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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乃搭配、调配之意，“伍”为队伍、序列之谓。配伍是指基于治法与药物性能，以有效、安全为目的，选择两味或两味以上的药物同用。
药物配伍的最基本形式称为药对或药组。药对，顾名思义是指两味药成对配伍使用的形式，如辛温芳香之荆芥常配伍“风中之润剂”防风以发散风寒；药组，则是指两味以上的药物配伍使用的形式，如辛温芳香之细辛常配伍辛热之干姜、酸甘温之五味子以温肺化饮。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是药物配伍的更高形式。
药物通过合理的配伍，可以增强或改变其原来的功用，并调其偏性，制其毒性，消除或缓解其对人体的不良反应，发挥药物间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等综合作用，使各具特性的药物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发挥更好的预防与治疗疾病的作用。
“七情”是古代医家对药物配合使用后可能产生的效果拟人化的描述。七情和合配伍首见于《神农本草经》，该书序录云：“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神农本草经》虽提出了七情配伍的名称，但未做详细解释。后世医家关于七情配伍有众多阐释，但以明代《本草蒙笙》和《本草纲目》尤为详细，其含义概括如下。
单行即不需要配伍，用单味药就能发挥预期治疗效果，不需要其他药辅助。如独参汤用一味人参补气固脱，用于气虚欲脱或阳虚欲脱者；清金散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等。
相须即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使用，以增强原有疗效。如芳香化湿之藿香、佩兰合用，能增强化湿和中效果；芳香甘寒之金银花配伍苦微寒之连翘，增强清热解毒之功。
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的药物配伍合用，而以一药为主，另一药为辅，辅药能增强主药疗效。如芳香化湿的厚朴与理气健脾的陈皮相配，陈皮能增强厚朴的化湿之功；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消肿的防己合用，防己能增强黄芪利水效果。
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如辛温之生半夏或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故曰生半夏或生南星畏生姜。
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如辛温之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或生南星的毒性，即云生姜杀生半夏或生南星。
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如传统记载人参恶莱菔子，因为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相恶只是两药的某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功效减弱或丧失，而不是二药的各种功能全部相恶。
相反即两药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见“配伍禁忌”）。
综上所述，七情配伍除单行外，其余6组配伍的实际结果可以归纳为3类。其中相须、相使为一类，其使药物间产生协同效果，使疗效增强，临床用药要充分利用。相畏、相杀为一类，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说明某些药物同用后，由于相互拮抗作用，能减轻或消除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临床应用毒烈性药时需考虑选用。相恶、相反为一类，两种配伍均不利于临床效果，尽量避免使用，其中相恶，说明合用的药物因相互拮抗而抵消或削弱原有的功效，临床用药时应加以注意；而相反则说明有些本来单味应用毒性较小或无害的药物，与他药合用后，可能增强或产生毒性或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临床原则上应禁止使用。
