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旋风似的刮进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军大衣、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陆军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传来的消息是真的了。于是成千的居民踏着雪，穿过街道，拥到广场。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小城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 和“崩得” 分子把持的市参议会的楼房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其他一切都同过去一样。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每天早晨，团里都派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近卫骑兵个个红光满面，身材高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戴着金黄色的肩章，马裤上还镶着银色的绦子，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1917年将要过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主人还是原来那帮家伙。只是到了多雨的11月，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陌生的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

这个响亮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近卫骑兵要抓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车站上的枪声不断，被打碎的玻璃越来越多。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一遇到阻拦，便用刺刀开路。到了12月初，他们已经是一列火车又一列火车地拥来了。

车站上布满了近卫骑兵，准备截住列车，但是遭到了机枪的迎头痛击。那些不怕死的人从车厢里冲了出来。

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服的士兵把近卫骑兵赶回城里去了。然后他们又回到车站，火车便一列跟着一列地开了过去。

1918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会儿“六十六点”，就跑了出来，到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了下来。真是无聊，平时的那些游戏都玩腻了。他们便开动脑筋想，怎么才能更好地消磨这一天的时间。这时背后响起了嗒嗒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便跳过了公路和小园子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马鞭，说：

“喂，小伙子，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了起来，跑到栅栏前。骑马人浑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服都沾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们，劳驾，弄点水来喝喝。”骑马人请求说。

保尔跑回家取水的时候，骑马人转过来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告诉我，小弟弟，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

“我们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老百姓轮流守夜，你们是什么人？”谢廖沙也提出了问题。

“我说你呀，操心过头了，很快就会变成小老头。”骑马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端着一大杯水，从家里跑了出来。

骑马人贪婪地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抖了抖缰绳，朝松林奔驰而去。

“他是什么人？”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说。

“大概，又要换政府了，要不列辛斯基一家昨天怎么都跑了呢？有钱人跑了，那就是说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沙肯定而坚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推论是那样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马上就同意了。

三个朋友还没有谈论完这个问题，公路上又传来了嗒嗒的马蹄声。他们三个一起朝栅栏跑去。

在他们目力所能及的地方，从树林里，从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许多人和车辆，而在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横放在马鞍上，朝这边走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人。中年人的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瞧，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从旁边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蝴蝶结，准是游击队，要不是游击队，就让我瞎了眼……”说着，高兴地喊了一声，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跳到外面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路旁，看着开来的队伍。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来到跟前。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人朝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

“这是谁家的房子？”

保尔紧紧跟在骑马人的后面，边走边说：

“这是律师列辛斯基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看样子，是怕你们。”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那中年人微笑着问。

保尔指着红蝴蝶结，说：

“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来。”

居民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三个朋友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浑身是尘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沿着石头街道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这时，他们就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市中心，游击队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的时候，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里。当天晚上，大客厅里那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四个人坐着开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他是个有了白头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在地图上移动指头，寻找路线，一边朝对面那个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高颧骨的人说：

“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儿打一仗，可我认为明天一早咱们就撤走，今天连夜撤更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的前头，先赶到卡扎京。拿我们现在这点兵力去抵抗，简直是开玩笑……一门大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能顶什么用，德国人正像潮水一样涌来。我们只有跟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联合在一起才能作战。同志，我们还应该注意，除了德国人之外，沿路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掉。德国人修桥得花两三天的时间。这样，他们暂时就不能沿铁路线往前推进了。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咱们决定一下吧。”他对在座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一下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布尔加科夫，终于费劲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

“我……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人服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

“布尔加科夫说得有道理。”

只有叶尔马琴科，就是白天跟三个小朋友说过话的那个人摇头表示反对，他说：

“那我们还要组织这支队伍干吗？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依我看，我们应当在这儿跟他们干一仗。跑得真叫人厌烦……要是依着我的性子，非在这儿打一仗不可。”他用力把椅子推开，站起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说：

