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早饭之后，韦斯特去三楼的书房工作，托妮换下晨衣，穿上牛仔裤和一件套衫，又改了一些论文。楼上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这敲击声又被交配的土狼，受到猛烈敲打的母牛，以及热带鸟痛苦的混合唱打断。

韦斯特是个音乐学者，他的某些研究非常传统——影响、变异、起源——但他还涉足一些最近变得非常流行的跨学科项目。他跟一帮子医学院的神经生理学家混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研究音乐对人脑的影响——不同种类的音乐，不同种类的嘈杂声，因为韦斯特拿出来的一些东西几乎不能算作是音乐。他们想知道人脑的哪部分在听，特别是哪一半。他们认为这个信息可能对被击打过的受害者，以及那些在车祸中丧失部分脑功能的人有帮助。他们将电线绑在人脑上，并弹奏音乐——或者说噪声——然后看着彩色电脑屏幕上的显示结果。

韦斯特对这一切都非常兴奋，他说他越来越清楚的是，人脑本身就是一个乐器，实际上可以在上面谱曲，在别人的脑子里；或者说，你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的话，就可以。托妮觉得这个想法令人烦恼——如果科学家要在那个人的脑袋里弹奏那个人不想听的东西呢？韦斯特说这仅仅是理论而已。

但是他强烈地想要把电线接到托妮脑袋上，因为她是左撇子。左撇子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们要将电极连在托妮头上，然后让她弹钢琴，因为弹钢琴需要双手，而且两只手同时工作，却要按照不同的乐谱。托妮一再逃避这个实验，说她已经忘了怎么弹，这也差不多是真的；而且她也不想让韦斯特窥视任何发生在她脑子里的东西。

她批改完了论文，然后回到卧室换衣服出去吃午饭。她看着自己的衣柜：没有太多选择，而且无论她穿什么，洛兹都会对她眯着眼睛建议一起去购物。洛兹觉得托妮过于追求花墙纸似的印花布，虽然托妮很小心地解释过这只是伪装色。不管怎样，洛兹曾经试图确认说那件黑色皮衣才是她真正的自我，而那件衣服只能让她看上去像是一个先锋派意大利伞架。

她最后还是决定穿那件上面有白色小圆点的森林绿色人造丝外套，在伊顿的童装柜上买的。她在那里买了不少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呢？它们正合适，税也少；而且，就像洛兹总是不厌其烦地评论的那样，托妮是个吝啬鬼，特别是在衣服上。她宁愿把钱省下来，花在参观战争遗迹的机票上。

在这种朝圣过程中她收集纪念品：每个遗迹一朵花。或者是一根野草，因为她捡的东西都很平常——雏菊、苜蓿、罂粟。这样，她不认识的那些人的多愁善感都保留在她身上了。到了她住的便宜酒店和公寓里，她把那些花夹在该宗派留在梳妆台的抽屉里的《圣经》书页间。如果没有《圣经》，她就把它们放在烟灰缸下面压平，烟灰缸总会有的。

然后，等到了家，她就按照字母顺序将它们用胶带粘在剪贴簿里：阿金库尔、奥斯特利茨、邦克山、卡卡松、敦刻尔克。她不想偏袒哪个：所有的战役都是战役，都包含了勇气，都意味着死亡。她不会和同事谈论自己的这种举动，因为他们没人能够理解她为什么这么做。甚至她自己也不确定自己到底在收集什么，或者纪念什么。

她在浴室里修饰一下面孔，给鼻子上点儿粉，但不涂口红。口红在她脸上显得尤为突兀，就像孩子们戳在土豆上的红色塑料嘴巴。梳子穿过头发。她在唐人街剪头发，因为他们不会胡乱开价，而且他们知道如何对付前额垂了几根杂乱无章的刘海的黑色直短发，每次都一样。小精灵头，那曾经被称为。刘海下面是她的大眼镜和大眼睛，以及她过于消瘦的脖子，效果是，一个顶着新孵化的鸟儿的街头顽童。她的皮肤还很好，足够好；弥补了灰色细纹的不足。这让她看起来像是非常年轻的老人，或者非常老的年轻人；不过，她两岁以后就是那个样子了。

她把学期论文胡乱塞进她的特大号帆布提包，跑上楼去和韦斯特道别。逆风，他书房门上的招牌上写着，电话应答机里也这么设置——三楼，逆风。他就是这么称呼他的高科技录音工作室的，如果那能算是个工作室的话。韦斯特正戴着耳机，连在他的大型录音机和合成器上面，但他看见了她，用招手来回复她。她从前门出去，上好锁。她总会很小心地锁门，她不想有任何瘾君子趁她不在的时候溜进去，打扰韦斯特。

