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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乌啼霜满天》论理应该早在二十年前就出版的。迟到今天将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才与读者见面，中间有个失而复得的故事。
二十年前，此书早已写成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采用。我是花了整整十多年的业余时间，消耗了所有假日的休息和娱乐写成的。人家看电影逛名胜，我在爬格子；人家打扑克聊天，我将腿拴在写字桌旁；人家一天工作八小时，我长期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好不容易，稿子拿出去后，在开始受到重视的阶段，先是突然降临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批示，接着，以后又卷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当时，我在山东省的一个重点中学里做行政领导工作，内乱开始，别的辫子揪不住，这部书稿竟使我受尽了摧残，差点“永世不得翻身”。那真是可诅咒的有理讲不清、无罪而使人受难的黑暗岁月。幸亏最后支左的六十军一位副政委点名“解放”了我，稿子却已毁去。十余年的心血一下子片纸无存，烟飞灰灭了！
天下事每每难以料想，“四人帮”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山东，突然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封挂号信，热情索取此稿。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想起书稿已经不在，不禁唏嘘。我还记得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同志对这部书稿所给予的鼓励和所付出的心血。一位编辑同志一再说：“这是百花园中一株独特的花，我希望能成为你的代表作。”稿子早已呜呼哀哉，我只好去信说明情况表示遗憾。哪知，不久以后，又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南组同志来信询问这部稿子的情况。我仍然依样画葫芦复了一信，说明书稿已经毁于十年内乱。原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调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在小说南组极力推荐这部书稿。于是，耳目灵通的小说南组的有关同志希望我将这部书稿重写出来，并由他作责编。
重写？谈何容易！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十多斤重的稿纸！要摒弃多少生活乐趣，要损害多少健康，要增添多少白发？
早熟悉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的故事了。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编年体明史《国榷》一书，大功告成了，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不料一天夜晚，全部手稿竟被一个撬门入室的小偷窃去。这时他已五十五岁，经历这场横祸后，他伤心而不灰心，发奋重整旗鼓，重编《国榷》，奋斗了近十年，终于又第二次完成了一百零八卷《国榷》。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提出要求时，我也正是五十五岁！但要我去学谈迁，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
感谢“人文”小说南组的有关同志，有一股锲而不舍的劲头，竟韧韧叮住不放，见面时或写信时总是督促我写，又不时赠送新书，勉励我早日动笔重写《月落乌啼霜满天》。他和南组的其他同志这样给我打气给予支持，使我不禁想：是啊，外国有句格言：“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乐观的人说：“太阳下去了，还会升起来！”重写这样一部书稿就难得不能逾越吗？
不，必须解答的是：值不值得重写？
经过思考，由于有党中央文艺方针、路线、政策作准绳，我给了自己肯定的答复，决定重起炉灶写出来。
一九八○年，为重写做准备，我特地到南京、苏州等地跑了一圈。我的一个学生崔晋余是位“苏州通”，陪我漫游苏州。我们去了枫桥镇和寒山寺，面对着那条潺潺的古运河，我们谈着张继的《枫桥夜泊》，听着钟声，看着河水静静流淌，想着历史的演变，人事的沧桑。……诗的意境、诗的感情盎然降临，过去、现在与未来都逗起我的遐想，心扉开了！灵魂震惊！我情不自禁了！回去就开始动笔。传说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庭院里见到一块已经闲置在那儿四十六年的大理石，他提议给他一个机会，利用大理石做点东西。然后，他完成了他的名作《巨人》。我觉得我仿佛也在学他将一块闲置了许多年的“石头”进行雕凿，虽然愚笨、艰难，但充满希望。
