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蒋介石召集军政大员在庐山举行最高军事会议，研究对日作战问题。会议进行到第二天，蒋介石突然向主管空军的周至柔发问：“眼下空军可以参战的飞机有多少？”周至柔立刻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交给蒋介石过目。不料蒋介石看后脸色大变，将图表往桌子上一甩，一句话也不说。会场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周至柔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过了许久，还是蒋介石打破了沉默，只听他厉声喝问：“为什么只有这么几架飞机？空军的经费都用到哪里去了？”

周至柔涨红了脸，支支吾吾说：“这个……是夫人的意思……”

原来，周至柔就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后，自作聪明地走起了夫人路线，请了宋美龄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凡事都请宋美龄做主。宋美龄就不客气地干涉起军费使用来。她认为飞机更新换代很快，买来的飞机用不了几年就会过时，不如把钱存进银行，等到开战的时候再去买，既有新式飞机可用，还有银行利息可拿，岂不是两全其美？问题是，何时开战岂是中国能决定的？开战的时候还能不能买得到飞机？对于这些，宋美龄可就不管了。结果，到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空军只有各型老旧飞机300余架，而日本有飞机2700架；日本飞机可以自己制造，不怕外国人卡脖子，中国自己不会造飞机，外购时横遭勒索，甚至有钱也买不到。

蒋介石了解了其中原委，无话可说，只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狠狠拍了下桌子大吼道：“没有空军也要抗战！”在此之前，蒋介石在与各省军阀作战的时候总喜欢出动飞机，既能示威，又能侦察，那些没有空军的地方军阀对此无计可施。可是这一次，当着白崇禧、冯玉祥等人的面，空军的实力终于泄了底，图表上标明中国空军可用于作战的只有305架，算上那些不能飞、不能战的，总数也不过600余架。这个数字怎能不令蒋介石大发雷霆呢？

实际上，还有比表面上的军力对比更加糟糕的事情，只不过蒋介石并不知道而已。周至柔呈交图表上的那几百架战机，大多是从国外购买的，种类繁多，型号各异，给日常的维修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这些战机常常因为缺少零部件而长期“趴窝”。加之当初采购战机的经办官员徇私舞弊、收取回扣，买回了不少价格高却质量差的劣等货。如果拿中日两国的战机进行对比，能够很清楚地发现，无论是在航速、升限等方面，还是在武器、续航能力等方面，中国空军的战机均与其有着较大的差距：比数量，绝对劣势；比质量，天壤之别。中国空军要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只能拿命来拼了！

“八一四”空战，又称“笕桥空战”，是中国空军首次与日军进行的大规模空战。

1937年7月11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3天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共同签订了《陆海军航空协定》。其主要内容为：在开战之初，就一举急袭、歼灭中国空军主力，夺取制空权；同时策应地面部队和舰艇作战；进攻华北以陆军航空队为主，入侵华南以海军航空队为主，华中则由陆、海军航空队联合作战。为此，日本陆军准备先行动用的兵力为28个中队，飞机240架。日本海军则首先动用航空母舰战队、联合航空队各2个、独立航空队3个，加上战列舰、巡洋舰上的舰载侦察机，共计220架飞机。

7月12日，日本关东军飞行集团派出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各2个中队飞往天津，对华北日军的作战进行支援。7月15日，日本陆军成立了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由德川好敏中将担任，负责指挥陆军航空队的对华作战。日本海军航空队也不甘落于人后，出动大批战机进入台北、大连周水子以及九州的大村机场待命，其航空母舰和水上飞机的母舰也开始向中国东海集结，时刻准备向中国发起攻势。

而中国空军的反应显得迟缓、被动。先是出台了一个《冀北作战计划》，将中国空军编成了天津支队（下辖第2、第4大队及第8大队的第30中队）和南苑支队（下辖第5大队的第24、第25中队和第9大队），总计11个中队，作战重心显然是在北方，主要对手是日本陆军航空队。不料，空军主力还没来得及北上，淞沪战火又起。中国空军随即放弃了北上作战的计划，转而向华东集结，准备保卫南京、上海及杭州等地。这样一来，中国空军的对手也从日本陆军航空队变成了日本海军航空队。

8月13日14时许，在周至柔的调度下，中国空军第9大队飞抵曹娥机场，第4大队飞抵笕桥机场，第2大队飞抵广德、长兴机场，暂编大队飞抵嘉兴机场，第5大队飞抵扬州机场，第6大队第5中队飞抵苏州机场，第6大队第4中队飞抵淮阴机场，第7大队第16中队飞抵滁县机场，第8大队飞抵大校场机场……中国空军所有能飞的战机都调动起来了，准备与日军航空兵血战。

