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格蕾丝·马克斯。我是住在多伦多市的约翰·马克斯的女儿。我父亲的职业是石匠。大约三年前我们从北爱尔兰来到这个国家。我有四个姐妹，四个兄弟，其中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七月份已满十六岁。在到加拿大后的三年里我在不同的人家做过留宿用人。……

——格蕾丝·马克斯1843年11月17日在监狱里向乔治·沃尔顿先生做的自愿招供，《明星及抄本报》，多伦多

……整整十七年来，

我丝毫不怀疑

与世上其他女人相比

我的命运是多么不同。

原因必定是，一步一步

命运变得如此可怕而奇怪：

这些奇怪的痛苦蹑手蹑脚地悄悄走进

我的周围和我的私生活，

在我坐的地方坐下，在我躺的地方躺下；

有人发现我很熟悉恐惧，

朋友闯进门，手拿火炬大叫道

“怎么，庞匹利亚，你就这样在山洞里？

“怎么你那只胳膊搂着一只狼？

“那个又软又长，——盘在你脚前后

“舔着你的膝盖的，——是条蛇！”

其他等等。

——罗伯特·勃朗宁，《戒指与书》，1869

这是我和乔丹医生坐在这个房间里谈话的第九天。这九天不是一天接一天，因为这中间有星期天，而且有些天他没来。我过去曾从我的生日起记数，然后从我到这个国家的第一天起记数，然后从玛丽·惠特尼去世的那天起记数。在这之后从七月里发生最坏的事情那天起记数，此后我便从进监狱的第一天起记数。可现在我在从与乔丹医生坐在缝纫室里的第一天起记数，因为你不可能总是从同一件事起记数。要不，会让人厌烦，时间会越拉越长，简直让人受不了。

乔丹医生坐在我对面。他身上散发出剃须肥皂（英国造的那种）的味道，耳朵的味道，并带有他靴子的皮革的味儿。这给人以安慰，我总是期望能闻到这味儿。在这点上，有盥洗习惯的男人比没有的好。他今天放在桌上的是个土豆，但他还没问我关于土豆的问题，所以我们两人只是坐在这儿。我不知道他想让我说些什么。我只能说我这辈子削了很多土豆，也吃了许多。新鲜的土豆放些黄油和盐，可能的话放些欧芹，好吃极了。就连放了一阵的大土豆烤着吃也很好吃；我可没什么更多的可谈。有些土豆像婴儿的脸，或者像动物，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像猫。但这个看上去只像个土豆，别的什么也不像。有时我认为乔丹医生头脑有点不正常。不过，如果他喜欢的话，我宁愿与他谈土豆，而不愿根本不与他谈话。

他今天换了条领带，红底带蓝点，或是蓝底带红点。在我看来有点太艳了，但我不能盯着他看，让他知道我的感觉。我需要用剪刀，就向他要，然后他叫我开始谈。我就说，今天我将缝好这个被子的最后一块拼布。这块缝好后，所有的拼块就要缝在一起，然后做成被子。这条被子是给狱长的一个小女儿的。图案叫“圆木小屋”。

有“圆木小屋”图案的被子是每个少女出嫁之前必须有的，因为它意味着家。中间总是有个红方块儿，那是壁炉里的火，这是玛丽·惠特尼告诉我的。我没提这个，因为我认为这太普通了，他不会感兴趣。不过这并不比土豆更普通。

他说，你缝完这个下面干什么呢？我说，不知道。我想他们会告诉我的。他们不让我做被子，只让我做拼块儿，因为那是很细的活儿。狱长太太说如果让我做教养所其他人做的一般缝纫活儿，如缝邮包、制服等，就是浪费人才。但是不管怎么说，做被子的活安排在晚上，到时候会有个晚会，可我是不会被邀请参加晚会的。

然后他说，如果你能给自己做条被子，你想选什么图案？

毫无疑问，我知道答案。我想做条与帕金森夫人的被子柜里的“天堂之树”图案一样的被子。我过去常把它拿出来，借口想看看要不要补，其实就是想欣赏一下。那是条可爱的被子，全用三角拼块做的，暗色的做叶子，淡色的做苹果。做工很细，针脚就像我做的这么小。不过我给自己做时，边会做得不同。她的被子是“野鹅相互追逐”的边，而我的会是绞在一起的边。一条淡色，一条深色，他们管那个边叫葡萄藤边，藤条像前客厅的镜子上的葡萄藤一样绞在一起。那要下很多功夫，花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只我一个人用，我愿意做。

但我告诉他的却与我想的不一样。我说，我不知道，先生。也许会是“约伯的眼泪”，或是“天堂之树”，或是“蛇形栅栏”；或是“老处女的谜”，因为我是个老处女，你说是不是，先生？而且，我也已经感到非常迷惑了。其实我说后面这句话只是想闹着玩。我没给他直接的回答，因为如果大声说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会有厄运，好事就永远不会发生。反正不管怎么说，好事也不可能发生。只是要保证你想要的东西或想要东西这件事本身不让别人知道，要不你就可能会因此受罚。玛丽·惠特尼就是吃的这个亏。

他写下被子的名称。他问，是天堂的很多树，还是一棵树？

一棵，先生，我说。一个被子上也可以有不止一棵树。我就看见过四棵树的树顶都朝中间，但那还是一棵树。

为什么呢？你说，格蕾丝？他问。有时他像个孩子，总是问为什么。

因为这是那个图案的名称，先生，我说。还有“生命之树”，那是另一种图案。你还可以有“诱惑之树”，还有“松树”，那个图案也很好看。

他记下这些。然后他拿起土豆看起来。他说，这样的东西长在地下很奇妙。你可以说它在睡眠中成长，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

是啊，我不知道他想让土豆长在哪儿，我可从来没看见它们吊挂在树上。我没说话。他说，还有什么也在地下，格蕾丝？

还有甜菜，我说。胡萝卜也一样，先生，我说。它们生来就这样。

他好像对我的回答感到失望，没记下。他看着我，在想什么。然后他说，你做过梦吗，格蕾丝？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我想他是问我是否梦见未来，以及我对自己这辈子有什么计划，我认为这是个残酷的问题。因为我死前会一直被关在这儿，我没什么光明的前景去想。或者，也许他是问我是否白日做梦，像少女一样对哪个男人有幻想。如果不是更残酷的话，这样的解释也很残酷。我有些生气，并带有责备口气地说，我做梦有什么用呢？你这样问有些残酷。

他说，不，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问的是你晚上睡觉时做不做梦？

每个人都做梦，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尖刻地说，因为这又是他那种绅士的胡说，我还是有点生气。

是啊，格蕾丝，但是你做梦吗？他问。他没听出我的语气，或者他假装没听出。我可以什么话都对他说，他不会生气或感到震惊，甚至都不觉得吃惊，只是用笔记下。我猜想他对我的梦感兴趣是因为梦是有意思的，至少《圣经》里是这样写的。比如，法老和肥牛瘦牛，以及雅各看见天使上下天梯 。有种被子就叫“雅各的天梯”。

我做梦，先生，我说。

他说，你昨晚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我站在金尼尔先生的厨房门口。那是夏天的厨房。我在擦地板，我记得这点是因为我的裙子还掖在上面，我光着脚，脚很湿，还没把木底鞋穿上。有个男人在那儿，就站在外面台阶上。像是小贩似的，就像小贩杰里迈亚，我曾从他那儿买过钉在新裙子上的扣子，麦克德莫特买过四件衬衣。

但那不是杰里迈亚，是另一个人。他的货袋已打开，东西都摊在地上。丝带、纽扣、梳子和布料，在梦里这些东西都发亮。丝绸和开司米披肩，印花棉布都在太阳光下闪亮，因为这时正是仲夏时节的大白天。