木制大门需要修了；木板正在腐烂。下个春天就叫人来修，她对自己承诺说；安排这种事情至少需要那么久。有人在擦鞋垫下面塞了一份传单：又是工具贱卖。托妮想知道谁会买这些工具——这些圆锯、无绳电锯、锉子、起子——它们到底用来做什么。也许工具是种替代性的武器；也许男人不从事战争的时候就追求那些东西。但韦斯特不是那种善于使用工具的人：家里唯一的一个锤子也是托妮的，比敲几个钉子高级的活，她就只好翻《黄页》查电话了。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呢？

还有一张工具传单散落在门前的小草坪上，草坪杂草丛生，需要修剪了。这个草坪是本区的污点，托妮知道，并一次次为此感到尴尬，她发誓要把草全挖掉，代之以一些五颜六色但生命力顽强的灌木，或者鹅卵石。她从没看出草坪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可以选择，她更喜欢护城河，加上一个吊桥，鳄鱼则可有可无。

查丽丝不断地发出含糊的喵喵叫声，吵着要帮托妮重整草坪，要把它变成一个鲜花盛开的奇迹，但是托妮把她挡开了。查丽丝会弄出托妮书房里的窗帘上那样的一个庭院来，她称它为“辛勤培育的”——繁茂的花海，缠绕的葡萄藤，俗丽的结实盆栽——对于托妮来说，那太繁复了。她已经看见洛兹向类似的请求屈服之后，她后墙旁边的那条细长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因为查丽丝就是那么弄的，洛兹不可能去重整一遍，所以现在洛兹院子里有一小块地将永远属于查丽丝了。

到街转角的地方，托妮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家，就像她经常做的那样，欣赏一下。即使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她仍觉得能够拥有这样一座房子或者说拥有任何一座房子，都似乎是个奇迹。房子是砖头的，后维多利亚时代造型，又高又窄，第三层盖着鱼鳞似的绿色木瓦。她书房的窗户从左边仿造的塔上伸出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欢想象自己住在城堡里面。这是个大屋子，实际上比站在街上看过去要大得多。一个坚固的房子，可靠的；一个堡垒，一个碉堡，一个要塞。里面是韦斯特，制造听觉破坏，却不会被伤害。当她买下来的时候，这个区域更潦倒一些，价格也更低，她觉得除了她之外没有人能一直住在里面。

她走下地铁阶梯，把代币投进旋转式栅门，登上列车，在塑料座位上坐下，像个上门服务的护士那样把提包放在膝盖上。车厢不挤，所以没有高个子的人头挡住视线，她能看见广告。扎嘎！一个巧克力棒广告这么说。吗助帮予给能？红十字会恳求道。价减！价减！如果她把这些字都大声读出来，人们会认为是另一种语言。确实是另一种语言，一种古代的语言，她所熟知的语言。她睡着的时候都能说这种语言，而且也确实说过。

如果被基本教义派听见，他们会谴责她在崇拜撒旦。崇拜撒旦的人就会将流行歌曲反过来唱，声称要找出隐藏其中的亵渎；他们认为把十字架倒挂或者将主祷文反过来说就能够召唤魔鬼。都是胡说。魔鬼才不需要这种召唤，这种幼稚而做作的仪式。才没那么复杂。

但是，托妮的另一种语言并不是邪恶的。它只对她自己有危险，是她的裂口，在那里她将自己小心地缝合在一起，也是在那里她有分裂的可能性。虽然如此，她还是沉湎其中，一种冒险的怀旧之情。旧怀。（黑暗时代的一个海盗头子？一种高档泻药？）

她在圣乔治站下车，从贝德福德路出口上来，路过发传单的人和街头卖花的人，经过了角落里吹笛子的男孩儿，没有跑着过绿灯，接着往前走，过了大学体育场，然后穿过主校区的操场。她的办公室在一条昏暗的老街深处，拐角处一座叫做麦克朗大楼的建筑物里面。

麦克朗大楼是一座庄严的红砖大楼，被天气和烟灰变成了紫棕色。当它还是女生宿舍的时候，她曾作为学生在里面连续住了六年。有人告诉她这座楼是以某个人或者是其他帮助过女人投票的人来命名的，但她不太在乎这些。那个时候，没人在乎。

