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原大地群雄争霸、混战不已的时候，长江以南江东地区也有一股势力正在不断壮大，那就是孙氏父子。

孙坚（156—192年），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自称是春秋兵法家孙武的后代。黄巾起义时，孙坚见天下大乱，便率领乡里少年和招募的兵丁1000多人，参加镇压起义军，因军功后累升官至长沙太守，并参加关东联军，讨伐董卓，势力不断壮大。后投靠袁术，袁术表孙坚为破虏将军、豫州刺史。初平三年（192年），袁术同刘表争夺荆州时，孙坚为先锋，连败刘表大将黄祖。在围攻襄阳时，被黄祖的士兵暗箭射死，年仅三十七岁。

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年仅十七岁的孙策继承父亲的遗志，来完成其父未竟的事业。孙策（176—200年），字伯符，人长得英俊，并且才华横溢。他率领父亲的旧部，继续投靠袁术。

袁术虽然很赏识孙策的才华，但袁术对孙策并不重用，他所重用的只是他的故吏，使年轻的孙策才华无处施展。

公元194年，扬州刺史刘繇率兵攻打袁术所置的丹阳太守吴景。孙策借机向袁术请命，攻打刘繇。

袁术放虎归山，孙策如鱼得水。孙策出寿春时只有千余人马，他沿途招募军队，由于纪律严明，行至历阳（今安徽和县），已拥众五六千人。这时周瑜领兵来迎，孙策力量更为壮大，开始向东南进军，攻击扬州刺史刘繇。

刘繇，东莱人，汉宗室后代，兖州刺史刘岱之弟。刘繇任扬州刺史，遭到袁术的逼迫，治所寿春被袁术占领。刘繇就攻占曲阿（今江苏丹阳），赶走袁术任命的太守吴景。刘繇同郡太史慈来投奔他，太史慈出身寒微，虽勇猛有才，但不被重用。刘繇迂腐，不用人才，军队又缺乏训练，因此战斗力不强。而孙策作战英勇，“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又善识人用人。刘繇哪是孙策对手，手下大将张英、樊能战死，太史慈投了孙策，刘繇只好弃军而逃。孙策很快占据了曲阿，夺了丹阳郡，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当时江东各地，豪强林立，地方宗族部伍，各不统属，主要有吴郡太守许贡，会稽太守王朗，以及地方豪强如乌程邹他、钱铜，吴郡严白虎，前合浦太守王晟及自称吴郡太守驻屯海西的陈瑀等。孙策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策略，首先扫荡地方豪强，即先打小敌邹他、钱铜、王晟等，然后拔掉严白虎、陈瑀。三四年间，东灭吴郡太守许贡，降服会稽太守王朗、豫章太守华歆，聚众3万余人，将领除孙坚旧部程普、黄盖、韩当外，又收集了周瑜、蒋钦、周泰、董袭、凌操等人。谋士有张昭、张纮、秦松等，俨然大家气象。

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都许昌，袁术却在淮南自称皇帝。孙策写信给袁术决裂，上表献帝联络曹操。曹操表孙策为讨逆将军、吴侯。孙策讨袁，独力发展，智谋远略超过了父亲孙坚。

孙策为了获得江东人民的支持，他下令士兵不许抢劫百姓财物，扰乱民生。对刘繇部下实行宽大政策，既往不咎，来去自由，所以孙策军队很得人心。另外，孙策作战勇敢，在战斗中总是一马当先，敌军闻孙策无不心惊。经过几年的努力，孙策占据了会稽、丹阳、吴郡、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吉水东北）、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六郡之地，基本上控制了扬州地区。政治上也摆脱了袁术的控制，开始称霸江东。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打猎时，被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用毒箭射死。孙策有勇有谋，又善识人用人，他的早逝，是孙吴政权的重大损失。孙策临终，把印绶交给了十九岁的弟弟孙权。

孙权继位后，采取各种措施巩固了吴国的政权，为吴国在三国鼎立中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

首先，孙权尊礼重臣，团结旧部。东吴将帅程普、吕范、朱然、蒋钦、周泰、陈武、董袭等人，都是孙策聚集留给孙权的宝贵财富。但孙权与旧将“未有君臣之固”，能否威众，将取决于他的措置是否得宜。张昭为文臣领袖，周瑜为武将之魁。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兄事周瑜，又以程普、吕范等为腹心将帅。张昭、周瑜等人认为孙权可以共成大业，真心事奉。张、周心服，这就稳定了全军。

