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是活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它兴起于“陶唐、虞夏之际”,发迹于今山西东南或陕西泾渭流域之间,始祖为弃,在舜时被封为后稷一职,主管农事,其后人世袭后稷之职。夏商鼎革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处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古公亶父时,周族在亶父的带领下迁徙到今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在那里修建宗庙、城邑,驱逐侵扰的夷狄,由此开创了霸业。此后,周人仅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代人的努力,便推翻商朝,建立了“赫赫宗周”。相较于夏、商而言,周是后起的僻远小国,故史书有“大国商”“小邦周”之称。然而正是这个蕞尔小国却代商而起,开创了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成就了后人传颂的惊世伟业。
● 后稷播百谷
▲后稷图
相传周的始祖为弃,是轩辕氏黄帝的后裔。其母为有邰氏女,名姜
,传说为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的元妃。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族始祖弃出生的情况大致是:弃的母亲姜
在野外偶然踩在了一个巨人足迹的大拇指上,感而有孕,生下了始祖弃。之所以名弃,是因为他曾3次被其母抛弃。由于姜
认为此子无父而生,不吉利,遂将他抛弃。她先把他抛弃到陋巷之中,然而过往的牛羊不但不踩,反而过来喂养看护他,于是姜
只好把他抱走,抛弃到较为偏远的荒林之中,又恰巧被伐木的工人抱回,最后,姜
把他弃置在一片寒冰之上,此时,只见一群飞鸟翩然落下,用它们的羽毛小心翼翼地温暖他。见到这些奇特现象,姜
认为必定有神灵在护佑他,于是把他抱回养大。
这种关于远古氏族部落先祖诞生的神话传说自然不足凭信,但是从姜
生弃的传说当中,仍可窥见周族起源的蛛丝马迹——弃诞生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周人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周人之所以奉弃为始祖,大概是从他开始,周族才建立起独立的父系氏族部落。至于相传姜
为帝喾元妃的说法,则反映了弃为始祖的周族与夏的密切关系,而且很有可能周族是有邰氏和高辛氏两个部落繁衍出来的一个支族。
弃生长的母家有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由于受到有邰氏农业生活的影响,弃从小就喜欢玩种麻植豆的游戏,长大后便成为耕种庄稼的能手。他不仅掌握了除草、选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会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种适宜的庄稼。在弃的带领之下,有邰氏很快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举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稷,专门主管农事。其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稷之官。由于后稷对农业的贡献和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被后人尊奉为农神。
● 公刘与亶父
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周族的世系,从后稷到武王克商的先公时期,共有15位先公,他们是:后稷—不
—鞠—公刘—节庆—黄仆—差弗—毁
—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文王。很显然,这“15”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从周族兴起的虞夏之际到周文王,历经夏、商两个王朝,共1200多年历史,绝非15代人能经历完成。若依《史记》记载,后稷之后为不
,然不
之时正值成汤灭夏之际,与虞夏同时的后稷居然与其子相隔数百年,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史学家认为,由于这些先公的世系都是后人追记的,有可能因时代久远而漏记,也有可能是将某一时代的若干世误认为一世,譬如“后稷”,本是管理农事的职官,传说自弃之后,其子孙累世为后稷之官,直到不
时才失去官职,因此,很可能“后稷”是周族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而非单指某一个人。唯此解释,方不致有悖常理。在这15个有史可查的先公里,公刘和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两个著名先公。
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邰迁到了豳。为什么会有这次重大的迁徙?历来史学界有不同说法,一说以《史记·周本纪》为主,认为周人为了发展农业而主动迁徙;一说以《诗经》毛传为主,认为周人为了躲避戎狄的迫害而被迫迁徙。
▲后稷像
关于公刘时期的这次重大迁徙,《诗经·公刘》有详细记载:伟大的公刘率领众人穿过泾水,来到了豳地(在今陕西邠县西北)。他上山下原,勘察地形,选择高地用来建筑城池、居邑。他来到这里后大力发展农业,亲自勘察水源,将低平肥沃的地方划为田地;又架设浮桥,把河对面的石料运过来制造工具。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繁衍,加上周边人民的陆续归附,连皇涧和过涧的两边都布满了聚居的村落。人们逐渐安定下来,建立起强大的军队,驱逐侵犯的敌人;兴造巍峨的庙宇,祭祀伟大的祖先。
公刘时期是周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史记·周本纪》称“周道之兴自此始”。因为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创建了国家机器,而且周部落在公刘的带领下,恢复并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先祖,是著名的先公之一。
在关中平原西部,有一片肥美的黄土高原,它东依漆水,西傍汧河,北枕岍山,南临渭水,东西长约70千米,南北宽约20千米。这一块高原就是著名的周原,周人曾赞美道“周原
,堇荼如饴”,意思就是说在这片沃野上长出来的野菜,吃起来也像饴糖一样甜美。这片肥沃的高原,成为周人迅速崛起和繁荣的理想之地,而带领周人在这块宝地上耕作的是周族的另外一位著名先公——古公亶父。
古公亶父被周人尊称为“大王”,而周族先公也是自亶父时才开始称王。古公亶父之所以赢得后人的如此尊重,主要源于他的两项功绩:一是带领周族从豳地迁到了岐山之下的沃野周原,二是开创了剪商的霸业。
对于亶父迁岐的经过,《诗经·大雅·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几句指明了亶父率众迁徙的方向、路线以及目的地。这里的“水”指的是渭水,大概当时古公亶父率领族众沿着渭河西行,从今天的晋西南迁到了岐山的南面。这次的西迁之举源于周边戎狄的威胁,因为周人所居的豳地,处于戎狄(即后来汉代时所称的“匈奴”)等游牧民族部落的包围之中,他们经常对周人进行掠夺。孟子在《梁惠王下》中记载:古公亶父即位之后,狄人大举进攻。亶父向狄人进献皮币珠玉、牛马牲畜,仍然无济于事。所以亶父便决定率领族人离开豳地,沿着渭水向西而行。不久,亶父率领周人来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在用龟甲占卜之后,选中周原作为他们新的居所,然后大兴土木,建立了用于居住的室家、办理政事的宫殿,还有恢弘的宗庙和社坛。另外,亶父在恢复后稷之业、消除戎狄习俗之时,还建立了分别掌管庶务的“五官有司”和强大的武装,逐渐解除了周围混居的少数民族的威胁,并从此奠定了周人迅速崛起的基础。自从亶父迁岐、营治周原之后,仅经过季历和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就使原来的“小邦周”变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国家。到武王时,则旌旗一挥,天下诸侯响应,一举灭商。所以亶父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为“大王”,其位在“烈祖”之首,史书也称自大王时“实始剪商”。
▲诗经图(周臣)
● 季历与文王
古公亶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剪商霸业。他有3个儿子,分别为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即《史记》所称“虞仲”)及幼子季历。相传大王看到季历的儿子昌有“圣德”的兆象,遂决定把王位传给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为了让位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建立了后来的吴国。后世史学家认为,太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与季历的儿子即后来的文王昌的“圣德”无关,而且太伯、仲雍远避荆蛮之地也不单纯只是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亶父率族众西迁之时,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太伯继续留守豳地以抵抗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太伯率部分族人从豳地南下,来到今江苏苏州一带建立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后来建立了矢国;三是让幼子季历和亶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
