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侠义之比较

谈了“武”，再谈“侠”。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武功好的侠士自是相得益彰，但没有武功的寻常人也可以成为侠。与金、梁二人某一时期并称“三剑”的百剑堂主，在《三剑楼随笔》中曾有一篇文章题为“傅青主不武而侠”，是谈及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中傅青主这个人物的（梁把傅写成武功极高，但侠气却不显），就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

读者们欢迎武侠小说，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喜见抑强扶弱，行侠仗义的人物。可惜的是，许多武侠作者着力于创造离奇的武功，却忘记了武侠小说还有一个“侠”字。

金庸初期的武侠小说并没忘记一个“侠”字，可惜越到后期，就越是“武多侠少”，到了如今他所写的这部《天龙八部》给人的感觉已是“正邪不分”，简直没有一个人物是可以令读者钦敬的侠士了。

朋友们读金庸的小说，都有同一的感觉，“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这个特点是一开始就有了的，越到后期越为显著。《书剑》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张召重写得要比正面人物的代表陈家洛精彩，《碧血剑》中邪气十足的金蛇郎君，等于曹禺《日出》中不出场的“金八”，也写得很是成功，正面人物的袁承志相形之下反见逊色。到了如今的《天龙八部》，写恶人一个比一个“恶”，笔下人物种种阴狠残毒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香药叉木婉清之后有天下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后有星宿派的老妖丁春秋，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妖气满纸，令人叹为观止。

把坏人刻划得入木三分，那也是艺术上的一种成功。问题在于如何写法，揭发坏人应该是为了发扬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

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相当的清楚看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

前一阶段，尽管金庸写反面人物比较成功，这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法上有长有短，但正邪之分，忠奸之别还是清清楚楚的。《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这帮人物是正，清廷的一帮鹰爪是邪；《碧血剑》中赞助李闯王抵抗外族侵略的袁承志这帮人是正，通番卖国的一班奸人长白三英、曹太监等等是邪；《飞狐外传》中的苗人凤、胡斐等人是正，清廷权贵福康安、土豪恶霸凤人英和串通清廷谋害侠义道的田归农等人是邪；《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虽曾一时糊涂，后来毕竟也成为抗敌保国的大侠，郭靖、洪七公等人是正，认贼作父的杨康、私通金国的袭千仞等人是邪……正邪之间，毫不含糊。

当然，区分正邪的尺度可能因各人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等等而有所不同，似乎以前也曾有人指摘过《碧血剑》中的高人不应追随李闯王的，这是是非标准不同之故，孰是孰非，不拟在此深论。我所要说明的一点是，金庸在前期的作品中，正邪有别，善恶分明，这说明他心目中自有一套是非的标准，通过他的作品体现出来。而这套标准，依我看来，也是绝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而符合中国社会一般人所公认的道德标准的。

有一种文艺理论认为，人性复杂，倘若是非分明简单化了，就会减损了艺术价值。依我看来，恰恰相反，即以金庸的武侠小说而论，他的前期作品，艺术价值也要比后期的高得多。如《书剑》中香香公主以血来提醒陈家洛，叫陈家洛“不要相信皇帝”，打破了陈家洛对敌人所存的幻想（书中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就颇有感人的气氛与艺术深度《飞狐外传》中金庸利用佛山的民间传说，刻划了凤人英这么一个土豪恶霸的形象，在凤人英的对面，则描写了胡斐的侠骨，发誓要为被凤惨杀的穷人报仇。是非分明，艺术价值又何尝减了？相反的，在近期的作品中，由于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了。

由于是非不分而消失艺术感染力的，我可以在他近期作品中，举一个显著的例子。《天龙八部》的乔峰，是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到现在为止）最着力刻划的一个人物，他是契丹人，父母因误会而被汉族的英雄所杀，英雄们发现杀错人之后，将他交与一个善良的汉族农民抚养，长大后为丐帮帮主，丐帮发现他是契丹人，将他驱逐出帮。乔峰心怀愤怒誓报父母之仇，于是有一次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大杀宋国的忠义之士，与旧日的朋友干杯，说：“从今之后，你杀我不是忘恩，我杀你不是负义！”于是就把丐帮昔日的兄弟也大杀起来。故事再写，乔峰的父亲当日其实未死，于是这个人又杀抚养乔峰的义父（即那个善良农民），乔峰的恩师（少林寺长老）等等。

金庸这个故事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人性的邪恶；二、契丹和中国，两国的人彼此仇杀，原因只是由于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故事中，他还通过了宋国官兵也同样劫杀契丹百姓，而渲染了这点。

当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吗？大是大非，总是能够分别的。我们都读过一点中国历史，总会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即“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至于宋兵也有劫杀契丹百姓的，那当然也该谴责，但这却不能改变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本质，也即是不能改变是非敌我的标准。抵抗侵略，决不能归咎于狭隘的民族观念。描写两国百姓的仇恨互杀而模糊了敌我观念，这个恐怕大多数读者就很难同意了。金庸前期作品《神雕侠侣》中，曾借郭靖之口说过一句大义凛然的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在《天龙八部》中，却又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仅次于契丹皇帝的统治者）的乔峰为英雄。这种混淆是非的刻划，与他前期作品相去远矣。

故所以在聚贤庄之会中，金庸虽然着力的刻划了乔峰的英雄气概，公平来说，气氛也渲染得很是紧张刺激，是通过了艺术手法的。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得到读者的共鸣。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这就是由于不分大是大非，以至减损了艺术感染力的例子。

依我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书剑恩仇录》的路上才是坦途。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金庸可能听得进去？

至于梁羽生关于“侠”的描写，以及两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我将在本文的“下篇”谈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