“仗要打得有道理，叶尔马琴科同志。明知道要吃败仗，要送死，还硬要战士往上冲，这种事我们不能干。要是这样蛮干，那就太可笑了。在我们的后面，有敌人一个整师，而且配备有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琴科同志，咱们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又对大家说：“就这么决定了，明天一早撤。”“下一个是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批撤，当然就得担负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儿是铁路枢纽站，地方虽小，可是有两个车站，应该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这个车站上工作。现在我们就决定，把谁留下来。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把水兵朱赫来留下来。”叶尔马琴科走到桌子跟前说，“第一，他是本地人；第二，他又会钳工，准能在车站上找到工作；第三，谁也没有看见他跟咱们的队伍在一起，他今天夜里才赶到这儿。这个人很有头脑，一定能把这儿的事情办好。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说：

“对，叶尔马琴科，我同意你的意见。”

“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反对意见？”他问另外两个人，“没有。那么，就这样定了。咱们留下一笔钱和委任状……”

“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就是处理本地存放的武器问题。这儿存着一大批步枪，一共有两万支，还是沙皇时代打仗遗留下来的。这些枪支堆放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人们早把这件事给忘了。棚子的主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不愿再担这个风险……把这些枪支留给德国人当然不行。我认为应该把它烧掉。马上就动手。一切都得在明天拂晓前办妥。不过烧起来也有危险：棚子都在城边上，周围住的都是穷苦人，说不定会把他们的房子烧掉。”

斯特鲁日科夫是个身体很结实的人，胡子又粗又硬，已经很久没有刮了。他的身子微微动了一下，说：

“干……吗……要烧掉？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些枪发给居……民。”

布尔加科夫立即转过脸去，问他：

“你是说把这些枪都发出去？”

“对。一点也不错！”叶尔马琴科热烈地拥护说，“把这些枪发给工人和别的老百姓，谁要就给谁。德国人要是逼得大家走投无路，这些枪至少还可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德国人来了，日子肯定不好过。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人们就会拿起武器反抗。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很对：把枪发下去。要是能运到乡下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会把枪藏得更严实，一旦德国人要征用老百姓的财物，逼得他们倾家荡产，嘿，那你就瞧吧，这些可爱的枪支该发挥多大的作用啊！”

布尔加科夫笑了起来，说：

“是呀，不过要是德国人下命令，让把枪都交回去，那么到时候，这些枪都会交出去的。”

叶尔马琴科反驳说：

“不，不会都交出去的。有人交，也有人不交。”

布尔加科夫用询问的眼光看了看在座的人。

“把枪发下去，发吧。”那个年轻的工人也赞成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

“好吧，那就发下去。”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问题都讨论完了。”说着，他从桌旁站了起来。“现在咱们可以休息到明天早晨。要是朱赫来到了，就让他到这儿来一下。我要跟他谈谈。叶尔马琴科，你去查查岗吧。”

大家都离去了，只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他走进客厅旁的卧室里，把军大衣铺在垫子上，躺了下来。

早晨，保尔从发电厂回家去。他在厂里当锅炉工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今天城里非常热闹。这一点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一路上，拿着步枪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一支，有的两支，还有拿三支的。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急急忙忙往家走。在列辛斯基的庄园旁，他昨天见到的那些人正在上马，准备出发。

保尔跑到家里，匆匆忙忙洗了把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随即跑了出去，直奔小城的另一头，去找住在那儿的谢廖沙。

谢廖沙是一个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自己有一所小房子，还有一份薄家产。谢廖沙不在家。他母亲是个又白又胖的妇女，她闷闷不乐地看了保尔一眼说：

“鬼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天还没有亮，就让魔鬼给拽跑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他准在那儿。你们这些鼻涕将军，一个个都该用鞭子抽，太不像话了，真拿你们没有办法。比瓦罐才高两寸，也跑去领枪。你告诉我的那个小无赖，别说枪，就是带回一粒子弹，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拿回家，往后还得受连累。你干吗，也想上那儿去？”

