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崛起

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

满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世代居住在南起长白山地、北抵外兴安岭、西自黑龙江上游和嫩江两岸、东达海滨及库页岛这片辽阔富饶的“白山黑水”地区。三千多年前的肃慎人便是满族人的祖先，当时肃慎是西周东北边境上的一个部族，以后肃慎人相继改称挹娄、勿吉、靺鞨。唐开元元年（713年），朝廷在粟末地区设置忽汗州，授粟末部首领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并册拜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此即史称的“渤海国”。

五代起，靺鞨改称女真。947年，契丹建元大辽，辽对东北地区的女真管理十分重视，把女真分为两部分，开原以南称“熟女真”，开原以北称“生女真”。12世纪初黑水靺鞨的后裔，生女真完颜部的杰出领袖阿骨打于辽天庆四年（1114年）兴兵伐辽，第二年建国大金，定都上京。1141年，金迫使南宋订立“绍兴和议”，以淮河为宋金的分界线，直至1234年，金被蒙古灭掉。

建州三卫和海西四部

明初，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分布在黑龙江和库页岛等地。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之间及其内部，不断发生互相兼并和掠夺战争。建州、海西女真为了躲避“野人”女真的侵扰，于明初逐渐向南迁移。

洪武五年（1372年）前后，建州女真胡里改阿哈出部率众沿牡丹江南进，迁徙到图们江以北，珲春河以西居住。永乐元年（1403年），明廷在胡里改部住地设建州卫，命阿哈出为指挥使。“卫所”是明朝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除了行使军事职能外，还要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明政府先后在黑龙江流域及附近沿海地区的女真分部设置了100多个所。永乐十年（1412年），增设建州左卫，命斡朵里部首领猛哥帖木儿领其卫，任指挥使。猛哥帖木儿死后，其子董山与异父同母弟凡察彼此争夺领导权，明政府于正统七年（1442年）分建州左卫为二，增设建州右卫，以董山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凡察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与阿哈出孙子李满住的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皆臣属明朝。

海西女真的忽剌温的一部分迁移到松花江上游和开原东北边外，有的还同东来的蒙古族人相融合，明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乌拉、哈达、叶赫、辉发四部，史称“扈伦四部”，也即海西四部。

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南迁，大体到嘉靖时期基本上稳定下来，它们沿着辽东北边分散聚居，建州三卫分布在抚顺关以东，海西四部散居在开原以北。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的一个满族奴隶主家庭。万历三年（1575年），其外祖父王杲起兵反对明王朝在女真地区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结果兵败遇害，建州右卫遭到明军残酷掠杀，努尔哈赤也被俘，不久获释逃回家乡。这种血与火的现实，无疑给以后努尔哈赤要勃兴女真点燃了火花。他弓马娴熟，武艺超群，同时勤奋好学，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努尔哈赤慈母早逝、继母寡恩的身世和阅历，培养和锻炼了他坚韧的意志和开阔的胸怀，成了一名“多智习兵”的出色人才，从政治和军事才能而论，都远远超出与他同时的女真各部首领之上。

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十六年（1588年）的五年时间，他先后打败了众多敌手，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于是“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接着，努尔哈赤又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月，兼并长白山的鸭绿江部。至此，努尔哈赤统辖区域，西起抚顺，东至鸭绿江，北接开原，南连清河，建州女真的大部分被统一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海西四部合兵进攻努尔哈赤，结果大败而逃，九月，叶赫部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又纠合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贝勒满太之弟布占泰，辉发贝勒拜音达里，科尔沁贝勒瓮珂代，锡伯、瓜尔佳、朱舍里、纳殷，组成九部联军，共3万人马，分三路进犯建州。努尔哈赤精心准备应战，于古勒山之战中俘获叶赫首领布占泰，缴获战马之千余匹，并灭了纳殷、朱舍里二部。古勒山之战，是统一女真诸部的转折点，不仅保卫了建州，而且从此建州“军威大震，远迩慑服矣”。

