说明。很明显,比起那些蜷缩成团的志愿者,那些摆出有力姿势的志愿者对止血带的忍耐力大得多。 实验证明,表现得强壮有力能帮助人们赶走不好的情绪,而抬起下巴确实能够让人鼓起勇气。

关于“表现”原理与痛感的早期实验促使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是否同样的理念也可以帮助人们减少不好的情绪。比如说,它能不能帮助勃然大怒的人迅速止怒?

生气和引发生气的举动

生气对人不好。它会让你做傻事、胡乱冒险、说出很快就会后悔的话,并且容易引发暴力行为(美国的大部分凶杀案件归因于,或至少部分归因于愤怒)。同时,生气对你周围的人也不好。它还会让你的人生处于糟糕的频率上,把你拖入困境。 心理学家马汀·塞利格曼利用五年的时间追踪研究了400个儿童的生活,并特别关注了那些父母长期吵架的家庭。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环境恶劣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得抑郁症。

那么,如何控制你内心的愤怒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得回到19世纪末,看看某世界知名的心理学家是怎么做的。

让-马丁·沙尔科被人们誉为“精神症王子”。他是法国的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个引人注目、魅力非凡的演讲者,为现代神经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目前世界上有15种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且,他还进行过针对多发性硬化症和帕金森氏症的开创性研究。除了以上卓越的成就,沙尔科更是以其对人类潜意识的探索闻名世界。

沙尔科对人类大脑的神秘世界非常感兴趣。为了进行相关研究,他经常会和巴黎精神病院的患者们待在一起,进行针对潜意识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探索。其中很多实验是在他给其他医务工作者讲课时进行的。1887年,法国艺术家安德烈·布鲁耶去听了几堂沙尔科的课,并画下了这位神经症王子上课时的形象。沙尔科站在画布的右边,身着得体的黑西装。左边有差不多三十个人,他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沙尔科讲课并做笔记。沙尔科的左臂揽着一位失去知觉的女士。

画中的女士是沙尔科催眠术中最有名的一位合作者——布兰切·惠特曼女士。据当时的历史学家记载,惠特曼“身体高大健壮”并且“胸部丰满”。她患过几次歇斯底里症,经常会小便失禁,并且承认与自己的老板发生过性关系,后来住进了精神病院。在讲课过程中,沙尔科会先将惠特曼催眠,然后让她做出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变得精神紧张,用头顶和脚尖保持平衡并摆出奇怪的弓形姿势,倒着写字,在皮肤上刮出某些词语……沙尔科称,这些行为是惠特曼潜意识的表现,通过它们可以探索大脑深处的运作方法。在每堂课结束时,沙尔科会按压惠特曼的“卵巢区域”,帮助她从催眠中清醒过来,“瞳孔大张”着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沙尔科探索人类心理的戏剧性方法很快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焦点。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都纷纷赶来听他的课。1885年,29岁的奥地利精神病医师西格蒙得·弗洛伊德看了一次沙尔科的演示。此前,弗洛伊德投身医学事业,进行过许多实验研究,在其中一个实验中,他解剖了几百条鳗鱼以研究它们的生殖器官,但是没有成功。在看到沙尔科将几位年轻女病人催眠后,弗洛伊德相信,潜意识是造成许多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

弗洛伊德吃了许多可卡因,几乎烟不离口,孜孜研究,最终创立了一个新的心理学流派——精神分析法。 根据他的理论,人们倾向于将不好的想法从意识中赶走,赶到潜意识中去。一旦进入潜意识,那些不好的想法消失了,转化成为精神能量。当人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精神能量时,那些想法开始通过多种不健康的方式影响人的意识,导致人们产生不安感、精神病或焦虑症等。

弗洛伊德相信,要保持心理健康,就要在这些压抑的想法爆发之前将它们释放。 因此,他尝试发明了一些治疗方法,帮助人们排解自己潜意识中的情绪,一开始他紧密追随沙尔科的步伐,试着给病人催眠。但是这没什么效果,于是他马上放弃了这种方法,转而探索出几种新方法,包括解梦法(解释梦境的象征意义)和自由联想法(治疗师说出一些精心挑选的词语,如“椅子”“桌子”“性高潮”等,病人说出自己听到此词后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词语)。弗洛伊德将这些方法应用于自己的潜意识,最后发现在他差不多两岁的时候对自己的母亲产生了性冲动。