保尔早就不愿再听谢廖沙母亲的唠叨了，他一阵风似的跑到街上去了。

路上过来一个人，两肩各背着一支枪。保尔飞快地跑到他跟前，问：

“大叔，请问，枪在哪儿领？”

“在韦尔霍维纳大街，那儿正在发呢。”

保尔撒开腿，拼命朝那个地点跑去。他跑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

“你从哪儿搞来的枪？”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的，现在一支也没有了，全发光了。发了整整一夜，现在只剩下一堆空箱子。我连这支一共拿了两支。”小男孩得意洋洋地说。

这个消息使得保尔大为懊丧。

“哎，真见鬼，直接跑到那儿去就好了，不应该先回家！”他失望地想，“我怎么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呢？”

突然，保尔灵机一动，急忙转过身去，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已经走过去的那个小男孩，用力从他手里把枪夺了过来。

“你已经有了一支，够了，这支该是我的。”保尔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说。

小男孩见他大白天拦路抢劫，气得要命，就朝他扑过去。保尔后退一步，端起刺刀，喊道：

“走开，小心刺刀碰着你！”

小男孩非常气恼，哭了起来，但是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骂，一边转身跑开了。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了。他跳过栅栏，跑进小棚子，把弄来的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上，然后开心地吹着口哨，走进屋去。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中心是市区，四郊是农村——夏天的夜晚是很美丽的。

一到夏天，在宁静的夜晚，年轻人全都跑到外面来。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或者成群结伙，或者成双成对，有的在自家门口，有的在花园和庭院里，有的就在大街上，坐在盖房用的木料堆上。到处是欢笑，到处是歌声。

微微流动的空气里，充满着浓郁的花香；星星像萤火虫一样，在天空的深处闪着微光，人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挺喜欢他的手风琴。他总是非常爱惜地把那维也纳造的、音色优美的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手指刚刚能触动键盘，它们飞快地由上面滑到下面，低音键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接着就奏出了一连串欢快的旋律。

手风琴扭动身子，起劲地演奏着。这时候你怎么能不闻声起舞，跳个痛快呢？你是忍不住的，两只脚会不由自主地跳起来。手风琴热情地演奏着——生活在人世间是多么美好啊！

今天晚上特别欢快。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对面的木料堆上，又说又笑，声音最响的是保尔的邻居加莉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跳舞，唱歌。她是女中音，声音又嘹亮，又圆润。

保尔一向有点怕她。她口齿很伶俐。现在她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紧紧地搂住他，大声地笑着说：

“嘿，你这个手风琴手真棒！可惜就是小了点儿，要不然你倒是我称心如意的小丈夫！我就爱拉手风琴的，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推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可是她却紧紧地抱住他不放。

“亲爱的，你要往哪儿躲？哎哟，多好的小爱人啊！”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觉得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紧贴在他的肩膀上，这使他感到局促不安。四周的笑声惊醒了平素寂静的街道。

保尔用手抵住加莉娜的肩膀说：

“你闹得我不能拉手风琴了，离远点儿。”

于是又是一阵戏谑和哄笑声。

玛鲁霞插嘴说：

“保尔，拉一个忧伤点儿的曲子吧。要能动人心弦的。”

手风琴的风箱慢慢地拉开了，手指慢慢地移动着。这是一支大家熟悉的家乡曲调。加莉娜带头唱了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随着跟上：

所有的纤夫

都回到了故乡。

唱起歌儿

抒发心头的忧伤。

我们感到亲切，

我们感到舒畅……

青年们的嘹亮歌声传向远方，传向森林。

“保尔！”这是阿尔焦姆的声音。保尔收起手风琴，扣好皮带。

“叫我了，我得走了。”

玛鲁霞央求他说：

“再待一会儿，再拉几个吧，耽误不了你回家。”

