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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 培
过了很多年，我仍在读舒婷的一句诗：“蝉声如雨的小巷。”这七个准确地镌刻在江南墓碑上的汉字，同样，也刻写在了我童年的水粼粼的墓碑上。它矗立在我心间——那儿时夏天的江南，水乡古镇和县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江南，坍塌的旧城墙、北门、南门、朝宗门、阜成门……仍残留有许多稚嫩和古老相交错的苔痕累累的旧城砖。我最后一次穿过故乡江南的城门洞时是几岁？七岁？穿过阴森暗凉的旧城穹顶内的光线，城外扑面而来的是一阵夏天清凉奇异的水稻田的风。那风，仿佛端午节早晨煮熟粽子的热汤水，只不过粽叶的味道被七月水面上的荷叶藕香所替代。风中稻田内的米香也还略带点青涩，夹杂着附近的菱塘、废弃的窑址和乡下土坟的味道。青草味、茭白田味，水分已吸干的房梁、木门板味。人伫立在旧城的瓮形门洞内，仿佛伫立在山顶的风口上。那风，如切开西瓜般锋利，如我四十年后，2010年6月的一天清晨，冒着酷暑天气的大太阳赶赴上海世博会现场，我内心默默构想绘制出的一个“江南馆”入口。
当年，我年幼的手正被妈妈的手相牵。城门的不远处，在一个叫“君山”的不高的山峦那边，正是浊浪滔滔的长江。一个叫卖棒冰的老太太，把她用肩膀背来掮来的棒冰箱子松松垮垮地倚放在砖土坍塌的北城门口，紧靠行人必经空地的光亮处。我还记得她一头银发，抬起手臂上绑着的一块毛巾到脸上去揩汗，她揩汗的这个动作使得我记忆中的水乡江南刹那间皱纹密布。“棒冰吃——”我们途经那个老北门很久以后，我又回过身来看一看这位童话式的矮小老奶奶。她在我有关儿时江南的记忆中发一声悠长的吆喝，存活下来（那种用最廉价的包装纸草草包装的豆沙棒冰两分钱一根），兀自伤心地伫立在我本能设想着的“世博会江南馆”现场。
我小时候，妈妈多病，但很少离开她在县城纺织厂当长日班的岗位。已经记不得那样一个夏日的清晨，她是缘何牵上她小儿子——也就是我的手，出城去做什么了。她经常吃中药，也许，是去城外寻访一位传说中的乡间医师？或者，歇了病假去看乡下的亲戚？
那县城的城门洞高高大大，仿佛一座远古的庙宇，又有着日后我才有更多了解的教堂般的威严。洞口砌出的穹顶，已被岁月的风沙抚摩打磨得厚朴浑圆，仿佛乡下人抬轿子用的轿杠一样，也像青石的井栏。边沿有了一根根麻绳勒过的凹痕，那种式样，那震慑人心的形状，即使一名七岁的男孩抬头看见，也不由得会心生畏惧，肃然起敬。地面凸凹不平，是民国时修建的台石路，骑脚踏车上去会一路“咣当”作响；在同一个城门洞下面，经过妈妈和我身旁的，有一辆骑着到乡下远地方去钓鱼的脚踏车，后座捆了一只白铁皮制的长方形鱼箱，颠动声音很响。有人挑了一担蔬菜进城去做买卖，担头挑的茄子、青菜，新鲜。早晨田里刚摘的黄瓜，瓜馕尖尖上还颤巍巍地开着几朵小黄花，跟着一路滴下露水，一路晃悠。
那挑蔬菜的菜农完全一副古人装束，头顶夏天的竹斗笠，既能防晒又能遮雨，正在如雨的蝉声里悠悠前行。他挑着担弯弯的走路姿势，看起来特别柔顺，特别有劲，就像一根韧性十足的竹竿或树枝，枝头上被挂了一只沙袋，仿佛肖邦《圆舞曲》里一个肉眼可见的音符。他是通过自己肩上的这一大担蔬菜，在不由自主地跳起中国的“大波罗乃兹”。他的身形动作里有中国乡村的贵族品质，仿佛我多年以后读到的诗人张枣的一首诗：《悠悠》。不仅诗的题目之凑巧，诗中飞扬的神采亦和我幼年时所见的这一幕两相吻合。这是多么迷人的宇宙奇迹！在进入县城的北城门洞之前，这名乡村平凡的菜农脚穿湿淋淋的草鞋，天蒙蒙亮开始，已经一路穿过了多少田埂小径？多少平原上的村庄、河流，被他悠然自得地抛在了身后？难怪他走过时我闻到他几乎半裸的淌下热汗的身上有一种几近干涸的知了透明的翅翼的苦味。那翅翼久已在风中停止了翕动，仿佛被浓荫匝地的一棵棵树焊住，焊死在了树荫里一般。赤日炎炎，在这只知了头顶上方，也在这名进城、距离他目的地不远的菜农头顶上。或许挑担人嘴里一路还哼着小曲《五更调》（又名《十八摸》），或者四句头山歌，或者近水而居的渔村那些世世代代的打鱼人的唱腔。
