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斯底里症——此类阵发病大多发生在年轻的、神经质的未婚女子身上……患有这种阵发病的年轻女子容易感到她们在经受“肉体所可能沾染上的所有疾病”的折磨。她们所表现出的假病症与真病症非常相似，所以常常极难分辨出真假。多数病人在该病症阵发之前会出现精神忧郁、流泪、反胃、心动过速等现象……发病时病人通常不省人事，晕倒，身体乱动，口吐白沫，语言不连贯，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要么就尖叫。发病之后，大部分病人痛苦地哭，有时知道发病了；有时对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伊莎贝拉·比顿，《比顿管家大全》，1859—1861

我的心会听见她，激烈跳动，

哪怕它是躺在泥床上的泥土；

我的灰会听见她，激烈跳动，

即便我已在百年前就木；

会在她脚下惊吓颤动，

开出紫的红的花簇。

——艾尔弗雷德·丁尼生，《莫德》，1855

西蒙梦见一条走廊。那是他家老房子（他童年时的房子）里的顶楼通道，他父亲没破产去世前他们住在那幢房子里。女佣们住在顶楼。那是个像他这样的男孩儿不该探索的秘密世界，但他穿着袜子像间谍一样爬上去过。他在半开着的门外偷听她们在认为没人的时候会说些什么。

胆大时，他会在她们都在楼下时走进她们的房间。他会很激动地去看她们的东西，她们那些不让人看的东西。他会打开抽屉，摸摸断了两个齿的木梳子和细心卷起来的丝带。他会在角落里、门背后乱翻：穿皱了的衬裙，只剩一只的棉袜子。他会用手去摸，摸上去很暖和。

在他的梦里那过道与真的一模一样，只是大了一点。墙也更高、更黄，并在发光，好像太阳光正把这些墙照透。但门是关着的，并上了锁。他一扇扇门都试了，把门闩向上提，轻轻推门，但一扇也打不开。但他知道里面有人，他能感觉到她们。那些女人，那些女仆穿着白棉衬衫坐在她们的窄床的床边。她们的头发没扎上去，带着波浪披到肩膀处，她们的嘴唇微张，眼睛闪烁。她们在等着他。

门最终打开了。里面是海。他没来得及止步，就朝下走去，水漫过他的头，头上升起一股银色的水泡。他耳朵里听见铃响，一阵微弱的、银色的笑声，然后很多手在抚摸他。这是那些女仆，只有她们会游泳。但她们都从他身边游走，遗弃他。他对她们叫，帮帮我，但她们已走了。

他抓住一件东西：一把破椅子。海浪起伏不停。尽管浪很大，但没有风，空气清新，沁人肺腑。在他身旁够不着的地方，各种东西都浮在水里：一个银端盘，一对烛台，一面镜子，一个刻了花纹的鼻烟盒，一块会发出蟋蟀样的唧唧声的金表。这些东西本是他父亲的，但他死后就都卖了。它们像气泡一样从海底浮上来，越来越多。快到水面时这些东西慢慢翻个个儿，像腌熏的鲱鱼。它们不像金属那样是硬的，而是软的；外表有层像鳝鱼一样的带鳞的皮。他满怀恐惧地看着，它们现在都聚在一起，缠绕成一团，重新组合。触角在长。出现了一个死人的手。这是他父亲正在缓慢地起死回生。他强烈地感到自己违背了长者的意志。

他醒来了。心怦怦直跳，床单和被子都缠在他身上，枕头全掉在地上。他全身被汗湿透了。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回想这一切。他想他能理解是什么样的联想让他做了这样一场梦。是格蕾丝的故事，在大西洋的航行，海上的葬礼，家用物品的目录，当然还有那专横的父亲。一个父亲使他联想起另一个父亲。

他看了看放在床边小桌上的表：他第一次睡过了头。幸好早饭也晚了。但粗鲁的多拉随时都可能到。他不想让她看见他穿着睡衣，发现他睡懒觉了。他把晨衣往身上一搭，迅速坐在写字台前，背对着门。

他要把刚才的梦记在日记里；他的日记专门记这些。法国有个学派的精神病医生提议把梦的记录当作一种诊断工具。他们记下病人的梦，也记下自己的梦，然后两者加以比较。他们认为梦像梦游症一样是意识以外的动物生活的表现。人眼看不见，也无法用意志去控制。也许记忆链的挂钩，或许是铰链，就在那儿？

他必须重读托马斯·布朗 有关联想和暗示的书以及赫巴特 的意识界限理论，即区分阳光下有意识的意念与阴影之下那些已被遗忘的意念的分界线。莫罗·德·图尔斯认为梦是了解精神病的关键。梅因·德·比朗把有意识的生活仅仅看作一个岛，浮在下意识的宽阔水面上，但像鱼一样从水中吸取意念。已为人知的那部分只是这一黑暗的贮藏室里的一小部分。失去的记忆像下沉的宝贝一样躺在水底；有可能的话，人只能一件件地去找回这些宝贝。而健忘本身可能是梦的相反形式：沉溺于回想，钻进……

他背后的门打开了：早饭送进来了。他很勤奋地蘸了下墨水。他等着端盘嘭地放下的声音，以及陶器与木头相碰的声音，但他没听见。

“就放在桌上，行不行？”他没转身就说。

只听见一声空气从小风箱跑出的声音，接着是一阵东西被打碎的声音。西蒙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多拉把端盘向他摔来，因为在他看来多拉一直有种压抑的、潜在的犯罪暴力行为。他不禁叫起来，从椅子里跳出来，猛一转身。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是房东太太，汉弗莱夫人，破碎的陶器和食物撒了一地。

他赶快上前，跪在她身边，开始号脉。至少她还活着。他翻开一只眼皮，看到蛋白色。他很快解开她戴着的不很干净的全身围裙，他可以认出这就是邋遢的多拉常穿的那个围裙。然后他解开她裙子前面的扣子，这时他发现掉了个扣子，但线还挂在上面。他在几层布里寻找了一阵，终于用自己的小折刀把她胸衣的带子割断了。她体内散发出紫罗兰水、秋叶和湿的肉体的味儿。他没想到她身上还有些肉，不过她还远远算不上丰满。

他把她抱到自己的卧室（客厅里的沙发太小），让她躺在床上，并在她脚下放了个枕头，以便让血流回她的头脑。他想脱去她的靴子（今天早上她的靴子还没擦过），但认为这是不必要的亲昵。

汉弗莱夫人的踝部很好看，但他赶快把目光移开；她的头发因摔倒而变得蓬乱。这样看，她比他原来想的年轻。同时，因为丧失意识后她脸上不再有常见的愁容，显得更有魅力。他把耳朵凑近她胸部，听见心跳正常。这只是一般的虚脱。他用水罐里的水把毛巾弄湿，放在她的脸和脖子上。她的眼皮开始动了。

他从放在床头柜上的瓶子里倒出半杯水，加进二十滴嗅盐水，然后用一只胳膊扶着汉弗莱夫人，一只手把水送到她嘴边。他每天下午去谈话时总带着这瓶子，以防格蕾丝出现类似的虚脱，因为他听说她有晕倒的倾向。

“把这水喝下去。”

她笨拙地大咽了一口，然后把一只手抬到头上。他刚发现她脸旁有个红印子。可能她的那个无赖丈夫不仅是个酒鬼，还是个恶棍。不过那红印看上去更像重重的一记耳光，而像少校这样的男人更会用拳头。西蒙感到一股想保护她的怜悯，但他对此实在无能为力。这女人只是他的房东，除此之外她对他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他不想改变这样的关系，但是他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一定是见到一个无能为力的女人躺在自己的乱糟糟的床上而引起的）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半昏迷状态中的汉弗莱夫人两手无望地在空中挥动，没穿胸衣，衬衫被撕开一半，仍穿着靴子的脚（这很奇怪）痉挛性地乱踢，弱弱地发出喵声；一个巨大的身影正对她横施强暴。那人一点不像他，不过从上面、从背面看（这是他目睹这一肮脏场面的角度），那件有衬里的晨衣看上去跟他的一模一样。

每当他观察到自己脑子里这类想象力的表现时总感到很好奇。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他有这样的想象力，大多数男人也一定有。他的精神健全而又正常，而且头脑中的理智功能已得到高度发展。可是，他却不完全能够控制这些场面的出现。一个文明的男人和一个野蛮的魔鬼（或称疯子）之间的区别也许只在于薄薄的一层有意识的自制力。

“你很安全，”他和蔼地对她说。“你摔了一跤。必须静静地休息，好点儿才能动。”

“但是——我躺在床上。”她四处看着。

“这是我的床，汉弗莱夫人。因为没其他合适的地方，我只好把你放在我床上。”

她脸上的皮肤变红了。她已注意到他穿着晨衣。“我必须马上离开。”

“我请求你记住我是个医生，现在你是我的病人。如果你现在硬要起来，病可能会复发。”

“复发？”

“你晕倒了，手里还端着……”似乎提这事很不雅，“我的早饭。我想问你——多拉哪儿去了？”

使他感到不安的是（但他并不感到突然），她哭着说：“我付不起她的工钱。我欠了她三个月的工钱。我卖掉了一些私人的东西，但我丈夫两天前把钱抢走了。他走后就没再回来。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她显然想止住眼泪。

“那今天早晨？”

“我们争吵起来。她坚持要钱，我说我付不出，也不可能付。她说如果那样，她就自己付自己了。她开始翻我的衣柜抽屉，我想是找珠宝。什么也没找到，她就说想要我的结婚戒指。我的戒指是金的，但很平常。我尽力不让她抢走。她说我不老实。她……打了我。然后把戒指拿走了，并说她不再做我的免费奴隶了，说完就离开了。她走后我就自己给你做早饭，送上来。要不，我怎么办呢？”