弗洛伊德的观点很快传播开来。19世纪末,精神分析法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1909年,他受邀来到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进行一系列讲座。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美国,他利用这一机会发表了他对心理分析的总的看法。

弗洛伊德访美时,威廉·詹姆斯已经67岁了,并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尽管身体不好,他还是特地来到克拉克大学听弗洛伊德的讲座。詹姆斯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怎么感兴趣,后来他将弗洛伊德解释梦境的方法称为“危险方法”,认为像他那样的伟大的心理分析学家肯定是受到了某种蛊惑并且“沉迷于某些固定观点”。

詹姆斯和弗洛伊德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同,比如他们对过度愤怒的起因和治疗的看法就不同。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人们生气是因为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能够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比如砸枕头、大喊大叫、跺脚等)释放自己的情感,那会是一种很好的疏导方式。相反,詹姆斯却认为,人们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很生气,弗洛伊德疏导情绪的治疗方法往往会使人变得更加生气。多年来,心理学家们就此开展多项研究,试图发现他们两个人中究竟谁的观点是正确的。

第一个牵扯进弗洛伊德和詹姆斯之争的是来自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社会学家默里·施特劳斯。20世纪70年代初期,施特劳斯发现对于试图维持关系的情侣,心理学家们给出的建议都遵循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他们的大部分建议都来自于“进攻治疗法”,认为情侣之间应该告诉对方自己的想法,不能有所保留。当时的指导手册鼓励情侣们“释放压抑已久的埋怨情绪”“让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并且鼓励他们咬塑料奶瓶并将其想象成自己的伴侣。

为了搞清楚这种革命性的方式到底是能帮助维持一段感情还是会阻碍一段感情,施特劳斯做了一个简单的研究。根据他的推理,如果情绪疏导法是有效的,那些在语言上互相攻击的情侣就不太可能在身体上对彼此进行攻击。他同时意识到,情侣并不能如实地汇报自己的攻击性行为,因此他找来一些学生,让他们观察他们父母的言语攻击、身体攻击情况。超过300个学生仔细完成了相关问卷,汇报了他们的父母在面对问题时的反应:他们会有效地讨论这个问题吗?他们会彼此恶语相向,甚至是号叫着冲出房间吗?他们会拳脚相加吗?会向彼此扔东西或者进行身体攻击吗?

施特劳斯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现象: 情侣间越是恶语相向,他们就越可能发展成拳脚相加。正如詹姆斯预测的那样,大喊大叫并不能疏导情绪,相反会促使人们变得更加愤怒。 这一轮,詹姆斯胜!

后来还有一些在工作场所进行的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埃博·埃布森及其同事发现当地的一家工程企业将要进行大规模裁员。工人们当然有理由对此感到愤怒:企业向他们承诺签署三年的工作合同,但是一年后就要解雇他们。埃布森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采访了一些员工:他们鼓励一组员工谈谈他们对公司做法所感到的愤怒(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看待企业对你的处理方式?);然而,对于另一组员工,他们的问题没那么尖锐(你能描述一下公司的科技图书馆吗?)。采访过后,所有的员工都向实验人员反馈了自己对公司的敌意、愤怒度。那些刚才咆哮叫嚷过的员工是不是对公司的敌对情绪更小?答案是否定的。又一次,实验结果证明事实情况恰恰相反。比起那些刚刚描述过公司图书馆的人,那些表达过愤怒情绪的人对公司的敌对情绪要大得多。这一轮,詹姆斯又胜了!