托妮对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是它像一个古老的烽火台，烧得过热却通风良好，地板嘎吱作响，里面有很多破旧而冷淡的木头：宽大的栏杆，沉重的窗座，厚厚的板门。闻上去——到现在闻上去仍然——像个潮湿的餐具室已经干枯腐烂了，有发了芽的土豆被忘在里面。那个时候，常有从饭厅里滤过来的令人反胃的气味，挥之不去：温热的卷心菜，残余的炒鸡蛋，烧油脂。她总是避开那里的饭食，私运面包和苹果回房间。

70年代的时候，比较宗教学的人占据了它，但自那之后它就变成了各种有价值但穷困的院系的过剩人员的临时办公室——那些被认为是更多地使用脑子而不是使用一件件光鲜亮丽的设备，那些对现代工业贡献不大，因此被认为自然地能够适应破旧环境的人。哲学系已经在一楼建立了桥头堡，现代历史占据了第二层。尽管有些不认真的重漆尝试（已经成为过去了，已经褪色了），麦克朗依然那样严厉，它总是那种慎重的建筑物，犹如冷麦片粥一般正直，保持着自我。

托妮不介意它的破旧，甚至做学生的时候就喜欢待在这里——说得更确切些，是相对于她本来要待的地方来说，相对于一间租来的屋子，一个不具名的工作室式的公寓。其他一些更加玩世不恭的同学把它叫做麦克菌，一个多年流传下来的名字，但是对于托妮来说，这里就是个天堂，并仍然保留着这种感恩。

她自己的办公室在二楼，往里去，距她曾住过的那个房间几个门之远。她以前住过的房间变成了一个咖啡间，一个顽固阴郁的地方，里面有一张有缺口的厚光面板桌子，几把不相称的直背椅，以及一张钉满弯曲钉子的发黄的“大赦”海报，海报上是一个男人被绑在有刺的金属丝里。还有一个滴漏咖啡机，嘀嘀嗒嗒的，以及一个架子，用来放大家的环保耐洗大杯，每个杯子上都印着各人姓名的首位字母，免得相互传染牙龈疾病。托妮的杯子花了些工夫，她用红色的指甲油在黑底上写：用擅勿。人们偶尔会由于弄错或者偷懒而用了别人的杯子，但没有人用她的杯子。

她在咖啡间停下来，里面有两位同事，都穿着羊毛慢跑装，正在喝牛奶，吃曲奇。阿可罗德博士，18世纪农学专家；还有萝丝·平洛特，社会历史学家和加拿大学家，这个人无论用什么其他的名头，仍然讨人厌。她很想知道萝丝·平洛特和鲍勃·阿可罗德有点儿什么东西，用洛兹可能使用的措辞来说。近几周来，他们经常把头凑在一起，但顶多也只是场宫廷密谋。整个系就像是个文艺复兴时候的宫廷：窃窃私语，相互联合，琐碎的变节，焦急，愤怒。托妮努力远离这些，但只是有时候成功。她没有特定的同盟，因此被所有的人猜忌。

特别是被萝丝猜忌。托妮仍然对两年前萝丝谴责说她的一堂研究生课程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事情感到愤慨。

“它当然是欧洲中心论的！”托妮说，“你能指望一堂称做梅罗文加王朝围城战略的课上成什么样子呢？”

“我认为，”萝丝·平洛特说，企图挽救她的立场，“你可以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教授这门课程，而不是忽视他们。”

“哪些受害者？”托妮说，“他们都是受害者！轮流受害！事实上，他们在轮流努力地避免成为受害者，战争的整个重点就在这里！”

萝丝·平洛特对战争的了解你可以自作评断，但她的无知是肯定的：她主要想战争离她远点儿，不再有战争带来的扰乱。“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最近她对托妮说，皱着鼻子，好像在谈论鼻涕或者放屁：微小而令人讨厌，却又隐藏得很好的东西。

“你会去问艾滋病研究者他们为什么喜欢艾滋病吗？”托妮说，“战争已经存在，也不会马上离开。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是萝丝·平洛特才不管，她宁愿让别人去开垦这片墓地，她会弄破自己的指甲。

托妮想过跟萝丝说，劳拉·谢科德的老牌巧克力盒子上同样名为萝丝的肖像，在X光下，是个穿裙子的男人，确实是穿裙子的男人。她会告诉萝丝说，没有女人能表现出这种侵略性，或者——如果你喜欢——这种勇气。那将会把萝丝钉在两难的境地！她必须坚持说女人能像男人一样善于争战，因此和男人一样坏，否则就是他们天生就是胆怯的娘娘腔。托妮非常好奇想要看到萝丝会怎么回答，但是今天的时间不够。