那么，她不是挨了丈夫打，西蒙想，而是那头母猪多拉。汉弗莱夫人又开始哭起来，轻轻地、毫不费劲地哭，那抽泣声就像是鸟在唱歌。

“你一定有要好的女朋友处可去，或者要她来。”西蒙急着要把汉弗莱夫人交给别人来照看。女人们互相帮助，照顾受苦的人是她们的本能。她们会做牛肉茶和肉冻。她们一起织舒适的披肩。她们互相抚慰，互相劝解。

“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我们在原来的住所经济上有了困难，最近刚搬来。我丈夫不喜欢让人来，也不让我出去。”

西蒙产生了一个有用的想法：“你必须吃点东西，感觉就会好些。”

听了这话，她对他惨淡地微笑着说，“这个房子里没有吃的，乔丹医生。你的早饭是最后一点吃的了。自从我丈夫走后，我已两天没吃东西了。还剩些吃的，都让多拉吃光了。我只是喝了些水。”

所以西蒙亲自来到市场，用自己的钱为保持房东太太的身体健康而购买食品。他已扶着汉弗莱夫人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她坚持要这样，说万一她丈夫回来发现她在房客的房间里，她会解释不清。他看到她的房间里基本没有家具，并不感到惊奇。前客厅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但在后面的卧室里还有张床，他把神经衰竭的汉弗莱夫人放在床上。她还在挨饿，怨不得这么瘦。他把自己的思路从床上移开，不去想那床上可能发生的夫妻间的受罪场面。

然后，他回到楼上自己的住处，找到一个污水桶，厨房已是一团糟。他打扫干净打翻在地的早饭和打碎的碟子，发现只有这一次，掉到地上的鸡蛋做得恰到好处。

他想自己应该通知汉弗莱夫人，他想换个住处。这会给他带来不便，但这样比打乱生活和工作要好，因为如果留在这儿，结果必定如此。毫无疑问，当债主执行官到他的住处搬家具时，一定会弄得到处乱七八糟，混乱一团。但如果他离开，这可怜的女人怎么办？他可不想因为她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但如果她饿死在街的拐角，他的良心一定不会感到轻松。

他买了些鸡蛋，一些咸肉和奶酪，还从一个老农妇摆的摊子上买了些看上去脏兮兮的黄油，并在一个店里买了些茶，装在纸里包起来。他想买些面包，但没找到。他实在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他过去到市场来过，但只是很快地溜了一趟，是为了买他希望能刺激格蕾丝的记忆的蔬菜。可现在他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位。他在哪儿能买到牛奶？为什么没见到苹果？因为只要有吃的，他从来不管吃的是从哪儿来的，所以这里是个他从未探索过的天地。市场上买东西的其他人有仆人，她们把女主人的购物篮子挎在胳膊上。再就是贫穷阶级的妇女，她们戴着软塌塌的女帽，披着脏乎乎的披肩。他感到她们在背后嘲笑他。

他回来时，汉弗莱夫人已起来。她用被子包着自己，头发已梳理整齐，坐在炉子旁（幸好炉子着着，要不他可不知道怎么点炉子），两手直搓，发着抖。他成功地泡了点茶，煎了鸡蛋和咸肉，并烤了个最后总算在市场上找到的发硬的面包。他们一起在还剩下的一张桌子上吃这些食品。他希望能有些橘子酱。

“你真好，乔丹医生。”

“不要多想这些。我不能让你饿死。”他的声音听起来比他内心想表示的要轻快，那声音像是发自一个快活的、但不甚真诚的舅舅，他迫不及待地把二十五分钱交给卑微顺从、等不及的穷亲戚外甥女，掐一下她的脸颊，然后飞快逃去看歌剧了。西蒙想知道那个坏少校现在在干什么，暗自诅咒他，并羡慕他。因为不管他在干什么，都会比他现在干的事令人愉快。

汉弗莱夫人叹口气说，“我就担心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她现在很冷静，在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情况。“要付房租，可我没钱。他们很快就会像秃鹫一样来吃骨头上的肉，我就会被赶出去。或许我还会因债务被捕。我情愿去死。”

“你肯定会做些活，”西蒙说，“借以维生。”她在极力维持自尊，西蒙为此而钦佩她。

她用眼凝视着他。她的眼睛这样看起来呈一种奇怪的海绿色。“你说呢，乔丹医生？精美的针线活？我这样的女人没什么手艺可赚钱。”她嗓音里有点恶意的嘲弄。她是否知道在她毫无知觉地躺在他睡过的床上时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可以提前交你两个月的房租，”他不知不觉地这样说。他是个傻瓜，一个软心肠的大傻瓜。如果他有理智的话，就该像魔鬼本人在追他一样赶快离开这儿。“这应该足以抵挡一阵那些豺狼，至少你能有时间考虑一下自己的前景。”

她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没说一句话，就拿起他在桌上的手，轻轻地压在自己的嘴唇上。结果他的手只是被留在她唇上的黄油印稍稍弄湿了。

今天乔丹医生看上去比平常思想不集中，好像有什么心事；他似乎不知怎样开始谈话。在他没完全镇静下来之前，我就做我的针线活。然后他说，你是不是在缝一条新被子，格蕾丝？

我说，是的，先生，是给莉迪亚小姐缝的“潘多拉的盒子”。

这句话让他变得好为人师起来，我知道他要教我些什么了。绅士们都好为人师，金尼尔先生也像这样。他说，你知道潘多拉是谁吗，格蕾丝？

我说，知道。她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希腊人。她打开了一个不许她打开的盒子，很多种疾病，还有战争和其他人类的罪恶都从盒子里出来。我是很久以前在帕金森夫人家知道这个故事的。玛丽·惠特尼不喜欢这个故事。她说如果他们不想让人打开那盒子，干吗把它随便放呢？

他见我知道这故事，感到很吃惊，就问，但你是不是知道那盒子最底下还留着什么？

知道，先生，我说，是希望。你可以拿这个开玩笑说，只要刮桶底就有希望，就像有些人到最后绝望了才结婚似的。要么，你可以说这也是个希望箱。不管怎么说，这只是个寓言。不过，这倒是个漂亮的被子图案。

是啊，我猜想我们时不时总是需要一点希望，他说。

我刚想说我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希望地过日子了，可我忍住了没说。然后，我说你今天看上去不像以往，先生，我希望你没生病吧。

他嘴角高低不平地微笑着说，他没病，只是脑子里事很多。但是，只要我能继续谈自己的身世，就对他有帮助，因为那样会使他忘记烦恼，但他没说他的烦恼是什么。

所以我就接着说。

现在，先生，我说，我要告诉你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在这段里我要谈到玛丽·惠特尼。然后，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在需要时借用她的名字，因为她绝不会在朋友需要时拒绝帮忙的。我希望在必要时我也能帮上她的忙。

我的新雇主的房子很大，据说是多伦多最好的房子之一。它在湖滨街，面对安大略湖，那里还有很多大房子。房子正面有装有白柱子的半圆形门廊。餐厅和客厅都是椭圆形的，尽管有过堂风，但看上去很气派。图书室像舞厅那么大，里面的书架快碰到天花板了，上面装满了皮封面的书，那书里的字是你一辈子也读不完的。卧室里有很高的带华盖床架的床，上面挂有帘帷，并有夏天防苍蝇的帐子。还有带镜子的梳妆台、红木的小衣柜和一整套五斗橱。他们信英国国教，当时所有上层人物和想当上层人物的人都信国教，因为那是法定的。

这个家有市政议员帕金森先生，我们很少见到他，因为他忙于生意和政治。他的样子像个苹果插上两个棍子做腿。他身上挂着那么多金表链、金徽章、金鼻烟盒和其他小饰物，如把他化了你可从他身上打出五根项链，外加相配的耳环。然后就是帕金森夫人。她的仪表威严，穿不穿紧身胸衣身材完全不一样。但如果用胸衣紧紧地束缚好，她的胸部会像个架子似的挺出，上面可放上一个茶盘，走起来一滴茶都洒不出。她从美国来。据她说，在没为帕金森先生所倾倒之前，她是个富有的寡妇。把她弄倒一定不容易。玛丽·惠特尼说帕金森先生把她弄倒之后还活着真是奇迹。

她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在美国上大学。她还有条长毛垂耳狗，名叫贝弗丽娜，我把它当作家庭成员是因为他们是这样待它的。我一般说来喜欢动物，但要喜欢这狗可不容易。

再就是仆人了。有很多仆人，我在那儿时有人走有人来，所以我就不都提了。帕金森夫人有个贴身女仆，她自己说是法国人，不过我们都怀疑。她不跟其他人来往。还有女管家霍尼夫人，她住在一楼后面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里，男管家住在那儿的另一个大房间里。厨师和洗衣女仆住在厨房旁边的房间里。园丁和马夫住在外屋，两个厨房女帮工也住在那儿。外屋在马厩旁边，里面有马和三头奶牛，有时我去帮着挤奶。

我被安置在顶楼，即后楼梯的顶头，和玛丽·惠特尼睡一张床，玛丽在洗衣房帮忙。我们的房间不大，因为离房顶太近，而且没有壁炉或炉子，夏天热冬天冷。房间里有张床，床上有个装满草的床垫；一个小柜子；一个普通的脸盆架上面有个有小豁口的脸盆；还有一个尿盆；有个直的靠背椅，涂着淡绿色的漆，晚上我们把叠好的衣服放在上面。过道对面住的是艾格尼丝和埃菲，她俩都是卧室的女仆。艾格尼丝信宗教，但心地善良，爱帮助人。她年轻时因试着用一种药方想把牙齿上的黄垢去掉，却把牙上的白色也去掉了，这很可能是她很少笑的原因；即使笑，她也总注意把嘴闭着。玛丽·惠特尼说她常祈祷是因为她想请求上帝让她重新有白牙齿，但到目前为止没见效果。埃菲在她的男朋友因三年前参加大造反 而被运到澳大利亚后变得很忧郁。她收到一封信说他死在那儿了，她曾用围裙带上吊自杀，但带子断了，有人发现她在地板上，有些喘不过气来，而且精神失常了，不得不把她送走。