为什么在亶父迁岐之时要作兵分三路的部署呢?《诗经·鲁颂·
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即亶父揭开了周人兴盛的序幕,而到了季历、文王之时,周人又把首都向渭水下游的丰、镐一代迁移。这种迁移的趋势与后世秦国为了经营中原而逐步东迁的方略是一致的。亶父让太伯在东南建吴(也称虞国),北可拓土,南可越过黄河进入洛水流域,东则可窥商朝京畿地区,是周向东方开拓的重要据点。同时,太伯南下建国和仲雍西北拓土形成夹辅之势,辅助居于中间的周原。因此季历在父兄的帮助之下,使周国的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其后,文王的经营又为武王的一举灭商进一步做好了准备。
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亶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太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季历先后为商王朝征讨了鬼方、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和始乎之戎。
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部落,他们经常骚扰中原,对商王朝边疆形成威胁。商王武乙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命令讨伐鬼方,力战3年,俘虏了鬼方二十多个部落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于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今山西静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邬县以北,方圆两百多里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余无之戎,并大获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翳徒之戎,都取得了不俗战绩。
▲周文王像
在季历即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很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时,商王武乙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余无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季历因其势力的不断扩大招致商王的猜忌,最终被文丁杀死了。
季历被商王文丁囚杀之后,其长子昌继位。昌就是被后人尊奉的周文王。文王继位时已届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土范围不过百里,还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王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另一方面则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剪商大业。
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卿士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任能,广罗人才,如后世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事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方国首领如散宜生、鬻子、闳夭、太颠等都被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地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部落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相传虞、芮两国争讼,久不能决,便入周请求文王调解。当他们进入周国境内以后,只见“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惭愧而去。虞、芮争讼的故事传开之后,周文王声名鹊起,据称“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有余”,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旗下。
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一直殷勤、恭顺地事奉商王,终于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册封文王为“西伯”,让他负责征讨叛国事宜。周文王则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用兵西方,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文王先后灭了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进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古公亶父迁岐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夷,而密须则是居于今甘肃灵台周围的姞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征伐这两地。为了达到东进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程,即《逸周书》所说的“周王宅程”,以图向东发展。
文王宅程之后,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黎、邗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黎又称耆,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黎,《尚书·西伯勘黎》记载了此事。邗国在黎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应在今天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黎、邗两国距离商都朝歌已非常接近,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俯瞰商朝王畿的平原,直扣商朝的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周人在攻克黎、邗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崇位于今河南西部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虎侯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虎侯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文王就曾由于此人告密被商纣王囚禁,最后在周大臣闳夭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周。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楔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膏腴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程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丰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的大军将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及其相匹配的城沟,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
文王于迁都丰邑后不久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剪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作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而商王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可以说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武王在即位不久,就一举灭掉了商王朝。