她对萝丝和鲍勃点点头，他们斜眼看看她，是她已经习惯的那种集体的斜视。男性历史学家认为她正在侵入他们的领地，她不应该去管他们的矛、箭、弹弓、标枪、剑、枪、刨子和炸弹。他们认为她应该写写社会历史，例如谁在什么时候吃些什么，或者封建家庭的生活。女性历史学家，虽然为数不多，也同样这么认为，但另有原因。她们认为她应该研究出生，而不应该是死亡；肯定不应该研究战争方法，不该是溃败和逃散，不该是流血，不应该是杀戮。她们觉得她令妇女失望。

总体而言，她和男人相处得更好一点，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地通过笨拙的初次交谈；如果他们不叫她“小女士”，或者不说他们没料到她如此柔弱，意思就是个头矮。虽然那么做的也只有那些老态龙钟的人了。

但是如果她不是那么小，她永远都无法和男人相处成这样。如果她有六英尺高，长得健壮；如果她有臀部。那样，她就会受到威胁，然后变成悍妇。正是这种不协调给了她某种特权。一口气就能把你给吹走，他们静静地朝着她微笑。随便你，托妮想，回他们微笑。很多人喜欢吹牛。

她打开办公室门锁，然后将身后的门锁上，假装她不在里面。这不是她的办公时间，但是学生会乘虚而入。他们能够像狗一样嗅出她在与不在；他们会奉承她或者向她哭诉，或者企图给她留个好印象，或者将他们负气抬杠时的见解强加给她。我只是一个人，托妮想告诉他们。但她不是，她是个拥有能力的人，虽然不多，可仍旧是能力。

大概一个月前，有个学生——高大，穿皮夹克，眼睛红红，本科二年级概论课程上的——将一把折刀插进她的办公桌正中间。

“我要一个A！”他嚷道。托妮既害怕又愤怒。杀了我你连通过都拿不到！她想喊回去。但是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嗑了药或者疯了，抑或两者都有，或者在模仿那些从新闻上看来的谋杀教授的狂暴学生。幸好还只是把小刀。

“我欣赏你的直接，”她对他说，“现在，为什么不在那边的椅子上坐下，让我们来谈谈呢？”

“多亏了精神病治疗服务，”他走之后，她在电话里对洛兹说，“可他们是怎么了？”

“听着，亲爱的，”洛兹说，“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情，你知道女人在经前综合征的时候，体内有些化学物质是吧？那么，男人在所有时间都有那种物质。”

也许是真的，托妮想。否则，陆战队士官是怎么来的呢？

托妮的办公室很大，比一座现代建筑物中应该有的样子要大多了，里面一张标准配备的有刮痕的桌子，标准的锯屑公告板，标准的布满灰尘的软百叶窗帘。一代又一代的图钉已经使变淡的绿色涂漆剥落；玻璃纸胶带的残余碎片闪烁在这里那里，好像山洞里的云母。托妮不太用的打字机就放在桌上——那么慢，那么过时，如果有人将它偷走，她都不会注意到——她的书架上有一些值得信赖的书卷，有时候她会借给学生：克瑞西的《世界上十五场决定性的战争》，必啃的书；利德尔·哈特；当然还有丘吉尔；《致命决定》；还有她自己最喜欢的书之一，基根的《战争的一面》。

一面墙壁上挂着仿制粗糙的本杰明·韦斯特的《乌尔夫之死》，在托妮看来它是一张过于忧伤的画，乌尔夫白得跟鳕鱼肚子似的，眼睛虔诚地朝上翻，许多犹如化装舞会上的恋尸偷窥狂的人物集结在他周围。托妮把它放在办公室里作为一种提醒，既是对她自己也是对学生，在她的专业里不时会有的虚荣和殉教的倾向。那幅画旁边是拿破仑，正在沉思着跨过阿尔卑斯山。

对面墙上，她挂了幅笨拙的钢笔卡通画，命名为《乌尔夫在小便》。乌尔夫将军背对着观看者，只展示了他衰弱的下巴的侧影。他表情里带着怒气，从嘴里冒出来的气球形圆圈里写着：“我日这些纽扣。”这个卡通画是她两年前的一个学生画的，由整个班级在期末的时候一起交给她。通常她的学生大多是男人：没有多少女人觉得自己能喜欢“中世纪后期战术失误或者人为制造的军事历史”，她这一轮的研究生课程就是这么命名的。