我感到这人我过去认识，但他把脸撇过去，我看不出是谁。我可感到他在往下看，看着我的光腿，从膝盖往下都光着，因为我在刷地，腿也不干净。但干净不干净，腿总是腿，我还没把裙子放下。我想，让他看吧，可怜的男人，他来的那个地方没有女人的腿。他一定是个外国人，走了很长的路。他看上去面色有些发黑，很饿的样子，要么我是在梦里这样想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不再看了，想要卖给我点什么。他手里有件我的东西，我想把它要回，可我没有钱，就没法从他那儿赎回。我们来交换好了，他说，我们来谈个价。你说你给我什么，他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他拿着的是我的一只手。这时我看得很清楚，这手又白又皱，他抓住手腕，让手像只手套一样耷拉下来。但是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两只都在，长在手腕上，像通常一样从袖子里伸出。我便知道那第三只手是另一个女人的。她是一定要来找手的，如果手在我这儿，她会说我偷她的；但我不再想要这手了，因为一定是有人把它割下的。可不是，还有血呢，浓浓的像糖浆似的向下滴。但我并不像醒着时看到真血那样感到恐怖，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我却在担心别的什么事。身后传来长笛奏起的音乐，这使我感到很紧张。

走开，我对小贩说，你必须马上走开。但他还是撇着头，动也不动，我猜想他在笑话我。

可我所想的是：血会滴在刚擦净的地板上。

我说，我记不得了，先生。我记不清昨晚梦见什么了。是让人糊涂的梦。他把这话记下了。

我很少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财产，没有衣物，没有隐私可言，我要为自己保留些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做的梦究竟会对他有什么用？

然后他说，好吧，给猫剥皮的方法多种多样 。

我感到他用词很怪，我就说，我不是只猫，先生。

他说，我记着呢，你也不是狗，他笑了。他说，问题是，格蕾丝，你是什么呢？是鱼还是肉，还是好的红鲱鱼？

我说，你说什么，先生？

我不喜欢别人叫我鱼，我想离开那房间，只是我不敢。

他说，让我们从头开始。

我说，哪个头啊，先生？

他说，你生命的头。

我像其他人一样，出生到世上来，先生，我说，还是有点生他的气。

我这里有你的供词，他说，我来读一下你当时怎么说的。

那其实不是我的供词，我说，那只是律师让我说的话，以及报社来的人编的。你如相信那些，你应该也相信胡话满篇的小报。我第一次见到报社来的人时，我想，你妈妈知道你出来了吗？他跟我差不多年轻，不该为报纸写文章，因为他还没长出胡子。他们都是这样，乳臭未干，就是一头撞在事实上也不会知道那就是事实。他们说我十八或十九岁，不超过二十岁，其实我才十六。他们连名字也写不对，杰米·沃尔什的名字被他们拼成三种不同的拼法。麦克德莫特的名字也拼错了。他们把南希的名字写作安，她活着时从来没用过那个名字。名字都弄错，怎么能指望他们不在其他方面出错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编造出任何内容。

格蕾丝，他又说，谁是玛丽·惠特尼？

我很快地看了他一眼。玛丽·惠特尼，先生？你从哪儿见到这个名字？我说。

这是写在你的肖像下面的，他说。在你的自供前面：格蕾丝，又名玛丽·惠特尼。

啊，对了，我说。这肖像不像我。

那么玛丽·惠特尼呢？他问。

啊，那不过是詹姆斯·麦克德莫特带我跑时我在刘易斯顿客栈用的名字。

他说我不该用我的真名，以防他们来找我们。我回想起他当时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好叫我按照他说的去做。

你就用了当时想起的一个名字？他说。

不，先生，我说。玛丽·惠特尼曾是我的一个朋友。她当时已去世了，先生，我想她不会介意我借用她的名字。她有时还把她的衣服借给我穿。

我停了一会儿，考虑如何适当地解释这事。

她总是对我很好，我说；如果没有她，我的故事会完全不同。

我记得小时候听过这样的顺口溜：

针头针脑，针头针脑，

男人娶亲，请进烦恼。

这里可没说女人的烦恼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先生，可能我的烦恼一生下来就开始了，因为他们说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要是我能自由选择的话，绝对不会选上帝给我的父母。

我的自供一开始说的是真的。我的确是从北爱尔兰来的；不过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写：两个被告都供认他们是从爱尔兰来的。这样说好像从爱尔兰来是罪恶，我不知道那是罪恶，尽管他们常这样认为。但是，我们家是清教徒，这就不同了。

我所能记得的是一个临海的、多岩石的海港，土地的颜色绿里带灰，没有很多树。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的大树时还有些害怕，因为我想不通树怎么会长这么高。我不太记得那地方了，因为我离开时还是个孩子。我记得的只是碎片，像是一个被打碎的碟子。总是有几块瓷片像是另外一个碟子上的；可是又有些空缺之处，你放哪块都不合适。

我们住在一个简易的小屋里，屋顶是漏的，只有两个小房间。小屋在村边上。村子靠着一个镇子。这个镇子的名字我没告诉报纸，因为我的姨妈波琳可能还活着，我不想给她带来耻辱。她对我的印象总是很好，不过我也曾听到她跟我母亲说，在没什么前景的情况下，她父亲又是这副样子，真能期望我怎么样呢。她认为我母亲下嫁了；她说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她认为我的命运也会如此。但她却对我说我应该抗命，给自己定个高价，不要像我母亲那样碰见第一个表示好感的人不查家庭或背景就同意。要我对陌生人有戒心。当时我才八岁，不懂她在说什么，不过这仍然是好意的忠告。我母亲说波琳姨妈是好心，但是她定的标准太高，不是人人都能达到那样的标准的。

波琳姨妈和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罗伊姨父（他的肩膀向下塌，说话很直率），在附近的镇子里开店铺。除去一般的货物，他们也卖裙料和花边，还有些从贝尔法斯特买来的亚麻，他们的生意做得不错。我母亲是波琳姨妈的妹妹，长得比波琳姨妈漂亮。波琳姨妈的脸色像砂纸，瘦得浑身都是骨头，她的指关节像鸡的膝盖那么大。但我母亲的头发很长，是金棕色的，所以我的头发也是金棕色的，她的蓝眼睛圆圆的，像娃娃似的。她出嫁前住在波琳姨妈和罗伊姨父处，帮他们照料小店。

我母亲和波琳姨妈是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的女儿，她们的父亲早已死去。据说他用教堂的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所以他死时没给她们留一分钱，她们姐妹俩被赶出去自己谋生。但她俩都受过教育，会绣花、弹钢琴，所以波琳姨妈也认为自己下嫁了，因为开店不是有教养的女士的营生。但是，虽然罗伊姨父未经雕琢，却是个好心肠的人，而且很尊敬姨妈，这点是很重要的。每当波琳姨妈察看她的亚麻织品壁橱，或是清点她的两套餐具（一套平常用的和一套最好的真瓷器），她都很感激自己的幸运之星保佑，因为一个女人的境况可能会比这糟得多；她的意思是我母亲的境况就糟得多。

我认为她说这些话不是为了伤害我母亲的感情，尽管实际结果是这样的，母亲听后总是要哭。我妈妈从小就在波琳姨妈的控制下长大，后来还是如此，只是又加上了我父亲的控制。波琳姨妈总是告诉她要勇敢地面对我父亲，而我父亲却要她勇敢地面对波琳姨妈。他们这样从两边压她，把她挤扁了。她这人胆小，爱犹豫，软弱，弱不禁风，这过去很让我生气。我想让她坚强些，这样我就不一定要这么坚强了。

我父亲根本就不是爱尔兰人。他是从北边来的英国人，但他为什么来爱尔兰从来没人知道，因为多数喜欢旅行的人都是往英国去的。波琳姨妈说他一定是在英国遇到了麻烦，跑到这儿来避难的。马克斯没准不是他的真名。她说，应该是马克，就像是该隐身上的标记，因为他看上去很有杀相 。但她这话只是后来当情况变得很糟时才说的。

我母亲说，起初父亲看上去是个不错的年轻人，人很实在，就连波琳姨妈都不得不承认他很英俊：高个子，黄头发，牙齿齐整。他们成亲时，他口袋里还有钱，前景也还不错。因为他确实是个石匠，就像报纸上所说的。即便这样，波琳姨妈还是说若不是我妈妈不得已，绝不会与他成亲。这事没张扬出去，不过有人说我大姐马莎大得不像七个月早产的孩子。这是因为我母亲太随和；很多年轻的女人都吃了这个亏，她告诉我这些只是为了要我不再吃亏。她说我母亲很幸运我父亲能同意与她成亲。她承认他这事做得不错，因为大多数男人一听到这消息就会跳上下班船，离开贝尔法斯特，把她晾在岸上。如果真是那样，波琳姨妈能帮妈妈什么忙呢？她还得考虑自己的名声和铺子。

