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统治

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周在经过历代首领尤其是古公亶父以至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由最初的蕞尔小国变为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文王去世后，武王继志。武王以牧野一战灭商，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建国不久，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即位，于是周公旦居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7年，东征顽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制礼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武王以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势蒸蒸，典章制度、礼乐行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 武王灭商

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末叶的殷周鼎革是先秦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春秋时人认为“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损，周是以兴”。即商周交替的原因在于商纣王的暴虐和文王的韬光养晦。事实上，商纣之季的商王朝已成四面楚歌之势：北面是雄踞山西高地的周人，南面也成了周人的疆土，东边则是刚刚平定的东夷；而商王朝中因奸臣当道，贤人尽去，其统治岌岌可危。故武王灭商是水到渠成，商周交替也是商周之际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相传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已经亡故，故文王去世后由次子姬发即位，是为武王。武王即位之时，商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中、恶来等谄毁善谀的佞臣。对于当时殷商末年的形势，纣王之兄箕子曾断言：纣王任用小人必将殷商社稷推向无涯的深渊。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小邦周”与“大邦殷”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还是很悬殊的，所以即位之后的武王并没有直接进兵而是继续文王的政策。据说武王即位之后连年号都未改，仍沿用文王受命后的年号。可见武王继志之后是继行文王之道，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

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召公、毕公、毛叔郑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为进一步东进灭商做准备。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丰、镐在后来周公营建东都成周之后与之相对称为宗周。

盟津也作孟津，位于黄河北岸，在今河南孟津西南十多里处，因附近曾有一个城邑叫“盟”而得名。《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于盟津。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八百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认为时机并未完全成熟，于是暂时退兵西守。盟津观兵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期会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作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中的有识之士为了挽狂澜于既倒，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箕子囚禁起来。于是微子启和太师、少师等人纷纷向周逃亡。这时，商王朝的统治核心已经分崩离析，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武王十一年（前1046年）元月，即观兵盟津后的第二年，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庸、蜀、羌 、微、卢、彭、濮等方国部族武装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队伍在渡过盟津之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历数了纣王的罪状，勉励伐纣的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盟津誓师之后，伐纣大军采取急行军战术，日行几十里，仅用了4天时间，便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于第二天早晨与纣师决战于牧野。

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记述。《逸周书·克殷解》记述牧野之战的经过是：周师率350乘戎车布阵在牧野，商纣王也率军队前来抵抗。武王先让太师吕尚即姜子牙和百夫长与商朝军队单车挑战，然后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使商军大溃而逃。商纣王在败兵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鹿台自焚而死。《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的记载为：牧野之战在一天之内结束，次日，周武王一举攻下了商朝的都城，建立了新的王朝。

对于两军对垒力量的记述，后世史书则多有不实，且互为抵牾。《史记·周本纪》记载周除了自己的3000虎贲，还有四方八国的战车4000乘，而商纣王则发兵70万以抵拒，这与《韩非子》和《战国策》说纣王“将率天下甲兵百万”的说法都属夸张之辞。事实上，商在牧野的军队数量虽远不到百万，但数量上确实是超过周的军队，《诗经·大雅·大明》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般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徒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一日内便结束，以武王大获全胜而告终。

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的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上倒戈相向；二是商纣王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的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紧张，同时与东夷的连年征战使其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再加上商纣王对逃亡罪人和奴隶的庇护，加剧了他与周边方国的矛盾，并成为周人联合诸侯伐纣的利器。相对而言，周师能够以少胜多，则在于周武王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以及西方诸侯的合作，当然还有武王选定的克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师的昂扬斗志。

牧野之战后，周师直接进入京畿，在这里遭到了比较顽强的抵抗。《尚书·周书·武成》篇曾记载，双方在京畿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至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漂了起来。商纣王自焚而死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次日，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革殷授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的灭亡。

武王受大命之后，实行了几件大事。一是安抚殷商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和比干，并为比干修葺了坟墓；将商王囤积在鹿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嬗递。三是在军中举行祀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剪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

武王克商之后，在商都朝歌只停留了7日，便班师回周，然后“燎于宗庙”，祭祀祖先。据《尚书·周书·武成》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月余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盂鼎铭》所说：“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几代人奋斗不息的结果。