君臣佐使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但其用于药性分类，该书将所载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即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从金代成无己开始，君臣佐使作为分析组方结构的核心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方剂学领域，沿用至今，但其应用最早提出者则为《黄帝内经》。
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这里实际包括两层意义：所谓针对主病或主证，是指治疗对象而言，即组方时首先要明确患者疾病的病因、病机，若同时或者有几种疾患，则宜选择针对其中最主要病证的药物为君，以解决主要矛盾。而起主要治疗作用，是指君药与方中其他药物之间的关系而言，即在组成方剂的几味药物中，君药应是各药综合作用的中心，起最主要的治疗作用。
例如一患者就诊时，见有脘腹胀满，不思饮食，口淡无味，恶心呕吐，嗳气吞酸，肢体沉重，怠惰嗜卧，常多自利，舌苔白腻而厚，脉缓等湿滞脾胃证，为湿阻气滞，脾胃失和所致。针对主要病证，宜用燥湿健脾、行气和胃之法，故选用平胃散治之。方中以苍术辛香苦温为君药，其最善燥湿，兼以健脾，能使湿去而脾运有权，脾健则湿邪得化。正如《本草正义》谓：“凡湿困脾阳……非茅术（苍术）芳香猛烈，不能开泄。而脾家郁湿，茅术一味，最为必需之品。”方中苍术与臣、佐、使药的厚朴、陈皮、甘草相比，作用最强，由此可见君药在方中起决定性作用，占主导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药物。
臣药的意义有二：一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二是针对兼病或兼证起治疗作用，以解决次要矛盾。
前述平胃散中臣药为厚朴，其辛香温散，味苦性燥，一方面助君药苍术燥湿，二者配伍有相须之妙；再者脾气之转输，湿邪之运化，皆赖于气之运行，亦即“气化则湿亦化”，厚朴长于行气除满。《本草汇言》曰：“厚朴，宽中化滞，平胃气之药也。凡气滞于中，郁而不散……或湿郁积而不去，湿痰聚而不清，用厚朴之温可燥湿，辛可以清痰，苦可以下气也。”
总之，君臣药相伍，燥湿以健脾，行气以化湿，湿化气行则脾气健运。臣药在方中之药力小于君药，在方中的地位仅次于君药，除了少数单方外，绝大多数方剂皆配伍之。
佐药的意义有三：一是佐助药，即协助君、臣药以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兼证的药物。平胃散中的佐药陈皮理气和胃，芳香醒脾，助苍术燥湿、协厚朴行气。陈皮、厚朴芳香化湿，有醒脾调中之功。
二是佐制药，即制约君、臣药的峻烈之性，或减轻、消除君臣药毒性的药物。例如，四逆汤为急救阳衰阴盛危重症的名方。方中君药附子、臣药干姜合用，虽然回阳救逆之功显著，能救人于俄顷，但两药均为大辛大热之品，颇为燥烈，附子尚有毒性，若单独运用，有使正气暴散之虞；佐以甘草后，既解附子之毒，又缓两药之烈，另有补气之功，以加强回阳救逆之效，使四逆汤的毒烈之性得以降低。
三是反佐药，即根据某些病证之需，配伍少量与君药性味或作用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如于温热剂中加入少量寒凉药，或于寒凉剂中加入少量温热药。此种配伍有两种情况，一是病重邪甚，服药格拒时须加以从治者，例如急救阴盛阳脱证的白通加猪胆汁汤，就是于大剂辛热回阳救逆药中加入苦寒的猪胆汁、咸寒的人尿，以“引姜、附之温入格拒之寒而调其逆”。同样道理，主治热结里实、气阴两伤之阳明温病证的新加黄龙汤，以性寒的芒硝、大黄泄热通便为主，配伍益气养阴之品，妙在加入温热姜汁以温胃止呕，防止病势拒药，克服药不能进的现象。其次是制约某些方中过寒或过热之品。例如治疗湿热痢疾的芍药汤，方中辛热之肉桂与苦寒之黄芩、黄连、大黄相配，目的在于止腹痛并防止苦寒药伤伐脾胃之弊。佐药在方中地位次于臣药，一般用量较轻，但含义较广，在方剂配伍上具有重要意义。
