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诸案

● 胡惟庸案

朱元璋自建明朝始就在考虑废丞相之职。胡惟庸案成为其废丞之由。

胡惟庸，凤阳定远人，是最早跟随朱元璋的文臣之一。他是明朝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平民”丞相。胡惟庸独居相位四年。朱元璋对于胡惟庸那套借君主的好恶以报个人恩怨的奸臣手法洞若观火。朱元璋让他当丞相，是因为他可供利用。

利用存在隔阂仇怨的人互相监督，是朱元璋惯用的权术。洪武七年（1374年）六月，他将汪广洋从广东召回来，任命为左御史大夫。果然有个叫韩宜可的不怕死的御史，上章弹劾胡惟庸与右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擅作威福。朱元璋假装大怒，说他诬陷大臣，抓进锦衣卫关起来。不久却又将他放了，并没有治罪。洪武十年（1377年）十月，朱元璋提升胡惟庸做左丞相，让汪广洋做右丞相去牵制。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朱元璋命礼部定奏章式样，禁天下奏事给丞相所管的中书省。洪武十二年（1379年）七月，吉安侯陆仲亨、江夏侯周德兴、宜春侯黄彬在临清练兵地被逮捕回南京。其中，陆仲亨与胡惟庸的关系密切。

这些迹象说明朱元璋在中书省问题上将有重大行动。这时，发生一件胡惟庸的儿子在大街上骑马横冲，跌落下马，被过路马车轧死的事。胡惟庸不由分说把马车夫捉住，擅自杀了。朱元璋见他如此专横，甚为生气，要他偿命。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戊午发生了占城（今越南南部）贡使事件。占城贡使到南京进贡，把象、马赶到皇城大门口，让守门的宦官发现了，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一听，大怒，命令将胡惟庸和汪广洋抓起来，关进监狱，说他们蒙蔽欺君。二位丞相不愿承担罪责，认为接待贡使是礼部的责任。朱元璋遂将礼部的官员也统统关了起来。

两相入狱，御史们才彻底明白皇上的意思，便纷起攻击胡惟庸擅权植党，祸乱朝廷。御史中丞涂节为了保命，揭发胡惟庸毒死刘基的事，并说当时汪广洋任左御史大夫，是知情人。朱元璋对这件事很敏感，若是把事情的真相暴露了，对自己不利，便横下一条心，要大开杀戒。他先是逼迫汪广洋自杀，然后采取刑讯逼供，让涂节编织了一个胡惟庸结党造反的口供，于是株连蔓引，许多人都被牵连进去。到次年（1380年）正月戊戌，将胡惟庸、涂节、御史大夫陈宁都给杀了，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将六部尚书的品级由三品升为二品，改组御史台与都督府。御史台改称察院，只保留监察御史，后来调整为都察院。都督府改组为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分别统管各地的卫所。

● 蓝玉党案

蓝玉党案是胡惟庸案的继续。蓝玉，凤阳定远人，英勇善战，深得朱元璋器重。但在其功高位显之时，蓝玉在四件事情上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一是不把朝廷命官和朝廷制度放在眼里，二是逼奸元王妃，三是说过燕王朱棣的坏话，四是权力欲过强。这最终导致了其杀身之祸。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 告蓝玉谋逆，蓝玉下狱被杀。吏部尚书詹徽曾奉旨参与审讯。蓝玉不肯认罪，詹徽呵斥，要他从速招来，不要株连他人。蓝玉大呼：“徽即臣党。”于是，詹徽由执法官变成阶下囚。还有些士人，仅仅因为是蓝玉的家庭教师，或仅仅因为替蓝玉题画，也作为奸党被杀。当然，追究蓝党，主要的目标是勋臣。朱元璋颁《逆党录》，布告天下，有国公1、列侯13、伯2、都督10余人列名其中。被治罪的勋臣，许多与蓝共过事。因蓝玉案被杀的人数达15000名。

