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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妮的妈妈像往常一样做晚饭。她没有脱去桥牌俱乐部的打扮，而是把围裙罩在外面，是她最好的一件围裙，肩上有褶皱的白色围裙。她重新涂过唇膏：嘴巴像是打过蜡的苹果。托妮坐在厨房的凳子上，望着她，直到安西娅叫她别干瞪着：有点儿用的话就去铺桌子。之后她就可以去把爸爸挖出来。安西娅经常这样说：挖出来，好像他是个马铃薯。有时候会说拱出来。
托妮没特别期望能有什么用，只要妈妈和平常一样她就放心了。她分派好盘子，然后是餐叉，刀和勺，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右边右边，然后跑到爸爸的书房，先敲一敲门，再盘腿坐在地板上。只要保持安静，她随时都可以去那儿。
爸爸正在伏案工作。他开着台灯，绿色的灯罩使他的脸也呈现浅绿的色泽。他人很大，写的字却小巧精致，像是挑剔的胆小鬼写出来的。比较而言，托妮的字有他三个那么大。他箭一样长长的鼻子直指正在书写的纸张；淡黄带灰的头发往后梳，鼻子和头发的组合使他看上去像是正顶着强风飞行，以他的纸为目标疾驰而下，紧锁的眉头，仿佛正为即将到来的撞击力做好准备。托妮隐约地觉得他不快乐；但男人的快乐不是她想象的那样。不像她母亲，他从来不抱怨自己不快乐。
黄色的铅笔在他手上旋转，这样的铅笔桌子上有一瓶，都削得很尖。有时候他会叫托妮帮忙削，她就拿到夹在窗槛的卷笔刀里一只接一只地转，感觉像是在替他准备他的箭。她不知道他用这些铅笔做什么，但她晓得是极端重要的事情，比她自己——例如——重要得多。
父亲的名字叫格里夫，但她不像将母亲想象成安西娅那样，把他想象成格里夫。他更像其他的父亲，而安西娅不太像其他的母亲，虽然她偶尔尝试像其他母亲那样。（但格里夫不是她爸爸，格里夫不是一个爸爸。）
格里夫参加过战争。安西娅说虽然他上过战场，却没有像她那样真正经历过它。在伦敦，她父母的房子在闪电战中被炸毁，父母都被炸死。她回家的时候——她去哪里了？她从来没说过——只剩下一个弹坑，一堵墙，和一堆瓦砾；还有她母亲的一只鞋，脚还在里面。
格里夫却错过了那一切，他是在“开始进攻日”投身战斗。（那意味着危险和杀戮；而不是训练，等待，闲荡。）他在那里等着登陆，前进，是轻松活儿，安西娅说。是胜利。
托妮喜欢那个样子去想象他——胜利——就像赢得一场赛跑。凯旋。他近来明显没怎么胜利了。但安西娅会在别人面前谈这轻松活儿，当他们的朋友过来喝酒，托妮在门口看着的时候。安西娅一面讲轻松活儿，一面扬起下巴直直地看着格里夫，他就脸红了。
“我不想谈这件事情，”他说。
“他一直都这样，”安西娅说，带着嘲弄的失望，耸了耸肩。当托妮不愿给俱乐部的朋友弹钢琴的时候，她也是这种姿势。
“打到最后全是孩子，”格里夫说，“孩子，穿着大人的制服。我们杀的是孩子。”
“真走运啊，”安西娅轻蔑地说。“那战事肯定更顺利了。”
“才不是，”托妮爸爸说。他们彼此瞪着眼，好像屋里没有别人：绷紧着脸，打量着对方。
“他劫了支枪，”安西娅说。“不是吗，亲爱的？在他书房里。不知道那支枪是否觉得被解放
了。”她轻视地笑了一声，转身走开，一片沉默回旋在她身后。
他们就是那样认识的——战争期间，他在英国的时候。是驻扎在英国，她会说；所以托妮想象他们两个在一个火车站里，等待出发。大概是冬天的车站，他们都穿着大衣，母亲还会戴顶帽子，嘴里呼出来的气立即变成白雾。他们会像照片里那样亲嘴吗？不清楚。也许他们是一起乘的火车，也许不是。他们带很多旅行箱，在托妮父母的故事里，总有很多旅行箱。
“我是个战时新娘，”安西娅说；自嘲地微微一笑，然后一声叹息。她说战时新娘的时候好像在取笑这件事——低调，悔恨的玩笑。她在暗示着什么呢？是陷进了一个古老的秘密的圈套，现在明白过来了，觉得悲哀？是托妮父亲在某些方面捉弄了她？是战争的错？
生的
，生的新娘，托妮想。没煮过的。或者更像是：擦破的肉，就像托妮自己被防雪装结冰的袖口擦伤的手腕。
