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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霍安西人是真正的人类。他们的头脑中储藏着关于自身部族的历史。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和现代所有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一样，用细长竖直的脖子勉强支撑着体积庞大的前脑。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语言能力。而语言，则是继真核细胞之后最伟大的进化成就。
自然界少数几个动物物种拥有初等文化。生活在当地的一群日本猕猴，在一只富有创新精神的雌猴的带领下，学会了怎样在水中清洗红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的黑猩猩种群成员利用剥去树叶的树枝做钓竿，去钓取白蚁兵蚁，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些充满敢死队精神的昆虫斗士。只要有东西闯入巢穴，这些兵蚁就会死死咬住对方不松口。还有一群黑猩猩，它们学会了游泳和潜水或是在水中行进的方法。这些都是动物界存在真正文化的极为稀有的案例。这里的文化是指个体和群体发明出一种行为，通过其他成员的社会性学习而得以传播。但是，至少在已知的100多万个物种之中，我们没有发现哪个物种拥有语言。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呢？语言学家将其定义为“沟通的最高形式，是以音节表现出来的词汇的无限种组合，并且有意选定来进行意义的传达”（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们用语言来标记任何可以构想出来的实体、过程或是定义实体和过程的一种或多种特质。
每个社会都有一种或多种语言。目前，世界上现存约6 500种语言，其中有2 000种语言的使用人数正在减少，面临绝迹的危险。甚至还有几种语言只剩下十几人会讲。
语言对于人类的生存是必要的，但其必要性又与脊骨、心脏和肺脏的功能性完全不同。从最简单的社会到最复杂的社会，语言都是其中的根基。语言令提问和知识成为可能，令我们的思想可以极速穿越时空，并凭借越来越精准的科学方法，造访地球之上和地球之外的任何地方。无论从自由和赋权的哪一个维度来看，语言都不仅仅是人文的创造源泉，而就是人文本身。
居霍安西人和纽约曼哈顿人的语言都是智慧思维的实质性内容。语言可以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重复，对想象出来的未来进行描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做的选择将成为决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思想可以将经历整合为一体，从中构建出故事。这个过程从不中断，持续进化。以前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新的故事又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涌现。在创造力的巅峰，所有人类都在叙述、歌唱、讲故事。
如果语言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它是文化的产物还是直觉的产物呢？许多关于儿童发展的独立研究都发现，语言既带有文化特征，又与直觉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语言能力诞生之时所表现的形式，在世界各地的各个人群之中都是相同的。此外，通过语言发展出来的词汇和句子，则完全是后天习得的，由此形成了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天壤之别的各种语言。但是，就算在拥有先进文化的社会中，用语调节奏和轻重音来渲染情感的做法依然大同小异。这里举个轻重音的例子，请体会以下几个句子的差异。
请 让 我解释。
请让 我 解释。
请让我 解释 。
请 让我解释。
再者，语法规则基本上都是后天习得的。20世纪中期，由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大肆宣扬的通用语法理论由于太过复杂，太过学术化，让人很难理解，因为缺乏语言心理学研究人员的支持证据而被弃之一旁。
和其他类型的直觉一样，语言的获得也由一连串按部就班的步骤构成。语言的个体发生学中至关重要的早期形成阶段，就是婴儿的咿呀之声。就连刚刚离开母体12小时的新生儿，都能对人的话语做出反应，却对其他同样音量的声音置若罔闻。婴儿发出的咿呀之声并不是他人教授他们的，而是自发出现的。就连没有视觉和听觉的孩子，都能在没有外部视听刺激的情况下发出咿呀声。诸如“妈妈”“爸爸”等少数几个原始词汇则像是与生俱来的，发出这些声音是为了吸引成年人的注意。而当成年人听到这样的天性呼唤，便会以关照和爱予以回应。