最后,有实验研究了敌对情绪和观看体育赛事之间的关系。人们去看球时,往往会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呐喊,并高声诅咒对方队伍。弗洛伊德学说认为像这样的攻击性行为是一种对情绪的疏导,所以说球赛结束后人们会感到敌对情绪降低。然而,詹姆斯理论的支持者则认为,所有的这些大叫大嚷只会让人变得更加愤怒,来自坦普尔大学的杰里夫·戈尔茨坦决定就此做一个实验,看看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戈尔茨坦组织一批实验人员去看一场重量级的橄榄球比赛。比赛开始前,实验人员在体育馆门前随机采访了一些观众。采访非常简短,其中实验人员向观众询问:他们支持哪个队伍,感觉自己是否具有攻击性?比赛一结束,实验人员再次来到门口,随机采访了退场的观众。

结果显示,不论比赛结果如何,观众在看完球赛后都会感到心中攻击性更强。由于担心观众感到进攻性是因为置身于人群中,或是因为仅仅是观看了一场竞技性赛事,戈尔茨坦又一次召集了他的实验团队,让他们在当地一场体操比赛中进行同样的采访。尽管观看体操比赛的观众也是聚集在一起、观看了竞技性体育赛事,但是他们并没有大喊大叫,赛后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格外具有攻击性。实验数据显示,人们看过橄榄球比赛时表现得具有攻击性,并且他们的攻击性表现导致他们赛后感觉敌对情绪高涨。又一次,詹姆斯胜!

如此诱导出来的敌对情绪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苏格兰格拉斯哥市有两个专业的足球俱乐部。其中凯尔特人俱乐部位于城市的东部,而兰杰斯俱乐部位于城市的西南部,并且在历史上就与新教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个俱乐部之间长期存在激烈的竞争,两方的支持者经常在比赛期间喊出侮辱性、威胁性的口号。2011年,一群为苏格兰警方效力的实验人员比较了双方球队比赛后以及双方球队没比赛时的犯罪率。调查数据相当明显:兰杰斯与凯尔特人比赛时,格拉斯哥的暴力犯罪量是平常的三倍,家庭暴力案件是平常的两倍。

释放怒气的学问

艾奥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布拉德·布希曼进行过许多试验,证明如何通过表现得平静而使人迅速止怒。比如说,在其中一项研究中,布希曼让大学生们花20分钟的时间玩一个轻松的或者激烈的游戏。在轻松的游戏中,学生们在安静的海底世界畅游,寻找被掩埋的宝藏;在激烈的游戏中,学生们要尽量派遣更多血腥的僵尸。之后,他们还要玩另一个游戏,对抗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如果他们赢了,他们就能大声骂对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看不见的对手,并且学生们一般都会赢第二场比赛。那些之前在海底安静畅游的人攻击性明显较小,对他们想象中的敌人的咒骂声音更小,并且时间也较短。

布希曼还证明了祈祷具有能令人平静下来的力量。他通过给学生作业差评(“天啊,这是我读过的最差的文章”)故意惹怒一组教会大学的学生。然后他让学生们读一篇新闻报道,其中讲述了一位女性身患某种罕见癌症的遭遇。接下来,他让一些学生花5分钟双手合十为这位女性祈祷;让另一些学生想想这位女士的情况。 结果显示,那些祈祷过的人相比起来没有那么生气。可见表现得越轻松、平静,越能使人心态较快平复下来。

此外,在我之前的一本书《59秒》中,我曾经描述过,布希曼用同样的方法惹怒另一批学生。然后,他给其中一些学生每人一副拳击手套,向他们展示所谓对他们的文章提出恶评的老师的照片,让学生们边想着这个人,边击打一个七十磅的沙袋。另一组则是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坐了两分钟。实验结果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重大打击——打沙袋使人变得更加愤怒,而静坐使人变得心情舒缓下来。

许多帮助人们控制愤怒情绪的课程教人通过表现得咄咄逼人而将心中的怒气释放。这是不对的,并且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让人们找出自己愤怒的深层心理原因,希望通过改变人的思考方式来改变想法。事实上,有一个更加快捷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要想平静下来,请表现得彬彬有礼,举止平和!就像微笑能使你开心,凝视别人的眼睛能让你感觉到自己爱上了对方,表现得平静也能让你迅速平静下来。

如何让心态平复

那些需要迅速有效控制怒气的人,往往会觉得深呼吸非常有效。深呼吸法需要你将舌头放在上牙齿后部的口腔顶端,然后心中默数五下,用鼻子慢慢呼吸;然后心中默数七下,屏住呼吸;然后默数八下,慢慢通过噘起的嘴唇将气呼出。重复以上过程四遍。