我一点不知道大造反的事，因为我当时不在这个国家，所以玛丽·惠特尼告诉了我。那是造贵族，也就是那些掌管一切、占有钱和土地的那些人的反，造反的领导人是威廉·莱昂·麦肯齐。他是个激进分子，造反失败后，他穿着女人的衣服在冰天雪地中逃过安大略湖，逃到美国。在逃亡途中有很多次他都可能被出卖，可没人出卖他，因为他是个好人，总是为普通农民说话。可是，很多激进派人士都被捕了，被运走或被吊死，并丧失了自己的财产。要么，就向南边逃。留在这里的大多数人是保守党，或者他们自称是保守党人。所以除了朋友之间，最好不要谈政治。

我说我根本不懂政治，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谈政治。我问玛丽她是不是激进派人士。她叫我不要告诉帕金森家里的人，因为她没告诉他们实情。她的父亲就是因为参加激进党而丢了农场的。打那以后，他花了很大的劲才洗清自己；他们把他在与熊和其他野兽搏斗的情况下亲手造的圆木房烧了。后来，他因冬天躲在树林里染上了病而死去；她母亲因悲伤而死。但是到了适当的时候，他们的仇是一定要报的。玛丽说这话时神态很凶。

我很高兴能跟玛丽·惠特尼在一起，我立刻喜欢上了她。除了我，她是最年轻的女仆。她今年十六岁，是个漂亮、快活的女孩子。她身材很好，深色头发，闪亮的黑眼睛，玫瑰色的脸颊上长着一对酒窝。她身上的气味像肉豆蔻或天竺花。她向我了解我的身世，我同她讲了一路上船上的情况，母亲死了，被埋在冰山下的海底。玛丽说这很让人伤心。然后我向她谈起我父亲，当然没告诉她最糟糕的那部分，因为说家长的坏话是不对的。我告诉她，我怕父亲想要我的全部工钱。她说我不该把钱给他，因为不是他挣的，而且他拿了钱对我弟弟妹妹都没好处，他会都自己用了，很可能买酒喝。我说我怕他，可她说在这儿他不敢拿我怎么样。如果他想整我，她会告诉马厩里的吉姆，他个子很大，有很多朋友。所以，我就放心多了。

玛丽说我虽然很年轻，像鸡蛋一样无知，但是我却像新的一分钱币一样发亮，充满灵气。无知和愚蠢之间的区别是无知的人可以学。她说，我看上去是个能做好自己分内活儿的能干人，我们会很合得来。她已在另外两家做过。她说如果要在外帮工，帕金森家是不错的，因为他们吃饭不限量。她这话说得很对，因为我很快就长胖长高了。加拿大的食品的确比大洋那边来得容易，而且种类也更多。就连仆人也天天吃肉，哪怕只是咸肉或熏肉，还有面粉和玉米做的好面包。东家自己就养了三头奶牛，还有自己的厨房菜园，果树，草莓，黑加仑，葡萄及花卉的苗圃。

玛丽·惠特尼是个爱玩爱笑的女孩子。当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时，她说话很调皮，很大胆。但对年纪大的、地位高的人却很尊敬、顺从。因为这点，加上她干活利索，大家都喜欢她。但在他们的背后，她开他们的玩笑，模仿他们的脸、走路和做事的姿态。她嘴里说出的话常常让我听了感到吃惊，因为很多话都很粗鲁。这倒不是因为我过去没听过这样的语言；相反，在家里父亲喝醉酒时，到这儿来的船上，以及在海港靠近酒店和客栈的地方，这样的语言我听得太多了。我吃惊是因为这些话出自一个这么年轻、漂亮，这么干净、整洁的女孩之口。但我很快就习惯了，心想这是因为她是个生长在加拿大的孩子，对人的等级不够尊重。有时我会对她的行为感到吃惊，她会说我很快就会像艾格尼丝那样唱赞美歌了，然后她会把嘴巴往下撇，做出闷闷不乐的样子，把脸弄得像老姑娘的屁股一样走来走去。我会叫她不要那样做，我们就会都大笑起来。

但是，她对有人很富而有人很穷感到生气，她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神的意志。她坚持说她奶奶是红印第安人，所以她的头发这么黑。她说只要有机会，她就会跑到林子里去，手拿弓箭到处走，不必再把头发夹上或再穿紧身胸衣，并说我可以跟她一起去。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计划怎样躲在森林里，伏击过路人，揭他们的头皮，这是她在书里读到过的。她说她想揭下奥尔德曼·帕金森夫人的头皮，只是感到有点不值得，因为她的头发不是自己的。在她的化妆室里有一束束的头发，而且她还看到那位法国女仆在刷一大堆那样的头发，她还以为是那只长毛垂耳狗呢。不过，这只是我们说说而已，不会真这样做的。

玛丽从一开始就保护我。她很快就猜出我没有自称的那么大，并向我发誓一定不告诉别人。然后她看了一下我的衣服，说大多数都小了，而且太破烂。还说单靠母亲的披肩是过不了冬的，风会像吹透筛子一样吹透那披肩。她将帮我弄到我需要的衣服，因为霍尼夫人已对她说过我看上去像个叫花子。要让我穿得像点样子，因为帕金森夫人要在邻里中维护自己的面子。但首先要像土豆那样给我刮层皮；我就这么脏。

她说她要把霍尼夫人的坐浴浴盆借来。我听了很害怕，我从来没用过什么浴盆，况且我很怕霍尼夫人。但是玛丽说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况且，因为她带着很多钥匙，走起路来就像是一车旧铜壶，你总可以听见她来的声音。如果我再争执下去，玛丽就威胁要在外面给我洗澡，一丝不挂的，在后院水泵下洗。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我说我绝对不能这样做。她也说她当然不会那样做。但是，如果霍尼夫人听到这个建议，一定会同意的。

她很快就回来了，说只要我们用后把浴盆洗刷干净，就可以用坐浴浴盆。我们把浴盆搬到洗衣房，用水泵打来水，放在炉子上去掉寒气，便倒进浴盆。我叫玛丽站在门口，背对着我，不让人进来，因为我从来没把衣服脱光过。不过出于谨慎，我没脱衬衣。水不很暖和，到我洗完时，冻得直抖。幸好是夏天，要不我就一定会得要命的感冒了。玛丽说我还必须洗头发。尽管洗头过频会耗尽体内的力气（因为她曾认识一个女孩因洗头过多渐渐消瘦，最后死去），但还是应该三四个月就洗一次头。她看看我的头，说至少我没有虱子。但如果有的话，我就需要往头上抹硫磺松脂。她头上抹过一次，像臭鸡蛋一样的味儿在她身上留了好几天。

在我的睡衣晾干之前，玛丽借给我一件睡衣，因为她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洗了。她让我用一个床单裹住自己，走出洗衣房，走上后楼梯。她说我看上去很可笑，像个疯女人。

玛丽要霍尼夫人提前发我工钱，好买一条像样的裙子；我们第二天就请假进城去了。在我们离开前，霍尼夫人给我们布了次道。她说我们举止要稳重，办完事就回来，不要和陌生人搭话，特别是男人。我们说一定照她说的去做。

但是，我们恐怕还是绕了远路。我看见围着栅栏的房子和花园，还有商店。跟我在贝尔法斯特很短时间里所见到的商店相比，这里的不够多，也不够大。然后玛丽问我是否想看看妓女住的那条街，我说我怕，但她说没有危险。我确实很好奇，想看看靠出卖肉体来谋生的女人，因为我想如果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到了要饿死的时候，我总还是有东西可卖的，所以我想看看她们是什么样子。我们来到伦巴德街，但因为是上午，没什么可看的。玛丽说那儿有好几个妓院，不过在外面看不出来。但里面却很华丽，有土耳其地毯、水晶大吊灯和平绒窗帘。妓女住在里面有自己的卧室女侍，有女仆为她们送早饭，擦地板，铺床，倒便盆。她们整天做的只是穿了衣服，再脱下，仰面躺着，这比在煤矿或纺织厂做工要容易得多。

在这些房子里的是高级妓女，要价高得多，男人都是绅士，至少是付钱不错的顾客。但是低级妓女必须在外面走来走去，按小时租房间。她们中很多人得了病，二十岁就变老了，不得不在脸上涂上胭脂，好骗没钱的醉海员。虽然从远处看她们很高雅，头戴羽毛，身穿绸缎，但走近一看，便可发现她们的裙子又脏又不合身，因为她们身上的每根线都是租的。她们几乎没有买面包的钱，日子过得很凄惨。玛丽想不通她们怎么不跳湖自杀。她们中有人自杀，所以常有人发现尸体浮在港口。

我不知道玛丽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她笑着说如果我注意，会听到很多事，特别是在厨房里。她认识一个农村来的女孩就变坏了，过去她常在街上碰见她，但她不知道她以后怎么样了，恐怕没好结果。

然后，我们去了皇帝街，来到一个干货店，里面廉价出卖散棉花，还卖丝绸、棉布、细平布、法兰绒、缎子、格子花呢，要什么有什么。但我们必须考虑价格和用场。最后我们买了一块有用的蓝白相间的格子花布，玛丽说她会帮我做。不过，到真做的时候，她看见我针线做得这么好，针脚缝得这么细很吃惊。她说我做用人太可惜了，应该开店做女裁缝。