所以，我父母各自都感到被对方拴住了。

我不相信我父亲开始就是个坏人。他只是容易上当，而且生活总是与他作对。因为他是英国人，即便在清教徒圈子里也不太受欢迎，因为他们不喜欢外来户。同时他还说我姨父说他施手腕骗我母亲与他成亲，他好过悠闲的日子，占用他们的店铺赚的钱。这话说对了一半，因为他们看在我母亲和孩子们的面上是不会拒绝他的。

我很小就听说了这些。我们屋里的门都不厚，我又是个耳朵长的孩子。加之我父亲喝醉酒后声音很大；而且他只要话匣子打开，就不注意有谁可能像老鼠一样悄悄地站在拐角或窗户外面。

他常说他的孩子太多。即便对比他富的人来说，这些孩子也太多了。就像他们在报上写的，我们兄弟姐妹九人，九个活着的。他们没把死的算进去。死了三个，这还不包括没生下就死的那个婴儿，他连名字都没有。我母亲和波琳姨妈管那孩子叫丢掉的婴儿。我小的时候曾不明白他丢在哪儿了，因为我以为他就像一分钱一样丢了。如果丢了，那么或许哪天还可以找到。

另外三个死的埋在教堂的墓地里。尽管母亲越来越喜欢祈祷，我们却越来越不常去教堂了，因为她说她不想让她可怜的孩子们衣衫褴褛地像麦田里的稻草人一样在众人面前走过，穷得连鞋子也穿不上。我们去的只是个教区教堂，但是尽管她性情软弱，却很自尊。而且作为牧师的女儿，她知道怎样到教堂才体面。她非常想再体面起来，也想让我们体面。但是没有适当的衣服穿，要体面是非常难的，先生。

我过去倒是常去教堂墓地。教堂只有牛棚那么大，墓地杂草丛生。我们的村子过去大些，但很多人搬走了，到贝尔法斯特的厂里去了，或者渡洋走了。所以常常是全家都走了，没人照管坟地。母亲叫我把小孩子们带出去玩时，我常常带他们去墓地。我们到那儿去看死去的那三个，也看其他的坟墓。有些坟墓已年头很久，墓碑上刻有天使的头，不过那些天使看起来更像大饼上安两个瞪大的眼睛，两边的翅膀从应该是耳朵的地方长出。我不明白头怎么没有身体能飞，我也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在天堂，又在教堂墓地，但人人都说是这么回事。

我们家的三个早逝的孩子没有墓碑，只有木头十字架。他们的坟上现在一定长满了杂草。

我九岁时，姐姐马莎就离家去帮人了，所以她原在家里做的活儿都落到我身上。两年之后，哥哥罗伯特出海到一艘商船上做工，走后便再没音信。我们不久之后也离开了，即便他带信回来我们也收不到。

这样就剩了我和五个小的在家，还有个快要生了。我已记不得什么时候母亲不处于他们所称的“虚弱状态”之中了。不过，在我看来那状态一点也不虚弱。他们还管这叫做不幸的情况，这还差不多——不幸的情况之后便是幸福的事件，尽管后来的事件不总让人幸福。

父亲到这份上已经受够了。他会说，你又要生个小无赖做什么？你这么多还不够吗？你是止不住了，又一张嘴要吃。好像他自己与此无关似的。我还很小的时候，大约六七岁时，我把手放在母亲又圆又紧的肚皮上，问她里面是什么，是不是又一张要吃饭的嘴。母亲苦笑着说，我猜想是吧。我脑子里浮现出一张巨大的嘴，长在像是墓碑上那些天使似的头上，但长满了牙，从母亲肚子里开始吃。我哭起来，因为我想它会把母亲吃死的。

父亲常出门，甚至出远门到贝尔法斯特去为雇用他的建筑商干活儿。活儿做完了，他就回家来住几天，然后再出去找活做。他在家时就去小酒店，不愿在家听小孩哭嚎。他说一个男人在这样的吵闹声中听不见自己思考。有这么一个大家，他必须好好思寻，但是要养活这一大家是他力所不及的。可是他的思寻多数是在酒杯里进行的。他一醉就发脾气，大骂爱尔兰人，骂他们是一伙下贱的、没用的小偷恶棍，接着就有人跟他打起来。但他很有劲儿，很快便没剩几个朋友了。好像他们跟他一道喝酒还行，但他们不愿在有冲突时挨他的拳头。所以他就越来越多地独自喝酒。酒越喝越烈，晚上也回来得越来越迟，他便开始遗忘白天要做的工作。

就这样，他有了不可靠的名声，找他干活的人越来越少了。他在家的时候比不在家的时候更糟，因为这时他不仅仅是在酒店发火了。他会说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给他这样一大窝孩子，世界上再不需要我们了，我们早该像放在布袋里的小猫一样全淹死。这时小些的孩子就被吓坏了。所以我就带着四个大些的、能走远路的孩子，手拉手地排成一排走到教堂墓地去摘野草。要么我们就去港湾，在岸边的岩石上乱爬，用棍子去捅搁浅的海蜇，或在水潭里寻找能找到的东西。

或者，我们会到渔船停泊的小船坞去。我们本不该去的，因为妈妈怕我们会滑倒淹死。但是我还是把小的带去，因为有时渔民会给我们一条鱼，一条很好的鲱鱼或是鲭鱼，不管什么样的食物家里都很需要。有时我们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吃什么。母亲不让我们乞讨，我们也就不乞讨，至少不用言语乞讨。但是五个破衣烂衫的小孩的饥饿的眼睛是让人不能不动心的，至少当时在我们村是这样。所以多半情况下我们会拿到鱼，然后自豪地拿回家，好像是我们自己逮着似的。

我坦白，当我让小弟妹在船坞边坐成一排，他们一条条小光腿在岸边垂下时，曾产生过邪念。我想，我蛮可以推下去一两个，这样就没这么多张嘴要喂，也没这么多衣服要洗了，因为当时大部分衣服是我洗的。但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无疑是魔鬼放进我头脑的念头。要么是父亲放进我头脑的，因为在那个年龄我还是在设法让他高兴。

不久之后，父亲和可疑的人搅在一起，有人看见他跟一些名声不好的奥林奇党人 在一道。二十英里外有个亲天主教的新教徒绅士的房子被烧，另有一个脑袋被敲碎。父母谈到这些，他问她到底期望他怎么赚钱，她至少应该为他保密。这倒不是说可以相信女人，因为她们只要看男人一眼就会出卖他，让这些女人下地狱太便宜了她们。但当我问母亲是什么秘密时，她拿出《圣经》，说我必须对《圣经》发誓要保密。如果我不守这样神圣的诺言，上帝会惩罚我。这使我很恐惧，因为我可能不小心说出来，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秘密。受上帝惩罚一定很可怕，因为他比我父亲还要大得多。打那以后，不管是什么秘密，我总是很小心地为别人保守。

有段时间家里有了钱，但情况没有好转。父母常吵，不过不是我可怜的母亲说了什么才引起争吵的。波琳姨妈来时，母亲会对她耳语一阵，并把胳膊上的青紫伤痕给她看。她哭着说，他过去不是这样的。波琳姨妈会说，但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不过是双带洞的靴子。你从上面填进的越多，底子漏掉的也就越多。这真丢人，让人感到羞耻。

罗伊姨父乘着他们的一匹马拉的双轮轻便马车与姨妈一道来，带来他们的鸡下的蛋和一块咸肉，因为我们自己的鸡和猪早就没了。他们坐在前面的房间里，那里挂满了正在晾干的衣服，因为在那种气候里你刚把衣服洗好趁太阳好晾出去，便会乌云满天，下起小雨来。罗伊姨父是个说话非常朴实的人。他说他没见过哪个男人像我父亲这样快地把好好的钱变成马尿。波琳姨妈要罗伊姨父因自己用的语言道歉。不过我母亲听过比这糟得多的语言，因为父亲喝了酒后那一张嘴就像下水道一样臭。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父亲带回来的钱在养家糊口了。而是母亲缝衬衣挣的钱，我和妹妹凯蒂一道帮妈妈缝。波琳姨妈帮她揽到活，送过来，等做完了又取走。这对她来说一定有些开销，因为要用马，而且还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她总是要带些吃的来，因为我们尽管自己有土豆地，并自己种白菜，但远远不够。她还把店里的剩布料带来，给我们做衣服。