另一个更长效的方法是“渐进式肌肉放松法”。这个方法需要先故意绷紧身体多处肌肉,然后慢慢放松下来。

首先,脱下鞋,脱掉紧身的衣物,在凳子上以舒服的姿势坐下。将精力集中于右脚。轻轻地吸入一口气,将脚部肌肉尽量紧绷五秒钟。然后呼气,释放所有紧张肌肉,使其变得放松、柔软。然后,按照以下顺序对全身各部分肌肉进行练习。

1.右脚

2.右边的小腿

3.整个右腿

4.左脚

5.左边的小腿

6.整个左腿

7.右手

8.右前臂

9.整个右臂

10.左手

11.左前臂

12.整个左臂

13.腹部

14.胸部

15.肩颈

16.面部

恐惧产生的原理

约翰·布罗德斯·华生改变了整个心理学,并影响了我们现在对人类心理的理解。20世纪初,他就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论以怎样的标准衡量,都是一个奇怪并且复杂的人。从外表看来,他待人热情、为人外向、充满自信。但实际上他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喜欢一个人在暗处待着,并且为人冷淡。他就像一个不会和别人打交道的孩子一样,甚至在睡前会与自己的孩子握手而不是亲吻。而且,每当别人试着和他讨论他的情绪问题时,他就会离开房间。

他坚决反对威廉·冯特的反省法,也坚决反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他认为人们根本没办法搞清楚心里所想,因此他相信心理学家们应该将注意力转而集中于对行为的观察和衡量上来(这让我们想到一个笑话:两个行为主义者发生性关系时,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觉得很好,那我感觉怎么样呢?”)。

华生喜欢观察在迷宫里奔跑的老鼠。早期,他曾经仿照伦敦汉普顿宫的中世纪迷宫建造了一个微缩版迷宫,他每次都放一只饥饿的老鼠进去,仔细观察老鼠们如何在其中跑来跑去,寻找他放在迷宫中的食物。在对数百只老鼠进行真实版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实验后,他发现了老鼠学习的基本规律:它们如何对迷宫进行探索,它们会持续花多少时间来到一个曾经有食物的地方(尽管也许那时食物已经没有了)。

华生确信,实验的结果也适用于人类,而且人的一生其实就像一个迷宫一样。更具争议的是,他认为如果将他在迷宫实验中发现的老鼠的学习规则应用在人类身上,就能够改变人的思想。他曾经如此说过:

如果给我一些健康、发育正常的婴儿,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将他们养育成人,我保证不论那些婴儿的家人天赋、爱好、秉性、能力、职业、种族如何,我都可以将他们中的任意一个训练成任何一方面的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或者乞丐、小偷。

华生对人行为的关注很快传播开来,不久,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们开始在越来越复杂的迷宫中对越来越多的老鼠进行实验,以至于引发了如此的评论:“心理学研究一开始痴迷于达尔文理论,现在又被华生迷得晕头转向。”

行为主义者们也将自己的事业版图从认知规律扩展到了心理学的其他领域。其中,华生对恐惧症的原因和治疗方法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急于提出一种区别于弗洛伊德伪科学学说的新理论。

弗洛伊德鼓励自己的追随者偷偷观察自己孩子的性生活,以此帮助发展精神分析学理论。1904年,他最亲密的同事向他汇报说,他五岁的儿子“小汉斯”对马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恐惧,认为这也许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案例。弗洛伊德同意了他的看法,并开始研究导致小汉斯恐惧的原因。汉斯的父亲一开始认为自己的儿子之所以对马产生恐惧,是因为他在母亲抱他时产生了过度的性兴奋,并且小汉斯被马的巨大的生殖器吓到了。弗洛伊德对此并不赞同。相反,他注意到小汉斯说他曾经做过一个关于长颈鹿的梦,而长颈鹿的长脖子是成年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经过反复研究,弗洛伊德在一篇名为《对一个五岁小男孩恐惧症的分析》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小汉斯的恐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对性冲动的压抑以及对发泄行为的矛盾心理。