通过胡、蓝党案，勋臣武臣被扫除殆尽。洪武年间封侯，也就在50人左右，两案即除去30多人。朱元璋为了巩固朱氏家庭的统治，同时也是为了平息新兴贵族地主集团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有必要进行反对勋臣的斗争。但杀人太多，造成朝中无将的局面，对以后的政治斗争产生了影响，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 空印案和郭桓案

洪武中期，曾发生两大事件，则完全是针对文职系统官员的。

首先是空印案。明朝的地方官员每年到户部送核钱粮、军需等事时，必备空白文书。采取这一办法，解决了地方官府的困难，但也确实产生欺瞒和不负责任的后果。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个情况，下令严办，凡携带空白文书的衙门，主印者处死，佐贰官以下发戍边区。实际上，被杀的不止掌印官，稍有牵连者，就会被处死。

对滥杀官吏，太子朱标持有不同的看法。朱元璋要他复讯案犯，许多人被减罪免罪。朱元璋曾问御史袁凯，在这件事情上，他与太子谁对？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稍有不慎，便会有性命之虞。多亏袁凯聪慧，想出两句得体的话：“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朱元璋听了感到很舒服，依从朱标减免的要求。但细想起来，袁凯这人持议两端，过于圆滑，厌恶之心难免生出。为了保命，袁凯不得不佯装疯癫。

空印案风波未平，郭桓案又起。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户部右侍郎郭桓与北平布、按二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人勾结贪污，朱元璋下令治六部左右侍郎以下京官及有关地方官员罪，死者达数万人。郭桓究竟如何与北平官吏行奸，很难说清。据朱元璋后来公布的材料看，郭桓贪污有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有关浙西地区的，该地区秋粮应收450万石，郭桓等仅收60万石，收钞80万锭，折抵200万石；另有190万石未收，而令浙西各府出50万贯钞，“各分入己”。一个数字是关于全国的。郭桓盗卖三年来军卫积粮约700万石，如果加上其他各仓，以及各布政司伙同郭桓等所盗卖的仓粮，总数在2400万石。

即使按190万石或700万石来说，数字也是相当可观了。追论起赃物，只得说某亲朋好友家若干，某殷实富家有若干。全国各地许多大、中地主被牵连进去，抄家问罪，“中人之家多破产”。

● 文字狱

明初对用字的避讳很多，如不用“元”字，洪武元年改写成洪武原年。朱元璋过分看重字词的使用，在更多的情况下，不是出于礼仪的规定，而是出于他本人的特殊心理。有人因用了他所忌讳的字词而招来杀身之祸，这种情况叫“文字狱”。

文字狱的残忍，不仅“千古所未有”，其荒谬绝伦之处，已到匪夷所思之境地。凡上奏表中有“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仪则天下”“建中作则”“圣德作则”等辞者皆被杀，因为“则”音若“贼”，朱元璋有心病故以为是讽刺他曾为贼。另外的如：“睿性生知”“天下有道”，被解释“生”为“僧”，“道”为“盗”；“藻饰太平”被解为“早失太平”，皆处斩。杭州教授上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话，太祖“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 发也，则字音近贼’，遂斩之”。有位远方僧说来自“殊域”，太祖认为“殊”分开为“歹朱”，也被砍头！尚有以言语得祸者。太祖微服出访，有个老妪称皇帝为“老头儿”，结果那一带的居民都被抄家。有人绘一大脚女怀中抱一西瓜，贴在墙上。因朱元璋常自称“淮西布衣”，马皇后是天足，故被释污辱皇后为淮西大脚，搜主绘者不得，屠其街坊。