努尔哈赤打败九部联军之后，便把统一女真各部的进攻矛头指向海西女真。他深知现有的军事力量不可能一举消灭海西四部，因此，努尔哈赤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一方面与海西四部中较强的叶赫、乌拉二部联姻结盟，特别是拉拢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不仅是为了离析四部，而且也是为了取得貂参之利；另一方面，利用四部间的矛盾逐个灭亡。

努尔哈赤由“遗甲十三副”起兵，发展到“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俱征服”，使“诸部始合为一”。他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统一了建洲女真和海西女真，以及“野人”女真的大部，基本上结束了女真社会的长期分裂、割据、动乱的局面，从而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为了提高、稳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措施。首先是创制满文，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作为满族统一的文字。满文的创制和颁行，使满族从此有了本民族的文字，可以用来交流思想、记载政事、翻译汉籍等，对政权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将其居所由费阿拉城移至赫图阿拉城并加以扩建，规模远远超过了费阿拉城，从此赫图阿拉成为努尔哈赤的第一座都城，亦是他管辖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再次是创建八旗制度，他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又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三项职能，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

同时，努尔哈赤设立理政听讼大臣5人、扎尔固齐10人佐理国事，另设判官40名，荐举办事大臣8员，管理城防和乡间事务等。

在统一女真过程中，努尔哈赤集团内部发生了权力冲突和意见分歧，产生了一股分裂的势力。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以上政权建设的基础上又清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认为“帝业已成”，遂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建都赫图阿拉城，从此成为与明王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地方割据政权。

皇太极的政治改革和清朝的建立

皇太极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是努尔哈赤与叶赫纳喇氏孟氏所生，在努尔哈赤诸子中排行第八，自幼受到努尔哈赤的钟爱，经常跟随父兄出兵东征西杀，锻炼了军事才能，丰富了阅历，后因战功显赫而升为贝勒，成为八旗中镶白旗之主和重要的军事将领。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患毒疽不治而死，四大贝勒中皇太极无论政治眼光、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都在众贝勒之上，被拥举为汗。

九月一日，皇太极在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了庄严的即位典礼，接受群臣九叩之礼，改明年为天聪元年。在接受礼拜之后，皇太极又率诸贝勒向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行三拜之礼，不以君臣之礼相待，这一举动使得离心的亲兄弟拢到了一起，也表明皇太极能屈能伸，很有魄力。

皇太极即位以后，在后金内部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措施。

首先是政治方面的改革和加强中央集权。

1．重用汉官

皇太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用汉官。他对努尔哈赤曾大规模屠杀汉人衿绅和儒生的行为非常后悔。他从实践中认识到，要统治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的征服是不够的，还需要文化和教育。天聪三年（1629年），他决定考选儒生。考取者分为三等，一等赏缎二匹，二等三等赏布二匹，各免二丁差舶，并候录用。此次考中者称为秀才或生员。此后又在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四月，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崇德六年（1641年）七月，举行考选。通过这几次考试，散处于辽东地区略通文义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被吸收到后金政权中去，成为后来入关文职官员中的骨干。

2．设立文馆与内三院

文馆也称书房，是后金国汗召集部分儒臣起草文书诏令的处所。皇太极于天聪三年四月正式将文馆的工作分作两值（班），巴克什达海与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四人翻译汉文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或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四人记注后金国朝事。从此文馆成为一个正式的办事机构。其授官为参将、游击者称巴克什，次之称笔帖式，其以儒生入馆工作尚未授官者称秀才，或称相公，无定员。文馆最初主要负责人是满人，后来逐渐增加汉人，最著名者有高鸿中、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文馆的设立，使文人参与后金政治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文馆作用的重要与皇太极称帝的需要，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将文馆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掌记注皇帝起居诏令、编纂书史、纂修实录、撰拟郊天告庙表文、功臣诰命。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并录各衙门章奏。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政事得失、御前进讲，并颁行制度。三院各设大学士、学士来主持。

