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损失惨重的中国空军重振雄风，国民政府一边通过美国人陈纳德去美国活动，购买飞机并招募飞行员，组建了“飞虎队”；另一方面又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苏联得到几笔贷款，陆续购买了600架飞机，还争取到苏联在地勤、空勤、飞行员方面的支援。这就是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的因由。

1937年10月，苏联空军志愿队第一批援华人员抵达中国。其中有库尔丘莫夫率领的23架战斗机和马琴率领的21架轰炸机。途中库尔丘莫夫因飞机失事殉职，普洛柯非也夫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战斗机大队主官。此后直到苏德战争前夕，空军志愿队人员不断轮换、补充，最高峰时拥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各4个大队，先后有2000多人在中国战斗过，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赫留金、布拉戈维申斯基、日加列夫、波雷宁、特霍尔等后来成为苏联著名空军将领。有200多人长眠在了中国的土地上，最著名者是格利高里·库里申科。汉口和南昌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主要基地。

得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后，中国空军终于有了一战之力。至1938年2月，中国空军已拥有各式作战飞机390架，其中包括230架战斗机和160架轰炸机。苏制战斗机“伊-15”和“伊-16”，都曾在诺门坎战役中出战，是当时苏联空军的主力战机。其中“伊-15”为双翼战斗机，转弯半径小，机动灵活，缺点是航速较慢；而“伊-16”为单翼战斗机，航速惊人，可达每小时480千米，不过机动性较差。苏联空军还摸索出两种机型配合作战的套路：“伊-15”负责与敌机近身纠缠，“伊-16”自高空俯冲而下，做出致命一击。在中苏空军的联手打击下，日本陆、海军飞机的损失大幅上升，甚至将基地后撤了500千米以避开中苏空军的锋芒。

中苏空军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二一八”空战。1938年2月18日，武汉上空万里无云，长江江面上风平浪静。中午12时许，一声刺耳的空袭警报打破了宁静，日军航空兵的26架战斗机与12架轰炸机一前一后呼啸着向武汉上空扑来。

此次执行空袭任务的日机，是最新式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该型战机机长7.71米，翼展11米，乘员1人，最大时速409千米，最大航程1311千米，机上配有2挺7.7毫米口径的机枪，还可携带2枚小型炸弹。这种飞机性能先进，与中国空军的霍克-3型战机对阵时占过不少便宜。

警报传到汉口机场，驻扎在那里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下辖的第21、第22和第23等3个中队的29架战斗机立即起飞。空军第4大队组建于1936年10月15日，原先驻扎于河南的周口机场，后调往淞沪战场，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取得了“八一四”空战等多次胜利。高志航壮烈牺牲后，李桂丹代理大队长一职，将第4大队改名为“志航大队”，这个大队素有战斗精神，培养出不少王牌飞行员。

12时45分，第21中队的10架“伊-16”战斗机于汉口机场起飞。没过多久，李桂丹率领第22中队的11架“伊-15”战斗机也相继腾空而起。同一时间，第23中队的8架“伊-15”战斗机也从附近的孝感机场起飞。然而，日机来得实在太快，第4大队刚于汉口上空集合完毕，还未完成编队，大批的日机便已飞抵武汉上空。队长李桂丹当机立断，高声喊道：“为大队长报仇，攻击！”一声令下，麾下的将士们立刻投入战斗，其中第21中队负责掩护，第22中队和第23中队担任主攻。

与日军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相比，中国空军所使用的“伊-15”和“伊-16”战斗机在火力上占优，速度也要稍胜一筹，但在机动性方面有所逊色，因此这一场空战打得异常激烈。战斗开始后，李桂丹很快就咬住了一架敌机，瞅准时机狠狠地按下了机枪按钮，只听得“砰！砰！砰！”一阵枪响，这架敌机立刻冒着黑烟，倒栽葱地坠落了下去。李桂丹旗开得胜鼓舞了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们，大家紧紧地咬住各自的目标，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厮杀。第21中队的杨孤帆、董明德、柳哲生、刘宗武所组成的4机编队合力围攻一架日军“九六”式战机，他们互相掩护，默契配合，一阵穷追猛打终于将其击落。

柳哲生协助队友击落敌机后，很快又发现几架日机正在跟踪中国空军的飞机编队，情况十分危急，他急忙掉转机头，加大油门冲了过去，对其中的一架敌机一阵猛射，直到打得这架敌机在空中爆炸。这个时候，杨孤帆、董明德与刘宗武也有斩获，各自击落了一架敌机。