第二天恰逢暴风雨天气，海上风浪很大，日本海军航空队的舰载机起飞困难，躲起来没有出战。中国空军却在狂风暴雨中出征了，轰炸机、驱逐机、侦察机，都带上了炸弹当轰炸机使用。第5大队的驱逐机群、第2大队的轰炸机群、第35中队的侦察机群、第34中队的战斗机群，连续出动，轰炸日军坚固阵地，并击伤几艘日舰，还把上海公大纱厂的日军临时机场炸成一片废墟。

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急令驻台北的日本海军鹿屋航空队强行出击。

14时50分，新田慎一少佐指挥的杭州空袭队和浅野楠太郎少佐指挥的广德空袭队，各出动9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从台北机场起飞，顶着狂风飞过了台湾海峡。飞过温州后，两支空袭队于永康上空分手，各自朝着预定的目标飞去。

新田慎一少佐的目的地杭州笕桥机场是空军第4大队预定要进驻而尚未进驻的机场。此时，大队长高志航已经奉命去南京领受任务，该大队暂由第21中队的中队长李桂丹指挥。

当日清晨，李桂丹刚一起床，便收到了大队长高志航的电报，电文上写着：“限令全大队飞机于14日飞抵笕桥，并将我之座机派专人随飞往。高志航。”接到命令后，李桂丹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立刻向全大队进行了传达，周家口机场上立刻忙碌了起来。中午时分，李桂丹率领着第21中队的9架战机先行起飞，不久后，第22中队和第23中队也相继起飞，火速赶往杭州。

由于天气情况十分恶劣，3个中队的机群各自单飞。天空中阴云密布，雷声阵阵，飞抵芜湖后，能见度变得极差。幸好李桂丹极为熟悉杭州的地形，他命令各中队改成纵队，进行超低空跟踪飞行，沿着山谷逶迤前行。由于“霍克-3”式战斗机缺少空中通信设备，也没有座舱盖，因此每一位飞行员不仅要靠目视来保持彼此间的联系，还要在露天中接受风雨的考验。后面的飞行员要紧紧地盯住前方的模糊机影，要盯住前面战机忽明忽暗的航行灯，一个不留神就很可能会掉队。历经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后，李桂丹终于在机翼下发现了西子湖，接着又发现了杭州东郊的笕桥小镇。李桂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直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李桂丹率领的第21中队最先抵达笕桥机场，降落后立刻开始加油。待第23中队刚一落地，警报就响了起来，大队长高志航在跑道上边跑边挥手，高喊着：“大批敌机就要飞到笕桥上空，全大队立即起飞作战！”海上情报站也同时传来通报：云上有隆隆的飞机声，来自台湾方向，似向杭州飞来。刚落地的机群顾不得加油，随即又起飞升空。大队长高志航也随即跃入了机舱，驾机冲上了蓝天。

高志航出生于吉林通化的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他早先的名字并不叫高志航，而是叫高志恒。1925年的春天，他被张学良选为飞行员，被派往法国学习飞行技术。临行前，他找到张学良，提出了改名的请求，他说：“保卫祖国，成为空中英雄就是我的奋斗目标。”从此之后，“志航”成为他自我激励的座右铭。1926年，学成归国后在沈阳继续深造。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军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高志航报国无门，于是乘火车南下，进入中央航校，立志要报效祖国。在东北流亡学生集会上，他挥舞着拳头，慷慨激昂地演讲，他说：“同胞们，眼泪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生存，我们要战斗，要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每日里的刻苦训练，学得一身高超的飞行技术，高志航崭露头角，他也因此晋升为第4航空大队的大队长，统率着3个驱逐机中队。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高志航对祖国怀着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他时常告诫部下：“今后一定要击落敌机，消灭敌人，否则就不是忠实的战斗员，就是怕敌人，那就不是中国人……我也这样要求自己！大家要记住为国争光，为民出力，勇敢杀敌，树立战斗英雄的榜样……”高志航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他在“八一四”空战中充分地证明了自己。

高志航与他的队员们驾机升空后，立刻与日机群展开了一场追击战。高志航驾驶战机爬升至3000米的云层上后，开始四处寻觅敌机的踪影。不一会儿，他发现了一架涂有迷彩的日军“九六”式轰炸机，这架轰炸机拥有双发动机、双尾翼，机翼和机身上都印着太阳旗机徽。机舱中的日军飞行员，正操纵着炮塔，让炮口向高志航的战机瞄准。显而易见，日军飞行员此刻也发现了高志航。高志航立刻加快了飞行速度，死死地“咬住”了敌机，他此刻已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可以先对日机发起攻击。