我父亲早就不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了。那个时候，先生，不管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家怎么想，养家糊口是他的自尊。母亲尽管性情软弱，但极明事理，是不会向他道实情的。另一个对这一切蒙在鼓里的人是罗伊姨父，不过他一定对实情已猜着八九，也一定看见有些东西在他家失踪后在我家出现了。但是波琳姨妈是个有主见的女人。

新的婴儿出世了。像每添一个新婴儿一样，我要洗的东西更多了。母亲比以往病得时间更长，我不仅要做早饭（这早就是我的事了），而且要做晚饭。父亲说我们应该在这婴儿头上敲一下，然后在白菜地里挖个坑，把它埋起来，因为它在地下比在地上快活得多。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看着这孩子就使他感到饿。要是把它放在盘子里，四周放上烤土豆，嘴里放个苹果，会很可爱。然后他问我们为什么都瞪眼看着他。

这时一件让人吃惊的事发生了。本来波琳姨妈已无望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她把我们都当作自己的孩子。可是，现在她好像怀孕了。她非常高兴，母亲也为她感到高兴。但是罗伊姨父对波琳姨妈说因为他要考虑养活自己的一家，不能继续支援我家了，因而生活必须有所改变，要制订个新计划。波琳姨妈说不管我父亲怎么坏，不能让我们饿死，因为妹妹是她的亲骨肉，孩子们无罪。罗伊姨父说谁说让他们饿死了，他脑子里想的是移民。很多人都走了，加拿大免费送土地，我父亲需要重打鼓、另开张。因为那儿正在大兴土木，会很需要石匠。他听到可靠消息说，那儿很快会有很多火车站；一个男人只要勤劳一定能自食其力。

波琳姨妈说这听上去很好，可谁来付他们的路费呢？罗伊姨父说他有些积蓄，愿意倾囊相助。这钱不仅能付我们的路费，而且还能包括我们路上吃的食品。并且，他知道有个人收些费就可作全盘安排。他在没提出这事前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罗伊姨父喜欢把鸭子排列成行再开枪射击。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波琳姨妈不顾自己的身体，专程坐着马车来一五一十地把一切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她要跟父亲谈谈，征得他的同意，不过这都是做做样子的。贫不择路，也无路可择。同时，村子里来了些生人，谈论那幢被烧的房子和那个被杀的人，并问了很多问题。在这之后，我父亲巴不得快些离开那儿。

但他做得冠冕堂皇。他说这是生活的新开端，感谢罗伊姨父解囊相助。他会把路费当作贷款，一有钱就会偿还。罗伊姨父假装相信他。他不想侮辱我父亲，只是不想再见到他。至于他的慷慨相助，我想他认为最好是咬牙拿出一大笔款子，而不想成年累月地被一分钱一分钱地榨干。我要是他，也会这么做。

我们开始积极做准备了。已定我们四月底启程，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初夏到加拿大，趁天气暖和时安定下来。波琳姨妈和母亲细细做了安排，花了不少时间整理打包。两人都尽可能显得情绪高，可两人都很沮丧。她们毕竟是同甘共苦的姐妹，知道一旦船离了岸，她们今生今世可能就不会再见面了。

波琳姨妈从店里拿来一张有点次的上等亚麻床单和一块又厚又暖和的披肩，因为她听说大洋对岸很冷。她还带来一个有盖子的柳条大篮，里面用草包着一个瓷茶壶和两个杯子，两个碟子，上面都印有玫瑰花。母亲好好地谢了她，并说她总是对她这么好，她要永远珍惜这茶壶，永远记住她。

她们俩老在一块儿流泪。

我们乘坐姨父租的马车到了贝尔法斯特。这段路很长，也很颠簸，但没下什么雨。贝尔法斯特是个很大的石头城，是我所到过的最大的地方，街上到处是各种车辆。这里有些宏伟的建筑，但也有很多穷人，他们不分日夜地在亚麻纺织厂里工作。我们晚上到那儿时到处亮着汽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汽灯。它们很像月光，只是颜色更绿些。

我们在客店过的夜。那里的跳蚤多得叫你觉得你睡在狗窝里。我们把所有的箱子都带进房间，以防有人把我们的东西偷了。我没机会在四周多看。因为早上我们必须立刻上船，我急忙拉着弟妹们走。他们不明白我们上哪儿去，不过实话说，先生，我相信我们中间谁也不知道上哪儿去。

船贴着船坞停泊着。那是条大船，从利物浦开来的。后来我听说这船从加拿大向东行运来圆木，回去向西行运去移民。来去运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当作货物对待。有人已带着他们的包裹箱子上船，有些女人哭个不停。但我没哭，因为我觉得哭没用。父亲面色严厉，需要安静，我们不听话会挨打的。

船随着波浪前后摇晃，我感到非常不安全。几个小的都很激动，特别是男孩子。可我的心却沉了下来，因为我从来没坐过船，就连我们港湾里的渔船都没坐过。我知道我们要横渡大洋，四面见不着陆地。假如船出了事或我们落了水，我们没一个会游泳。

我看见三只乌鸦排成一排，站在桅杆的横梁上。母亲也看见了。她说这是凶兆，因为三只乌鸦意味着要死人。我听了很吃惊，因为她并不迷信，但我想她是太忧郁了。据我观察，人情绪低落时容易想到不吉利的事。但我是被吓坏了，可是因为年幼的弟妹就在身边我没表现出来。要不他们一见我害怕，也会受影响，当时的嘈杂声已够人受的了。

父亲表面上很勇敢。他背着最大的衣被卷，率先顺着跳板大步走上船。他四处看看，似乎什么都清楚，一点也不怕。但是母亲上船时非常伤心，她用披肩把自己裹住，偷偷地流泪。她绞着手对我说，天啊，我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我们上船之后她对我说，我的脚不会再站在陆地上了。我说，妈妈，你干吗这么说？她说，我骨头里有这个感觉。

她的话后来应验了。

父亲花钱雇人把我们的大箱子运上船存好。浪费这笔钱真可惜，可是只能这么做，因为他不能一个人把所有的东西都运上船，而且搬运工们又粗鲁又无礼，会阻止他自己运的。甲板上非常拥挤，人走来走去，有人喊着要我们让路。我们在船上不需用的箱子都放在一个特殊的房间里，这房间用锁锁上以防小偷。我们带的路上吃的食品也另放一处。但是毯子、被子就铺在床上了。母亲坚持要把波琳姨妈给的茶壶带在身边，因为她一定要眼睛看着它才放心。她把柳条篮子用根细绳系在床头竖着的柱子上。

我们睡在甲板下面。走下一段满是油迹的楼梯，就是他们所称的货舱，里面到处是床。这是些粗糙的六尺长六尺宽的硬木板，马虎地钉在一起。大人两人一张，小孩三四人一张。有上下两层，相隔很近，身子勉强能挤进去。睡下铺的人不能直起身子坐，因为直起身子头就会碰到上床。上铺的人很可能掉下来。大家都像一个盒子里的鲱鱼挤在一起，除去上下的舱口没有窗户或其他通气口。空气闷得够戗，但过一阵还要糟得多。我们必须赶快抢床铺，把我们的东西放上去，大家都乱推乱搡。我也不想一家人分开住，小孩子与大人分开，夜里人生地不熟受惊吓。

中午一切安放完毕，我们就启航了。跳板一收，就不能再回陆地了。我们被铃声召集在一起，听船长讲话。船长是个皮革质皮肤的南边来的苏格兰人。他告诉我们必须遵守船上的规定，一定不能开伙做饭，我们要在听到铃声后马上把食品送到船上的厨师处由他统一做。不准抽烟斗，特别是在甲板下，因为很容易引起火灾。如果不抽烟受不了，可以用嘴嚼，然后吐掉。除了天气条件适宜时，不许洗衣服；而他将决定天气是否适宜。如果风太大我们的东西可能被吹走，但如果下雨，晚上货舱里就会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衣服，他担保我们不会喜欢住在那样的环境里。