此时，一支日军机群咬住了第22中队的11架“伊-15”，双方缠斗在了一起。形势对中国空军不利，6架日军战机从背后咬住了第22中队的前6架飞机，还有6架日机咬住了第22中队的后5架飞机。李桂丹沉着地指挥部下与敌机周旋。很快，中队长刘志汉抓住战机，将一架敌机击落，在他的鼓舞下，战友们信心大增，或正面强攻，或侧翼突袭，把“伊-15”善于躲闪的优势发挥出来，接连击落了4架敌机。此时，第23中队的8架“伊-15”战斗机也加入了战团，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日机绝望地四处逃窜，23中队在混战中也斩获了2架敌机。

在短短的12分钟里，志航大队就击落了日空军10架战斗机、2架轰炸机，吓得残余的日机落荒而逃。然而，这场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在这场空战中，大队长李桂丹在打下3架敌机后，不幸被敌机击中，血洒长空。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王怡、李鹏翔、巴清正等5人也为国捐躯。李桂丹与他的战友高志航一样，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生前的誓言：“身为中国空军，怎么可以让敌人的飞机飞在头上！”

战后检查坠毁的敌机时，人们发现其中有日军空袭指挥官金子隆司大尉的座机。在敌机的残骸中，人们还发现一些奇怪的物品——日军佩戴的“护身符”和“千人缝”。“护身符”是用一张黄裱纸做成的，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如果你们把避弹的灵符带着，那就会飞云起雾，枪弹一定射不到身边。可贵啊！你们得到了尊天的神光保佑，一定会凯旋。”“千人缝”则用白绸缎作底，以红丝线刺绣，要经过千人千手的缝制，一针一线缝得十分细致，真是煞费苦心。可是，无论是“护身符”还是“千人缝”，都没有保佑它的主人逢凶化吉，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将他们的国家引向灾难，也使这些年轻的士兵化作了异乡的孤魂野鬼。

12分钟击落12架敌机！中国空军胜利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群众走上街头，热烈庆祝。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送来挽联哀悼烈士：“武汉居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雨招英魂。”周恩来、陈绍禹、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人士也敬送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整理烈士遗物时，人们找到了巴清正烈士还未寄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时间长短耳；战争不免牺牲，亦仅时间长短耳。弟生来不甘落后，自勉之心有超于人，又何况我等仇耻，累累皆是！弟自十六岁入军校。至今时将六载，朝朝暮暮，为的什么？这是一切好机会。如时间错过，徒英勇又如之奈何？”

4月20日，一架日军侦察机飞抵湖北孝感上空侦察，中国空军成功将其击落，坠毁的飞机上有一个笔记本，上边提到，日军有在“天长节”期间空袭武汉的计划。所谓“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天皇的生日，算一下刚好是4月29日。这个情报不知是真是假，不过中国空军还是宁可信其有，严阵以待地做好了准备。

4月29日那天，日军飞机果然来了！来者是海军佐世保第2航空队的36架轰炸机，有12架战斗机掩护。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联手作战，具体的作战方针是：中国空军的第3、第4、第5大队的19架“伊-15”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45架“伊-16”战斗机率先占据有利高度，等待日机群进入包围圈。随后以“伊-15”机群在武汉东北方向巡逻，伺机与敌缠斗，迫使敌战斗机与轰炸机分离。“伊-16”机群则重点负责对日轰炸机进行打击。

日机进入武汉上空后，第4大队的9架“伊-15”随即上前迎战。从战机的数量上来看，日军占有绝对优势，但是第4大队的飞行员们不畏强敌，英勇地突入了敌防范严密的机群之中，在空中与敌展开了一场拼刺刀式的肉搏战。空战覆盖了武汉的整个上空，黄冈、武昌、梁子湖、青山、徐家棚、豹子湖、纸坊、刘家庙、阳逻……到处都是战机在追逐、格斗。

战斗开始后不久，年轻的少尉飞行员陈怀民就捕捉到战机，咬住一架日机的机尾，敌飞行员左躲右闪无法摆脱，陈怀民冷静地判断着双方之间的距离，眼看进入了有效射程，猛地按下了机枪射击按钮，一连串的子弹打出，敌机立刻冒起了浓烟，在空中翻滚几下便坠毁了。

陈怀民的勇猛立刻引起了日机群指挥官的注意，他指挥几架日军战斗机对陈怀民轮番攻击，陈怀民被5架日机包围，机枪子弹冰雹一样噼里啪啦打过来。陈怀民的战机很快便多处中弹，已无法再战，只有弃机跳伞才能逃生。但在这生死抉择之际，他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危，看到旁边有一架敌机嚣张地冲过来，他索性提速，驾着受伤的战机撞去。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两架战机撞在一起，犹如两条火龙一般翻滚着向下坠去。