我们第二天从来卖货的小贩那儿买了做裙子用的线和纽扣。这小贩大家都认识，厨师非常喜欢他。他打开包，拿出货时，厨师就给他沏杯茶，切条蛋糕。他名叫杰里迈亚。他从车道来到后门时，身后跟着五六个破衣烂衫的顽童，像游行似的。其中有个孩子在用调羹敲着锅，所有的孩子都在唱，

杰里迈亚，在吹火，

呼，呼，呼；

先轻轻一吹，

然后大气直鼓！

他们一路嚷着来到窗口。等他们来到后门，杰里迈亚给了他们一分钱去买东西，孩子们就跑开了。厨师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宁愿要他们跟着他，听他的指挥，而不愿让他们向他扔泥块和马粪。顽童们常常这样捉弄小贩，因为小贩不能放下货袋去追他们。但如果他真的放下货袋，这些小无赖就会马上把东西抢走。所以他选择了明智的做法，即雇用他们，那歌是他教他们的。

这个杰里迈亚是个灵活能干的人，长鼻子长腿，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留着又黑又卷的络腮胡子。玛丽说虽然看上去他像犹太人或吉卜赛人（多数小贩都是犹太人或吉卜赛人），他其实是美国的北方佬，父亲是意大利人，到马萨诸塞州的纺织厂来做工。他姓庞太利，大家都喜欢他。他英语说得很好，但说话嗓音里有点外国腔。他有双敏锐的黑眼睛，微笑起来很开心，也很好看，他会不知羞耻地奉承女人。

他有很多东西我都想要，但是买不起。尽管他说我可先付一半，另一半可等他下次来时再付，可我不喜欢赊账。他有丝带、花边，还有线，纽扣有金属的、珍珠母的、木头的或骨头的（我买了骨头的），有白色的棉长袜，领子和袖口，围巾和手绢，还有几条衬裙，两件用过的紧身衣（洗得很干净，像新的一样），一双淡色的夏天用的手套（做得非常漂亮），还有金银色的耳环，不过玛丽说颜色会掉的；一个纯银的鼻烟盒；几瓶香水，像玫瑰花的味儿，味儿很浓。厨师买了一些。可杰里迈亚说她根本不需要用，因为她身上的味儿已经像公主了。她脸红了，咯咯笑起来，不过她已年近五十，身材并不美。她说她的味儿可能更像洋葱。他说她的味儿好闻得能吃，要夺男人的心先得满足他的肚皮。然后便露出大白牙微笑起来，他的牙齿在黑胡子的反衬下显得更大更白了。他又馋兮兮地看着厨师，舔舔嘴唇，好像她本人就是块美味的蛋糕他想一口吞下。厨师的脸更红了。

然后，他问我们是不是有东西要卖，我们知道他会给很好的价钱。艾格尼丝卖了她姨妈给她的一对珊瑚耳环，说这都是为了虚荣；但我们知道她是需要钱支援她的有困难的妹妹。马厩的吉姆走进来，说他想用自己的一件衬衣和染了色的大手绢换件更好的，他更喜欢的衬衣；他又加进一把木柄的折刀，便成交了。

有杰里迈亚在，厨房里就像在开聚会，霍尼夫人过来看看怎么这样吵闹。她说，杰里迈亚，我看你又在耍老花招了，又在占女人的便宜。但她是微笑着说这话的，这是很少见的。他说，是呀，他就是在占女人的便宜，有这么多漂亮女人他不能不动心，但是没有一个像她这样漂亮。霍尼夫人从他那儿买了两条上等细布手绢，不过她说他的生意要快些做，不能占一整天，因为女孩子们还有活儿要干。说完就叮当作响地走出厨房。

有人要他看手掌算命，但是艾格尼丝说那是和魔鬼打交道，帕金森夫人是不会让人知道在她的厨房里有人像吉卜赛人一样算命的。所以他就没算命。但是，在大家一再请求下，他模仿了一个绅士，那声音、风度及整个神态学得太活灵活现了，我们都高兴地鼓起掌来。他还从厨师的耳朵里变出一枚银币，并让我们看他可以吞下一把叉子，至少像是吞了下去。他说这变戏法的一套是他年轻调皮捣蛋时学的，当时他很野，在集市上工作。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诚实的商人，腰包被人掏过，心被我们这样残酷而又漂亮的女孩子弄碎过五十次。我们在场的都笑起来。

他把货物又重新装进袋里，喝了茶，吃了蛋糕，然后说没人能像厨师一样做这么好吃的蛋糕。但在走之前，他把我叫到跟前，又给了我一个纽扣，好与我买的四个配用。他把那扣子放在我手中，然后用他的手把我的手指合上。他的手指又硬又干，像沙子似的。但他很快地看了眼我的手说，五个有福气。因为他那样的人认为四是不吉利的数字，奇数比偶数吉利。他很快地用他那发亮而又充满智慧的黑眼睛看了我一眼，用旁人听不见的低声说，前面有尖利的大石头。我猜想总是有大石头的，先生，我在身后已留下了很多，但我绕过了它们幸存下来，所以我并不很害怕。

但他又对我说了句最奇怪的话。他说，我们命运相同。

然后，他就拿起货袋，拄着棍子走了。可我还在想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仔细考虑了之后，觉得他说的是我也无家可归，像小贩和在集市工作的人一样到处游荡。要不，我想不出他还会有什么别的意思。

他走了之后，我们都感到有些疲乏，无精打采的，因为我们这些在后房干活的人不是常有这样的娱乐机会的，既能好好看看这么多漂亮的东西，又有机会在白天这样地笑个不停，玩儿得痛快。

裙子做出来很好看。因为有了五个扣子而不是四个，我们在颈部用了三个，一个袖口一个。就连霍尼夫人也说我的样子变化很大。我一穿上合适的裙子，就显得利索、体面。

第一个月底我父亲来了，要拿我的全部工钱，但我只能给他四分之一，其余都用掉了。然后，他就开始骂人诅咒，抓住我的胳膊，但玛丽叫马倌来制止他。第二个月底他又来了，我又给了他四分之一，玛丽叫他下次不要来了。他就骂她，可她回骂得更厉害，并吹哨子招来些男的，就这样把他赶走了。我对这事心里很矛盾，因为我很可怜家里那些小的。我后来通过伯特夫人给他们带了点钱，可我不认为他们收到了。

我刚开始时做厨房洗碗女仆，把锅碗瓢盆洗刮干净。但他们很快发现大铁锅太重了，我弄不动。后来洗衣女仆离开去干别的活儿了，又来了一个新的，手脚不很利索。霍尼夫人说我要帮着玛丽清涮，拧干，挂，叠，轧平并缝补洗的衣服。我们俩都很高兴。玛丽说她要教我一些我应该知道的东西，并说我脑子灵，会很快学会的。

我弄错了什么，就会担心起来。然后玛丽会安慰我，她说我不该对事情这么认真。如果你不犯错误，就不可能学到东西。有时霍尼夫人对我说话严厉，我眼泪快掉下来，玛丽会说我不应该对她介意，她就是这个样子。她刚喝光一整瓶醋，现在全从舌头上出来了。她说，我还应该记住我们不是奴隶。我们不是一出生就是用人，也不是一辈子要做用人。这不过是个工作。她说在这个国家年轻女孩子受雇帮人是个习俗，为的是给自己挣点嫁妆，然后再结婚。如果她们的丈夫有钱，她们自己也很快会雇用人，至少会雇个全管性女用人。所以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整洁的农场住房的女主人，生活上独立。到时候我回想起在霍尼夫人手下受的种种苦难，一定会感到好笑。她说人人平等。在大洋的这边，大家都靠艰苦奋斗而不是靠祖父的地位起家，实际就应该这样。

她说做仆人就像做其他事一样，其中的诀窍有很多人永远也学不会，其实全在于怎样看待这事。比如，总是有人告诉我们要走后楼梯，这样可以不挡东家家庭成员的路。但事实恰恰相反，之所以要有前楼梯是为了要东家的人不挡我们的路。他们可以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各种小装饰品缓慢地在前楼梯上上下下，但家里真正的工作是在他们背后进行的，这样他们就不会搅在里面，干扰工作，让自己变得令人讨厌。尽管有钱，他们这些人既脆弱，又无知。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脚趾要冻掉了，也生不着火，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点火。很奇怪，他们倒会擤鼻涕，擦屁股。他们生来无用得就像神甫身上的生殖器——请原谅我的语言，先生，但这是玛丽的原话。如果他们明天没钱了，被赶上街，他们就是卖淫也养不活自己，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该往什么地方去。他们可能会把××——我不能说这个词——捅进耳朵；他们中很多人分不清自己的屁股和地上的一个洞。她又说了些关于那些有钱的女人的话，太粗了，先生，我不想重复，但我们俩都大笑起来。

她说诀窍在于不让别人看见就把活干完。如果他们中哪一个在你干活时突然出现，你就马上走开。不管怎么样，我们比他们强，因为我们洗他们的脏床单，所以我们对他们很了解。可他们没洗我们的脏衣物，所以根本不了解我们。他们很少有秘密能瞒过仆人。如果我哪天做了卧室女仆，我就要学会要像端一碗玫瑰一样端便桶，因为他们最恨的就是有人提醒他们，他们自己也有血肉之躯，他们拉的屎和其他人的屎一样臭（如果不是更臭的话）。然后她就背一首诗：亚当掘地，夏娃纺线，当年谁贵谁贱？

就像我说的，先生，玛丽是个心直口快的年轻女子，说话直来直去。她的思想非常有民主性，我是过了一段才习惯的。

房子最上层有个顶楼，分成好几间。走上楼梯，走过我们住的房间，再走下另外几节楼梯，就到了晾衣室。里面拉着好几根绳子，有几扇小窗户可在屋檐下推开。厨房的烟囱从这间房子通向房子上面。这房间冬天和下雨天时用来晾衣服。

