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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希望把自己的情感、想法表达出来。那几个简单的手势已经无法满足我的表达需求。我常常感到愤怒，因为我怎么比画手势别人都无法理解我的意思。我似乎感到有无数看不见的魔爪堵住我的世界，我拼命挣扎，想要摆脱它们，却无法说出来。我只好不停地哭闹、摔东西，在地上滚来滚去，踢打吼叫，直到筋疲力尽。
对我来说，日子越来越艰难，想要说话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开始每天都发火，有时甚至每隔一个小时就哭闹一回。
父母非常担心，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住在塔斯甘比亚的小镇上，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也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到这么偏远的小镇来教导一个又聋又瞎的孩子。像我这样的孩子还能受教育吗？当时家人都有点儿怀疑，直到母亲在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找到了一线希望。
在这本书中，他提到一个少女萝拉，也是一个又聋又哑又失明的孩子。在郝博士的指导下，她居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当母亲知道那位懂得如何教育盲哑人的郝博士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而他的教育方法或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一切又陷入了死胡同。那位郝博士是否有学生呢？他们是否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僻的小镇来教我呢？
到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神奇的眼科大夫，曾经治好了好几位盲人，父母便动身带我去找那位眼科大夫。
这次旅行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感到很愉快。我在火车上认识了很多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便把这些贝壳都打上孔，让我一个一个用线穿起来。这些贝壳给我带来了一段快乐、满足的时光。列车员很亲切，他每次过来查票，我都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把检票的剪子给我玩，于是我就趴在座位上，在一些小卡片上打很多的小孔。我玩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感到厌倦。
姨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娃娃，但是脸上却什么都没有，没有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这个临时弄出来的大玩具，即使再有想象力的孩子，也无法知道它的脸到底是怎样的。可对于我来说，没有眼睛更让我感到难过。我要求他们快想个办法，给娃娃加双眼睛，但是他们谁也没办法。我忽然有了主意，跳下座位，把姨妈的披肩揪出来，上面有两粒大珠子。我扯下来给姨妈，让她缝到娃娃的脸上。为了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我的意思，姨妈牵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我使劲点了点头。姨妈给娃娃缝上了眼睛，我开心极了，但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我很快对这个娃娃失去了兴趣。
整个路上我都被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吸引着，一副忙不过来的样子，也就没时间发脾气了。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去。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检查之后他告诉我们，他帮不上忙。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推荐我们去找华盛顿的亚历山大·贝尔博士，他会有一些聋哑儿童教育方面的资料。于是我们又出发，前往华盛顿。父母一路上忧心忡忡，可我却毫不知情，只觉得旅行是不停地从这里到那里，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那时我虽然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一接触到贝尔博士，就能感觉到他的温暖和热情。他把我抱在腿上，让我摆弄他的手表，他让手表发出我能感觉到的震动。贝尔博士很厉害，他能理解我的手势，我马上对他有了好感。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见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它打开了我的生命之门，引导我从孤独的黑暗里走出来，感受温暖，并得到了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
贝尔博士让父亲给波士顿铂金斯学校的校长安那诺斯先生写封信，请他帮我选择一位启蒙老师。铂金斯学校就是《美国札记》提到的郝博士为盲哑孩子服务的地方。
父亲很快寄出了信。几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热情的回信，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他为我们找到了一位老师。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情。我的老师也就是莎莉文小姐，第二年三月来到了我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