陈怀民烈士（1916年—1938年）是镇江人，毕业于中央航校，因为作战勇猛，多次死里逃生，牺牲时仅22岁。生前，爱子心切的陈母曾对他说：“怀民，杀敌报国，无上光荣，妈不扯后腿，可我有个心愿，为了咱陈家不断香火，你先同女友结婚吧。”可陈怀民执拗地拒绝了，他说：“我正在作战，如果结了婚，会增加心理负担，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陈怀民的牺牲精神，令日军飞行员为之丧胆，极大地鼓舞了中苏飞行员的斗志。经过30分钟的激战，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击落日机21架，其中包括11架战斗机和10架轰炸机，取得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空战胜利。

战斗结束后，武汉的百姓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纷纷涌向王家墩机场，慰问空战凯旋的空中勇士。4月30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亲为陈怀民赋诗一首，以纪念“四二九”空战的伟大胜利。诗中写道：“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泣。”

在清理被陈怀民撞落的日机残骸时，人们发现该机的驾驶员是日本海军二等航空军士高桥宪一，他的身上携带着妻子美惠子的照片和写给他的信件。在信中，美惠子的话语充分表达出了自己的凄凉、孤独以及对丈夫日夜思念的缱绻之情。陈怀民的妹妹陈难含着泪读完这封信后，挥笔写就一封书信给美惠子。信中，她愤怒地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也表达了对美惠子的关切之情。她这样写道：“我和我二哥感情非常好。他坚毅地猛撞高桥君的飞机，和高桥君同归于尽，这不是发泄他对高桥君的私仇。他和高桥君并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们只是代表两种不同力量粉碎了他们自己！”

这封以血泪写就的书信很快被武汉各大报纸刊登，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香港的《读者文摘》还将陈难与美惠子的两封书信放在一起刊登，并为二人牵线搭桥，介绍她们互通书信，形成了强大的反战舆论，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恐慌。后来，参加抗战的陈难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你哥哥陈怀民为国捐躯，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你写给美惠子的信，我看了。写得好！不只是写给美惠子的，也是写给日本人民的。”

“四二九”空战给予了日军航空兵沉重打击，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日机都未敢前来侵犯武汉。直到5月31日，日军才恢复了对武汉的空袭。

5月31日，武汉空战中的第3次大规模空战——“五三一”空战终于打响了。上午时分，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派出了11架战斗机空袭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正义之剑”大队立刻出动21架“伊-15”与10架“伊-16”，爬升至1500米高空，对敌机进行拦截。与此同时，中国空军也派出18架战斗机，与苏联战机形成掎角之势，构成了立体纵深的防御体系。

12时许，日机进入武汉上空，乍见我方严密的防御，顿时大失所望，遂掉头向东逃窜。然而中苏两军的战士们却不肯轻易放走敌人，49架战斗机犹如下山猛虎一般朝敌机直扑过去。日机且战且退，不时有飞机中弹坠落。这时，各地的对空观察哨不停地向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报来好消息：

“我是滠口观察哨，一架敌机坠于我防区之内。

“报告，敌机在横店被击落一架。

“董家湖上空有一架敌机掉下来了，我们正派人前去搜索。”

听到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钱大钧非常兴奋，一面接着电话，一面用红铅笔在航空地图上圈圈画画。

苏联飞行员古班柯在追击一架日机的时候，将机枪子弹全部打光了，但是由于并没有击中要害部位，所以敌机仍能向前飞行。这时，古班柯所驾驶战机的油料即将耗光，情况十分危急。古班柯一时间血气上涌，加足马力，猛地向敌机撞去。敌机的机翼立时被撞断，接着翻着跟头坠落了下去。古班柯却凭借着高超的技术，驾驶着伤痕累累的战机安全返航。

7月16日，日空军再次出动40架战机，欲对武汉进行空袭。中国空军第32中队的中队长韦一青获悉敌情后，立刻率领5架战斗机升空迎战。可是因为情报来得过迟，我军战机刚一升空，敌机便已飞抵武汉了，我军战机由于高度不足，处于不利的位置。韦一青等人临危不乱，沉着应战，死死地缠住了日军的轰炸机，令其无法对地面上的机场发起攻击。韦一青等人的战术成功地为后续起飞的战机赢得了时间，避免了重大损失。

自8月起，日空军对武汉空袭的规模开始变得越来越大，次数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迫于空袭的巨大压力，中苏空军逐步从武汉转移，至此武汉空战宣告结束。

在八年抗战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们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用青春与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战歌。

战后，人们搜集到一幅军用地图，名为《武汉防空总配备及判断敌机攻击来路图》。地图上有仅标注了敌机有可能从空中进犯武汉的线路，还标注了中国空军实施防御作战的8道防御圈。根据有关史实对照，中国空军的多次作战行动都与这张地图吻合。这似乎表明，中国空军在武汉上空的作战是有严密计划的，而且执行得很成功。 EmFJLaDXidPLzVuyH3WAJpSaZU9Jj5SAXTK1C0FnYENRcZOFwkdOWuReuR4bLgz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