当她打开包装的时候，他们都注视着她，要看她对“日”这个词怎么反应。他们这个年龄的男人似乎认为她这个年龄的女人以前从没听到过这个词。她觉得这令人伤感。她不得不有意识地努力不让自己管学生叫“我的孩子们”。如果不注意，她自己就会变成一个亲切滑稽的童子军女训导员；或者更糟，一个博学古怪的老女人。她会开始对他们使眼色，捏脸蛋儿。

卡通本身是为了纪念她的关于襟门紧固件技术的讲座，这个讲座——她听说——已经被取绰号为“温柔的纽扣”，而且经常全场爆满。作家写战争——她开始讲——总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国王和将军身上，在他们的决策和他们的战略上，而忽略那些低下但同样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而且确实已经让那些战士——那些身在前线的战士——陷入危险境地。例如，携带疾病的虱子和跳蚤、糟糕的靴子、淤泥、细菌、汗衫，还有襟门紧固件、拉带、衣服重叠处、扣住的袋盖、拉链，在各个时代的军事历史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更不用说苏格兰短裙了，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更是问题百出。不要笑，她告诉他们。而应该想象你们自己在战场上，尿急了，就像在那种高压情况下经常会有的那样。现在想象你们正在努力解开这些纽扣。

她拿出有关纽扣的草图来讨论，一套19世纪的装束，每打开一个至少需要十根手指和十分钟。

现在想象一个狙击兵，没那么好笑了吧？

吃饱的兵才能打好仗，但同样也得有好襟门紧固件。拉链——虽然它加快了打开的速度——也不是完全不受指摘的。为什么呢？用脑子想想——拉链会卡住，而且有声响！很多人养成在上面擦火柴的习惯。在黑暗里！你还不如打闪光信号算了。

作为军服设计者——她继续说——很多人在那些无助的应征兵身上犯下大错。有多少英国战士因为他们的红色制服而招致不必要的死亡呢？别以为那种草率除了19世纪就没有了。墨索里尼没有为自己的军队提供鞋子的犯罪性失误——鞋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且，托妮认为，谁为朝鲜军队构想出的那种尼龙裤子，应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一公里之外你就能听见两条腿扫来扫去的声音。还有睡袋——也发出沙沙声，并且没办法方便地从里面打开，而且它们冻住了！在敌人的夜间袭击过程中，那些人就像布袋里的小猫一样被宰杀。

是被设计者谋杀了！她完全可以整理推论出这一点。

所有这些，加工下，让叙述更为冷静，添上脚注，至少可以作为她正进行的书——《致命祭袍：无能的军服设计师的历史》——里面的一章。

查丽丝说花这么多时间在战争这么消极的事情上对托妮不好，她说这会害她得癌症的。

托妮搜遍了她的折叠文件夹，找到班级名单，她给它设置在B里面，即代表官僚（Bureaucracy），然后把每份论文的等级登记在小方框里。弄完后，就把改过的论文扔进钉在门外的马尼拉纸信封里，根据约定好的，学生们在今天晚些时候就可以去那里取。然后，她继续走到走廊尽头，在间或有秘书的系办公室的肮脏小房间里查看邮件，没发现什么，只有一份《简氏防务周刊》的更新通知，和她最新打印的《大型枪械》稿本，于是将它们全都塞进包里。

接下来，她在过热的女盥洗室停留了一会儿，一股液体肥皂，氯，加上半消化的洋葱味道。三个马桶中的一个一如既往地塞住了，另外两个缺卫生纸。无法运作的那个里面倒是藏了一些，被托妮征用过来。在她喜欢选用的那一间的墙壁上——粗面玻璃窗旁边的一格——有人刻了新的信息上去，历史（herstory）不是历史（history）和子宫切除术（hersterectomy）不是子宫切除术（hysterectomy）的上面：女权主义解构真恶心。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托妮很清楚，指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变动，要将麦克朗大楼宣称为历史建筑，移交供“女性研究”使用。历史性的（historic）不是历史性的（herstoric），有人在旁边加了一行。一场即将到来的争斗的前兆，托妮希望可以免于卷入。

她在秘书的桌上留下纸条：厕所塞住了。谢谢。安东尼娅·弗雷蒙。她不想加上“又一次”。没有必要搞得不开心。这个纸条不能带来什么结果，却是她必须履行的责任。然后，她匆匆地走出大楼，回到地铁，往南去。 pW/H22Wdr4JJwN6IxMY7ys1SWu2ls3HMKU4J+vnKQT/3if7SKfFaoOwKpAYk5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