唐代诗人张继，那位写下千古名作《枫桥夜泊》的张懿孙，曾在我目眺所及不远处的君山脚下，留下《春申君祠》一首：
春申祠宇空山里，
古柏阴阴石泉水。
日暮江南无主人，
弥令过客思公子。
萧条寒景傍山村，
寂寞谁知楚相尊。
当时珠履三千客，
赵使怀惭不敢言。
几乎同在唐朝天宝年间，另一位伟大诗人李白写下“堂上三千珠履客，瓮中百斛金陵春”（李白《寄韦南陵冰》），稍后的武元衡也在《送裴戡行军》一诗中留下“珠履三千醉不欢，玉人犹苦夜冰寒”的佳句。
2010年6月的一天，我跟着脚上穿湿淋淋草鞋的那名儿时邂逅的菜农，一起步入上海世博会现场。
中国，《草鞋脚》的中国。
江南，“古柏阴阴石泉水”的江南。
在人头簇拥的入口处检票，我身旁已经没有了四十年前生我养我的妈妈。
而“蝉声如雨的小巷”是我很多年来一直在读的一句诗。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我初读这首诗，我的眼睛、我的内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它的阅读。好诗，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它的阅读，而很有可能，一个人真正的成长，是阅读诗歌。
我读时并没有怀揣着舒婷或任何别人的一册诗集，我读时甚至被人群挤在英国馆门口。我的心里也装着很多奥登·布莱克，很多的莎士比亚、济慈、艾米莉·勃朗特或白朗宁夫人，可是，在参观世博会现场那天，不知为什么，舒婷诗中的那一句都始终执拗在我心头，堵在我眼前、口中，几乎不由分说，不假思索地。
再有就是张继的七个字：“当时珠履三千客……”
薇拉·凯瑟（Wil la C athe r，1876—1947），美国小说家。在她的一篇小说中写道：“在他的经验中，他觉得只有那样的事吓人可怕：一个阴险、狡猾的男人和一个诡诈、贪婪的女人眼中的神情。”
在我成年以后，我觉得，世界，有时其实就是“一个阴险、狡猾的男人和一个诡诈、贪婪的女人眼中的神情”。
在小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馆内，游人相对要少，我其实不识英语，但磨蹭着拱到柜台一侧，跟那里面的一名异国工作人员说了句“德里克·沃尔科特”。
他不解，偏过他海湾似的头。
“德里克·沃尔科特？”
突然他眼睛一亮，“OK，OK！”
而我，正想说“远离非洲”四个字，想把沃尔科特诗中的著名段落念两段——大声地念出声！
……
遭到痛打，长长的人潮溃散
犹如白色尘土般惊飞的朱鹭，它们的叫喊自文明之初就在那干涸的河流
或野兽出没的草原回荡着
野兽伤害野兽一贯被当成
自然法则，但是直立的人
却以制造痛苦来谋求神圣
……他们的战争，随着收紧的鼓声起舞他们则把由死者签订的白色和平……
所制造的本土恐怖，称为勇气
1840年初，在吴淞口海岸一带筑起26个雕堡的江南水师提督、福建同安人陈化成，1842年6月16日在西炮台被英国舰船炮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炮台和上海县城，也随即陷落。
我用目光默读，甚至世博会现场流汗的身子。“穿过蝉声如雨的小巷”，上海上空的游人如织，多层高架、轻轨、楼盘、磁悬浮显现在眼前。
选自《儿童文学》（中）2012年2月
◎安 宁