其次，“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鲁肃、诸葛瑾等为宾客，众士归附，人心悦服。

在孙权“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三国志·鲁肃传》）的推诚用人政策下，远近奇士，争相效命。使得孙吴人才济济，虽逊于曹魏，却远远超过了蜀汉。虞翻，曹操征之不去。甘宁，蜀将，冒难来投。由孙权举拔的文武大臣如银汉星光，灿烂夺目。顾雍、诸葛瑾、步骘、严畯、阚泽、薛综、士燮、鲁肃、吕蒙、周泰、凌统、徐盛、潘璋、丁奉、朱然、吕范、朱桓、陆逊、陆抗、吕岱、周鲂、钟离牧、潘濬、陆凯、胡综、陆绩、诸葛恪等，都得到了效命的机会，各尽其能。纵观江东才俊。近3／4为孙权所简拔。“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

孙权治国，除上述用人之策外，还有另外两项基本国策：一是扶植部曲，二是镇抚山越。这里先说扶植部曲，具体措施如下：

其一，抚纳豪强，扩大立国基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当此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地方豪强组织的私兵部曲，遍地林立。要站稳脚跟，须取得地方豪强的支持。在战乱之中，江东大族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孙氏势力在江东的迅速发展成了他们的理想人物。此外江北外籍部曲希望在江东建立根基，一方面竭诚拥护孙氏，另一方面也希望与江东土著豪强和平共处。孙氏一方面要保护土著豪强，一方面要发展外来部曲在江东立足，扩大统治基础，这样扶植部曲就成为必然的施政措施了。

为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江东大族与江北世族、孙氏部曲联合起来组成了江东政权，外御强敌，内抚山越。

其二，授兵奉邑制与复客制。授兵、奉邑、复客是孙吴部曲领兵制的三个环节，这是新形势下的宗族领主制。孙权统事，命张昭与孙邵、膝胤、郑礼等人，“采周、汉，撰定朝仪”。周代分封诸侯，汉代中央集权郡县制。江东林立的豪强宗部，是事实上半割据状态的封建部曲，宗主与部曲之间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孙权承认这一现实，给予诸将授兵、奉邑、赐复客，既不同于周代的分封，又不是汉代的中央集权，是杂糅周汉制度的混合体，故名之宗族领主制。这也可以说是孙氏政权结纳豪右在政治经济上的一种分利。

其三，联姻结缘。授兵制、奉邑制、复客制，在政治经济上保护了豪右的利益，孙权认为还不够，还在思想感情上建立密切的关系，就是用联姻手段来巩固世族的联盟。这种以婚姻关系的拉拢，用血缘为纽带，有力地把江东、江北、皇权之间的利益与关系焊接起来，有利于孙吴政权的巩固，也有利于世家部曲势力的发展。江南世族发展方兴未艾，江东大族也可以说是在孙权扶植下才壮大起来的。孙氏政权施行的封授领兵制度，使江南部曲人数迅速膨胀，发展成为一个且耕且战的兵户阶层，为两晋南北朝江南世族庄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镇抚山越，是一个民族政策问题。孙吴全盛时据有荆、扬、交三州之地。少数民族，荆州西部有武陵蛮，交州有南越，扬州有山越。武陵蛮和南越处在孙吴的边远地区，山越处在腹心地带，即孙吴统治中心扬州。山越遍布于扬州各郡山岭地区，人口居扬州之半，因此，山越割据，成为孙权的心腹大患，又欲驱略其民补兵垦田，所以自始至终贯彻了一条强征压服的路线，而不是招抚。高压征服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其一，分割郡县。孙吴不断设置新郡，目的就是“立郡县以镇山越”。分割郡县，用能征惯战的高级将领担任郡守县令，将山越分割征讨。

其二，分部诸将镇抚。孙权趁北方多事之秋，于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集中全力镇抚山越，能征惯战之将下到郡县做太守、县令，分别负责剿抚。孙吴征讨山越，斩杀2万余人，俘获、诱纳的强者，被编作部曲为兵的有十五六万人。以一兵一户计，山越人被编为兵户的前后有10余万户。诸将征讨所得，孙权就承认征讨者据为部曲。

其三，围困山越，驱赶下山。孙吴镇抚山越采取高压政策，前期与后期手段略有不同。前期以贺齐为代表，主要用驱赶、杀掳的办法，“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后期以诸葛恪为代表，主要用围困、招诱，威恩并施的办法，驱赶山越人下山。

孙吴的高压掠夺政策，给山越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激起山越人民不断反抗。他们凭借深山险阻，经常揭竿而起，攻没郡县，杀掠官吏豪强。但另一方面，孙吴的民族政策将汉人越人强制统一编户给大融合奠定了政治基础。山越人从山上被驱赶到平地，宣告了他们原先分散、闭塞、隔绝于世、老死林莽这一落后保守生活习俗的结束，客观上有利于山越民族的进步、进化。山越人强者为兵，弱者补户，使社会组织与汉族一体化，十分有利于语言习俗的交流，不仅加速了民族融合，而且两族混一杂居，有利于生产技术交流，共同推进了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7uTmECRhRs62fawocvF6X0mkQZhcw1UMc9axG3OfE746bwe0KnftbkS7CoIlG6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