并且，未经允许不准把床单拿到甲板上去晒。大家都要听从他和大副以及其他官员的命令，因为船的安全全靠大家听指挥。如有违纪行为发生，就要蹲禁闭，他希望我们不要试探他的耐心。他还说，不许酗酒，因为醉酒就会摔倒。在岸上我们可以醉得像个老爷，但在他的船上却不行。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晚上不许上甲板，因为我们可能失足落水。不得有人妨碍他的水手的工作，也不得有行贿行为发生。他背后也长着眼睛，如有人行为不轨，他立即会知道。他的船员都可证明，他的船纪律严明，到了海上船长的话就是法律。

船上有个医生给人看病。但是，在大家没适应海上生活之前，多数人会感到不舒服。不能因有点晕船之类的小事打搅医生。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六到八个星期后就能到了。最后他特别提到每条航行的船上都会有一两只老鼠，这是吉祥的象征，因为船要下沉时老鼠最先知道。所以如果哪位教养良好的女士看见一只老鼠，无需向他报告。他猜想我们过去没见过老鼠（这时有人笑出声来），但是如果好奇，他有只刚打死的。如果我们肚子饿，它会很吊胃口的。笑声更大了，这是他在开玩笑，想让我们更放松些。

笑声停止后，他说总的说来他的船不是白金汉宫，我们也不是法国王后；就像生活里的其他事一样，付什么钱，受什么待遇。他祝我们一路平安。然后他便回自己的船舱去了，留下我们自己设法弄清这一切。他心里很可能希望我们都到海底去，只要他能拿到我们的路费。但是，至少他似乎很懂行，这就使我放心多了。我不需要对你说，他的很多指示都没得到执行，特别是那些关于抽烟和喝酒的，但是那些违法的人必须偷着干。

刚开始情况还不错。云散了，有些零星的阳光，我留在甲板上看他们把船开出港湾。只要我们还能看见陆地，船有些摇晃我也不在乎。但是我们一进入爱尔兰海，他们又升起几张帆，我就开始感到恶心，很快就把早饭吐在排水孔里。我一手拉着一个小的，他们也在吐。绝不止我一个人，其他很多人都排成行，像猪站在木槽前一样。母亲躺下了，父亲比我晕得还厉害，所以他们俩都无力照料小的孩子。很幸运，我们没吃晚饭，要不情况会更糟。船员们对此很有准备，他们吊上来很多桶海水把脏物冲洗干净。

过了一会儿我好些了，很可能是因为有了海上新鲜的空气，要么是因为我慢慢习惯了船的颠簸。并且，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么说，先生，肚子里也空得没什么可吐的了。只要我待在甲板上，就不感到怎么晕。我们家人的身体都如此不适，不会想吃晚饭了。但是一个船员告诉我，如果我们能喝点水，吃一块饼干，会感觉好些。因为我们按姨父说的带了很多饼干，我们就尽力照此做了。

就这样，情况有些好转。可是到了晚上我们要下到货舱去，情况又变得很糟。像我刚才说的，所有的乘客都挤在一起，中间竟没墙拦着。大多数人都像狗一样晕船，所以你不仅能听见邻床的作呕声及呻吟（听着让你也作呕），而且因为舱内没有新鲜空气，气味越来越难闻，就那臭味也足以让你反胃。

如果你能原谅我向你提一句，先生，人都没法好好解手。有便桶，但是大家都能看见，或者说如果有光的话，大家都能看见。可是当时的情况是你要在黑暗中摸索，摸错了路遭人骂，便桶被人不小心弄翻，或者即便便桶没翻，有人把大小便解在桶外。幸好地板不很结实，至少有些流到船底。这使我想到，先生，女人穿裙子比男人穿裤子要好得多。至少我们随身带着一种自然的帐篷，可是男人还得踉踉跄跄地把裤子脱到踝骨处。不过就像我说的，没什么亮光。

船在颠簸，并在吱嘎作响；海浪发出的溅泼声；人的噪音和臭味；老鼠像老爷太太一样大摇大摆地跑来跑去：这一切使你感到像生活在地狱里的受苦的灵魂。我想到约拿在鲸鱼肚子里 ，但至少他只要在那儿待三天，可我们这样的日子还要过上八个星期。并且，他独自一人在鱼肚子里，不需要听其他人的呻吟和呕吐。

过了几天，很多人不再那么晕船了，情况确有好转。但是晚上的臭气和噪音还是老样子。没那么多作呕声了，但咳嗽声和打鼾声却更响了，伴着很多人的哭声和祷告声。

不过，我不想触犯你的情感，先生。那船不过是个移动中的贫民窟，只是没有酒馆。可是，我听说现在有更好的船了。

也许你想要打开窗户。

这样的患难带来一件好事。乘客里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同时还有利物浦来的一些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如果大家都健康安全，一定会争吵，甚至扭打起来，因为本来就互相恨得要命。但是什么也比不上一阵不可抑制的晕船能使人忘记争吵，能使那些在陆地上可能会劲头十足地撕扯对方喉咙的人像最慈祥的母亲那样在排水孔那儿互相扶着头。我有时在监狱里也见到同样的情况，可见危难确实使人不择伙伴。航海旅行和监狱生活可能是上帝在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皆为草，皆软弱。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过了几天，我适应了海上生活，也就能够拿着东西上下楼梯，张罗一天几顿饭了。每家自己供应食品，送到船上的厨师手里，放进一个网兜，然后放进一个装满沸水的大锅，与其他人家的食品一起煮。所以你不仅吃自己的饭，而且也能尝到别人的饭的味道。我们有咸猪肉、咸牛肉、一些洋葱和土豆（但不很多，因为太重）、干豌豆和一棵包菜（但不久就吃光了，因为我觉得应该在它没蔫之前就吃掉）。我们带的燕麦片没法在大锅里煮，只是用热水和上，让它浸泡着，茶也一样。我已说过，我们还有饼干。

波琳姨妈还给母亲三个柠檬。母亲说它们就像金子一样贵重，因为能防坏血病，所以我把它们好好收藏起来，必要时再用。总的来说，我们有足够的食品保存我们的体力。但有些人就不如我们带的多，他们把钱都花在路费上了。我们还有些富余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父母身体不适，都吃不了自己的那份。所以我给了我们的邻居一些饼干。她是个老妇人，名叫费伦夫人，她非常感谢我，并说上帝保佑我。她是天主教徒，和她女儿的两个孩子同行。这两个孩子在全家移民时没带走，现在她带他们去蒙特利尔，她的女婿付了他们的路费。我帮她照料孩子，后来我庆幸自己这样做了。不期望报答的善行会得到十倍的报答，我相信你也常听人这么说，先生。

有天风和日丽，我们听说可以洗东西（因为晕船呕吐，这时很需要清洗）。我除了洗我们自己的东西，还帮她洗了个床罩。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洗，因为我们只能用提供的海水，但至少把污物洗去了，不过洗过之后东西都带有盐味儿。

船开出后一个半星期，我们遇上一阵狂风，船就像软木塞在盆子里一样被风刮得乱晃荡。随后便是一片疯狂的祈祷声和尖叫声。做饭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晚上睡觉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不抓好就会从床上滚下来。船长要大副来告诉大家保持冷静，因为这只是阵普通的大风，不值得这样激动，况且这风正把我们向要去的方向刮。但是水在顺着舱口往里进，所以他们就把舱门关上。我们被关在一片漆黑之中，空气更少了，我以为我们都要被闷死了。但是船长一定知道这个情况，因为舱门总有人一时打开一会儿。离舱门近的人身上已打湿，也轮到他们为一直能呼吸到较好的空气付点代价了。

两天后大风停了。新教组织了一个全体教徒参加的感恩仪式；船上的一位神甫为天主教徒做了弥撒。可以说，由于条件所限，没法避免两个仪式都参加，但没人反对，因为就像我说的，这两个教派在船上比在陆地上更能相互容忍。我本人与年老的费伦太太已很友好。她比我母亲腿脚还灵便，可母亲一直很弱。

大风刮过之后，天转冷了。我们开始遇上雾和冰山。有人说今年这个时候比往年冰山多。我们缓慢航行，恐怕撞上冰山。水手说冰山的一大部分在水下，看不见。幸好没有大风，要不我们可能会撞上一座冰山，船就要撞坏了。可是，我看冰山怎么也看不够。这些是冰的高山，有顶峰，也有塔楼，太阳照上去雪白晶亮。中心有蓝光，我想天堂的墙一定是这样的材料做的，只是没这么冰冷。