似乎从一出生，村子里就有了捕捉蛐蛐儿的风俗，但那时尚未形成小城标语里张扬推出的“蟋蟀产业”，也没有“宁阳蟋蟀霸五洲”的自卖自夸，只是农闲时分，玩心不退的大人们，在田间地头或是自家院子里，捉几个身形峻拔又善打斗的蛐蛐儿来，放入瓦罐，观一场小虫间的“世界大战”。输赢并不计较，不过是笑闹一阵，便踩着细碎的月光，摇着松散的蒲扇，打着哈欠回家关了院门睡觉。而我们小孩子，则喜欢捉了它们来，放在罐头瓶子里，用米饭、馒头和菜叶精心养着，等到夜色来临，一群人聚在打麦场上，比赛谁养的蛐蛐儿叫声洪亮。歌声雄浑的那只，其主人也必定得意非凡，常常将汗衫一解，袖子一撸，称王称霸似的一嗓子就吼开了。想来那是我们最初的“宠物”，它们伏在玉米白硕的根上，隐在花生碧绿的叶下，藏在泥土湿润的芳香中，却于无数个夜晚，用美妙的歌声，慰藉了乡下少年的梦。
一切改变，是从我入小学那年开始的。那时刚刚放了暑假，去找邻村的同学玩，却发现他们的家里，多了许多说话奇怪的外地人。问及原因，得知他们竟是上海来的商人，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高价收购我们眼里不值一文的蛐蛐儿。我飞快地跑回家去，告诉父母这个天大的消息，却发现他们早已经得知了“外商进驻”的消息，而且，大部分的村人，都开始张罗捕捉蟋蟀的家什了。
有钱，大方，喜好下馆子，这是我对上海人最初的印象，也是生在乡村的我对从繁华大城市里来的人最直接的了解。我记得那时班里的同学，如若谁家住进了上海人，他必定会在吃穿上好过我们一层。上海人改善生活，有好吃的，定会让房东家的小孩子跟着一起尝鲜；上海人说话也算数，说好了明年再来的时候会给同学带条漂亮裙子，第二年果真就捎了来。当同学穿了飘逸的裙子，在教室里蝴蝶一样穿来梭去的时候，我们简直要将她羡慕死，恨不能将那些上海人统统拉到自己家里来，就算他们不付一分钱房租都好。想来关于那些糖果一样诱人的村外世界的畅想，也正是这些上海人给了我最早的启蒙。
上海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村人的习惯，昔日懒惰又无手艺可使的男人们，一下子找到了致富的门路；而暑假闲来无事的孩子们，也都摩拳擦掌，日间做完作业，晚上便携了手电、网罩和竹筒，隐没到田间去。女人们亦不闲着，在巷口坐着谈论谁家的男人又捉了一只怎样背阔身长的蟋蟀，每问一个上海人，价格便会翻上一番呢。谈到夜深的时候，女人们就搬了马扎，回去给自家外出捕捉蟋蟀的男人或者儿子准备“夜宵”。院子里灯火亮着，女人喜滋滋地拉着风箱，想着男人回来或许就能带一只“价值连城”的蟋蟀呢。这样想着，那柴堆里飞出的蚊虫或是跳蚤，都俨然变得可爱；而墙角里歌声渐亮的蟋蟀，更是像一株丝草，温柔地撩拨着女人的心。
在村子周围捕捉蟋蟀的男人，少不了回家去吃“夜宵”。有捕捉到好蟋蟀的男人，回家的路上，大多是晃着手电，哼着小曲，在清凉的小风里敞着怀，神情微醉地欣欣然赶回家去。没有捕捉到的也不会气馁，看见自家女人，远远地就吼出一句：饭做好了没？吃完继续干！那冲天的豪情，在静夜里，和着四处飘荡的大豆玉米的清香，酒一样，酝酿得愈发的酽了。而小孩子们，则在母亲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唤里，从浓密的玉米地里不情愿地钻出来，慢吞吞走回家去。若是半路听见哪里有深沉的叫声，立刻会把母亲的喊叫忘到九霄云外去，直蹲到腿上被叮咬出大大小小的红包，那叫声也遍寻不着了，才悻悻地顶了一头的露水和草叶，踏着月光折回家去。如果正赶上肚子饿了，便顺手从人家地里刨出一嘟噜新鲜花生，或是挖几块红薯，掰几个玉米，回家让母亲煮了吃。常常第二天还没有睡醒，就听见某家的女人扯着嗓子骂开了街，惹了祸的孩子大多是嘻嘻笑两声，一翻身，就又沉沉睡去了。