“我是战时丈夫，”她父亲说；或许是曾经说过，在他还会开玩笑的时候。他还说曾带安西娅去舞厅。安西娅却不喜欢。
“格里夫，别这么粗俗。”她会说。
“男人很稀缺，”他向听众加一句。（这种交锋通常会有听众在，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会去说这些事儿。）“她必须抓住自己能够得到的。”
然后安西娅就会大笑。“缺的是高尚的男人，谁抓谁了？而且那不是舞厅，就是个舞会。”
“好吧，你没办法指望像我们这种可怜的野蛮人明白这其中的区别。”
舞会之后怎样了呢？不清楚。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安西娅决定嫁给格里夫。托妮父亲经常强调是她自己的决定：嘿，没人强迫你。无论如何，她母亲还是以某种方式被强迫了。被强制，被胁迫，被那个粗鲁的小偷笨蛋，托妮的父亲，弄到这个过于狭窄的两层楼，伪都铎，半木制，没完工的房子，在这个邻里关系沉闷、气量狭小的乡间小城，在这个太大又太小、太冷又太热的国家，她带着一种陌生的、上当受骗的、挫败的狂怒憎恨这一切。别那样讲话！她斥责托妮。指她的口音，降音，她称之为。可是托妮怎可能像母亲那样讲话呢？像中午的电台里那样。学校的孩子们会嘲笑她。
所以对她自己的母亲来说，托妮成了外国人；对她父亲来说也是，因为虽然她像他那样讲话，可她——他说得很清楚——不是个男孩。她像个外国人那样，仔细倾听，翻译。像个外国人那样，她密切注意着突然到来的敌对姿态。像个外国人那样犯错。
托妮坐在地板上，看着父亲，想着战争，战争对于她来说如此神秘但似乎对她的生命又具有决定性意义。她想要问问他关于战役的事情，能不能给她看看那把枪；但她知道他会回避这些问题，好像身上有一个痛处，他必须保护。一块裂开的地方，不让她的手放上去。
有时候她想知道战争之前他在做什么，但他也不说，只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他住在一个农场，冬天他的爸爸带他去树林里。他爸爸打算砍木柴，可是树结冰冻得太硬，斧头弹起来砸到腿。他扔掉斧头跨着大步子走了，留格里夫一个人在树林里。但是他沿着雪地里的脚印走了回去：一个红色的，一个白色的，一个红色的。
如果不是战争，格里夫不可能受到教育，他自己说，可能仍然在农场里。这样的话，托妮会在哪里呢？
她爸爸做一件事情，无论是什么，就会一直做下去。他为一家保险公司做事，人寿保险。
“那么，托妮，”他说，没有抬头。“有什么事吗？”
“安西娅让我告诉你晚饭差不多了，”她说。
“差不多？”他说。“还是已经好了？”
“不知道。”托妮说。
“那你最好去看一看。”她爸爸说。
晚饭吃腊肠，安西娅下午出去过的话晚上就常吃这个。腊肠和煮马铃薯，还有罐头绿豆。腊肠有点焦，但托妮爸爸什么都不说。饭菜确实很好吃的时候他也不发表任何评论。安西娅说托妮和她爸爸俩都一个样儿，两个没有热情的人。
她从厨房里把小碟拿进来，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仍然穿着围裙，通常她都脱下来的。“好啦！”她轻快地说，“大家今天好吗？”
“好。”托妮爸爸说。
“那就好。”妈妈说。
“你看上去花枝招展，”她爸爸说，“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才不呢，可能吗？”她妈妈说。
然后一阵沉默，只有咀嚼的声音，托妮生命中有大量时间花在听她父母的咀嚼声上。他们的嘴发出的声响，一口咬下去牙齿磨一块儿，让她感到惶恐。就像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透过浴室的窗子看人家脱衣服。妈妈小口小口地嚼得紧张；爸爸则反复咀嚼。他眼神定在安西娅身上，好像是定在空气中远远的一个点；而她的眼神则很精密，像是在瞄准。
虽然巨大的力正运行其中，但什么都没运动，尚未运动。托妮感到脑袋里像是有根粗橡皮条在拉伸，他们两个各拉一头：再紧一点就会啪地断掉。