文字狱是朱元璋在思想统治上走向极端的产物，特别集中地表现出朱元璋的多疑性格和复杂心理。

● 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考试，是开科以来第六届。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吉王府纪善白信蹈为考官，于会试考生中选取中第的51人，都是长江以南地区的士人。正试中，定闽县陈 、吉安尹昌隆、会稽（今浙江绍兴）刘谔为一甲。北方诸生，大概还有那些落第的南方诸生议论纷纷，齐声说：刘三吾是湖广茶陵（今属湖南）人，取士有私，偏向同乡。朱元璋命翰林院侍读张信、侍讲戴彝等12人复阅落第试卷，每人10份，取文理优异者，但选中的试卷又很不理想。有人宣称：刘三吾勾结张信等人，故意挑选不好的试卷进呈。朱元璋怒，兴狱治罪：刘三吾年老，被谪戍，张信、白信蹈论死；陈 不得入翰林院，授礼宾司仪署丞，并且终因此案被杀。朱元璋亲自阅卷，取中61人，六月廷试，以韩克勤、王恕、焦胜为第一甲。

这科会试两次张榜，一次在三月，一次在六月，一次中第的都是南士，另一次中第的都是北人，故称“春夏榜”，又称“南北榜”。

后来，出现了按南、北比例取士的趋势。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以10分为率，南人取6，北人取4。再后，又分为南、北、中卷，北卷包括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南直隶的凤阳、庐州2府和滁州、徐州、和州3州；南卷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及南直隶除凤阳等2府3州以外的地区。以百人为率，规定南卷取55名，中卷取10名，北卷取35名。这是宣宗宣德年（1426—1435年）以后的事情了。划分地区规定取士比例，使朱元璋取天下士的思想得以制度化。

靖难之役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封为燕王，治理北平。十三年（1380年）开始进驻封地。受太祖特许，王邸用元旧宫殿。由于北平毗邻蒙古，因此为防御元残余势力侵扰，故特诏配以精锐重兵，归其指挥，以拱卫京师；并任傅友德为将军，指挥军队听其节制。同秦王 、晋王 分道都诸将北征。后因秦、晋二王久不出师，只有燕王率傅友德军多次出塞征伐，直抵迤都山，生擒敌将乃儿不花等；又时常巡边，筑城屯田，建树颇多，是明初军功最显著的塞王之一。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死，朝廷经多次商议，以标子允 为皇太孙，做皇位继承人。对此，朱棣颇为不满。朱允 天资聪敏，却生性怯懦，优柔寡断。太祖每令对诗多不符合旨意。一次，太祖出句“风吹马尾千条线”，他竟答以“雨打羊毛一片毡”。太祖非常不高兴。恰好当时朱棣在场，乘机对曰：“日照龙鳞万点金”。对仗工整，气势雄壮，太祖一听非常高兴，连称：“好对语！好对语！”因此对朱棣倍加宠爱，曾一度萌发更换皇位继承人的念头。经翰林学士刘三吾劝谏：“若此，将置其二兄秦王、三兄晋王于何地？”太祖终于为遵守传统礼法、稳定政局而作罢。虽如此，但却在无形中诱发起了朱棣谋夺皇位继承权的欲望。且当初诸王封国时，太祖曾决定给每王配置一学问僧为师傅，以辅佐其行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僧道衍向朱棣毛遂自荐，声称：“大王如能用我，当奉一顶白帽子给你戴！”“白”字加在“王”字上恰恰便是一个皇帝的“皇”字，隐喻“保你做皇帝”！这正迎合了朱棣心意，朱棣十分高兴。不久，燕王果然请求允许以道衍为自己师傅，并赐名姚广孝，时常出入燕邸。广孝才智过人，燕王得其辅佐，如虎添翼，更加助长了其谋取皇位之心。他企图试探一下姚的心意，特出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马上对以“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二人会心一笑，于是靖难之谋便定了下来。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太祖驾崩，皇太孙即位，是为建文帝，史称明惠帝，以明年为建文元年。燕王棣赴京奔父丧，但行至淮安，便接到朝廷关于“诸王临国中，毋到京师会葬”的“遗诏”。棣甚恼火，想必是建文宠臣齐泰、黄子澄等改了诏书，但实情不明，只好暂时返回。