使药意义有二：一是引经药，即能引方中诸药以达病所的药物。由于有些药物对某脏、某经有较强的治疗作用，即对某组织器官有亲和力。因此，医者组方时宜根据疾病的部位选择恰当的药物，有助于提高疗效。若方中其他药物已具有直接作用于所治疗脏腑经络的特性，一般不必再用。如传统认为苦辛微寒之柴胡入肝经，有疏肝解郁之功，所以在治疗肝胆病的方剂中或以柴胡为君药，或用柴胡为引经药。
二是调和药，即具有调和诸药作用的药物。在绝大多数方剂中，特别是在用大寒大热大辛大苦或药力较猛的药物时，往往配伍一味甘缓之品，以其调和之功，减轻或消除方中各药物配合后产生的不良反应。甘草即具有上述特点，故在众多方剂中常以甘草为使。金代医家李杲曰：甘草，“其性能缓急，而又能协和诸药，使之不争。故热药得之缓其热，寒药得之缓其寒，寒热相杂者用之得其平。”如前述平胃散中以甘草为使，甘平入脾，既可益气补中而实脾，令“脾强则有制湿之能”（《医方考》），合诸药泄中有补，使祛邪而不伤正，又能调和诸药。使药在方中之药力较小，用量亦轻。
芳香化湿，是一种运用具有芳香化湿作用的药物为主组方，以治疗水湿病证的方法，属祛湿治法。湿邪为病较为复杂，其治法亦较多，如芳香化湿法、清热祛湿法、温化水湿法、利水渗湿法、祛风胜湿法等，其中芳香化湿法尤为常用。
尤其是治疗湿邪困阻中焦证，代表方如藿香正气散。本证系由风寒在表，湿滞脾胃所致，尤以夏月常见。风寒犯表，正邪相争，则恶寒发热，头痛；内伤湿滞，湿浊中阻，脾胃不和，升降失常，则恶心呕吐，肠鸣泄泻；湿阻气滞，则胸膈满闷，脘腹疼痛。治疗当以外散风寒，内化湿浊，理气和中，升清降浊为法。
方中藿香辛温芳香，外散风寒，内化湿滞，辟秽和中，为治霍乱吐泻之要药，重用为君。半夏曲、陈皮理气燥湿，和胃降逆以止呕；白术、茯苓健脾助运，除湿和中以止泻，助藿香内化湿浊以止吐泻，同为臣药。紫苏、白芷辛香温散，助藿香外散风寒，紫苏尚可醒脾宽中，行气止呕，白芷兼能燥湿化浊；大腹皮、厚朴行气化湿，畅中行滞，且寓气行则湿化之义；桔梗宣肺利膈，既益解表，又助化湿；煎加生姜、大枣，内调脾胃，外和营卫，俱为佐药。甘草调和药性，并协姜、枣以和中，用为使药。诸药相合，使风寒外散，湿浊内化，气机通畅，脾胃调和，清升浊降，则寒热吐泻腹痛诸症可除。
此类方剂又如平胃散、甘露消毒丹等。
芳香解表，是一种运用芳香发汗、宣肺的药物为主组方，以祛除在表之邪，治疗表证的治法。
表证是六淫之邪侵袭人体肌表肺卫所致的病证，其邪未深入、病势轻浅，故宜用辛散轻宣的药物，如芳香类药物与解表药相配伍，能透邪解表、芳香辟秽。正如《黄帝内经》所言：“因其轻而扬之。”利用其辛散祛邪的作用使邪从肌表而出。代表方如香薷散。
该方所治之证乃夏月乘凉饮冷，外感风寒，内伤于湿所致。夏感风寒，邪滞肌表，正邪相争，卫闭营郁，则恶寒发热，头痛身痛，无汗，脉浮等风寒表实证；露卧饮冷，则湿伤脾胃，气机受阻，升降失常，故胸脘痞闷，腹痛吐泻。治当发散表寒，祛除里湿。
方中香薷辛微温，入肺胃经，芳香质轻，辛温发散，为夏月祛暑解表要药，故重用为君药。厚朴辛香苦温，行气除满，燥湿运脾，为臣药。白扁豆甘淡性平，健脾和中，渗湿消暑，为佐药。诸药合用，祛暑解表，化湿和中，有表里双解之功。
另外，银翘散吸取了“风湿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训，重用金银花、连翘，配伍薄荷、牛蒡子、竹叶达到利于透邪的目的，也是芳香解表的例子。
芳香行气，是一种运用芳香理气的药物为主组方，以理气、行气，治疗气滞证的治法。
气机不畅，多责之于肝、脾。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诸多因素影响脏腑气机运行，导致宣降疏泄失常。芳香类药物大多气香性温，味辛，善于行散，能理气、调中、散结，适于气机不利的气滞、气逆等证，与理气剂相配伍可加强畅通气机之功。代表方如天台乌药散。
本方证因寒凝肝脉，气机阻滞所致。足厥阴肝经绕阴器，过少腹。若肝经气机郁滞，复感外寒，则可内外相合，发为小肠疝气，此谓“诸疝皆归肝经”。厥阴气滞寒凝，又可发为痛经、瘕聚等。治以行气疏肝，散寒止痛之法。