3．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

皇太极根据宁完我的建议，依照明制改革后金官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统一管理全国的军事、民政、刑狱事宜，每部由一贝勒主管，下设承政四人，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启心郎一员，承政之下各设参政八员，唯有工部参政满洲八员，蒙古二员，汉官二员。余为办事人员，称笔帖式。贝勒多尔衮管吏部，德格类管户部，萨哈廉管礼部，岳托管兵部，济尔哈朗管刑部，阿巴泰管工部。全国重大事情仍由皇太极主持的诸贝勒和八旗大臣议政会议解决，但六部要直接向皇太极负责。六部的设立使后金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给予蒙古和汉官相当高的地位。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称帝以后，根据汉官建议设都察院，以大凌河降将张存仁、祖可法为承政，都察院的职责是劝谏皇上、弹劾纠察六部以及诸王贝勒的不法行为。与三院六部不相属。皇太极授该院以很大的权力。

天聪九年（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投降，漠南蒙古全被后金统一，为了妥善地管理蒙古事宜，在崇德元年（1636年）设蒙古衙门，以尼堪为满承政，塔布囊达雅齐为蒙古承政。三年（1638年）六月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七月以贝子博洛为承政，塞冷（蒙古）为左参政，尼堪为右参政，副理事官八员，启心郎一员。因为理藩院是专管外藩及蒙古事务的，故无汉人参政。

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合称八衙门，是当时清王朝中央一级的最高行政机构，基本上是按照明王朝的模式建立的，但也保留了一些清王朝的民族特点。

第二是建立专制皇权。

皇太极名义上是后金国汗，实际上与几个大贝勒的权势区别不大。在处理政务上是执行努尔哈赤天命六年（1621年）的规定，四大贝勒每人轮流执政一个月，在朝会、宴会接见群臣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并排而坐，俨然如四汗。这种局面既不利于后金政权的巩固，也不利于对明斗争的形势需要。

皇太极为了加强以汗为首的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贝勒的权势，逐步废除反映氏族社会军事民主落后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他采取各种办法，狠狠打击足以与自己争权的三大贝勒的势力。当时，后金的决策机构议政会议被八旗贝勒所控制，而三大贝勒又是其中能左右的力量，因此极大地束缚着汗权。早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皇太极即汗位后，沿袭旧制，仍在每旗设总旗务大臣一名（即固山额真），但是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凡事务皆听稽查”。同时又在每旗设佐管旗务大臣二员，调遣大臣二员，前者“佐理国政，审断状讼”，后者“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诸贝勒掌管旗务的权力，而且使他们处在众多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之中。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极以关心三大贝勒身体健康为由，他说：“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倘有疏失，罪坐诸贝勒”，于是“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这不仅削去三大贝勒每月轮流执政的大权，而且拉拢和团结其他贝勒为己所用，从而提高了后金汗的地位。

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皇太极利用二大贝勒阿敏“弃滦州、水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为口实，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定阿敏罪状十六条，以“俨若国君”“心怀不轨”“丧失城池”“扰害汉人”等罪名，将阿敏“革去爵号，抄没家私，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以后阿敏“病卒于狱”。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和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皇太极以此把莽古尔泰治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的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万两及马匹若干。翌年，莽古尔泰因气愤“以暴疾卒”。

至此，三大贝勒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一人，是年十二月，当诸贝勒提出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时，代善立即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他主动请求退出并坐，得到皇太极允准。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改为自己“南面独坐”，这标志着汗权的确立。到了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皇太极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指责代善对己不恭，众议代善“与皇上相左”，列了四条罪状，拟革去大贝勒名号，消除和硕贝勒职，剥夺十牛录所属人口，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但是皇太极心中有数，这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高汗权而已，所以只罚银马甲胄。从此，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实力大增，其余贝勒无力和他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