同年七月，建文帝果然颁布了“削藩”令，并首先从朱棣同母弟周王 开刀。先派大将军李景隆统兵到了封地逮捕王 到京，不久便废为庶人，全家发配云南。朱棣见周王被抓以后，完全证实了齐、黄用事。于是便挑选壮士为护卫，以“勾军”为名，广招“异人术士”。这时，齐王 、代王桂等也相继被削，湘王柏甚至被迫自焚而死。随后，朝廷更下令“今后诸王均不得节制文武官员”，更进一步限制诸王权力。这就更迫使朱棣高度警惕，加紧练兵，准备起事。

十一月，有人向朝廷告发燕、齐有变。建文帝问黄子澄：“是谁当先？”子澄答：“燕王虽久称病，实则整日练兵，广招能人，反意已明，宜急图之。”齐泰也说：“今有蒙古入寇警报，正好以防边为名，派将驻开平，悉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去其羽翼，便可图之。”于是命工部侍郎张 为北平布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观察如有所举动，便进而图之。恰当此时，燕王妻弟徐辉祖也曾告燕王密谋的原因，被加太子太傅，与李景隆同掌六军协谋攻取燕。

建文元年（1399年）正月，燕王派长史葛诚入京奏事。葛竟把实情都报告给了朝廷，并愿充当内应。返回后，燕王见他脸色有异，心疑之。二月，借拜见新帝之机，燕王亲赴京城密察虚实，以谋对策。时，户部侍郎卓敬密奏帝：“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而北平又为强干之地，金元兴起之所，应徙封南昌以绝祸根。”帝读过后起身。第二天召敬问：“燕王骨肉至亲，何得说此？”敬答：“隋文、杨广非父子耶？”沉默了一会，曰：“卿勿再说。”于是，当燕王返回后，建文还是一度派耿 掌北平都司事，景清任北平布政司参议，监视燕邸动静。不久，又派都督宋忠以备边为名，率兵三万，并调燕府护卫精锐归忠指挥，驻扎在开平；用耿 在山海关练兵，徐凯在临清练兵；密敕张 、谢贵严加戒备，对燕府形成包围之势；（宋忠）又釜底抽薪，调燕悉骑指挥关童入京师。朱棣深知朝廷用意，入觐回来后便装病卧床，愈来愈重。四月，太祖逝世周年之日，燕王派世子高炽暨弟高煦、高燧为代表赴京祭祀，命“令朝廷勿疑”。齐泰请求留下燕世子为人质。黄子澄则坚决主张放回，以免燕王疑。当高炽等返回后，燕王开始大喜：“吾父子复得相聚，天助我也。”于是更加紧暗地里练兵，而表面上却佯装疯癫，有时满街乱跑，狂呼乱喊，抢人酒食，时而卧地不起，甚至盛暑围着火炉发抖，喊“冷极”，从而使朝廷侦知逐渐相信。六月，正在双方都紧锣密鼓地备战之际，燕府护卫百户倪谅竟逃往京师，向朝廷告发燕王谋反。建文集团则以此为由，下诏斥责燕王不忠，下令逮捕朱棣及其官属。密令张 、谢贵速围燕府，并多次敕燕府旧人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前往逮捕燕王。张信在其母劝阻和感召下反戈一击，提前告知棣。棣遂令护卫指挥张玉率壮士800入城守卫。不久，圣旨到。七月，谢贵、张 围攻燕府，飞矢入内，要燕王所逮官属自动投降。朱能以“交割所逮官属”为名，邀请贵、 入府。当二人到后，棣设宴进上新瓜以招待。棣持瓜怒斥说：“百姓还知道宗族相恤，我身为天子亲属，却时时想致我于死地。朝廷既如此，我还有什么事不可干？！”猛然摔瓜为号，护卫军纷纷上前，生擒贵、 ，并痛击内奸卢振、葛诚。燕王大声说：“我有何病？实是朝中的奸臣和你们这些人逼的呀！”于是，燕王亲手杀了二人，围解。