通常来说，如果天气看上去不好，我们就不洗衣服。但是，尤其是夏天，天可能看上去还不错，突然间会乌云满天，接着就打雷下雨。雷暴雨是很凶猛的，雷声震耳，闪电像火球，一下子你会认为世界的末日到来了。第一次我吓坏了，跑到一棵树下哭起来。玛丽说这算不上什么，不过是雷暴雨。但是她又跟我讲了好几个故事，说人在田里，或者就在谷仓里，被闪电打死，还有一头牛站在树下也被打死了。

衣物挂在外面时，我们一见掉雨点就拿着筐子跑出去，赶快把衣物收进来。然后把它们拖上楼梯，重新挂在晾衣室里，因为不能放在筐子里时间太长，要不会发霉的。我很喜欢衣物在外面晒干的味儿，闻起来很新鲜。大太阳天衬衣和睡衣在微风里飘打着就像大白鸟，或是欢快的天使，只是没有头。

可是，当我们把同样的衣物挂在屋里，挂在光线灰暗的晾衣室里时，它们看上去就像苍白的鬼在黑暗中徘徊，微微发光。它们一声不响，没有形体，看着我就很害怕。玛丽很灵，一下就发现了我的恐惧，所以她就躲在床单后面，把脸紧贴着单子，让我看到她脸的轮廓，然后发出呻吟的声音。要不，她就会躲在睡衣后面，让袖子活动。她是想吓我，也总是能吓成，我会尖叫起来。我们就会在一排排衣物里互相追打，又笑又叫，但尽可能声音不要太大。我逮到她就会冲上去，挠她痒，因为她很怕痒。有时我们会把帕金森夫人的紧身胸衣穿在自己的衣服外面，胸脯挺得高高地走来走去，眼睛朝鼻子下看。我们会笑得站不住，一屁股坐在洗衣筐子里，躺在里面像鱼一样喘着粗气，笑够了才爬起来。

这不过是年轻人寻开心，闹起来有时不像样子。我肯定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先生。

我从来没见过谁有帕金森夫人这么多的拼花被子，因为这在大洋对面不很时兴，那儿的印花棉布没这么价格便宜，花色丰富。玛丽说这里的女子不亲手做三条这样的被子不能成亲。而且娶亲的被子图案最复杂，有“天堂之树”、“花篮”。其他图案，例如，“野鹅互相追逐”、“潘多拉的盒子”，都有很多拼块，也需要技巧。还有像“圆木小屋”和“九方块”都是日常用的，做起来也快得多。玛丽还没开始做自己结婚用的被子，因为她做仆人时没时间，但她已经做了一条“九方块”。

九月中旬的一个好天，霍尼夫人说应该把冬天的被子毯子拿出来晒晒了，以防天冷；也好把破裂之处缝一缝。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玛丽。被子放在顶楼，不靠着晾衣房，以防潮湿。它们都在一个松木箱子里，每床被子之间有层平纹细布隔着，箱内放的樟脑真能叫一只猫送命。那樟脑味儿叫我有些头晕。我们要把被子搬到楼下，挂在绳子上，用刷子好好刷刷，看看是否被虫蛀了。因为有时尽管有樟脑，而且放在松木箱里，蛾子还是能进去。而且冬天的被子不像夏天的被子里放的是棉花芯，里面放的是羊毛芯。

冬天的被子比夏天的被子颜色深，上面有红色、橘红色、蓝色和紫色，有的还有丝、平绒和缎块在拼块里。在监狱里这些年，我单独一人时（很多时候是一个人）会把眼睛闭上，面对着太阳，就会看见像那些被子里的颜色一样鲜艳的红色和橘红色。我们在绳子上挂了一排六七条被子之后，我觉得它们看上去像军队上战场时的旗子挂在那儿。

打那以后我就想，为什么女人要缝这些旗子，然后把它们铺在床上呢？因为她们想把床变成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后来我又想，这是为了发出警告。因为你可能认为床是件和平的物体，先生，对你来说它表示休息、舒适和睡一夜好觉。但并不是对人人都是这样；有很多危险的事可能在床上发生。我们是在床上生的，出生就是我们一生中的第一个危险；女人也是在床上生孩子的，这常常也是她们一生中最后一个危险。并且，男人女人之间的行为（我就不直说了，先生，但你也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也是在床上发生的——有人管这叫爱，也有人叫它绝望，也可能就是人必须经历的侮辱。最后，床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我们在床上做梦，床也常常是我们死的地方。

但我当时并没因为被子想这么多，这是后来我进了监狱才想到的。在监狱里你就有很多时间去思考，想什么也没人诉说，只好自己对自己说。

这里乔丹医生要我停一下，他好赶上记笔记，因为他说他对我刚才说的非常感兴趣。我很高兴，因为我很喜欢谈那些日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我想一辈子停留在那段时间里。所以我就等着，看着他的手在纸上动，心想能写这么快一定是件愉快的事。这必须靠练习，就像弹钢琴一样。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副好嗓子，会不会在晚上我被独自关在牢房时与年轻的女士唱二重唱。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他还算英俊，待人友好，还是单身。

那么，格蕾丝，他抬起头来说，你认为床是个危险的地方？

他的嗓音有点不同，也许在悄悄笑话我。我不该这么随便地跟他说话。我就暗自决定如果他用这样的腔调说话，我就不再随便说了。

当然，不是每次上床都是，先生，我说，只是我提到的那些时候。然后我就什么也不说，继续缝拼块了。

我好像得罪你了，格蕾丝？他说。我可不是有意的。

我又不作声地缝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我相信你，先生，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希望以后还能继续相信你。

当然，当然，他热情地说。请继续讲你的身世。我不该打断的。

你一定不想听这些普通的日常琐事，我说。

我想听你能告诉我的任何事，格蕾丝，他说。生活中的细节常常掩盖着重要的内容。

我弄不清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接着说。

我们终于把被子都搬下来，挂在外面晒，都刷过了。我们拿进来两条补。洗衣房里没人在洗衣物，我们就在那儿补被子，这里比顶楼凉快。并且，洗衣房里有个大桌子，我们可把被子摊开。

有条被子看上去很奇怪；上面有四个灰色的瓦罐，里面长出四棵绿柳树，每个角上有只白鸽子。或者说，我认为应该是鸽子，不过看上去很像鸡。中间用黑线绣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弗洛拉。玛丽说这是条纪念性的被子，是帕金森夫人为纪念一个亲爱的故世的朋友做的。这个做法在当时很时兴。

另一条被子叫“顶楼的窗户”。用很多拼片做成的，如果你从一边看盒子都是关上的，但如从另一边看盒子都是开的。我猜想关上的盒子是顶楼，打开的盒子是窗户。其实所有的被子都是这样，你可用两个办法看，一是看深色的拼片，二是看淡色的拼片。但是，玛丽刚说这名字时，我没听清，以为是顶楼的寡妇 ，就说，这倒是个很怪的名字。然后，玛丽告诉我正确的名字，我们都大笑起来，因为我们立即想到满是寡妇的顶楼。这些寡妇们都身穿黑裙子，戴着寡妇帽，挂着黑纱，一脸吊丧的神情，搓动着双手，在四周有黑框的信纸上写信，用带黑边的手绢抹眼睛。玛丽说，顶楼的盒子和箱子里会都装满了她们亲爱的已故丈夫头上剪下的头发。我补充说，没准她们亲爱的已故丈夫也在箱子里。

这又叫我们笑起来。就连听到霍尼夫人和她的钥匙丁零当啷地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我们都止不住笑。我们把脸埋在被子里，等到她开门时玛丽已恢复了常态，可我还是低着脸，肩膀抖得一起一伏的。霍尼夫人问，怎么回事，孩子们。玛丽站起来说，霍尼夫人，格蕾丝在哭她死去的母亲。霍尼夫人说，好吧，你把她带到下面厨房去，喝杯茶，但不要耽搁太长时间。她说，年轻的女孩子常爱哭，但玛丽不该宠着我，把事情弄得太过分。但她走了之后，我们抱在一起，笑得差点死去。

你可能认为我们这样嘲笑寡妇太自私了，特别我自己家死过人，更该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如果附近有寡妇，我们就更不该这样做，因为取笑别人的痛苦是不对的。但是，当时没有寡妇在跟前。我只能说，先生，我们是年轻的女孩子，女孩子常像这样发傻。况且，笑出来比憋炸了好。

然后我想到寡妇们，想到寡妇的驼背、寡妇走的小道和《圣经》里说的寡妇施舍的硬币（常有人要我们用人从自己的工钱中拿出一个硬币给穷人）。而且我想到男人在谈到年轻、有钱的寡妇时会又挤眼又点头，可是如果又老又穷，做寡妇就让人尊重了。当你仔细想想这些时，就会感到很奇怪。

九月天气非常好，有些天就像夏天似的。可到了十月，很多树变成红色、黄色和橘红色，好像着了火似的。我看也看不够。一天下午快到晚上时我在外面与玛丽从绳子上收床单，我们听见一个声音，像是很多哑嗓子一道在喊。玛丽说，快看，是野大雁向南飞去过冬了。天上黑压压的一片大雁。玛丽说，明天一早猎人会出来打鸟，想到这些野生动物就要被打死很让人伤心。

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要不是你是个医生，先生，我是不会对你说的。反正医生已经知道这些，所以你也不会感到吃惊。我在用痰盂解手，因为我已穿上睡衣，就要上床，黑乎乎地不想到外面去上厕所了。我无意中往下一看，发现有血，还有一些在我的睡衣上。我在从两腿中间流血，我想我要死了，就大哭起来。