弗洛伊德对小汉斯的所谓内在情绪波动的研究令华生深感震惊。这促使华生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一个更实际的理论来解释恐惧症。

华生的研究方法深受苏联研究者伊万·巴甫洛夫的影响。在华生开始迷宫老鼠实验前几年,巴甫洛夫观察了铃声对于狗的影响。他曾经做过一系列堪称经典的研究。他先摇铃,然后给狗一碗食物。毫不意外,狗一看到食物就开始分泌唾液。在如此几轮“铃声—食物”的试验后,巴甫洛夫发现,后来,仅仅摇铃就能使狗分泌唾液了。他由此得出结论, 大脑精于学习事物之间的联系(被业界称为“经典条件反射”)。

巴甫洛夫这一简单但卓著的发现有其实际应用价值。比如说,在一个实验中,动物研究者们在死去的羊身上混入可以令狼呕吐的毒药,然后把羊放在野外。正如巴甫洛夫的实验中,与食物组合后的铃声能令狗分泌唾液,那些抹上毒药的羊使得狼后来每次见到羊都会感到恶心。因此,后来该地狼吃羊事件的发生概率也急剧下降。

华生想要知道,同样的原理是否也能适用于恐惧症。 他推论,也许人们之所以对某种事物感到恐惧,仅仅是因为那些事物与一个能诱使人做出恐惧反应的其他事物联系在了一起。

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华生追随弗洛伊德的脚步,对毫无戒备之心的婴儿进行了研究。1919年,他与一个名叫罗莎莉·雷纳的学生一起,对一个被称作“阿尔伯特·B”的11个月大的小男孩进行了实验。华生推测,如果阿尔伯特能表现得仿佛对某种东西感到害怕,他很快就会对那个东西产生条件反射,并对其产生恐惧。也许是受到了迷宫实验的影响,华生决定要让阿尔伯特害怕老鼠。

实验开始前,他首先要确定阿尔伯特之前并不害怕老鼠。因此,他向阿尔伯特展示了很多长得像老鼠的东西,如兔子、猴子以及其他一些毛绒面具。对此,无畏的阿尔伯特没有任何反应。然后,勇敢的实验人员想要让他把老鼠和其他一个可以令他表现出恐惧的东西联系起来。华生知道,孩子们听到很大的声音会被吓到,因此他买来了一根很大的钢条和一把锤子。

然后,华生和雷纳将一只白老鼠放在离阿尔伯特很近的地方,每当小阿尔伯特碰这只老鼠时,他们就使出全身力气用锤子击打钢条。正如计划中的那样,巨响使阿尔伯特哭了起来。几次“老鼠—巨响”试验后,华生不再用锤子发出巨响,而只是给阿尔伯特看老鼠。正如巴甫洛夫的狗仅仅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唾液的实验一样,阿尔伯特一看到老鼠就变得非常痛苦。如此,华生创造了一个恐惧症案例。

两个月后,华生和雷纳又去看望阿尔伯特,发现他还是一看到老鼠就害怕。不仅如此,他的恐惧还延伸到了其他毛茸茸的东西,比如说狗、海豹皮外套,以及戴着圣诞老人面具的华生。

同样的原理能否解释小汉斯对马的恐惧呢?在说到小汉斯的恐惧时,他的爸爸曾经说过,汉斯有一次在公园里看到一匹拉货的马跌倒,被由此产生的马蹄撞击鹅卵石路面的声音吓了一大跳。

我们并不知道实验结束后小阿尔伯特身上会发生什么。不过华生曾经开玩笑说当他长大一点后,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者们没准儿会告诉他,他对毛绒物品的恐惧源于三岁时迷恋母亲身体时被斥责的经历。与此相反,我们知道弗洛伊德那毫无戒心的研究对象“小汉斯”的后况。“小汉斯”其实是赫伯特·格雷夫的假名,后来他成为著名的歌剧制作人,以其对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极富创新性的改编闻名于世。在那部歌剧中,主人公的马被替换为一只脖子特别长的长颈鹿。