“桥牌俱乐部怎么样？”爸爸终于说话了。
“好。”妈妈说。
“你赢了吗？”
“没，我们第二。”
“那么谁赢了？”
她妈妈想了一会儿。“朗达和拜芙。”
“朗达去了？”她爸爸说。
“这儿又不是西班牙宗教法庭，”她妈妈说，“我已经说过她去了。”
“真有趣，”爸爸说，“我撞见她了，在商业区。”
“朗达走得早。”妈妈说。她小心地将叉放到盘子上。
“她可不是这样说的。”爸爸说。
她母亲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捏皱纸巾扔在盘子里的小截腊肠上。“我拒绝在托妮面前讨论这件事情。”她说。
“讨论什么？”托妮爸爸问，继续嚼着。“托妮，你可以走了。”
“待着别动，”安西娅说，“你是说我撒谎。”她的声音低沉颤抖，好像要哭出来。
“我有吗？”托妮爸爸说，听上去很困惑很好奇的样子。
“安东尼娅，”她妈妈带着警告口吻说，好像托妮正准备做错误的或是危险的事情。“你就不能等到饭后甜点吗？我每天都试着让她吃一顿体面的晚餐。”
“对，算我的错。”托妮爸爸说道。
甜点是米饭糕，放在冰箱里了，因为托妮说她不想吃。确实不想，她不饿。她回自己卧室，爬上棉织法兰绒被单的床，努力不听不想他们的讲话声。
部乐俱牌桥，她在黑暗中喃喃自语。野蛮人在草原上疾驰，蒙雷弗·妮托骑在他们头上，蓬乱的长发在风中飞舞，一手握一把剑。部乐俱牌桥，她喊道，驱动他们向前进。是战争的呐喊声，他们横冲直撞，挥扫一切，践踏庄稼，焚烧村庄。他们劫虐，抢夺，粉碎钢琴，杀害儿童。夜晚支搭帐篷，用手抓饭，生火烤全牛。油腻的手指擦在皮衣上，他们没有一点儿规矩。
蒙雷弗·妮托自己则从一个头盖骨器皿里喝水，原来长耳朵的地方装了银色的把手。她高高举起头盖骨干杯庆祝胜利，向着野蛮人的战神：特伏加！她吼道，于是人群回应，喝彩：特伏加！特伏加！
早上便会有摔碎的玻璃。
托妮半夜突然醒来，爬起床，在床头柜下面摸索着找到自己的兔子拖鞋，然后踮着脚穿过房间走到门口，门轻轻地打开。
她蹑手蹑脚地沿着走廊到父母的卧室，但门是关着的，她什么都听不见。他们或许在里面，或许不在，但是最有可能是在的。她更小一些的时候曾经担心——或者是做梦？——放学回家发现地上只剩一个洞，还有他们的脚在鞋子里面。
她继续走到楼梯，下去，用一只手扶着栏杆引导自己。她常常在半夜这样爬起来；常常四处走走，查看有无损失。
她在寂静的客厅里，就着模糊的黑暗摸索着。从外面透进来的街灯的昏暗中，这里那里的东西微微地闪动：壁炉上面的镜子，壁炉架上的两个陶瓷狗。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拖鞋在地毯上没有响声。
直到厨房，她才开灯。长桌和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东西碎掉。她打开冰箱：米饭糕在里面，但还是完整的，所以她无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吃一点。于是她给自己弄了块儿面包加果酱。安西娅说加拿大的面包简直是丢脸，尽是空气和木屑，但是托妮觉得味道不错。这面包和安西娅其他的许多憎恶一样——让托妮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这个城市太大，或者太小？“正好”是啥样子呢？不管咋样，她说话的方式怎么了呢？不管怎样吧。她小心地擦掉面包屑，回到床上。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她已经失去了沏茶的机会——她对安西娅的一个可能性补偿，为不能成为英国人——因为安西娅已经在厨房做早餐了。穿了日常的围裙，蓝白格子；她正在炉子上煎东西。（对她来说，这是个偶发行为。托妮常常自己做早饭，也是自己带午餐。）