玛丽走进来发现我这个样子，问怎么回事？我说我得了可怕的病，肯定要死了。我肚子疼过，可我没在意，心想是吃新烤出的面包吃多了，因为正巧那天烤面包。但现在我想起母亲，她开始时也是肚子疼，我哭得更厉害了。

玛丽查看了一下，我应该感谢她，当时她没笑话我，而是向我解释清楚。你会想我母亲生了那么多孩子，我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可事实是我知道生孩子的事，知道他们是怎么生出来的，甚至知道他们是怎么进去的（我在街上见过狗干过那事），但从来不知道这么回事。我没有像我这么大的朋友，要不我猜我也该知道这事的。

玛丽说，你现在是大人了。听了这话，我又开始哭了，但她用手臂搂着我，安慰我。连我母亲也不会这样，因为她不是太忙，就是太累或生病。然后，她把自己的红色法兰绒衬裙借给我，等我有了自己的再还她。她还教我怎样把布叠起来，用别针别上。她说有人说这叫对夏娃的惩罚，但她认为那样说很愚蠢。夏娃真正受的惩罚是不得不受亚当的气，因为只要出一点麻烦，亚当就要怪她。她还说如果肚子疼得不行，她会给我些柳树皮，让我嚼，就会好一些。她还可以把砖头在厨房的炉子上烧热，用毛巾包上，也能止疼。我很感谢她，因为她的确是个好心的好朋友。

然后，她要我坐下，帮我梳头，梳得又轻又舒服。她说，格蕾丝，你会很漂亮，不久你就会叫男人神魂颠倒。最坏的是那些绅士，他们认为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晚上你去上厕所时，他们正是醉醺醺的，就在那儿等着你，然后就上来抓住你，根本不讲道理。不得已时，要在他们的两腿间踢一脚，让他们尝尝厉害。所以最好是把门锁上，用痰盂。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男人都是一个样，开始他们会许诺，他们会说你要什么他们就给你什么。但你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见到他们履行诺言，绝不能做任何事。如果他给了你个戒指，一定要同时有个牧师。

我天真地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因为男人生来是骗子，他们为想从你身上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会说尽好话。然后他们会改变主意，乘下一班船溜之大吉。这时我发现她这说的和波琳姨妈过去对母亲说的一样，我懂事地点点头说她说得对，不过对她的意思还是不很清楚。她拥抱了我一下，说我是好孩子。

十月三十一日晚上，你知道先生，是万圣节前夕。他们说死人的灵魂都从坟墓里出来，不过这只是迷信。那天晚上玛丽回到房间，围裙下藏着什么。她说，快来，我向厨师讨来四个苹果。这个时节苹果很多，地窖里已经存了好几桶。我说，噢，是给我们吃的吗？她说我们过会儿再吃，但今天晚上你会发现将来与谁成亲。她说，她拿来四个，所以我们每人有两次机会。

她还让我看了从厨师那儿拿来的小刀，至少她是这么说的。实际情况是她有时不经允许就拿东西，这使我感到很紧张，不过她说只要用完了把东西再放回去就不算偷。但有时她并不放回去。她从图书室拿了一本沃尔特·司各特写的《湖上夫人》（那里共有五本），她大声读给我听。她还有一大堆从餐厅一根根拿回来的蜡烛头，她把它们藏在一块松动的地板下面；如果她拿这些是得到允许的，绝不需把它们藏在那儿。我们可以在晚上脱衣服时使用配给我们的蜡烛。但是，霍尼夫人说我们不能用得太浪费；每根蜡烛应该至少用一个星期，这可不够玛丽用。她还藏着一些安全火柴，所以我们吹熄发的蜡烛以后，她随时可以点燃另一根；现在她就点燃了两支蜡烛头。

这里是刀子和苹果，她说，你必须把皮削成一长条不断。然后不要往后看，就把苹果皮从左肩向后甩。苹果皮就会拼出你要嫁的丈夫的姓名的首字母，今晚你就会梦见他。

我还太年轻，不会想到丈夫，但是玛丽老是谈丈夫。等她把工钱攒足了，她会嫁给一个很好的年轻农夫。这农夫的田已开出，并已造好一幢好房子。如果没有这样的农夫，她可以找一个有圆木房子的男人，他们以后可造更好的房子。她连他们要养什么样的母鸡和牛都知道。她想养白色和红色的来克亨鸡和泽西种牛，因为她认为泽西种牛产的奶油和奶酪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拿起苹果，削了皮，一条整皮。然后我把皮向后甩，我们一起看它落下来的样子。无法知道哪边是上面，但我们最后决定是个J。然后玛丽就开始取笑我，开始列举她认识的所有男人名字开头是J的。她说我会与马厩的吉姆结婚，他斜眼，有狐臭，要么就是小贩杰里迈亚，他要英俊得多，不过我要到处走，不会有房子，只是像蜗牛一样背后背个包。她说我要过三次水才能成亲。我说这是她瞎编造的，她微笑了，因为我猜到了她在捉弄我。

然后该她了，她开始削皮。但是她第一个苹果的皮削断了，第二个也断了。我又给她一个，可是她太紧张，刚开始就削成了两半。然后，她笑着说这都是很傻的做法，便吃起第三个苹果来，把另外两个放在窗台上留到明天早上。我吃了自己的苹果。然后我们又开始用帕金森夫人的紧身胸衣开玩笑，但是尽管有说有笑，她却很不高兴。

我们躺在床上时，我感觉得出她还没睡着，只是仰面躺在我旁边，眼睛盯着天花板。我真睡着时根本没梦见丈夫。相反，我梦见母亲被裹尸布裹着，在蓝绿色的冷水里下沉。床单的上部开始掀开，它像是在风里呈波浪形，她的头发都浮开，像海藻一样漂动。但头发盖住了脸，我看不见她的脸。那头发的颜色比母亲的深，然后我便知道这不是我母亲，而是另一个女人。她在床单里并没死，还活着。

我很害怕，醒来时心跳很快，出了一身冷汗。但玛丽现在睡着了，呼吸很沉，天上正出现灰色和粉红色的晨光。窗外公鸡开始打鸣，一切照旧。所以我感觉好些了。

就这样十一月份过去了。树叶都从树上掉下来，晚上天黑得早了。天气阴郁灰暗，下着瓢泼大雨。接着，十二月份到了，地冻得绷绷硬，像块岩石，开始飘起小雪。我们住的顶楼房间现在已非常冷，特别是在早上，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爬起来，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玛丽说等她自己有了房子，她会把每个床的边上放一个用碎布编的小地毯，并且她自己要穿一双暖和的绒拖鞋。我们把衣服带上床，好在穿上之前温热，然后在被子里穿，以免脚趾都变成小冰柱子。盆子里的水会变得冰冷，洗手时冻得胳膊都疼。幸好我们两人睡个床。

但玛丽说这还不算什么，因为真正的冬天还没到，还会变得更冷，不过，好在他们会在屋子里生火，而且会生得时间长些。当仆人的日子要好受些，至少白天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可以在厨房里取暖。但客厅里刮着穿堂风，像是个谷仓。而且，只有站在壁炉边，才能感觉到暖和。帕金森夫人在没人的时候就把裙子撩起，暖暖屁股后面。去年冬天她的衬裙着了火，卧室女仆艾格尼丝听见喊叫，跑进去，吓得发起歇斯底里。马厩的吉姆往奥尔德曼·帕金森夫人身上压了条毯子，并叫她像桶一样在地板上滚了几下。幸好，她没被烧坏，只是烫焦了几处。

十二月份中旬，父亲叫我可怜的妹妹凯蒂来要我的工钱，他自己不愿来了。我很可怜凯蒂，因为原来压在我身上的负担现在压到了她的身上。我带她到厨房炉子旁边取暖，向厨师讨块面包。厨师说她的工作不是喂饱城里所有挨饿的孤儿，但她还是给了我。凯蒂哭着说她希望我能在家。我给了她二十五分钱，要她告诉父亲我只有这点了。很抱歉，我这是谎话，但我已感到不必对他说真话了。我还给了她十分钱，让她自己留着。我要她把钱放好，以备急用，不过她这时已到了急用的时候。我还把自己的一件穿小了的衬裙给了她。

她说父亲没有固定工作，只做些零活，但冬天有可能去北边砍树。他还听说西边有免费的土地，开春就过去。他真的这样做了，走得很突然，因为伯特夫人过来说我父亲没付欠的钱就走了。开始她想叫我付清欠款，但玛丽说她不能逼迫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付清一个成年人欠的债。伯特夫人并不是个坏女人，最后她说这不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父亲和其他孩子后来怎么样了。我从来没接到过一封信，在审判我时也没听说他们的消息。

圣诞节快到了，大家都很高兴。火烧得更旺了，食品店送来一篮篮订的食品，肉食店送来大块大块的牛肉和一头要整个烤的猪，为了过节，厨房里热闹极了。我和玛丽被从洗衣房调来帮忙。我们帮厨师搅搅拌拌，削苹果皮，并把苹果切成块，筛选葡萄干，碾碎肉豆蔻，需要时还搅鸡蛋。我们很喜欢干这活，因为可以这里尝一口，那里吃一口。我们还时不时地给自己刮些白糖，厨师没看见，要么就是看见了不管，因为她脑子里有很多事。

所有碎肉馅饼底下的面皮都是我和玛丽两人做的，不过上面的皮都是厨师做的，因为她说做上面的面皮需要技术，我们太小还不知道。她在馅饼上做上星星和其他优美的图案。她让我们把圣诞糕外面的一层层布打开，浇上白兰地和威士忌，然后再包上；那糕好吃极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味儿。