我不拘一格地写这部小说，不想走人家的老路落入俗套，也不给自己定什么样的框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想写一本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希望能有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我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实地再现那段多棱多角的历史；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真实地从生活出发，塑造各式各样情况复杂、性格迥异的人物。
清楚地留下印象：后来，许多个淅沥微雨、落叶打窗的夜晚，当我在山东沂河边上的故居里默默执笔重写《月落乌啼霜满天》时，眼前总会出现我这部书未来的责编那张瘦瘦的戴着眼镜、较为严肃的面容，仿佛听到他在催我：“王火同志，快点写吧！……”一次，我去北京，见到他时我对他说：“我已经在重写了！稿子将来完成，一定先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审处。用，当然好，不用，也绝不介意。虽是你们约的稿子，你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我这是为了回报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们的盛情，也是表达我努力要把它重写好的决心。
记得一九七七年夏秋之交，为了写节振国烈士的长篇传记小说《血染春秋》，我到大地震后不久的唐山深入生活，遇到过一个小插曲。一天，我无意中在烈士陵园发现两部被丢弃在一边的无主的原稿。灯下翻阅，竟在一部抗日战争时牺牲的冀东闻名的包森司令员传记的稿末，发现了红卫兵写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此稿系从黑帮管桦家抄来。”十月里，我做了一件好事，将这两部管桦同志失落的手稿带回北京“完璧归赵”。管桦同志十分高兴。重写《月落乌啼霜满天》时，我有时劳累极了，不禁浩叹：他的稿子失而复得如此容易而幸运；我自己的稿子失而复得为什么这样艰难困苦？
幸好，勤奋耕耘是使失落的东西重新获得的一个好方法。从我答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写此稿开始，几个年头过去了，断断续续，苦写苦熬，用极大的恒心和自信心，悄悄埋头拼搏，“太阳下去了，还会升起来！”《月落乌啼霜满天》终于在山东又完成了“初稿”。欣慰之余，我也不免心里感到酸楚：十年浩劫，失去的光阴太多了！浪费的光阴太多了！做过的事又来重做，多么冤枉！不然，能多写多少新作品、多做多少新工作啊！
我沉浸在一种难用言语表述的感慨之中。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是它的教育、培养，使它拥有无数的好编辑。拿本书的责编说吧。首先，由于他督促勉励我重写这部书稿，在几年漫长的岁月中给我写过许多封灌注着心血的信；稿子写成以后，他又认真负责地处理了这部长稿，既有预见、胆识，更有决断。去年春天，他与另一位同志到成都，抱娃娃似的带走了《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原稿，怕稿件遗失，他们简直不让稿子离身。我真怕那厚重得像巨块水泥盖似的书稿，将他们累得够戗。后来，我看到责编为《月落乌啼霜满天》写的审读意见，端端正正、密密麻麻，足足六张纸，既有宏观的看法，对作品总的评价和倾向性作了论述；又有微观的具体意见，条条款款，一丝不苟。
稿子进行终审时，终审的同志忽患视网膜破裂，这是一种严重的病。他患着可能失明的眼疾赶读我那字迹潦草的大部头手稿，使我深为不安。今年二月，他为交换意见专诚到了成都。因我脑伤未愈，怕麻烦我，既不让人接送，住处都保密。一个下着霏霏细雨的夜晚，他突然踩着泥水来到我的住处。他近视镜下的眼光映着灯光闪闪发亮。一到，寒暄几句，就开门见山谈稿件的优点。看看时间不早，冒雨又飘然走了。次日上午再来，又续谈意见，坦率、真诚、谦虚、亲切。
他们确实既当“参谋”，又当“理发匠”，诚恳地帮助作者。
于是，《月落乌啼霜满天》，真的“失而复得”了，现在献给读者。整个经过就是这样。
画家画的一幅画或作家写的一部作品，应该都是他“生活中的一章”。有人说过：对一个画家或一个作家不了解，那只可能看到他的作品的一半。正如理解伦勃朗肖像画中的忧伤眼神，首先要理解伦勃朗生活中的悲苦；理解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为贵族阶级唱的挽歌，首先要了解屠格涅夫自己的经历。无论贤与不肖，道理相同。基于这种论点，我想上面说了一下这部作品的“诞生史”，作为了解作者和作品的一鳞半爪，至少还不至于算是多余的话。
作品的好坏，它本身才是最好的推荐或展示。任何文学作品，出版以后，都将凭借自己的质量和价值，在历史的长河里，载浮载沉，来接受不同年代、多层次的读者的检验。这部失而复得的小说会怎样呢？读者愿读吗？会被喜欢和承认吗？会给人以思索、启示和回味吗？
我将张开双臂，敞开怀抱，用心和耳，迎接四面飞来的意见，八方传来的回声。
1986年6月脑伤初痊草于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