▲人面形饰(西周早期)
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周在经过历代首领尤其是古公亶父以至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由最初的蕞尔小国变为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文王去世后,武王继志。武王以牧野一战灭商,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建国不久,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即位,于是周公旦居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7年,东征顽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制礼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武王以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势蒸蒸,典章制度、礼乐行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 武王灭商
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末叶的殷周鼎革是先秦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春秋时人认为“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损,周是以兴”。即商周交替的原因在于商纣王的暴虐和文王的韬光养晦。事实上,商纣之季的商王朝已成四面楚歌之势:北面是雄踞山西高地的周人,南面也成了周人的疆土,东边则是刚刚平定的东夷;而商王朝中因奸臣当道,贤人尽去,其统治岌岌可危。故武王灭商是水到渠成,商周交替也是商周之际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相传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已经亡故,故文王去世后由次子姬发即位,是为武王。武王即位之时,商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中、恶来等谄毁善谀的佞臣。对于当时殷商末年的形势,纣王之兄箕子曾断言:纣王任用小人必将殷商社稷推向无涯的深渊。
▲周武王像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小邦周”与“大邦殷”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还是很悬殊的,所以即位之后的武王并没有直接进兵而是继续文王的政策。据说武王即位之后连年号都未改,仍沿用文王受命后的年号。可见武王继志之后是继行文王之道,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
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召公、毕公、毛叔郑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为进一步东进灭商做准备。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丰、镐在后来周公营建东都成周之后与之相对称为宗周。
盟津也作孟津,位于黄河北岸,在今河南孟津西南十多里处,因附近曾有一个城邑叫“盟”而得名。《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于盟津。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八百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认为时机并未完全成熟,于是暂时退兵西守。盟津观兵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期会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作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中的有识之士为了挽狂澜于既倒,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箕子囚禁起来。于是微子启和太师、少师等人纷纷向周逃亡。这时,商王朝的统治核心已经分崩离析,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武王十一年(前1046年)元月,即观兵盟津后的第二年,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庸、蜀、羌
、微、卢、彭、濮等方国部族武装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队伍在渡过盟津之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历数了纣王的罪状,勉励伐纣的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盟津誓师之后,伐纣大军采取急行军战术,日行几十里,仅用了4天时间,便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于第二天早晨与纣师决战于牧野。
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记述。《逸周书·克殷解》记述牧野之战的经过是:周师率350乘戎车布阵在牧野,商纣王也率军队前来抵抗。武王先让太师吕尚即姜子牙和百夫长与商朝军队单车挑战,然后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使商军大溃而逃。商纣王在败兵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鹿台自焚而死。《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的记载为:牧野之战在一天之内结束,次日,周武王一举攻下了商朝的都城,建立了新的王朝。
对于两军对垒力量的记述,后世史书则多有不实,且互为抵牾。《史记·周本纪》记载周除了自己的3000虎贲,还有四方八国的战车4000乘,而商纣王则发兵70万以抵拒,这与《韩非子》和《战国策》说纣王“将率天下甲兵百万”的说法都属夸张之辞。事实上,商在牧野的军队数量虽远不到百万,但数量上确实是超过周的军队,《诗经·大雅·大明》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般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徒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一日内便结束,以武王大获全胜而告终。
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的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上倒戈相向;二是商纣王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的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紧张,同时与东夷的连年征战使其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再加上商纣王对逃亡罪人和奴隶的庇护,加剧了他与周边方国的矛盾,并成为周人联合诸侯伐纣的利器。相对而言,周师能够以少胜多,则在于周武王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以及西方诸侯的合作,当然还有武王选定的克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师的昂扬斗志。
牧野之战后,周师直接进入京畿,在这里遭到了比较顽强的抵抗。《尚书·周书·武成》篇曾记载,双方在京畿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至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漂了起来。商纣王自焚而死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次日,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革殷授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的灭亡。
▲三穿戟(西周)
武王受大命之后,实行了几件大事。一是安抚殷商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和比干,并为比干修葺了坟墓;将商王囤积在鹿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嬗递。三是在军中举行祀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剪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