需要很多馅饼和蛋糕，因为这个季节有很多来访的客人，许多晚餐、晚宴和舞会。东家的两个儿子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回来了。他们的名字叫乔治先生和理查先生，两人似乎还不错，个子相当高。我没太注意他们，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回来不过意味着我们要洗的衣服更多了，而且有很多要浆要熨的衬衫。但玛丽总是从楼上的窗户里偷偷向院子里看，希望能在他们骑马出去时瞧上一眼。要么，就在他们与请来的女士唱二重唱时在走廊里偷听。她最喜欢的是《特雷利的玫瑰》，因为她的名字在里面。歌词是这样的：“噢不，她的眼睛里正在显露出真情，这使我热爱玛丽，特雷利的玫瑰。”她自己唱歌也很好听，脑子里记了不少歌，所以那两个公子有时到厨房来，闹着要她唱。她叫他们小淘气，可是他们俩比她还大好几岁。

圣诞那天玛丽给了我一双自己织的暖和的手套。我见她织过，但她很神秘，告诉我是为她的一个年轻的朋友织的，我不知道那朋友就是我。手套很好看，是深蓝色的，上面绣着红花。我给她一个自己用五块方的红法兰绒布做的针线包，上面缝起来，用两根小丝带收口。玛丽谢了我，并拥抱了我，还亲了我一下。她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针线包，绝对在商店里买不到。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针线包，一定要永远好好珍藏。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人们都坐着雪橇出去，马身上挂着铃铛，听起来很美。东家吃了圣诞晚餐之后，仆人们吃。我们有自己的火鸡，自己的碎肉馅饼，我们一起唱了圣诞颂歌，很高兴。

这是我度过的最幸福的圣诞节，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理查先生假日过后就回学校了，但乔治先生还在家待着。他受凉影响到肺部，咳嗽咳得很厉害。帕金森先生和夫人脸色很难看，医生来了，这让我紧张起来。但听说他得的不是肺病，只是发烧感冒，加上腰部风湿痛，必须保持安静，多喝热饮料。他的饮料喝不完，因为仆人们都很喜欢他。玛丽在炉子上把一个铁纽扣烧烫，她说只要把它放在痛处，对腰部风湿最有效果。她把纽扣送上去给他。

等他好些时，已是二月中旬，他已落了很多课，所以他说他要等到下学期再回去上学。奥尔德曼·帕金森夫人同意了，说他还要养养身体。这样大家都对他很照顾。他有那么多时间，可没多少事情干，这对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来说是很不好的。当然晚宴多得是，做舞伴的女士也很多，他们的母亲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为他安排婚礼。我想他是被宠坏了，这一点不是他自己的错，因为如果世界对你好，先生，你也就慢慢相信这是应该的。

玛丽关于冬天的话说得一点不假。圣诞期间雪下得很大，但那雪就像是床羽毛毯子，下了之后空气像是更暖和了。马厩的伙计闹着玩，扔雪球，但因为雪球是软的，砸到身上就变散了。

不久真正的冬天就来了，大雪认认真真地下起来。这次可不是软的，而是硬的，像是一个个小冰球。猛烈而又刺骨的风吹着雪，把它厚厚地堆起来，我害怕我们都要被活埋了。屋檐下出现了冰柱，走在下面还得小心点，因为这些又尖又硬的冰柱可能会掉下来。玛丽就听说有个女人被冰柱扎死了，那冰柱掉下来就像烤肉叉一样从她的身体穿过。一天下起了冻雨，所有的树上都浇了一层冰，第二天在阳光下看起来就像是上千个钻石。但是，树被压弯了，很多树枝都压断了。整个世界变得又硬又白，有阳光时非常晃眼，你非得把眼睛挡上，而且看的时间不能太长。

我们尽可能待在室内，要不很容易生冻疮，特别是在手指和脚趾上。男人们出去时用围巾把鼻子和耳朵包上，呼吸时冒出一股白气。东家的雪橇里有毛地毯，外出走亲访友时有外衣和大衣，可我们却没有这样暖和的衣服。晚上我和玛丽把自己的披肩盖在被子上，穿着袜子，并多穿一层衬裙上床。即便这样，我们也不感到暖和。到了早上火熄了，我们烧热的砖头也凉了，我们就像兔子一样地打哆嗦。

二月的最后一天，天气有所好转，我们冒险出去办事。我们把脚好好地用法兰绒布裹上，穿着从马厩伙计那儿讨来的靴子，用自己的和借来的披肩一层层把自己包起来，走到港口。那里的一切都冻硬了，湖岸上堆满了大块大块的冰。有块地方雪清干净了，女士们、绅士们正在滑冰。滑冰很优美，女士们就像是裙子下面安了轮子在冰上跑。我对玛丽说滑冰一定很开心。乔治先生也在那儿，跟一个戴着皮围巾的年轻女士手拉手地在滑冰。他看见我们，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招手。我问玛丽她滑过冰没有，她说没有。

大约在这时我发现玛丽变了。她常常晚来睡觉；就是来睡觉了，也不想说话。她听不见我跟她说什么，倒像是在听其他的什么。她老是向门外或窗外看，或朝我身后看。一天晚上她以为我睡着了，我看到她用手绢包着，把什么东西藏到她藏蜡烛头和火柴的那块地板下面。第二天，趁她不在，我打开一看，是个金戒指。我第一个猜测就是这是她偷的，这可比她过去偷的东西大得多，而且如果给人抓住，名声会很不好，不过这屋子里倒没人说丢了戒指。

她不像过去那样爱笑爱乐了，也不像过去那样干活利索了，我有点担心。但当我问她是否有什么事时，她就笑着说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她身上的味儿也变了，不再像肉豆蔻，而像咸鱼了。

雪和冰开始融化，有些鸟回来了，开始唱歌鸣叫，所以我知道春天快来了。三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正用筐子把洗干净的衣物从后面楼梯搬上楼，挂在晾衣室时，玛丽说她感到恶心。她跑下楼，到后院外屋后面。我也放下筐子，没带披肩就跟在她后面。我发现她没来得及到厕所，就跪在旁边的湿雪上，猛地一下吐起来。

我扶她站起来，她的前额又湿又黏。我说她该上床歇歇，但她生气地说是她吃了什么东西，一定是昨天的炖羊肉，吐出来就好了。但我也吃了同样的东西，却一点感觉也没有。她要我保证不告诉别人，我保证了。但几天之后她又这样，接着第二天又是如此，我真的紧张了。我过去常见母亲这样，也记得她吐出的东西有点像牛奶的味道；这下我就很清楚玛丽得了什么病了。

我想来想去，反复在脑子里寻思。到了四月底，我一定要她对我说实话。我很郑重地发誓说，如果她对我说了，我不会告诉别人。因为我知道她很想对人说，见到她晚上睡不着觉，眼圈下有黑圈，可见她被自己的秘密压得受不了了。然后她哭了，说我猜对了。那个男人本说要娶她，给了她一个戒指，她也信了他，因为她觉得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可现在他反悔了，话都不愿跟她说，她感到绝望，不知怎么办。

我问她那男人是谁，她不愿说。她说，一旦有人知道她所闯的祸，她就会被解雇，因为帕金森夫人的规矩很严。但她今后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女孩子就会回家，但她无家可回。没有哪个正派的男人愿娶她，那么她就要上街谋生，变成水手的娼妓。要不，她就没办法养活自己和孩子。这样的生活很快就会要她的命。

我为她伤心，也为自己伤心，因为她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朋友。我尽最大努力安慰她，但我不知道说什么。

五月份整整一个月我和玛丽经常讨论她该怎么办。我说一定有个济贫院之类的地方可以收容她，可她说她没听说过。不过即便有，年轻的女孩子进去了就要死，因为孩子一生下她们就会发烧。她认为在那儿生的婴儿都被悄悄地掐死，好不给公众带来负担。与其这样，她倒更愿意死在别处。我们也谈到自己接生婴儿的办法，然后悄悄地当孤儿送走，但她说很快就会有人看出她的情况。霍尼夫人眼睛很尖，她已说过玛丽长胖了，这事不能再继续瞒下去了。

我说她应该再和那个男人谈谈，希望他能通情理。她与他谈了，但等她回来时（一定在很近的地方谈的，因为她走了并没多久），非常气愤。她说他给了她五块钱，她说这孩子就值五块钱？他说她不能这样缠住他，因为他怀疑这孩子不是他的。她和他在一起时很顺从，很可能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时也很顺从。如果她要张扬出去，或者到他家里人那儿去告状，他就不承认，把她的名声弄臭。如果她想尽快了结这事，总是可以投水自尽的。

她说她曾真正地爱过他，但现在已不爱了。她把五块钱扔在地上，痛心地哭了一个小时。但后来我看见她仔细地把钱放在那块地板下面。

那个星期天她说她不去教堂了，只想自己走走。她回来时告诉我她到港口去了，想跳进湖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求她不要干这种可怕的事。

两天之后，她说她去过伦巴德街，打听到一个医生可以帮助她。妓女在必要时会去找这个医生。我问她这医生怎么帮她，她说我不该问，可是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医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她问我能不能把省下的钱借给她。我当时已省下三块钱，是想做条夏天穿的裙子。我说我非常愿意借给她。

然后她拿出一张纸（是她从楼下图书室拿来的）、笔和墨水。她写上：如果我死了，我的东西留给格蕾丝·马克斯。她签了名，然后对我说，我很快会死的，但你还会活着。她冷漠而又满怀怨恨地看了我一眼，我见她在背后用这种眼神看过其他人，但从来没这样看过我。

我被这事吓坏了，抓住她的手，求她别去找那个医生，不管他是谁。可她说她非得去，叫我不要管她，但我必须悄悄地把笔和墨水放回图书室的桌上，继续做我的活。明天吃完午饭她就会偷偷溜走。如果有人问，我就说她刚去厕所，要么就说她在晾干室，或者随便说什么。然后我就溜出去与她碰面，因为她回来时可能有困难。