就在船驶入冰山群时母亲的病加重了。因为晕船，她多半时间卧床不起，除了吃些饼干和水，以及一点麦片粥，其他什么也不吃。父亲也好不了多少。你要是光听他哼哼的声音，他的病像是更重。情况很不好。因为在风暴期间我们没能洗晒床上的东西，我没注意到母亲的病已很重。她说她头疼得厉害，眼睛看不见什么东西。我找来湿布放在她额头上，发现她在发烧。她又说胃很疼，我用手摸了一下。有块大肿块，我以为又是一张要吃饭的小嘴，不过我不知道怎么会长得这么快。

我便告诉老费伦夫人。她说她共接生过十六个婴儿，其中九个是她自己的。她立刻过来，用手摸那肿块，她又是按又是捅，弄得母亲直叫。费伦夫人说我应该去叫医生。我不想去，因为船长说不要因小事去打扰他。可是费伦夫人说这不是小事，也不是婴儿。

我问父亲，他说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他病得太厉害，管不了那么多。所以最后我去找医生了，可是医生没来。母亲的病却是越来越严重。她要么不说话，要么说胡话。

费伦夫人说这太不像话，就是对牛也不该这样。她说叫医生时最好说可能是斑疹伤寒或霍乱，因为在船上他们最怕这些病了。我这样说了，医生马上就到了。

但他像公鸡身上的奶头一样，没有一点用——请原谅我的比喻，先生。玛丽·惠特尼爱这样说。他号了母亲的脉搏，摸摸前额之后，问了些问题，母亲没答。他只对我们说她得的不是霍乱。这我早就知道了，霍乱是我编出来的。但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他也说不出；很可能是肿瘤，或是囊肿，要么就是阑尾炎。他给了她一些药止疼。我想是鸦片酊，开了很多，母亲一下就不再喊了，他开药肯定就是这个目的。他说我们必须希望她能渡过难关；可是不开刀无法知道她得的什么病，而开刀她一定受不了。

我问他是否能把她抬到甲板上去呼吸些新鲜空气，但他说不能搬动她，然后他就赶快溜了，一边走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下面空气这么糟糕，他都快闷死了。这又是我早就知道的。

我母亲当晚就死了。我希望能告诉你她像书里写的那样临终看到了天使，并在临死前对我们说了番很动人的话。如果她真见到天使了，她没告诉我们，也没对我们说其他什么话。我睡着了，不过我是想守夜的。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她两眼睁着，眼珠一动不动，已像鲭鱼一样死了。费伦夫人用胳膊搂着我，并用披肩把我裹上，让我喝了一口她带着做药的酒。她说哭一会儿对我有好处，至少那可怜的人已脱离苦难。虽然她是新教徒，但现在已到天堂与有福的圣人在一起了。

费伦夫人还说我们没按照习俗打开窗户让母亲的灵魂飞走；但也许这不会对我可怜的母亲不利，因为船底没有窗户，也就没法打开。可我过去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习俗。

我没哭。我感到是我，而不是母亲死了。我坐在那儿像瘫了一样，不知道下面怎么办。但费伦夫人说我们不能让她就这样躺着，问我是否有条白床单把她包起来埋葬。我便开始发愁，因为我们只有三条床单。两条旧的，是用破之后，裁成两半，换了边又缝起来的。一条新的是波琳姨妈给的，我不知用哪条。用旧的似乎不敬，但要用新的对活着的人来说又是种浪费。所以可以说，我的所有悲哀都集中在床单的选择上了。最后我问自己，要是母亲活着，她会怎么做。因为她活着时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我决定用旧的，至少还挺干净。

船长得到通知，派来两名船员把母亲抬上甲板。费伦夫人和我一道上去，把母亲整理好，眼睛闭上，头发放下，因为费伦夫人说人下葬时头发不能打结。除去鞋子，我仍让她穿着死时穿的衣服。我把鞋子留下来，还有她的披肩，因为她已不再需要了。她看上去苍白而虚弱，像朵春天的花。小的弟妹都围成一圈哭，我让他们在她的前额上亲一下，但如果我认为她是得传染病死的，绝不会这样做的。有一个船员对这类事很精通。他把床单整齐地掖在她身下，然后紧紧地缝好，脚下放一节旧铁链，好让她沉下去。我忘了剪她一缕头发做纪念，这本是我应该做的，可是我当时头脑太混乱了，根本记不起来。

床单一盖上她的脸，我就感到不是我的母亲在床单下面，而是另一个女人。要么是母亲变了，但如果我现在把床单掀去，她就会整个变成另一个人。我一定是被惊吓坏了，才会有这样的念头。

幸好船上有个牧师也在作渡洋旅行。他住在一间船舱里，就是在大风之后主持感恩仪式的那个牧师。他读了一段很短的祈祷。我父亲也摇摇晃晃地从货舱走上楼梯，低着头站在那儿，看上去蓬头垢面的，但他至少在那儿。然后，当冰山在我们四周浮过，大雾慢慢飘近的时候，我们把可怜的母亲放下水去。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她会去哪儿。想到她要在白床单里下沉，周围的鱼都睁着大眼看的情形，就感到有点可怕。这比埋进土里要糟糕，因为如果把人埋在土里，你至少知道他们在哪儿。

然后，一切就很快地结束了。第二天一切照常，只是母亲不在了。

那天晚上，我把一个柠檬切开，叫每个小的都吃一片，我也吃了一片。非常酸，但让你觉得一定会对你有好处。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做的事。

现在我还有一件关于那次旅行的事想告诉你。当风平浪静，雾最浓的时候，装着波琳姨妈给的茶壶的柳条篮子掉在地上，茶壶摔碎了。可是，现在尽管大风把船刮得颠簸动荡，那篮子仍在原处，安然系在床头柱子上。

费伦夫人说肯定是有人想偷，但怕人发现住手了，再说这东西本身也不好出手。但我可不这么想。我认为那是母亲的灵魂因我们没开窗户被锁在船底，为我没用最好的床单而生我的气。她将永远像瓶子里的蛾子一样被关在货舱里，在一片可怕的、黑暗的大洋上一趟趟航行，一趟运移民，一趟运圆木。想到这些我很不高兴。

你看人会有些什么怪念头。但我当时只是个小姑娘，非常无知。

幸好我们的船不再因为没风而不向前走了；要不然，我们不久就会缺粮断水。一阵大风把雾吹散，他们说我们已安全驶过纽芬兰。不过我没看见纽芬兰，也不知道那是个城市还是农村。很快我们到了圣劳伦斯河，可是还要好一会儿才能见到陆地。我们在船的北边真正看到陆地时，全是岩石和树，看上去黑黑的一片，挺吓人的，根本不适合人住。有大群大群的鸟，像丢失的灵魂一样尖叫，我希望我们不要被迫住在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过了一会儿，岸上可看见农庄和房子了，土地看上去更平静，也许你会说更驯服。我们都被叫到一个岛上，检查霍乱，因为在我们之前有很多人已从船上把霍乱带进这个国家。但是，因为我们船上死的人都是因其他原因死的——除了我母亲之外还死了四人：两个人死于肺病，一人死于中风，还有一个跳水丧了命。他们允许我们继续向前开。我找了个机会在河水里把小弟妹们好好擦洗了一下；因为天很冷，至少把脸和胳膊擦了擦，这是他们迫切需要的。

第二天，我们看见了魁北克市在很陡的峭壁顶上鸟瞰圣劳伦斯河。房子是石头造的，港口的码头上有小贩在卖东西。我从一个小贩那儿买了几个新鲜洋葱。她只说法语，但我们用手指做生意，我想她因弟妹们消瘦的小脸而降低了价钱。我们很馋洋葱，就像吃苹果一样生着吃起来。虽然吃了以后肚子里生气，我可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洋葱。

有些乘客在魁北克就下了，想在那儿试运气，但我们继续向前走。

我想不起那后一段旅行中还有什么事值得一提了。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段，但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都让人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到了安大略湖，换乘另一条船。安大略湖其实更像海，而不像湖。有一大群咬人的小飞蝇，蚊子像老鼠那么大，小弟妹们挠痒差点挠死。父亲神情忧郁，常说母亲死了他不知道他一个人怎么行。在这种时候最好什么也不说。