方中乌药辛温，入肝经，行气疏肝，散寒止痛，为君药。青皮疏肝行气，木香理气止痛，共助君药疏肝行气；小茴香暖肝散寒，高良姜散寒止痛，共助君药散寒止痛，四药辛温芳香，俱为臣药。槟榔下气导滞，能直达下焦而破坚，川楝子理气止痛，但性苦寒，与辛热之巴豆同炒，去巴豆而用川楝子，巴豆既可制其苦寒之性，又能增其行气散结之力，为方中佐使药。诸药合用，以辛温芳香之品，行气疏肝，散寒通滞，则诸症自除。
此类方剂又如加味乌药汤等。
芳香开窍，是一种运用性味芳香，具有宣闭开窍作用的方药，治疗秽浊之邪阻闭心包所致神昏的治法。
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而藏神，故邪蒙清窍则神明内闭、神志昏乱，治宜开窍醒神。芳香类药物多辛香走窜，具有化浊辟秽、开窍醒神之功。代表方如安宫牛黄丸。本方证系温热邪毒内闭心包所致。温热邪毒，逆传心包，扰乱神明，故高热烦躁、神昏谵语，或昏愦不语；里热炽盛，灼伤津液，则口干舌燥；舌为心窍，热闭窍机，则舌謇不语；热闭心包，邪热阻滞，阳气不通，故为热厥，手足厥冷等。治宜清热解毒、开窍醒神为法，并配辟秽安神之品。
方中牛黄苦凉，善清心、肝大热，清心解毒，辟秽开窍；犀角咸寒，善入营血，清心安神，凉血解毒；麝香芳香走窜，善通全身诸窍，芳香开窍醒神。三药相配，清心开窍，凉血解毒，共为君药。黄连、黄芩、山栀大苦大寒，黄连清心火，黄芩清肺、胆之火，栀子清三焦之火，清热泻火解毒，以增牛黄、犀角清解心包热毒之力，共为臣药。冰片辛散苦泄，芳香走窜，善通诸窍，兼散郁火；郁金辛开苦降，行气解郁，二者相伍，芳香辟秽，化浊通窍，以增麝香开窍醒神之功；雄黄劫痰解毒，助牛黄辟秽解毒；朱砂镇心安神，兼清心热；珍珠清心肝之热，镇惊坠痰，共助镇心安神之功，以除烦躁不安；原方以金箔为衣，取其重镇安神之效，共为佐药。用炼蜜为丸，和胃调中，为使药。诸药相合，清热泻火、凉血解毒与芳香开窍并用，但以清热解毒为主，意在驱邪外出，“使邪火随诸香一齐俱散也”。
另温开剂中的苏合香丸更是“汇集诸香以开其闭”，运用10种辛香之品配合，起散寒止痛、开窍之功效。
配伍禁忌，是指某些药物合用会产生剧烈的毒副作用或降低药效，因而应当避免合用，也即《神农本草经》所谓：“勿用相恶、相反者。”目前医药界共同认可的配伍禁忌，有“十八反”和“十九畏”。
五代后蜀韩保昇《蜀本草》统计《神农本草经》中相反的药物，提出“相反者十八种”，今人所谓“十八反”之名盖源于此。“十八反”歌诀最早见于金代张从正《儒门事亲》：“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芨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共载相反中药十八种，即乌头反半夏、瓜蒌、贝母、白蔹、白及；甘草反海藻、大戟、甘遂、芫花；藜芦反人参、丹参、玄参、沙参、苦参、细辛、芍药。事实上，“十八反”中的药物从开始记载就不止18味，加上后来的分化，如乌头分为川乌、附子、草乌，瓜蒌分为全瓜蒌、瓜蒌皮、瓜蒌子、天花粉，贝母分为川贝母、浙贝母，芍药分为赤芍、白芍。
“十九畏”是金元以后医家概括出的19味配伍禁忌药。由于从宋代开始，一些医药著作中出现了畏、恶、反名称使用混乱的状况，与《神农本草经》中的原义不符，作为配伍禁忌的“十九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十九畏”并非19种具有“相畏”配伍关系的药物，这些药物的配伍关系大多属于“相恶”或“相反”的范畴，应当避免合用。
“十九畏”歌诀首见于明代刘纯《医经小学》：“硫黄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水银莫与砒霜见，狼毒最怕密陀僧。巴豆性烈最为上，偏与牵牛不顺情。丁香莫与郁金见，牙硝难合京三棱。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最怕五灵脂。官桂善能调冷气，若逢石脂便相欺。大凡修合看顺逆，炮爁炙煿莫相依。”指出了共19味相恶或相反的药物：硫黄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牙硝畏三棱，川乌、草乌畏犀角，人参畏五灵脂，肉桂畏赤石脂。