我们俩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她按照说的做了，把钱系在手绢里，趁没人注意就溜出去了。我很快也溜出去找她。那医生住的房子挺大，街区也不错。我们从仆人走的入口进去，医生本人来见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数钱。他穿着黑外衣，块头很大，用严峻的目光看着我们。他要我在厨房的洗碗间等着，并说如果我把这事说出去，他就不承认见过我。然后他脱去外衣，挂在衣钩上，开始卷袖子，好像要打架。

先生，他看上去很像那个你没来前吓得我发病的那个量脑袋的医生。

玛丽跟着他走出去，脸色像床单一样白。然后我听见尖叫和哭嚎。过了一会儿，医生把她从洗碗间的门推进来。她的裙子全湿了，贴在她身上像是湿绷带，她几乎走不动了。我用双臂抱着她，用最大的力气把她从那个地方搀扶出来。

我们回到家时，她的身子几乎弯到地，用手捂着肚子。她问我是否能把她扶上楼，我扶她上了楼，她似乎很弱。我帮她穿上睡裙，扶她上床。她没脱衬裙，衬裙皱巴巴地夹在两腿中间。我问她医生做了什么，她说医生拿了个刀子，把里面的什么给割掉了。他说她会感到疼，也会流血，但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好了。她用了个假名字。

我现在才明白医生割掉的就是婴儿，我认为这太残忍了。但我又一想，这样只死一个人，要不会死两个人。要不这样，她一定要投湖自尽，所以我心里也找不出理由责怪她。

她很疼。晚上我烧热了一块砖头拿上楼，但她不要我叫任何人上来。我说我可以睡在地板上，因为那样她会舒服些。她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不管怎么样她都不会忘记我。我用围裙做枕头，裹在披肩里，躺在地板上。因为睡得不舒服，也因为玛丽痛苦的呻吟，我开始时睡不着。但过了一会儿，声音静下来，我睡着了，到天亮才醒。醒来之后，我发现玛丽已死在床上，眼睛瞪得很大。

我摸摸她，她身上已冷了。我吓得站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把卧室女仆艾格尼丝叫醒，扑在她怀里哭起来。她问，怎么回事？我说不出话，就拉着她的手，来到我们的房间玛丽躺着的地方。她抓住她，摇她的肩膀，然后说，天哪，她死了。

我说，艾格尼丝，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她会死，现在他们会怪我不早告诉他们她病了，但是她不让我告诉别人。我在抽泣，绞着自己的手。

艾格尼丝掀起被子往里看。睡裙和衬裙都被血浸透，床单也全是血，血干了的地方已变成褐色。她说，这事很糟糕。她要我待在那儿，她马上去找霍尼夫人。我听到她的脚步走远了。她似乎走了很长时间。

我坐在我们房间的椅子上，看着玛丽的脸。她眼睛睁着，我可以感到她从眼角看着我。我想我看到她动了一下。我说，玛丽，你在装死吧？因为她有时会躲在晾干室的床单后面装死吓我，可她这次不是装的。

然后，我听到两个人的脚步从走廊里走过来，我很害怕。但是我站了起来。霍尼夫人走进房间，她看上去并不悲伤，但很生气，也很厌恶，好像她可以闻到臭味。房间里确实有股味儿，那是床垫里的湿草发出的味，还有血的腥味。在肉店里你能闻到类似的味。

霍尼夫人说，这太不像话，太丢人了，我要去报告帕金森夫人。我们等着，帕金森夫人来了说，竟在我的屋顶下，这女孩多会欺骗人！尽管她在说玛丽，眼睛却直盯着我看。然后她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格蕾丝？我说，请原谅我，夫人，玛丽不让我说，她说到了早晨就好了。我哭起来，又说，我可不知道她会死！

我跟你说过艾格尼丝是个虔诚的教徒。她说，罪孽的工钱是死亡。

帕金森夫人说，格蕾丝，你很邪恶。艾格尼丝说，她只是个孩子，只是很听话。她只是照着吩咐的去做了。

我以为帕金森夫人会骂她瞎插嘴，但她没骂。她轻轻拉着我的胳膊，看着我的眼睛说，谁是那男人？应该揭露那个恶棍，让他罪有应得。我想是港口的一个水手，他们像跳蚤一样没良心。你知道吗，格蕾丝？

我说，玛丽不认识什么水手。是与一个绅士相好，他们已订婚了。只是他不守诺言，不愿娶她。

帕金森夫人厉声问道，哪一个绅士？

我说，对不起，夫人，我不知道。玛丽只说，如果你发现是谁，一定不会高兴的。

玛丽没说这些话，但我自己可猜到是谁。

听了这话，帕金森夫人陷入沉思，在房间里踱起步子来。然后她说，艾格尼丝和格蕾丝，我们不再谈这事了，否则只能引起新的不幸，增加痛苦。牛奶泼了哭也没用。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我们不要说玛丽的死因。我们就说是发低烧，这是最好的说法。

她用眼睛仔细盯着我俩，我们行了个屈膝礼。玛丽一直躺在床上，听我们编造这些关于她的谎言，我想，她对此心里一定不舒坦。

我没提那医生的事，他们也没问。也许他们根本没想到会有那一茬。他们一定认为只是丢了个婴儿（女人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玛丽是因此而死的（女人也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只向你一个人提到这个医生，先生，但我相信是那个医生用刀把玛丽杀死了，他和那个绅士一道干的。不总是动刀子的人才是杀人犯。玛丽是被那个无名的绅士杀死的，他实际上就像是亲手把刀插入她的身体。

帕金森夫人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霍尼夫人来了，说我们要把床单从床上拿下，一道与她的睡裙和衬裙洗干净，然后把尸体也洗净。把床垫拿出去烧掉，这些事都要我们自己去做。放被子的地方还有一个床垫套子，我们可在里面塞满草，再拿个新床单来。她问玛丽是否还有一件睡裙可穿在身上，我说有，玛丽有两条，但另一件还在洗。我说我可把自己的一件给她。她说在把玛丽收拾干净之前不要对人提她死的事。我们要给她盖好被子，把她的眼睛闭上，头发梳理整齐。说完她就走了，我和艾格尼丝照吩咐的去做。玛丽的尸体搬起来很轻，但为她料理后事却是件很沉重的事。

艾格尼丝说，这事很蹊跷，我想知道谁是那男人，然后她看着我。我说，不管他是谁，他还好好活着，很可能现在正吃着早饭，脑子里根本对可怜的玛丽想都不想，好像她不过是肉铺里挂着的一个躯体。

艾格尼丝说，我们都必须经受夏娃的惩罚。我知道，如果玛丽活着的话，一定会感到这句话可笑。然后，我非常清楚地听见她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说，“让我进来。”我吓了一跳，仔细看着玛丽。她这时躺在地板上，等我们把床收拾好。看不出她说过什么话，眼睛还睁着，瞪着天花板。

这时我突然感到害怕，我还没开窗户。我马上跑过去，把窗户打开。我一定听错了，她是在说“让我出去”。艾格尼丝说，干什么呢？外面像冰柱一样冷。我说，这里的味道叫我想吐。她也认为这房间要透透气。我是希望玛丽的灵魂能飞出窗口，而不是留在房内，对着我耳朵说悄悄话。但我不知道是否这已太晚了。

我们总算都干完了。我把床单和睡裙裹成一卷送到洗衣房去，用水泵打上来一大盆冷水，因为只有冷水才能把血迹洗掉，热水只能让血渗在里面。幸好洗衣的女仆不在洗衣房，她在厨房里加热熨斗，正与厨师嚼舌头。我擦洗了一阵，血洗下来一大半，水都洗红了。我把水倒掉，又装了一盆水，让洗的东西浸泡一下，我还倒了些醋，除去些味道。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吓的，我的牙齿在打颤，等我再上楼时，感到有点头昏。

艾格尼丝在房间里守着玛丽。一切都安置好了，她的眼睛闭上了，像是在睡觉，两手呈十字状放在胸前。我告诉艾格尼丝我所干完的事，她要我去告诉帕金森夫人一切准备完毕。我去了，又回到楼上。很快就有其他仆人来看，有的在哭，很悲伤，这倒有点心肠。但也有人见死了人感到一种很奇怪的兴奋，我可以看出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流得比平常快。

艾格尼丝向大家解释说，这是很突然的发烧。像她这样一个虔诚的女人，挺会撒谎。我站在玛丽脚边，一声不吭。一个说，可怜的格蕾丝，早上醒来发现她硬冷地躺在你旁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另一个说，想想都起鸡皮疙瘩，我的神经可受不了。

然后，就好像真是这样的情况，我脑子里可以想象出：醒来玛丽就在我身旁，我摸摸她，发现她不跟我说话，然后我可以感到自己的恐惧和痛苦。就在这时，我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他们说，我这样躺了十个小时。尽管他们又是掐，又是打，又是洒冷水，又是在我的鼻子下烧羽毛，没人能把我弄醒。等我真正醒来了，我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儿地问格蕾丝上哪儿去了。他们告诉我，我就是格蕾丝。我不相信，哭起来，想跑出房子，因为我说格蕾丝丢了，跳进了湖里，我要去找她。他们后来告诉我，当时他们很担心我被这一切吓得神经错乱了。想想所发生的一切，也实在怨不得我。

然后我又陷入沉睡。我再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了。我已清楚我就是格蕾丝，玛丽死了。我记起我们向身后甩苹果皮的那个晚上，玛丽把皮削断了三次。现在都得到了证实，她什么人也没嫁，也再不会嫁谁了。

但我一点也记不起我在这两次长眠之间醒来时说的那些话和做的那些事了，这使我很担心。

就这样，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结束了，一去不复返了。 y3WYfPVQWGOLPSEuuqvTFkVZPKMV9ZumLA19GEO1eXV6hle8dSMfkqdyQw4uMb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