最后，我们总算到了多伦多，他们说就是在这儿可以免费得到土地。这个城市地势又平又湿，情况并不好。那天正下着雨，有很多马车和人匆匆走过，除了大路是柏油铺的，到处都很泥泞。柔和的雨使人感到暖和；空气使人有种浑浊的、沼泽似的感觉，就像油似的粘在皮肤上。后来我听说到了这个季节通常都是这样，很容易引起发烧和夏季疾病。这里有些气灯，但不如贝尔法斯特那么壮观。

人看上去什么样的都有：有很多苏格兰人，一些爱尔兰人，当然有些英国人，很多美国人，还有一些法国人；还有红印第安人，不过他们不戴羽毛。还有些德国人。什么肤色的人都有，这对我来说很新鲜；很难分清这些人说的是哪种语言。有很多酒店。因为有水手，港口有很多醉汉，总的说来，这城市像座巴别塔 。

但是我们第一天没多逛城市，因为我们要给自己找个尽可能收费低的住处。父亲在船上认识一个人，他告诉我们一些情况。他留给我们一罐苹果汁，让我们一家人和行李挤在一个酒店的一间房里（那里比猪窝还脏），然后他又去继续打听了。

他早上回来，告诉我们他找到了住处，所以我们就跟他去了。这地方在港口东边，洛特街过去一点，在一幢过去曾景气过的房子的背后。房东的名字叫伯特夫人，是个体面的海员的寡妇，至少她是这么对我说的。她相当壮实，脸很红，身上有种熏鳝鱼的味儿。她比父亲大几岁。她住在房子的前部，那部分非常需要重新刷层漆。我们住在后面的两间房间里，这部分倒很像是外屋。房子里没有地下室，我很高兴当时不是冬天，要不风会直接从房子中间穿过。地板是用宽木板做的，离地面太近，所以甲虫和其他小虫子会从地板缝中爬上来，特别是下雨之后。一天早晨我竟发现一条活虫子。

我们的房间是不带家具出租的，但是伯特夫人借给我们两个床架和玉米皮做的床垫。她说，这些可等到父亲在悲痛的打击之后重新站起来时再还。我们用水可从院子里的水泵里打。我们可以用连接房子前后两部分的走廊里的一个铁炉子做饭。那其实不是做饭的炉子，而是烤火用的。但我尽可能用它做饭。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了解了那炉子的特点，可以在上面放个锅煮东西了。这是我用的第一个铁炉子，所以你可以想象那炉子很多时候让人发急，被烟熏更是常见的事了。但是燃料却很充足，因为整个国家到处都是树，他们正在到处砍，到处清理。而且，正在建造的大楼到处有剩下的碎木片；你只要微笑一下，或者只要愿意花力气搬，就可以从施工工人那儿拿到木板碎片。

不过，先生，说实话也没什么可做着吃的，因为父亲说他要省下我们剩的那点钱，这样等有机会四处走走，他才能适当谋生。所以，刚开始我们主要吃稀饭。但是，伯特夫人后院棚子里养了只山羊，常给我们新鲜的山羊奶。而且，现在已是六月下旬，她还给我们一些从她的厨房菜园里收的洋葱，作为对我们为她锄草的回报，她地里的野草很多。她做面包时，也喜欢多做一条给我们。

她说她可怜我们，因为我们的母亲死了。她自己没孩子。她唯一的孩子在她亲爱的丈夫去世的时候得霍乱死了。她很想念小脚步走路的声音，至少她是这么告诉父亲的。她会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叫我们可怜的没娘的小羊羔或小天使，尽管我们都破衣烂衫，身上也不干净。我认为她想跟父亲结成一对；父亲也很注意，尽可能显示自己的长处。像父亲这样的男人，刚没了妻子，又是孩子一大帮，在伯特夫人看来一定像个成熟的水果，就要从树上掉下来。

她过去常把他叫到前房去安慰他。她说没人会像她这样一个寡妇能了解丧偶的苦楚。丧偶会使人一蹶不振，所以，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的、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一个能分担痛苦的人。她说，她就是胜任这一工作的人。她这点可能说得很对，因为还没其他人申请这工作。

我父亲呢，他明白伯特夫人的意思，便开始做戏。整天像晕晕乎乎的男人，手绢不离手。他说他的心被活生生地从身体里拉出来。他亲爱的妻子人太好了，不能在尘世久留，已上了天堂。他现在一个人怎么办呢？有这么多张小嘴要喂。我常偷听他在前客厅这样不停地对伯特夫人诉说。分隔前后房的墙一点也不厚，要是把高玻璃杯对着墙，再把耳朵放在杯子的这一头，会听得更清楚。我们有三个高玻璃杯子，是伯特夫人借给我们的。我把它们一个个试过，很快便找到能让我听得最清楚的一个。

母亲死了，我已感到很痛苦，但一直尽可能挺住这一切，用自己的肩膀顶住车轮。可是听到父亲这样假悲哀，真让我反胃。我认为正是从这时我才开始真正恨他，特别是想到母亲在世时他待她简直不如一块擦靴子的破布。我知道（但是伯特夫人不知道）他这都是装的，他想让她可怜他，因为他把房租钱在附近的酒店里花了，拖欠着房租还没交。他还把母亲留下的上面有玫瑰花的茶杯也卖了。尽管我求他把打破的茶壶给我，可他说那壶的破痕很整齐，可以修补，所以把壶也卖了。母亲的鞋子和我们最好的床单也都给他卖了。我当时应该用那床单来埋葬母亲的，那样才合理。

他会像公鸡一样快活地离家，假装去找工作，可我知道他是到哪儿去，因为我可从他回家时身上的味儿猜出来。我会眼见着他大步从小路走出去，把手绢塞回到口袋里。不久，伯特夫人就放弃了她的安慰计划，也不在前客厅里设茶会了。她不再向我们提供羊奶和面包了，并收走了她的高玻璃杯子，催我们交房租，否则她就要把我们连人带包全赶出去。

就在这时，父亲开始告诉我，我已差不多是个大人，可还在家吃白饭。我应该学姐姐的样子（不过她从来没有把足够的工钱寄回家，这个忘恩负义的丫头！），出去挣自己的面包了。我问他谁来照看小的弟妹时，他说我下面的妹妹凯蒂。她当时才九岁半，但我知道只能这样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工作。因为我在这里只认识伯特夫人一个人，我就去问她。她现在想把我们赶走，也不怪她，但她在我身上看到把欠的钱拿回来的希望。她有个朋友认识帕金森夫人家的女管家，她听说他们缺个人。所以她要我梳洗干净，借给我一顶她的帽子，亲自带我去那儿，把我介绍给女管家。她说我人品好，肯干也能吃苦，她可替我作担保。然后，她说我母亲在船上死了，就埋在海里。女管家也认为这太凄惨了，更仔细地看了看我。我发现什么也比不上用死人为自己开门。

女管家叫霍尼夫人，不过她也只是名字甜 。她是个干瘪的女人，鼻子尖尖的像烛剪，看上去好像整天只吃干面包皮和奶酪皮。她是个落难的有教养的英国女士，因为丈夫死了，而且被独自困在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才当女管家的。伯特夫人告诉她我十三岁，我也没更正，因为她事先告诉我最好这样说，才容易受雇。其实那不完全是说谎，不出一个月我就真的要十三岁了。

霍尼夫人紧闭着嘴看着我，说我简直骨瘦如柴，希望我没什么病，并问我母亲是生什么病死的。伯特夫人说不是传染病，我只是长得小些，还没完全长开，但我很结实，因为她曾看见我像男人一样搬一堆堆木头。

霍尼夫人对此不全信，鼻子里哼了一下。接着问我是不是坏脾气，因为红头发的人经常脾气不好。伯特夫人说我有着世界上最好的脾气，并且像圣人一样以基督教的顺从忍受自己的全部不幸。这又使霍尼夫人想起问我是不是天主教徒，因为爱尔兰来的多半是天主教徒。如果我是，她就不能雇我，因为天主教徒迷信，会造反，正在搞垮这个国家。她听说我不是，才松了口气。霍尼夫人问我会不会缝纫，伯特夫人说我缝起来快得像阵风。霍尼夫人直接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尽管很紧张，还是开口回答她说，我很小就帮母亲做衬衣，可以缝最好的纽扣眼，也会补袜子。我说话时没忘记称呼她太太。