七月初五日，燕王正式誓师，援引《祖训》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条文，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起兵靖难。取消了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设置官属，任张玉、朱能、丘福为都指挥佥事。第二天，留郭资辅世子守北平，亲率大军抵达通州，指挥房胜不战而降。用张玉计，攻下了蓟州、遵化，解除后患，然后又向南推进。一场以夺皇位为实质的武装斗争开始了。十六日，燕王认为“居庸险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无北顾忧”。于是挥军攻占居庸，转攻怀来，开平、龙门、上谷、云中守将望风归降。燕王又攻克了永平、克滦河，直趋南下。由于北平多年一直为基地，因此附近州县卫所，一呼百应，士气旺盛，并有鞑靼兵马为后盾，南方宫中太监为内应，朱棣不仅兵精粮足，而且对建文集团内动静虚实了如指掌，加之指挥得当，又有姚广孝等能者相助，出谋划策，因此在斗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建文集团相反，虽位居正统，兵众粮足，但因建文帝生性怯懦迂腐，缺乏魄力，处事优柔寡断，易信谗言。因此先后任用耿炳文、李景隆分镇真定、河间。结果，耿先大败于真定，困守孤城；李代耿后，虽乘燕军攻大宁之机而围攻北平，但在北平军民合击下又大败，逃回德州。建文无奈，答应罢免齐泰、黄子澄的兵权（实则仍典兵如故），以求罢兵。燕王知诈，不听，继续进攻德州。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燕王连续攻下德州、济南，景隆只身走。惟铁铉、盛庸代景隆坚守济南，燕军久攻不下，只好暂回北平。由于守城有功，铁铉升为兵部尚书，盛庸升历城侯。九月，盛庸受命北伐，以副将军吴杰进攻定州、都督徐凯屯驻在沧州，自己固守济南，以逸待劳；而燕王则佯攻辽东，暗渡直沽直捣沧州，破城捉凯，大获全胜。但在东昌大战中，勇将张玉战死，燕王也因有建文诏戒，敌将“莫敢加刃”，几次化险为夷。在这次战役中，幸运的是有朱高煦援救，方转败为胜。

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燕王自撰文隆重祭奠张玉等阵亡将士，以鼓舞士气。三月，夹河大战，开始盛庸主力遭到惨败，退守德州。建文又佯诏“窜逐齐泰、黄子澄于外，令有司籍其家，以谢燕人”，实则命齐、黄外出募兵勤王。燕王识破，其计策连下顺德、广平，名义上表达迎降。八月，攻破保定，解了北平之围，回师京都。此间，燕王起兵三年，仅得永平、大宁、保定等地，且有得有弃，死伤较重；而南军分布广，也时有告捷，因此朝廷开始松懈。又因建文御宦官极严，宦官多恨建文而欲拥立燕王，京城虚实详细密告于燕王。燕王决心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于是打算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他不再随便攻城，而在十二月出师直奔金陵。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建文令魏国公徐辉祖主山东。燕军连续到达汶上、沛县，直捣徐、淮。三月，到了宿州，攻破萧县，大败敌主将平安于小河。接着，同徐辉祖大战齐眉山，自午至酉，难分胜负。骁将王真、陈文、李斌相继战死，兼之暑雨连绵，土湿多疫，诸将皆欲暂息。燕王认为“兵事有进无退，否则便会解体”，朱能也以“汉高十战九不胜，卒有天下，岂可有退心”来鼓舞战士，以迎接更大的决战！而建文集团却因暂时的小胜冲昏了头脑，听信谗言，以“京师不可无帅”为由，撤回徐辉祖，放松了戒备。燕王先用分兵进扰，使敌兵势力分割削弱，应顾不暇，燕子乘敌将何福移兵灵璧就食之机，展开大战。四月初八日，燕王亲率诸将首先登城，军士紧跟其后。三声炮响，敌军以为是自己的信炮，纷纷争出，城门堵塞不得出，自相践踏，一片混乱。燕军乘机涌入，攻破其营，生擒平安、陈晖等大将，仅以何福身免，燕王大获全胜。与此同时，宋贵又成功截击了前往援助济南的辽军，并全歼其军。南军的势力更加衰弱了。五月，燕王连下泗州，拜了祖陵；巧渡淮水，取盱眙，乘胜直捣扬州，攻克仪征。这时，建文帝又派使以“割地南北”议和。燕王称“凡所以来，为奸臣耳。得之，谒孝陵，朝天子，求复典章之旧，免诸王罪，即还北平”，并指出此议和实为“奸臣缓兵之计”，拒绝接受。议和未成之后，建文集团便自恃长江天险，打算募兵勤王，进行顽抗。