● 周公摄政

武王在灭商4年后病逝，其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自然不能料理政事。此时，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未臣服的方国部落是刚刚建立的周王朝的最大威胁，灭商后的武王也曾为此夜不能寐。在如此形势之下，只有能担当大任的人才能接替武王肩此重担，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

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跟随武王伐纣，在灭商之后又与召公奭一起勤勉地辅助武王，是武王诸弟中最通情达理、堪委于重任的一个。武王在临死之前考虑到周王朝初建尚未稳固，只有周公旦可托大任，曾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他。当时周公惶恐，泪流满面，拱手辞让。在武王病笃期间，周公设坛祷告，愿意用自己代替武王去死。然而，周公的祷告并没能挽救武王的生命。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的未竟事业，周公毅然摄政称王。

周公的摄政称王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了怀疑，连召公奭也怀疑周公旦，认为他想乘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则由怀疑发展至不满，终于引起了三监和东夷的叛乱。武王克商后，让管叔、蔡叔留在殷都朝歌，监视纣王的儿子武庚，共同管理殷商的遗民，所以管叔、蔡叔以及武庚统称为“三监”。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称王的理应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唆使蔡叔，勾结武庚公然叛乱。

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决断。他首先争取政权核心的支持，稳定统治集团的内部。他反复向召公奭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向王室百官及方国友邦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平叛的决心和希望。他坚定地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即宣称东征平叛是继承前辈的遗愿，完成先王的未竟事业。周公在“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之后，亲率大军东征。

东征战事历时3年，《尚书大传》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的东征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豳风·破斧》所载，这次的征伐把斧、戕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的惨烈程度。

历时3年的东征，以周的胜利而告终，它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这对周王朝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武王克商之时，只经过牧野一役便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占领的只不过是京畿及其南边的方国，除了原有的西土之地，周可控制的范围十分有限。而商朝灭亡后，原来京畿的殷商贵族仍保持着较大的势力，所以当三监和东夷叛乱时，周一度陷入了“大艰”的局面。因此西周在东征胜利之后，经过周公的二次克殷，才大大加强了对殷遗贵族的控制力度，同时还将东夷纳入周朝的直辖领地，真正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

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关于营建东都的计划，早在武王时期就已经形成。武王在克商之后的归途中，曾在伊洛地区停留，对这里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此地比关中开阔，更适于建立都城。洛邑的地理位置确实适宜建立都城，在此建都可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顽势力，并控制东边的新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

东都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召公奭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对于殷商遗民的处理，武王克商之后采用的是安抚政策，但是这种政策虽然能在短期内安定殷遗民，却不是长久之计，武王去世不久发生的三监叛乱即证实了这种政策的弊端。平定叛乱之后，周公把殷遗民迁到洛邑，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谓是一举两得。

洛邑由两部分组成，在瀍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则为安置殷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新大邑”或“成周”。因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故又称为“东都”，与之相应，西都镐京称为“宗周”，即为天下宗族宗庙的所在。《汉书·地理志》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者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统治全国的枢纽。

洛邑建成之后，周公便还政于成王。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成王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与成王也往来于宗周和成周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周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周六师一样驻扎有八师，作为周朝戡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周而言，东都成周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贡赋和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

周公还政成王后，仍兢兢业业地辅佐成王，最后病逝于丰邑。周公临死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周，从分封诸侯以藩屏周，到制礼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承文武之续，后启成康之治。

● 成康之治

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王朝。成王和其子康王时期，周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地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亲耕籍田，为世典范。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之所以亡国，殷人的酗酒是一个重要原因，故戒酒抑奢，告诫诸侯勿骄奢。《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就是说晋侯因宫室修筑得过于华美而遭到康王的责备。

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了不少胜利，《大保簋铭》记载成王伐录，获胜后封其为子爵；《小盂鼎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鬼方首领3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万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岐阳之狩”，康王有“酆宫之朝”。另外还大封诸侯，以藩屏周。故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至“刑措四十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 lKrrP2GkO3X8txetfeq5QzCR/pIr+oXZ6vW0gymHSAeFSbMniKw3uZ43uUv9ru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