然后霍尼夫人思寻起来，好像正在脑子里把数字加在一起。接着她要看我的手。也许她是想看看我的手是不是干活的手，其实她不必担心，因为我的手正像她所期望的又红又粗，她看上去很满意。你可能会觉得她在买匹马，所以我很吃惊她没要看我的牙齿，但是我猜想要付工钱总想能付得值得。

结果，霍尼夫人与帕金森夫人商量之后，第二天就带话来要我去。我的工钱是吃住外加一块钱一个月，这是她凭良心能付的最低工钱。但是，伯特夫人说等我受了些训练，长大些，工钱会多些，当时的一块钱比现在的一块钱买的东西多。对我来说，我很高兴能自己挣钱，我认为这是很大一笔钱。

父亲以为我会两处走，在家（他把我们的两间摇摇晃晃的房间叫做家）睡觉，还能一大早起来点着那讨厌的炉子烧开水，晚上仍能收拾房间、洗衣服（或者说，用我们的方法洗衣，因为我们既没有铜盆，父亲又不愿买哪怕是最贱的肥皂）。可是，帕金森夫人家要我留宿，并且我下个星期一开始就得去。

我虽然不愿离开弟弟妹妹们，但很庆幸自己就要离开家。要不，我和父亲不要多久就会打得头破血流。我越大越难让他高兴，同时，我也丧失了孩子对家长的自然信任，因为他是在从自己孩子的嘴里把面包抠出来换酒喝。他很快就会逼我们去讨饭或去偷，或去干更糟糕的事。而且，他又开始发火了，火气比母亲活着时还大。我的胳膊已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后来有天晚上他像过去有时对母亲那样把我往墙上撞，大喊我是贱货、婊子。我昏了过去。打那以后，我就怕他哪天会打断我的脊椎骨，把我弄成残废。但发火之后，第二天醒来时他会说一点也记不起发过火的事，他说他做了反常的事，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尽管我一天下来累得不行，可晚上总是睡不着，总是想这些事。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像这样失控，暴跳如雷，无缘无故地（一定是因为喝了酒）要杀这个，要杀那个，连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

我想起那很重的大铁锅。如果他睡着时那锅砸在他头上，就会砸开他的脑壳，叫他立即死去，而我会说这只是个事故。我不想去犯这样严重的罪恶，但我是怕自己心里那股恨他的怒火会迫使自己那样做。

所以，在准备去奥尔德曼·帕金森夫人家时，我感谢上帝把我从诱惑的路上拉开，并祈祷上帝今后也不要让我被诱惑。

伯特夫人和我吻别，祝我安好。尽管她脸肥胖且带有斑块，身上有熏鱼的味儿，我还是很高兴她这样做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些零星的善意也该尽可能接受，人的善心是不会长在树上的。我走时小弟妹们都哭了。我手里拿着个小包，里面装着母亲的披肩。我说我会回来看他们的，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我走时父亲不在家。他不在正好，因为我很遗憾地说，如果他在场，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双方对骂，不过我这边只会是默默地诅咒。除非有篱笆挡着，公开与比你强的人对骂总是个错误。

寄自加拿大西部金斯顿市低联合街C·D·汉弗莱少校转西蒙·乔丹医生；

致美国马萨诸塞州多尔切斯特爱德华·默基医生。

1859年5月15日

我亲爱的爱德华：

我在熬夜给你写这封信。我们过去常在一起熬夜。这个该死的房子很冷，与我们在伦敦住的地方温度一样低。但很快就要很热了，阴湿的瘴气和夏季的疾病就要向我们袭来，我又该抱怨不休了。

谢谢你的来信，感谢信中的好消息。你向可爱的科尼利亚求婚了，她竟答应了你的请求！请饶恕你的老朋友并未因此感到吃惊，因为你对这事在来信中早有透露，读信人无需太敏锐就能觉察出。请接受我最诚挚的祝贺。从我所听说的关于拉瑟福德小姐的情况看来，你是个幸运的人。此时此刻我羡慕那些已找到爱的归宿的人；或许我羡慕他们能有爱情。我常感到自己没有爱情，而只有一块心形状的石头，所以注定要像华兹华斯 所说的那样“像片云一样孤独地飘游”。

你订婚的消息一定会使我亲爱的母亲大受鼓舞，更会使她为我的婚事操劳。毫无疑问，她会把你当作判断正确的最佳榜样来批评我，会把你当作根棍子，一有机会就用来打我。不过，她是对的。总有一天我必须排除种种顾虑，照《圣经》里说的“多结果实，多子多孙”。我必须把自己的石头心交给一位慈善的女士，她应该不介意我的心不是肉做的真心，也该有足够的财产让她照顾我的石头心，因为众所周知石头做的心比真的心对生活的舒适更苛求。

尽管我有石头心这个缺陷，我母亲还是不停地为我的婚事操心。她正在大唱一位菲斯·卡特赖特小姐的赞歌，你应该记得几年前来我们家时见过这位小姐。她去了趟波士顿，据说大有进步。可是在我看来，你一定也有同感，我亲爱的爱德华（我们俩都在哈佛读的大学），波士顿没能改善过任何人。但是，从我母亲大力夸奖这位少女道德上的美德这点看来，恐怕她其他方面的缺陷还没得到改善。天啊，优秀而又纯洁的菲斯绝不可能把你的玩世不恭的老朋友变成情人。

好了，就发这么多牢骚了。我非常为你高兴，我亲爱的伙伴。如果你举行婚礼时我就在附近，我会带着世界上最好的祝愿在婚礼上跳舞。

感谢你陶醉在幸福之中还询问我在格蕾丝·马克斯一案上的进展。我还没什么可报告的，但因为我所采取的方法产生的效果是渐进的，积累性的，我没期望很快就得到结果。我的目的是要唤醒她头脑中那沉睡的部分，探索她意识以外的领域，发现可能埋藏在那儿的记忆。我把她的头脑当作一个上了锁的盒子看待，我一定要找到打开那锁的钥匙。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必须承认我还没有多大进展。

如果她真的疯了，或者比现在表面上看到的更疯一点，事情就好办一些。可到目前为止，她所表现出的镇定就连公爵夫人也要羡慕三分。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这样有自制能力。除了我到这儿之前发生的那件事（很可惜我来得太晚了），她没再犯病。她的声音低而悦耳，比通常的仆人有教养。这无疑是她常在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家干活时所学来的，但她已几乎没有刚来时的那种北爱尔兰口音了。不过，这也没什么稀奇的，因为她当时还是个孩子，她已在这个大陆上度过了生命的一大半时间。

她“坐在垫子上，缝着一条细边” ，像黄瓜一样冷静。她的嘴像女家庭教师那样一本正经。我用胳膊肘支撑着自己坐在对面的桌子那儿，绞尽脑汁想法把她那牡蛎壳似的嘴打开。尽管她谈话时似乎很坦率，但总能尽可能少地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东西。尽管我已弄清她小时候的家庭情况，以及远涉大西洋移民来这里的情况，但没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不过是一般的贫穷、受苦之类的经历。那些相信精神失常是遗传的人可能会因她父亲是个酒鬼，并可能是纵火犯这一事实而感到宽慰。可是，且不谈那些与遗传理论截然相反的理论，我也远不能确认这些倾向一定是遗传的。

至于我本人，要不是她的案子所具有的吸引力，我可能会因无聊而发疯的。这里几乎没有社交活动。除去杜邦医生，没人分享我的感情和兴趣。杜邦医生像我一样，也是暂时在这儿，但他笃信那个苏格兰疯子布雷德的理论；他自己也是个怪人。这里没有娱乐生活，但我已决定问房东太太是否能在她的后院（那里的地很可惜地荒着）开块地，种点包菜什么的，这只是为了消遣和锻炼。可见我已无聊到什么程度，我可是这辈子也没碰过铁锹！

现在已过半夜，我必须到此搁笔，爬上我那冰冷而又孤独的床。请接受我最好的思念和祝愿。我相信你的生活一定会更成功，不会像我的生活这样令人困惑。

你的老朋友，西蒙 svCZJwWWGZOBoMjlCILUmKDv/HYIUJPrRC3yqwRskWkTW/0QQ4BtINXdtwpA5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