在成年人的语言中，每一个词汇都可能是该种语言中的特有词汇。由此看来，文化是原生的，但语气和情感却在遗传进化过程中保持着固有、通用的特性。当人们听到一种不熟悉的语言时，依然能理解说话者的情绪。这一结论既得到了常识经验的支持，也得到了实验证据的验证。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心理学家利用戏剧化的舞台表演，成功引导出了这样的效果。该实验正如人类直觉的权威研究者、人类行为学创始人依兰诺斯·伊布尔–依贝丝菲尔特（Irenäus Eibl-Eibesfeldt）的报告所言，值得我们在此全文引述：
塞德拉塞克（K. Sedlaček）和塞彻洛（Y. Sychro）从雷欧斯·伽拿赛克（Leos Janaček）的作品《消失者日记》（ Diary of One Who Vanished ）中提取了句子“Tož už mám ustlané”（意为“床已经铺好了”），请23位女演员进行表演。在这句话中，吉普赛女郎赛尔卡色诱乡村少年伽尼赛克，而她的引诱之举，则充满了悲伤和厌世的情绪。研究人员让一些女演员表达出某种特定的情感，或完全不带任何情感（喜悦、悲伤、中立、实事求是）。另一些女演员则可以即兴选择情感的表达方式，但随后需要回答，她们在读剧本上这句话的时候，本意是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感觉。研究人员将女演员们读剧本的录音播放给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教育背景的70位听众听。
研究人员将录音风格分成以下几类：（1）简单陈述；（2）多情；（3）喜悦；（4）庄重；（5）喜剧风格；（6）讽刺与愤怒；（7）悲伤厌世；（8）害怕和恐惧。如果60%的回应都落入同一个类别，而余下的40%呈分散状分布于其他各个类别，那么研究人员就会将该案例视为具有鲜明的情绪特色。针对这次实验进行的评估结果，显示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不仅仅是参与研究的70位捷克人，而且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对捷克语和捷克文化完全不熟悉的学生，也能准确地确定语气中所传达的有效信息。为了将这些主观判断与客观数据进行对比，研究人员对语气、频率、振幅以及声谱都进行了记录。
有一段往事也令我切身感受到了语言本能的力量。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曾有过失语的经历。关于克服自身问题的过程，我也能讲出一段故事来。后来我意识到，这段经历让我对大自然、人性以及我本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产生了非常深刻的领悟。
我是家中独子，父母于1937年离异。当时正值“大萧条”那段水深火热的艰难时刻。那个时代，离婚依然被社会视为丑闻，而离婚所带来的经济变动，让我们的小家坠落到了贫困的边缘。我被判给父亲，终日随他四处奔波，几乎每年都要搬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南部各州的许多地方，我一共在14所学校就读过。在南部，我生活过的地方包括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和彭萨科拉，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布鲁顿、迪凯特、常绿城和莫比尔。
居无定所的日子里，我总是在步行或骑自行车能到达的地方，寻找荒野或半荒野环境中的昆虫和爬行动物，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片刻安宁。记得10岁那年，我们搬到了一个地方，离华盛顿的石溪公园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于是，我决定带上捕蝶网和当地的昆虫指南，去那里好好探索一番。一直以来，我心目中都有几位英雄人物，并从他们的事迹中找到了灵感和启迪。其中包括离家很近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中陈列的如神般高高在上的科学家，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的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曼恩（William M. Mann）。他于1934年创作的文章《跟踪蚂蚁：野蛮与文明》（ Stalking Ants: Savage and Civilized ），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后来，随着我父亲、他再娶的妻子和我像移民一样在南部四处奔波，我也交到了几个和我同龄的朋友，但我仍旧更喜欢独自到附近的荒野中探险。高中快毕业时，我正巧搬到了亚拉巴马州的迪凯特。那时，我的想法是先上大学，然后成为一名昆虫学家，这样就能一辈子一直待在户外，去探索未知的荒野，越走越远，并最终抵达我心中向往的“大热带地区”——亚马孙和刚果丛林。