托妮悄悄地走到有坐垫的那个吃早餐的角落。爸爸已经在那儿读报纸了。托妮给自己倒了一些冷掉的麦片粥，拿勺送进嘴里，用左手，因为没人看。右手把着麦片盒子，靠近她的眼睛。片麸麦，律规，托妮低语道。他们从不直接提到“便秘”。秘便：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词。
她有一连串的回文——活得（live）邪恶（evil），夫人我是亚当（Madam I'm Adam），看见厄尔巴之前我是能干的（Able was I before I saw Elba）——但是她最喜欢的是倒过来就不同的词：曲解的，古怪的，旋律优美的。它们属于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托妮属于本国人，因为她能讲这种语言。供提费免！约节！包面果坚子橙！两个野蛮人站在一座狭窄的桥上，叫骂攻击，挑逗敌人穿过……
“托妮，放下，”父亲平淡地说，“不要在饭桌上看书。”他每天早上都这么说，每当他看完报纸。
安西娅端着两个满满的盘子过来，培根肉和鸡蛋还有吐司，正式地摆好，像是在餐厅里。托妮切开鸡蛋，看着蛋黄像黄色胶水一样淌进吐司里。然后她看着父亲喝咖啡的时候喉结一上一下，就像有东西卡在喉咙里。夫人我是喉结（Madam I'm Adam's apple）。
安西娅这天早上格外轻松愉快，这使她整个人看上去像是涂了指甲油。她把碗里剩下的麦片粥刮进垃圾桶唱着：“收拾你的烦恼，装进陈旧的旅行包，微笑，微笑，微笑……”
“你应该登台表演的。”托妮的父亲说。
“是，我应该，不是吗？”母亲说着，声音轻快而漫不经心。
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即使如此，那天下午托妮放学回家的时候，妈妈不在家。不是出去了，是走了。她给托妮留了个包装袋在床上，还有信封里的一张便条。一看到便条和包装袋，托妮全身冰冷。她吓住了，但不知怎么并不奇怪。
便条是安西娅喜欢的栗色墨水，写在有她签名的米色信笺上，华丽的大写字母和蜷缩的笔迹下，她写道：
亲爱的，你知道我想带你走，但现在不行，等你再大一些就明白为什么了。做个好女孩儿，在学校好好的。我会多多给你写信。非常爱你的妈妈。
附言：很快就能再见！
（托妮保存着这个便条，后来，长大之后，才对它感到惊讶。作为解释，这个便条当然不充分，并且，里面没有一句真实的话。首先，托妮不是亲爱的，对安西娅来说，只有男人才是亲爱的，有时候是女人，就是被她们烦扰的时候。她不想带托妮走：如果她想她就会那么做，因为她通常都想做什么做什么。她没有给托妮写很多信，她不是非常爱她，也没有很快再来见她。并且虽然托妮长大一些了，她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一看到这个便条，托妮就想要通过意志的努力，相信里面的每一个字。甚至设法相信更多东西，她相信母亲会接她过去，否则就会回来，但不确定是哪一个。
她打开包装袋；是安西娅昨天冒着细雨从桥牌俱乐部回来的时候提着的那个，这意味着一切都是提前计划好的。不像以前摔门奔出家，或者把自己锁在卫生间并打开水龙头，让浴缸的水溢到走廊，然后渗过天花板淌到楼下，格里夫只好叫消防队闯进去。这不是发脾气，不是一时的兴致。
包装袋里是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是衣服，深蓝色，白色拷边的海军领。因为不知道该干什么，托妮就穿上试试。大她两码，看上去像是晨袍。
托妮坐在地上，抱着膝盖，把鼻子埋进裙子，吸入它的气味，一股浓烈的人造丝和胶水的味道，是新东西的气味，是徒劳的气味，是无声的叹息的气味。
所有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误，从某种角度。她茶沏得不够，她误读了信号，她松开了把母亲束缚在这个家庭、待在原地的带子或者绳子或者链子或者无论什么，像一个抛锚的帆船或者一只气球，她母亲就这样松掉了。飘向蓝色的大海，被风吹散了。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