治法是指治疗方法，即在治病过程中，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通过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而拟定的。历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创制出诸多治法，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各种病证。其中具有代表性、概括性的当推清代医家程钟龄《医学心悟》之“八法”。所谓“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八法”归纳、概括了历代医家关于治法的论述。
汗法是通过开泄腠理、调畅营卫、宣发肺气等作用，使在表的六淫之邪随汗而解的一种治法。凡外感表证、疹出不透、疮疡初起以及水肿、泄泻、咳嗽、疟疾而见恶寒发热、头痛身疼等表证，均可用汗法治疗。然病情有寒热，邪气有兼夹，体质有强弱，故汗法又有辛温、辛凉之别。汗法常与补法、下法、消法、温法、清法等合用。
汗法是通过涌吐的方法，使停留在咽喉、胸膈、胃脘的痰涎、宿食及毒物等从口中吐出的一种治法。适用于中风痰壅，宿食壅阻胃脘，毒物尚在胃中，痰涎壅盛的癫狂、喉痹，以及干霍乱吐泻不得等，属于病情急迫而又急需吐出之证。因吐法易伤胃气，故体虚气弱、妇人新产、孕妇等均应慎用。
下法，是通过泻下、荡涤、攻逐等作用，使停留在胃肠的宿食、燥屎、冷积、瘀血、结痰、停水等有形积滞从大便而出的一种治法。凡燥屎内结，冷积不化，瘀血内停，宿食不消，结痰停饮及虫积等证均可应用。由于积滞有寒热，正气有盛衰，邪气有兼夹，故下法有寒下、温下、润下、逐水、攻补兼施之别，常与汗法、消法、补法、清法、温法等合用。
和法，是通过和解或调和的方法，使半表半里之邪，或脏腑、阴阳、表里失和之证得以解除的一种治法。和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和法是指和解少阳，专治邪在半表半里少阳证的治法。广义和法是一种既能祛除病邪，又能调整脏腑功能的治法，无明显寒热补泻之偏，性质平和，全面兼顾。和法的应用范围较广，适用于邪犯少阳、肝脾不和、寒热错杂、气血营卫失和等证。现常用的和法有和解少阳、开达膜原、调和肝脾、疏肝和胃、调和寒热、表里双解等。
清法，是通过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等作用，使在里之热邪得以解除的一种治法。适用于里热证、火证、热毒证及虚热证等。由于里热证有热在气分、热入营血、气血俱热及热在某一脏腑之分，因而清法中又有清气分热、清营凉血、气血两清、清热解毒、清脏腑热之别。热邪最易伤阴，大热又易耗气，故清热剂中常配伍生津、益气之品，切不可纯用苦寒泻火之法，苦易化燥伤阴，服之热反不退。此即王冰所谓：“寒之不寒，是无水也。”根据病情之虚实，邪气之兼夹，清法常与汗法、下法、温法、消法、补法等合用。
温法，是通过温里祛寒的方法，使在里之寒邪得以消散的一种治法。适用于脏腑的陈寒痼冷，寒饮内停，寒湿不化及阳气衰微等。由于寒邪所在部位的不同，寒邪与阳虚的程度不同，温法又有温中散寒、温暖肝肾、回阳救逆之区分。此外，尚有温肺化痰、温胃降逆、温肾纳气、温中行气、温经活血、温阳止血、温里解表等，是温法与汗法、消法、补法合用之体现。
消法，是通过消食导滞、行气活血、化痰利水、驱虫等方法，使气、血、痰、食、水、虫等所结成的有形之邪渐消缓散的一种治法。适用于饮食停滞，气滞血瘀，癥瘕积聚，水湿内停，痰饮不化，疳积虫积等证。消法与下法皆可治疗有形实邪，但下法所治病证，大抵病势急迫，形证俱实，必须急下，且可从下窍而出者；消法所治病证，主要是病在脏腑、经络、肌肉之间渐积而成，病势较缓，且多虚实夹杂，尤其是气血积聚而成之癥瘕痞块、痰核瘰疬等，难以迅即消除，必须渐消缓散。消法常与下法、温法、清法、补法等合用。
补法，是通过补养的方法，恢复人体正气，以治疗各种虚证的一类治法。由于病证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及脏腑虚损之分，所以补法有补气、补血、气血双补、补阴、补阳、阴阳并补以及补心、补肝、补肺、补脾、补肾、滋补肝肾、补脾养心等。补法一般在无外邪时使用，以避免“闭门留寇”之弊，但若正虚感受外邪，如肺虚停饮、脾虚停湿或宿食、气虚留瘀等，补法又可与汗法、消法等配合使用。此外，尚有峻补、缓补、温补、清补及“虚则补其母”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