但是，踏上梦想职业之路的旅程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我的科目成绩不完整，平时成绩非常一般，还偶尔旷课、考试不及格。亚拉巴马大学给了我起死回生的机会，我直至今日依然是怀着一腔热血的忠诚校友。当时，按州法律规定，亚拉巴马大学的录取要求只有两个：高中毕业和亚拉巴马州居民。我在大学期间非常努力，一路读到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博士，并在一年之后来到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与研究。自此，我便作为一名教员，将毕生事业交予了哈佛大学。
我到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年少时的职业梦想变得更加强烈。我依然一门心思地喜欢独自探索。在奖学金的支持下，我终于能亲身前往心目中真正的“大热带地区”——地球上最广袤、最不受人打扰的所在，也是最大规模的动植物群落的故乡。在20多岁的博士后阶段，我还去过墨西哥、中美洲、巴西亚马孙、澳大利亚内陆、新几内亚、新喀里多尼亚和斯里兰卡等地进行野外考察。
我发现，在完全没有人类接触的陌生环境中持续独处，很难产生新思想和新发现。我当时虽不了解个中原因，但也逐渐意识到，绝大多数人都有说话的强烈需求。他们每天都要说上一阵子话，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经常不断地说话。而每当我独自深入荒野时，便会持续地自言自语。就这样，我在那些偏远陌生的地方独自进行野外考察时，演化出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格。此人没有名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是独立实体。我脑子正常，没有疯掉。简单来说，我的替换人格不过是另一种思维框架的转换。每次我对周围环境产生警觉时，每次被迫改变行动的优先顺序时，这个替换人格都会出现。此时，我会自言自语，但不会出声。举例来说，替换人格会在我于野外跟踪某一线索时，说出下面这样的话：
等会！停下！千万别错过那片树干上的附生植物，就算再难够到也不怕。那里面好像藏着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可能是一个蚂蚁巢穴，天知道究竟会是什么，你必须得看一看才行。（此处省略多个感叹词和咒骂语。）够不到。接着往前走吧。小心再小心！每迈一步都要留神！左前方那片茂密的树丛里可能有一条深沟。小心，小心，看一眼。等等！快看！快看！那里有一支蚂蚁队伍。真是前所未见的东西。藏在落叶里差点看不到。可能是兵蚁，但又不太像。也许是细颚猛蚁属蚂蚁？走近一点，走近一点，小心，小心，很可能是新物种，全新的物种。
我和这个从不出声的猎手同伴兼话痨顾问一来一往地说着话，一门心思地进行着野外研究，如饥似渴地体味着环境之中的自然史。我的关注点一直在蚂蚁上。对野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我后来得知，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全球分布范围上来看，蚂蚁都在同等体型昆虫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如今，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研究人员已经识别出世界范围内的14 000个蚂蚁物种。我并非专门研究生物类别的分类学家，但因为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能随处找到蚂蚁，所以一生之中，我通过野外考察以及他人采集到的尚未经过研究的博物馆标本，得以发现450个全新的蚂蚁物种，并为它们命名，确定拉丁文科学名称。
在我漫步于世界各地的森林和草原之中，静默地与自己对话时，我的目的是要找到尽可能多的蚂蚁物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新的稀有物种，并尽可能深入地去了解它们的社会生活：它们在哪里筑巢？群体数量是多少？社会等级怎么划分？吃什么？沟通系统是什么样的？每个物种在解剖学和社会行为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经常存在极大的差别。每一个物种都是全新科学知识的来源。我对它们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与其中几个物种共同生活，还发现了它们对自然荒野环境所产生的特定适应方式。我是蚂蚁故事讲述者，是这些数量庞大的昆虫的第一位代言人。
科学家和博物学家会告诉你，蚂蚁物种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故事。侦查员和斗士们组成的队伍负责外出冒险，在家中，幼蚁的保姆和蚁穴的建筑师负责加固巢穴，赶走入侵者。如果蚂蚁的故事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那么就会随着巢穴的发展循环而衍生出全新的篇章，要足足讲述一个世纪才能听到尾声。这个故事不是关于文化的，而是关于沿袭数百万年的遗传社会进化的。将蚂蚁的社会行为放到大局中来看，在一个物种接一个物种的故事中，我们有可能对它们所主宰的现代生命世界的历史进行重建。
毕生的研究，再加上一辈子的讲述、自语、唠叨，我终于明白，原来所有人都同属一个部落，那就是居霍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