但是保尔忙着要走，他说：

“不行，咱们明天再见吧，现在该回家了，阿尔焦姆叫我哩。”他穿过马路，往家里跑去。

他推开房门，就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子旁边，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

“是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向保尔点了点头，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

“他就是我弟弟。”

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粗大的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他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的电工病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的人来替他。要是他们要的话，你就回来告诉一声。”

那个陌生人插嘴说：

“不用了，我跟他一道去，我自己跟老板说吧。”

“当然要雇人啦。”保尔说，“因为斯坦科维奇生病，今天机器都停了。老板跑来两趟，要找人替他，就是没有找到，单靠一个锅炉工发电，他又不敢。我们的电工得的是伤寒病。”

“这么说，事情就算妥了。”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咱们一道去。”他对保尔说。

“好吧。”

保尔看到陌生人那双安详的灰色眼睛正在仔细地观察他。那坚定、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有点不好意思。他那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箍在结实的宽肩膀上，显得太小了。他的脖子像牛脖子一样粗，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壮的老橡树，浑身是劲。

他临走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

“好吧，再见，朱赫来。明天你跟我弟弟一道去，事情会办妥的。”

游击队撤走三天之后，德国人就进了城。几天来，一直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了火车头的汽笛声，这是他们到来的信号。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

“德国人来了。”

全城像是捅开的蚂蚁窝一样骚动起来。虽然大家早就知道德国人迟早是要来的，但总是不大相信。可现在这些可怕的德国人居然已经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开到城里来了。

德国人不是在马路中间，而是排成两个单行，沿着马路两侧行进。他们穿着墨绿色的制服，平端着枪，枪上插着宽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身上背着大行军袋。他们把队伍拉成长条，从车站到市区，连绵不断；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准备应付抵抗，虽然这儿并没有人想抗击他们。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两个拿着盒子枪的军官。马路中间走着的是一个担任翻译的乌克兰伪军头目。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戴着一顶羊皮高帽。

德国人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鼓手敲起鼓来。只有少数老百姓壮着胆聚拢过来。

穿乌克兰短上衣的伪军小头目走到一家药房的台阶上，大声宣读了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第一条 本市全体居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将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交出，违者枪决。

第二条 本市宣布戒严，每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从前的市参议会所在地，革命后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办公处，现在又成了德军的城防司令部。房前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卫兵，他头上戴的已经不是钢盔，而是缀着一个很大的鹰形帝国徽章的军帽了。院子里划出一块地方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整天都有怕被枪毙的居民来交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来交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德国人没有扣留一个人。

那些不愿去交枪的人，就在夜里把枪扔到街上。第二天早晨，德国巡逻兵就把枪捡起来，装上军用马车，运到城防司令部去。

中午十二点多，规定交枪的期限一过，德国兵就清点他们的战利品，收到的步枪总共是一万四千支，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枪没有交出来。他们就挨家挨户搜查，但是搜到的却很少很少。

第二天清晨，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边，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在他们家搜出了步枪。

阿尔焦姆一听到命令，就急忙赶回家来。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保尔，就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郑重其事地小声问道：

“你从外面往家里拿什么东西没有？”

保尔本想瞒住步枪的事，但是他不愿对哥哥撒谎，就全部照实说了。

他们一道走进小棚子。阿尔焦姆把藏在梁上的枪取下来，卸下枪栓和刺刀，把枪托砸得粉碎。其余的部分则远远地扔到小园子外面的荒地里，回头又把刺刀和枪栓扔到茅坑里。

收拾完了以后，阿尔焦姆转身对弟弟说：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保尔，你要知道，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得跟你说清楚，往后什么也不许往家里拿。现在因为这种事连命都会送掉。记住，往后不许瞒着我，要是你把这种东西带回来，让他们发现了，头一个抓去枪毙的就是我。你还是个毛孩子，他们倒是不会碰你的。眼下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以后再也不往家拿东西了。

当他们穿过院子往屋里走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停住了。律师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涅莉和维克多从车里走了出来。