高志航瞅准机会，迅速按下了机枪的按钮。“霍克-3”式战斗机吐出两道火舌，射出一连串的子弹，击中了日机右翼上的主油箱。一时间火光四射，将附近的云层都映红了。接着，日机翻滚着向下坠落，坠地后，机上所载的炸弹轰然爆炸，烈焰升腾，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飞行员在八年抗战中所击落的第一架日军战机，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就在大队长高志航首开纪录的时候，中队长李桂丹与两架僚机也在另一个区域发现了敌机，这也是一架涂满迷彩的双发动机双尾翼的“九六”式轰炸机。李桂丹与两架僚机的飞行员柳哲生、王文骅密切配合，先抢占有利位置，随后轮番对敌机发起进攻。敌机也不甘示弱，后座上的机枪手拼命还击，但终究不是我方3架战机的对手，不一会儿便被击落了，后来在钱塘江口附近发现了该机的残骸。根据日方的战报，这两架被击落的飞机分别为：姚崎三等航空军曹所驾驶的指挥小队3号机和三井一等航空军曹所驾驶的第3小队3号机。此外，日军山下一等航空军曹所驾驶的第3小队2号机中弹73发，在台北机场降落时，因起落架轮子破损致使机身突然偏斜，造成了严重的损毁。

高志航首开纪录的同时，在钱塘江畔的上空，有中国空军的两个中队正在追歼逃敌，一阵枪声响过，又有一架日机拖着浓烟坠落在地面之上。余下的日军战机四处逃窜，中方的“霍克-3”式战斗机继续追击。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李桂丹所驾驶的战斗机的余油警告灯亮了起来。又飞了一段距离，李桂丹的飞机猛地一震，最后一滴油终于被耗尽，大刀般的桨叶再也无力挥动了。李桂丹恋恋不舍地退出了战斗，利用高度向附近的机场滑行而去。片刻之后，高志航的战斗机安全降落，紧接着其余的战机也相继返航。

在“八一四”空战中，中国空军没有一架战机被敌军击落，只有一架飞机因油料耗尽在田野迫降时爆炸损毁，飞行员刘树藩壮烈牺牲。另有一架飞机在地面被炸毁，两名飞行员阵亡。

“八一四”空战，中国空军首战告捷，粉碎了日军航空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地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这一战中立下战功的高志航、李桂丹和后来脱颖而出的乐以琴、刘粹刚被称为空军的“四大金刚”，亦称“四大天王”。

“四大金刚”中的小弟乐以琴出生于四川芦山，毕业于中央航校，他浑身是胆，敢于以寡击众，曾有在一次战斗中击落4架敌机的纪录，人称“空中赵子龙”“江南大地的钢盔”。上海陷落之后的南京保卫战，是乐以琴烈士的最后一战。当时，中国空军在经历苦战后人、机损耗严重，已无法保证南京上空的制空权，只留下了乐以琴、董明德两架战机，维持象征性的存在。

看着日本机群在天上耀武扬威，中国军队士气低落，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勇气，乐以琴、董明德再也无法忍耐，相约以死相拼，每天都驾机出战，希望能鼓舞士气。12月3日出战时，他陷入了8架日机的重围。在冰雹似的弹雨中，他以高超的技术、过人的胆略，驾机做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看得地面上的人们目瞪口呆。激战良久，乐以琴的飞机被击伤，冒起了黑烟，他被迫跳伞。

跳出机舱后，乐以琴没有立即打开降落伞。他想起了几个月前一次跳伞的经历。当时，日本人罔顾国际惯例，对弃机跳伞尚在空中的他开枪射击，虽然他幸运地没有受伤，却认识了日军卑劣的秉性。今天，乐以琴决定，推迟打开降落伞。但不幸的事发生了，由于降落伞打开过晚，他在触地时牺牲，时年23岁。

“四大金刚”中第一个殉国的是刘粹刚。他祖籍安徽，生于辽宁昌图，毕业于中央航校，先后击落敌机11架，1937年底转战山西时不幸坠机牺牲，时年24岁。“四大金刚”的老大哥高志航，于1937年底在河南周口机场遭遇日机空袭牺牲，时年30岁。到了1938年武汉会战开始时，“四大金刚”中只有李桂丹还在高举空军的战旗，其余三位都如流星般坠落。 4UeV0jm4wthx3hmrEKGyQt/dnrF5XwgioY5fmaWlpf6A7/C4/QPQjaPX7eCdY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