第三是建立蒙古、汉军八旗。

皇太极一则是为了团结和拉拢汉族地主与蒙古贵族，加强统治基础；二则是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以适应对明作战的需要；三则是为了削弱满洲八旗旗主贝勒和旗内贝勒的势力，借以加强汗权，所以又分别建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满洲八旗中就有16个汉人牛录（即佐领）。皇太极即位后，到了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把汉人牛录拨出约二千多人，正式成为一汉军旗，命汉官佟养性统辖，谕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皇太极命满洲各户下汉人十丁抽一，约一千多人，由马光远统领，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正式定名为汉军，以黑旗为标志。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汉军由一旗增为二旗，称为“左右两翼”，以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又分汉军两旗为四旗，以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延四人为固山额真，各领一旗。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称之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每旗设固山额真1人，梅勒额真2人，甲喇额真5人。共约有161个牛录（即佐领）33000多人。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占辽沈后，归降的蒙古军民，有的已被单独编为牛录，称蒙古军，由武纳格、布彦代统领，隶满洲八旗。皇太极即位后，蒙古归附军民不断增多，大约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将原先的蒙古军扩编成“蒙古二旗”。天聪七年（1633年），把“蒙古二旗”分为“右营”和“左营”，以武纳格和鄂本兑同为固山额真，分别统领。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改“右营”为“右翼兵”，鄂本兑领之；“左营”为“左翼兵”，武纳格领之。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将蒙古二旗，扩充为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同满洲八旗一样，入关之前蒙古八旗，约有129个牛录，25000多人。

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组成虽然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是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是由皇太极任命，而且可以撤换，他直接指挥这两支八旗军，因此军事实力大增，其他贝勒无法抗衡。

第四是发展经济。

努尔哈赤晚年，由于政策失误，致使后金的经济形势很糟，人民缺衣少粮，汉人的处境更是困难。皇太极认为要摆脱和克服经济困境，根本的出路就是千方百计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实行改革。

（1）分屯别居。努尔哈赤时，实行编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针对这种情况，他即位不久，就采取满、汉“分屯别居”的办法，以缓和民族矛盾，使汉民安心生产。规定：“乃按品级，每备御（即牛录）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这样就有百分之四十的汉民从满官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由汉官管理的自由“民户”。另外，还派孟阿图等人“丈量地亩”，将“各处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许再立“庄田”。天聪四年（1630年）十月，皇太极下令编审壮丁，要“牛录额真各察其牛录壮丁，其已成丁无疑者，即于各屯完结”，“此次编审时，或有隐匿壮丁者，将壮丁入官”。同时又令，“凡贝勒家，每牛录止许四人供役，有溢额者……将所隐壮丁入官”，通过以上措施，大量土地改为国家控制的屯地，许多汉民壮丁变为国家管理的民户编民，而且实行“分屯别居”，协调了满汉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

（2）离主条例。皇太极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束缚在八旗贵族庄园里的生产者，使其变成自由民，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颁布《离主条例》。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皇太极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奴仆。这些措施，不仅打击了奴隶主，削弱了奴隶制，而且使许多奴仆成了自由民，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从而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

（3）重农政策。皇太极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国之大经”，因此颁行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

首先是不许扰农，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他即位不久就下令停止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皇太极明令禁止屠杀大牲畜。

其次是保护汉民耕种，鼓励满族务农，确保农业生产有充足的劳动力。皇太极很清楚，后金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汉人，他们有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所以满汉分屯别居后，禁止满人到汉人居住地“擅取庄民牛、羊、鸡、豕”等财物。皇太极为了改变满族壮丁只战不耕的现象，天聪年间开始实行“三丁抽一”，就是说三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产，称为余丁。披甲人和余丁的关系是：余丁专事农业生产，保证披甲人的生计，而披甲人所得战利品也分给余丁，耕战相辅。

再次是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益。

由于以上农业措施得法，收到很好效果，天聪年间后金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随之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使后金的经济逐步摆脱了困境。

皇太极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统一了漠南蒙古和黑龙江流域，改革了官制，后金的经济也因无战火迅速发展，而且意外地得到了传国玉玺，于是顺天应人，称帝上尊号便顺理成章地摆上了日程。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正式即皇帝位，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皇太极开辟了清朝历史的新纪元。他是名副其实的清朝第一个皇帝。 HZCCWm2+0W54SnrVYI9HXM635PCUtKd3Kjj6vR73uvKXIT4WtTh97CB2dugDiiv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