而这时的邻村公路上早已热闹开了，炸油条的，烙小饼的，做凉菜的，煮米粥的，全都一字儿排开，等着那挣了钱的主儿，兴致高昂地来“下馆子”。挤过了这“饭场”，便是更为繁华的“卖场”。哪里讨价还价声最盛，哪里必定是出了“好货”。循着这人声，你会看到一个可怜的脑袋，正被人围得几乎没有喘息之地。只有那蹩脚的普通话，穿越了菊花一样重重盛开的人群，依然底气十足地散播开来。那小小的虫儿，待在瓦罐或是竹筒里，被人看了又看，直看得虫眼里现出了不耐烦，振翅鸣叫几声，表示强烈的抗议。也有趁机打算出逃的，瞅准了时机，腾一下便跳将出去，直把那买主和卖主惊出一身冷汗来。若是遇到一个“好货”，上海人面对的，将不只是一个卖主，相识的不相识的，全都凑了过来，与他唇枪舌剑，直到价钱一抬再抬，上海人甩开了膀子，以一句决绝的“不干了”来为这最后的价格做一个了结。常常一个二百元起价的蟋蟀，到最后，或许能够卖到两千元。而这价格的飙升，与看热闹的人群的帮腔，是须臾不可分的。
男人们忙着做大笔的生意，女人和小孩子们也不会闲着。与男人携一两只蟋蟀轻松上阵相比，他们的到来，总是有种全副武装似的烦琐。那些瓶瓶罐罐，在手提袋里，皮革书包里，上衣口袋里，叮叮当当地碰来撞去，很是有些唬人的阵势。知道挣不了大钱，所以就利用自身特有的黏性，将势单力薄的上海人直逼得拿出钱来，全盘收下了事。听说这些不具备打斗特性的蟋蟀，被上海人拿到大城市去，装进漂亮的竹篓里，卖给那些没有见过乡下“世面”的城市人玩赏，照例可以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周旋在这些小客户间的上海人，并不轻松，常常就被当地人的狡猾给唬得狼狈不堪。譬如女人们常会一本正经地说自己有一个上等的蟋蟀，待上海人打开盖子看时，女人们则趁其不备将蟋蟀放走，而后嬉笑耍赖道：这是我花了好多天才捕到的，现在被你看走了，无论如何也得给个说法。周围的人，也纷纷拥过来看热闹。上海人的精明，在这架势里，明显地吃不开，明明知道是女人在耍赖，但还是叹口气，抽出张十元的钞票，摆摆手，算是私了了此事。
而此时的村口，早已经聚满了人。女人们边彼此交换着谁又发了财的新闻，边翘首期盼着自家男人的喜讯。孩子们则叽叽喳喳围在母亲身旁，一遍遍问父亲何时回来，这次是否还会给自己买油条酥饼来解馋？女人们边笑骂着自家孩子没出息，边满含希望地朝那公路上看去。那里已经有男人，骑了车子，三三两两地“打靶”回来了。远远地，那卖了大钱的，就会朝自家老婆儿子喊：饿啦，快吃饭去！那颗粒不收的，则面露倦意，走到自家老婆面前一点头，说：饭好了没，吃完了好睡觉，熬这一宿真是困呢。等所有的男人都回了村子，日头已是很盛，炊烟淡了，蝉鸣却是日渐地浓上去，直到安静的村子里，只剩了它们的鸣叫。
暑假临近尾声的时候，收售蟋蟀的上海人，开始带了战利品，陆续地撤离村子。至于那些小虫，被带到十里洋场去，会有怎样迥于田间的“奢靡”生活，则梦幻一样，化入我们对外面世界流光溢彩的奇异想象中去。
而今，我早已远离了村子，来到儿时梦想中的城市，但依然忘不了蒲松龄笔下这精灵的小虫。暑假偶尔回家，最想做的，也依然是躺在巷口的凉席上，听母亲讲这会唱歌的小虫，在某年某月里，给村民们带来的欣喜与福气。记得《诗经》里提起这小虫时，曾有“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描述。母亲当然不明白，她只是在某个初夏的傍晚，听见这可爱的小虫，开始振翅歌唱的时候，放下了手头的活计，有点感伤地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你听蛐蛐儿都开始叫了呢，你们兄妹三个，何时才回来？
我懂得母亲的孤单，当那些有小虫和我们陪伴的一个个夏日，逐渐变成过往，不再回来时，即便蛐蛐儿的叫声依然欢快，即便那条长长的集市上依然人流如织，即便有了我们寄来的钱，她无须再像别的女人，站在巷口，等待丈夫喜气洋洋地挣钱回来，可她还是在蛐蛐儿的歌唱里，觉出了一丝的忧伤。