六月初一，燕王汇集高邮、通、泰船于瓜州，向京城进发，在浦子口大败盛庸军；又得子高煦的援兵，势力盛极。一时朝臣多暗地里派使者向燕王献计、充内应，前往增援前线的陈瑄，亦率舟师投降了燕。燕军势力更加旺盛。初三，燕王誓师渡江，舳舻相衔，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声威浩荡，当时，盛庸列兵沿江200里迎战。燕王指挥诸将先登，以精骑数百冲入敌军阵营，庸师溃，单骑逃走，余众都投降。随后移师长江咽喉镇江，守将不战而降。此时举朝震惊。建文除令谷王穗、安王楹分守都门外，又派遣李景隆和诸王反复同燕王求和。燕王仍以“欲得奸臣，不知其他”为由，盛宴后送回。建文无计，方孝孺坚请守城待增援。齐泰、黄子澄分奔赴广德州、苏州逃难征兵，都没有取得成效。十一日，燕军进入朝阳，谷王和景隆献出金川门，朝廷文武都迎降。建文左右仅剩数人，于是关闭了所有的后妃宫，纵火焚之。在烈火中，建文帝不知去向。

朱棣入宫后，进行大肆报复行动。建文谋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先后被磔，诛灭九族。拒草“即位诏书”的方孝孺和藏刀上殿行刺的景清，更祸灭十族，不仅株及九族，连门生之门生，姻亲之姻亲，均不放过，史称“瓜蔓抄”。前后被杀者数以万计，镇压十分残酷。

七月初一，朱棣正式登极，史称明太宗（嘉靖时改谥“成祖”），以明年（1403年）为永乐元年，升封地北平为北京，改京师为南京，统一了明代南北两京之制。一切恢复太祖时旧制。“靖难之役”就此宣告结束。 F9QmxiSoTD95FrWAtI6Y5qjDBlXG6IkeJ9tnGk0uDFhvb7IP0WkJqio9xGO6pscH

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太祖的军队打到北京以后，元顺帝跑掉了，元朝失去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尽管如此，元顺帝的军事力量、政治机构都还存在。因此，他经常派遣军队往南打，要收复失地。他认为这个地方是他的，他们已经统治了八九十年。

而当时明朝的都城是在南京。为了抵抗蒙古的进攻，明太祖只好把他的许多儿子封在长城一线作塞王。可是现在情况变了，明成祖自己跑到南京去了；此外，原来封在热河的亲王叫宁王，宁王部下有大量蒙古骑兵。明成祖南下争夺帝位之前，先到热河，见到宁王就绑票，把宁王部下的蒙古骑兵都带过来了。他利用这些蒙古骑兵作为自己的军事主力，向南进攻取得了胜利。从此之后，他就不放宁王回热河，而把他封到江西去。这样一来，在长城以北原来可以抵抗蒙古军进攻的力量便没有了。原来他自己在北京，现在自己到了南京，因而就削弱了明太祖时代防御蒙古军进攻的力量，防御线有了缺口，顶不住了。因此，他不得不自己跑到北京来指挥军队，部署防御战。因为他自己经常在北京，当然政府里的许多官员也都跟来北京，北京慢慢变成了政治中心。于是他开始修建北京，扩建北京城，大体上是根据元朝的都城来改建的。