对阿尔伯特的实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生的个人生活。研究过程中,当时已婚的华生与雷纳发生了婚外情。当华生的妻子得知此事后,提出了离婚诉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得知此事后,要求华生辞职。华生离开了自己的学术事业,转而去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就职,利用他对人类行为学的知识销售脱色剂、婴儿爽身粉和香烟等。他在商业上最成功的案例就是他在为麦斯威尔咖啡做广告时将“喝咖啡的休息时间”这一理念引入美国人的生活。

一旦心理学家们懂得了恐惧症产生的原理,他们很快就加深了对恐惧症的认识,并且发现根除恐惧其实相当简单。

人的焦虑序列

最有效的根除恐惧症的方法由南非心理学家约瑟夫·沃尔普提出,被称作“系统性不敏感化”。根据这一方法,人们先要学会如何放松。然后,他们要建立一种“焦虑序列”,从不是很令人害怕的场景到引起极度恐惧的情形。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害怕蛇,焦虑序列的一端就是他打开一本书看到一张蛇的图片,而序列的另一端是他要去见的房产经纪人。在第一个阶段,人们要放松下来,然后经历(有时也许是想象)一个不是那么可怕的情形。通过假装自己一点都不感到害怕,很快这个场景就不会再令你产生任何的焦虑感,然后进入焦虑序列的下一个环节,经历一个更为恐怖的情形。

世界上差不多有1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恐惧症,其中1%的人患有严重的恐惧症,对其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们可能是会害怕开放的空间、别人的羞辱、鲜血甚至“13”这个数字。通常他们最后都会与心理咨询师探讨他们的恐惧,然后心理咨询师会试图找出恐惧的内在根源。这其实是浪费时间。从害怕蛇害怕蜘蛛到害怕公共演讲,有一个更快捷有效的方式可以根除我们的恐惧。每次只要改变一点点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会慢慢地永远改变自己的心理。

克服恐惧症

帮助人们克服恐惧症的方法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学会放松——请做后文的“平静下来”练习。

建立“焦虑序列”——写下那些能使你感到焦虑、产生恐惧的事情。然后,想想这些事情引发的焦虑程度,从1(非常低)到100(非常高)为其打分,并顺次排列起来。比如说,如果你害怕坐飞机的话,你的焦虑序列应该是:打包行李、预订机票、开车到机场、检票、登机、飞机滑行、飞机升到巡航高度、在机舱里走动、遭遇气流、飞机降落、飞机失事。

配对过程——最后,先放松下来,然后尽可能长时间地体验你焦虑序列中的第一项事件(如果不能体验的话,就想象你正在经历该事件)。体验或者想象过后,以0~100为自己的焦虑度打分。然后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焦虑指数降到10分以下。成功后,开始序列中后一个事件的练习。每一次练习差不多30分钟。

按下“恐慌”键

差不多有5%的人经历过恐慌症发作。恐慌的症状非常明显,也非常难受。没有任何预兆,人们开始感觉胸闷、出汗、呼吸急促并感到头晕。这时,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就要失去知觉、甚至要死亡了。恐慌症的发作一般会持续10分钟,过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症状才会完全消失。

许多医生和心理分析家曾经试图通过药物治疗或者通过与他们谈论童年经历来治疗恐慌症。但是,其实恐慌症的起因没有那么复杂,而且治疗恐慌症有一种更加快捷有效的方法。

前一章里我曾经提到过斯坦利·斯坎特的实验。实验显示,经历一种情绪往往涉及两个步骤。首先,要有一个事件或一个想法使你的身体做出反应。也许,听到枪响后,你的手心立马冒汗了。或者在派对上看到一个极富吸引力的陌生人后,你感到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其次,你环视四周,试着找出导致你身体做出如此反应的原因。如果你是在大街上听到了枪声,你会感到焦虑;但如果你是在露天游乐场里路经射击摊位时听到枪声,你会感觉还不错。同样,如果你认为派对上的那个人也觉得你很有吸引力,你会欣喜若狂;但如果后来你发现对方其实是对站在你后边的人感兴趣时,你会感到有点尴尬。

20世纪90年代,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克拉克将斯坎特的理念应用于恐慌症的研究中来。 克拉克认为恐慌症之所以发作,是因为人们错误解读了自己身体的感受。根据这一理念,那些经常恐慌症发作的人倾向于觉得自己心跳过速、手心冒汗,然后变得更加紧张,于是就心跳更快、手心冒出更多的汗。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他们就会感到极度的恐慌。