“这些宝贝又回来了。”阿尔焦姆恶狠狠地说，“又有好戏看了，他妈的！”说着就进屋去了。

保尔为枪的事难过了一整天。就在这同一天，他的朋友谢廖沙却在一个没有人要的破棚子里，拼命用铁锹挖土。他终于在墙根底下挖了一个大坑，把领到的三支新枪用布包好，放了下去。他不想把这些枪交给德国人。昨天他翻来覆去折腾了一整夜，怎么也舍不得这些到手的宝贝。

他用土把坑填平，夯结实了，又弄来一大堆垃圾和破烂，盖在新土上。然后他又严格地检查一番，觉得挑不出什么毛病了，这才摘下帽子，擦掉额上的汗珠。

“这回让他们搜吧，就是搜到了，也查不清是谁家的棚子。”

朱赫来在发电厂工作已经一个月了。保尔已不知不觉地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

朱赫来常常给他讲解发电机的构造，教他电工技术，让他很快熟悉这一行。

水兵朱赫来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孩子。他得空的时候，常常来看阿尔焦姆。这个通情达理、严肃认真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讲述各种日常生活琐事。尤其是当母亲唠叨保尔怎样淘气的时候，他更是耐心地听下去，而且他总会想出办法来安慰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使她忘掉种种烦恼，过得舒坦些。

有一天，保尔走过发电厂院子里的木柴堆，朱赫来叫住了他，微笑着对他说：

“你母亲说你爱打架。她说你就像一只小公鸡那样好斗。”朱赫来大笑起来，像是蛮赞成似的，接着又说，“打架倒不算坏事，不过得知道打谁，为什么打。”

保尔不知道朱赫来是取笑他还是说正经话，便回答说：

“我可不平白无故地打架，总是有理由才动手的。”

朱赫来出其不意地对他说：

“打架要有真本领，我教你，好不好？”

保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怎样才算是有真本领？”

“好，你瞧着。”

他扼要地讲了讲英国式拳击的打法，给保尔上了头一课。

保尔为了掌握这套本领，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学得很不错。在朱赫来的拳头打击下，他不知摔了多少个倒栽葱，但是这徒弟还是耐心地学下去。

有一天，天气很热，保尔从克利姆卡家回来，在屋子里转悠了一阵子，觉得没有什么活儿可干，就决定到房后园子角落里的小棚子顶上去，那是他最喜爱去的地方。他穿过院子，走进小园子，登着横梁上突出的地方，爬上了棚顶。他拨开板棚上面繁茂的樱桃树枝，爬到棚顶当中，躺在可爱而温暖的阳光下。

这棚子有一面对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要是爬到棚顶的边上，就可望见整个花园和前面的房子。保尔把头探过棚顶，看到院落的一角和一辆停在那里的四轮马车。他看见住在列辛斯基家的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用刷子刷他长官的衣物。保尔不止一次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看见过那个中尉。

那个中尉是个矮个子，红脸盘，留着一小撮剪得短短的胡须，戴着夹鼻眼镜和漆皮帽舌的军帽。保尔知道他住在厢房里，厢房的窗口朝着花园，从棚顶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中尉正坐在桌旁写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他拿着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把一封信交给勤务兵，就沿着花园的小径朝临街的栅栏门口走去。走到凉亭旁边，他站住了，显然是在跟谁说话。列辛斯基的女儿涅莉从凉亭走了出来。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两个人出了栅栏门，上街去了。

这些保尔都看在眼里。他正打算睡一会儿，抬头又看见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把中尉的军服挂在衣架上，打开了对着花园的窗子，收拾完屋子，走了出去，随手把门关上，转眼间保尔又看见他走到了拴着马匹的马厩旁边。