武王克商之后,在商都朝歌只停留了7日,便班师回周,然后“燎于宗庙”,祭祀祖先。据《尚书·周书·武成》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月余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盂鼎铭》所说:“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几代人奋斗不息的结果。
● 周公摄政
武王在灭商4年后病逝,其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自然不能料理政事。此时,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未臣服的方国部落是刚刚建立的周王朝的最大威胁,灭商后的武王也曾为此夜不能寐。在如此形势之下,只有能担当大任的人才能接替武王肩此重担,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
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跟随武王伐纣,在灭商之后又与召公奭一起勤勉地辅助武王,是武王诸弟中最通情达理、堪委于重任的一个。武王在临死之前考虑到周王朝初建尚未稳固,只有周公旦可托大任,曾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他。当时周公惶恐,泪流满面,拱手辞让。在武王病笃期间,周公设坛祷告,愿意用自己代替武王去死。然而,周公的祷告并没能挽救武王的生命。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的未竟事业,周公毅然摄政称王。
周公的摄政称王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了怀疑,连召公奭也怀疑周公旦,认为他想乘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则由怀疑发展至不满,终于引起了三监和东夷的叛乱。武王克商后,让管叔、蔡叔留在殷都朝歌,监视纣王的儿子武庚,共同管理殷商的遗民,所以管叔、蔡叔以及武庚统称为“三监”。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称王的理应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唆使蔡叔,勾结武庚公然叛乱。
▲周公旦像
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决断。他首先争取政权核心的支持,稳定统治集团的内部。他反复向召公奭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向王室百官及方国友邦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平叛的决心和希望。他坚定地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即宣称东征平叛是继承前辈的遗愿,完成先王的未竟事业。周公在“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之后,亲率大军东征。
东征战事历时3年,《尚书大传》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的东征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豳风·破斧》所载,这次的征伐把斧、戕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的惨烈程度。
历时3年的东征,以周的胜利而告终,它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这对周王朝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武王克商之时,只经过牧野一役便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占领的只不过是京畿及其南边的方国,除了原有的西土之地,周可控制的范围十分有限。而商朝灭亡后,原来京畿的殷商贵族仍保持着较大的势力,所以当三监和东夷叛乱时,周一度陷入了“大艰”的局面。因此西周在东征胜利之后,经过周公的二次克殷,才大大加强了对殷遗贵族的控制力度,同时还将东夷纳入周朝的直辖领地,真正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
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关于营建东都的计划,早在武王时期就已经形成。武王在克商之后的归途中,曾在伊洛地区停留,对这里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此地比关中开阔,更适于建立都城。洛邑的地理位置确实适宜建立都城,在此建都可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顽势力,并控制东边的新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
▲大盂鼎(西周)
东都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召公奭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对于殷商遗民的处理,武王克商之后采用的是安抚政策,但是这种政策虽然能在短期内安定殷遗民,却不是长久之计,武王去世不久发生的三监叛乱即证实了这种政策的弊端。平定叛乱之后,周公把殷遗民迁到洛邑,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谓是一举两得。
洛邑由两部分组成,在瀍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则为安置殷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新大邑”或“成周”。因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故又称为“东都”,与之相应,西都镐京称为“宗周”,即为天下宗族宗庙的所在。《汉书·地理志》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者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统治全国的枢纽。
洛邑建成之后,周公便还政于成王。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成王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与成王也往来于宗周和成周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周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周六师一样驻扎有八师,作为周朝戡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周而言,东都成周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贡赋和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
周公还政成王后,仍兢兢业业地辅佐成王,最后病逝于丰邑。周公临死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周,从分封诸侯以藩屏周,到制礼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承文武之续,后启成康之治。
● 成康之治
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王朝。成王和其子康王时期,周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地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亲耕籍田,为世典范。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之所以亡国,殷人的酗酒是一个重要原因,故戒酒抑奢,告诫诸侯勿骄奢。《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就是说晋侯因宫室修筑得过于华美而遭到康王的责备。
▲辕首饰(西周早期)
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了不少胜利,《大保簋铭》记载成王伐录,获胜后封其为子爵;《小盂鼎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鬼方首领3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万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岐阳之狩”,康王有“酆宫之朝”。另外还大封诸侯,以藩屏周。故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至“刑措四十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