克拉克相信,治愈恐慌症不需要药物,也不需要探讨童年的记忆。相反,只需要教给人们如何放松,或者更好的方法是鼓励人们从积极的一面解读自己的身体感受,就能第一时间抑制恐慌的发作。

为了验证该理念的正确性,克拉克找到了一群经常会犯恐慌症的病人,教他们以新的方式看待自己。他对病人说,当他们感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时,不应该恐慌,而是应该把它们看成是自己的身体感觉到有点焦虑的表现。有些病人担心自己在恐慌症发作的时候会晕倒,虽然这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克拉克通过详细的解释缓解了他们的恐惧心理:他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感觉,是因为脑部的血液流到了身体主要肌肉中去,由此导致的血压升高反而使他们并不太可能会晕倒。

克拉克的方法非常显著。实验结果显示,比起药物治疗和放松疗程,让人们重新解读自己身体感受的方法更加有效。

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帮助那些在考试、工作面试、公共演讲、进医院之前感到焦虑的人们。人们只要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身体会过度兴奋、如何更加积极地解读身体的反应(“考前紧张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肾上腺素过度分泌可以帮助你在面试或演讲中表现得更好”“去医院之前感到紧张是人之常情”等),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以上几种状况。

人们对于“身体创造情绪”这一理念的理解,帮助他们找到治疗愤怒、恐惧、恐慌以及其他精神焦虑症的快捷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能够治愈抑郁症这种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心理疾病吗?

摆脱罪恶感

下一页是我祖父威廉·怀斯曼的照片。请你撕下这一页,并在这张照片上尽情地乱涂乱画。只要你愿意,无论怎么做都行。可以在他的头上画上角,也可以给他画上大胡子;可以在照片上写一句恶狠狠的话;也可以拧掉他的头,戳他的眼睛。现在开始吧……

完成了吗?下面让我告诉你我祖父威廉·怀斯曼的经历。

他住在卢顿,做帽子生意。他是个好人,用大半生的时间为各种公益事业筹款。他特别关心无家可归者和失业人员。每个圣诞节他都会到当地的医院以及孤儿院,给孩子们送礼物。其中一个孩子乔治·坎宁安后来成为著名的雕塑家。他为我祖父制作了一个半身像,作为对他的回报。现在这个半身像还放在我祖父的家里,每次一看到它,我们就会想起祖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现在,再看看你对我祖父的照片做了些什么。说实话,我希望你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但是,你也不必为此担心,因为“表现”原理能够减轻你的罪恶感。

普利茅斯大学的西蒙·施纳尔知道人们在做出不道德行为后往往会自我嫌弃。但是,他想知道,是不是做出嫌弃的表情会使人觉得某种行为更加的不道德。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施纳尔及其同事准备了一些可议的情境描述以及一罐臭味剂。

施纳尔的实验是在一条主干道上靠近垃圾箱的地方进行的。实验人员拦下路人,让他们读一些描写各种不端行为(包括近亲结婚,一个男子在车中将狗打晕然后生吃狗肉,一个男子对自己的宠物猫产生了过激行为等)的片段,然后让他们为自己阅读过的情况的道德指数打分。实验开始前,实验人员可能会往垃圾桶里喷大量的臭味剂,也可能不喷。那些闻到臭味的人会做出反感的表情,并且往往认为刚才读到的情况格外的不道德。

受到这个实验的启发,其他研究人员让实验参与者回忆自己做过的不道德的事情,然后让他们使用消毒湿巾擦手,并让他们给自己的愧疚指数打分,问他们是否愿意从事慈善工作。洗手这一行为明显使他们的愧疚感降低。

所以,想要消除因为对我祖父照片不敬而产生的小小罪恶感,去洗手吧,让“表现”原理帮助你洗掉自己犯下的罪恶。如果你感到更强烈的罪恶感,就去冲个澡吧。 MA+MFYDVn5URveMqFdh+NNBadPHPHWjBgmDoa/WuGtihUjbR+uMB/aoRvQPAG8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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