保尔朝那敞开的窗户望去，整个房间看得清清楚楚。桌上放着皮带和一件发亮的东西。

保尔按捺不住好奇心，悄悄地从棚顶爬到樱桃树上，顺着树身溜到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几个箭步就到了那敞开的窗子跟前，朝屋里看去，桌子上放着的是一副武装带和一支装在皮套里的很漂亮的十二发“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紧张得上气不接下气。有几秒钟的工夫，他心里斗争得很激烈，但是最后还是被一种力量所支配。他不顾死活，弯着身子，跳进房里，抓住枪套，拔出那支崭新的黑色手枪，连忙跳回花园。他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枪塞进裤口袋，迅速穿过花园，向樱桃树跑去。他像猴子似的攀上棚顶，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勤务兵正悠闲地跟马夫聊天。花园里静悄悄的……他从板棚上溜下来，急忙跑回家去。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没有注意到他。

保尔从箱子后面抓起一块破布塞进口袋里，悄悄地溜出房门，穿过院子，翻过栅栏，走上通向森林的大路。他一只手按住那支不时碰撞他大腿的沉重的手枪，拼命朝一座废弃的老砖厂跑去。

他的两只脚简直像腾空似的，风在耳边呼呼叫。

老砖厂里很僻静。木板房顶有的地方已经塌了下来，碎砖东一块，西一块的。砖窑也毁坏了，显出一片凄凉景象。这里杂草丛生，只有他们三个好朋友有时候一起到这里来玩。保尔知道许多安全可靠的隐蔽场所，可以藏他偷来的宝贝。

他钻进一座砖窑的豁口，小心地回头望了望，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松林在飒飒作响，微风轻轻扬起路边的尘土，松脂散发出浓烈的气味。

保尔把那支用布包好的手枪，放到窑底的一个角落里，盖上一大堆碎砖。他从窑洞里钻出来之后，又用砖头把豁口堵死，做了个记号，然后才回到大路上，慢腾腾地走回家。

他的腿一路上不停地打颤。

“这件事的结果会怎样呢？”他想到这里，心情有些沉重，感到惶恐不安。

这一天，还没有到上工的时间，他就到发电厂去了，免得在家里待着。他从门房那里拿了钥匙，打开门，进了安装着发动机的厂房。当他擦着风箱，给锅炉上水和生火的时候，还一直在想：

“列辛斯基家里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已经很晚了，大概是夜里十一点的时候，朱赫来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小声地问他：

“今天为什么有人到你们家里去搜查？”

保尔吓了一跳：

“什么？搜查？”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你不知道他们搜查什么吗？”

保尔很清楚他们要搜查什么，但他不敢把偷枪的事告诉朱赫来。他提心吊胆地问：

“是把阿尔焦姆抓走了吗？”

“谁也没有抓走，可是家里的东西都给翻了个底朝天！”

保尔听了这话，心里稍微踏实了些，但是依然感到不安。有几分钟，他们俩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以后的结果；一个不知道搜查的原因，却因此变得警惕起来。

“真见鬼，莫不是他们听到了我的什么风声？我的事情，阿尔焦姆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可是为什么要到他家去搜查呢？往后得格外小心才好。”朱赫来这样想。

他们默默地分开，干活儿去了。

列辛斯基家这时可闹翻了天。

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就把勤务兵喊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等到查明手枪确实是丢了，这个平素彬彬有礼、似乎颇有涵养的中尉，勃然大怒，挥手给了勤务兵一个耳光。勤务兵挨了这一下，身子晃了晃，又直挺挺地站住了。他内疚地眨着眼睛，恭顺地听候发落。

被叫来查问的律师也很气愤，他因为家里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一再向中尉道歉。

这时候，在场的维克多对父亲说，手枪可能是邻居偷的，尤其是那个小流氓保尔·柯察金嫌疑最大。父亲连忙把儿子的想法告诉了中尉，中尉马上下令进行搜查。

搜查毫无结果。这次偷手枪的事使保尔更加坚信，即使是这样冒险的举动，有时也可以平安无事。 kW5x3aichsPy29kepKGeJ5xXMuoJOXTYfQsEZe37yyudN/5jrZEoX2vuveNaIs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