而这样的忧伤，那只在夏夜里，每晚跳到我梦中的小虫，它是否能够明白？
选自《儿童文学》（中）2012年3月
◎[苏]马兹韦列夫 著 王汶 译
自古以来，农民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个习惯：儿子长大结婚时，父母为他盖一所新房子，分给他马、牛和其他财产，年轻人的小家庭就开始独立生活。飞禽走兽的孩子长大后，却是一飞了之，或一走了之。不过有一种叫作黄鼠的小动物却是例外……这件事情太有意思了，值得详细地讲讲。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
当时，我们勘察队在阿巴坎河的支流莫诺克河边的米努辛斯克草原上，研究与埃维尔斯曼长尾黄鼠作斗争的办法。这种有害的小兽往往把田里的庄稼破坏一空，所以村里的居民，老老少少，全体出动，去向黄鼠洞里下毒药。
那天早晨，很早就到草原上去了，太阳刚从地平线下探出头。那是个极舒服的夏晨，频繁的雨水把草原冲洗得像一条翠绿的地毯，上面斑斑点点地缀满了鲜花。黄鼠洞有斜的、有垂直的，这使我们勘察队很感兴趣，因为这与我们和黄鼠之间的斗争，有很大关系。我们在试验区内，在所有的黄鼠洞旁都钉了小木头橛子，做了记号，可是又出现一个新的斜洞。一个星期以前，这儿没有这个洞。我走到一边，躺在一棵茂盛的南方鸢尾灌木后面，等我的伙伴们过来。
从新洞里出来一只大黄鼠，它刚睡醒——又是打哈欠，又是伸懒腰，坐在后脚上，模样儿滑稽地用一只前爪挠肚皮。我用望远镜看了看这只黄鼠，不由得笑了出来——在它嘴脸的右侧，有一小块皮连胡子一起被扯掉了，这准是春天它跟别的雄黄鼠打架的时候被扯掉的。
黄鼠抖动一下身子，就跑了，好像它的行为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可是，待了不大一会儿，它又回到它的洞前来了，嘴里衔着一大束干草。现在周围到处一片碧绿，正是春天，它从哪儿弄来的干草呢？黄鼠衔着这束干草钻进洞去，它当然是在准备过冬用的窝。但是，一般黄鼠都是秋天才做冬天的窝，现在离冬天还远呢！
我的伙伴们过来了。我们用小木头橛子在这个洞旁做了记号，便离开了。一星期后，我走过这个黄鼠洞时，看见一只蜘蛛在洞口张了网，正在安安静静地用网捉苍蝇，看来，黄鼠已经不要这个洞了，不再到这个洞里来了。忽然，我又看见了它——它嘴里衔着一束干草，朝我们试验区的旁边跑去。当它把干草衔进一个没有小木头橛子记号的、新挖的洞里去时，我在望远镜的视野里瞧见了它。十多天后，这所冬季住宅的入口，又被蜘蛛用网封上了。
不过，一切走兽，甚至像黄鼠这样小的兽，都不会平白无故地做任何事情的。要知道，挖一个半米深的洞，里面有卧室，洞口的旁边，还有侧洞——阴雨天时使用的厕所，这是很费劲的，况且还得铺上干草褥子。
不知道黄鼠还挖了多少洞，挖好又不要了。总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它还在干这件事情。这使我们很感兴趣。没等这只黄鼠咬断系在木头橛子上的绳套，我们便用绳套在洞旁捉住了它。这是一只很壮实的大雄黄鼠，一侧的面颊上没有胡子。这是我们所得知的一切，但这点信息也足够了。夏天，小黄鼠开始离开父母的洞，独立生活。缺胡子的黄鼠挖的那些洞，全住满了——现在每个洞里住着一只小黄鼠。原来如此！原来黄鼠爸爸造的这些冬季住宅，是为它那些刚开始独立生活、没有经验的孩子准备的。它对于家庭是多么忠实！任劳任怨，不停地干了一个夏天，这可真了不起！
选自《儿童文学》（中）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