元朝时北京南边的城墙在哪里呢？在现在的东西长安街。明朝就更往南了，东西长安街以南这个地区是明朝发展起来的，德胜门外5里的土城是元朝的北城，明朝往南移了5里。

明成祖营建北京是有个通盘安排的，他吸取了过去多少朝代的经验，所以街道很整齐，几条干线、支线把整个市区划成许多四四方方的小块。有比较完整的下水道系统，有许多中心建筑。从明成祖到北京以后，前后30多年，重新把北京建成了。和这个时期的世界其他各国比较，北京是当时世界各国首都中建筑比较合理、有规划的、最先进的城市。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首都比得上它。

有人问：北京还有外城，外城是什么时候建筑的？外城的修建比较晚，是在公元1550年蒙古军包围北京的紧急情况下，为了保卫首都才修建的。但是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只修好了南边这一部分，其他部分就没有修了。至于现在的故宫、天坛那些主要建筑，也都是在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应该说明，现在的故宫并不是原来的故宫，认为明成祖修的宫殿一直原封未动地保留到现在是错误的。故宫曾经经过多次的扩建和改修。过去三大殿经常起火，烧掉了再修。起火原因很简单，就是太监放火。宫廷里有许多黑暗的事情，太监偷东西，偷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事情包不住了，就放火一烧了事。烧掉了再修，反正是老百姓出钱。明清两代宫廷里经常闹火灾就是这个道理。故宫的整个建筑面积有170000平方米左右，光修故宫就用了20年的时间。由于从明成祖一直到明英宗连续地营建北京，政治中心就由南京转到北京来了，北京成为国都了。

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中心，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一点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只把政治、军事中心建立在北京还是不够的。当时东边从辽东起，西边到嘉峪关止，敌人从任何地方都可以进来。当然，从山海关往西有一道万里长城。可是城墙是死的，没有人守还是不能起作用。所以，必须要在适当的军事要点布置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明朝政府在北方沿边一线设立了所谓“九边”。“九边”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开始只建立了四个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跟着又增加了三个镇：宁夏、甘肃、蓟州。以后又加上太原、固原二镇。这九个军事要塞，在明朝合称“九边”，是专门对付蒙古族的。每一个军事中心都有很多军队，譬如明朝后期，光在蓟州这个地方就有10多万军队。

九边有大量的军队，北京也有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吃什么呢？光依靠河北、山东、山西这几个地区的粮食是不够供应的，必须要从南边运粮食来。要运粮食，就要有一条运输线。当时没有公路、铁路，只能通过运河水运，把东南地区的粮食集中在南京，通过运河北上。一年要300～400石粮食来北京养活这些人。所以运河在当时是一条经济命脉。这种运输方法，当时叫作漕运。为了保护这条运输线的完全，明朝政府专门建立一个机构，派了十几万军队保护运河沿线。明朝是如此，清朝也是如此。

把军事、政治中心放在北京，北方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南方发生了事情怎么办？于是就把南京改为陪都。陪都也和首都一样，除了没有皇帝之外，其他各种组织机构，北京有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北京有六部，南京也有六部。因为南京没有皇帝，便派一个皇帝亲信的人做守备。当时的大学叫国子监，国子监也有两个：一个叫“北监”，一个叫“南监”。北监在北京，就在孔庙的旁边。北监、南监都刻了很多书，叫北监本和南监本。当然，陪都和首都也有区别，首都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部长叫尚书，副部长叫侍郎）有实权，而陪都的六部没有实权。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首都办。南京的这些官清闲得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些人大都是些政治上不得志的人，在北京站不住脚，有的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事，就要他到南京去做一个闲官，有饭吃，有地位，可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要了解这一点。那么，他在南方搞一套机构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以南京为中心来保护运河交通线；第二，以南京为中心，加强对南方人民的统治。南方各个地区发生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就可以就近处理、镇压。

明成祖迁都北京，这不但是抵抗蒙古族南下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同时也为北京附近地区生产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都市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