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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号日暮时分，就在布朗宁将军与蒙哥马利元帅的会谈结束数小时之后，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召开了“市场”行动的第一次基本规划会议。他的指挥部位于森宁希尔（Sunninghill）公园，附近就是上流社会使用的阿斯科特赛马场，距离伦敦56公里。27名高级军官挤进了布里尔顿摆放着成排地图的大办公室里。布朗宁简要介绍了蒙哥马利的计划之后，布里尔顿告诉军官们，由于时间紧迫，“现在做出的重大决定将无可更改——而且这些决定还必须立即做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没有什么先例可循。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派出一支庞大的空降部队，连同车辆、火炮和装备，深入到敌军战线后方独立作战。与“市场”行动相比，以前的空降作战是小巫见大巫，即便如此，策划那些行动都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现在，为了准备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伞降和机降步兵行动，布里尔顿和他的计划制订者们却只有7天的时间。

布里尔顿最关切的不是最后期限，而是这次行动有可能像以前的几次行动一样被撤销。长时间闲置的空降部队急切地想参加战斗，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士气问题。他的几个训练有素的精锐空降师已经撤出战斗有几周时间了，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上的地面部队却横扫法国和比利时。人们普遍感到胜利在望，战争可能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参战之前就结束了。

将军毫不怀疑他的参谋部有能力满足这个棘手的、为期一周的“市场”行动进度表。在制订以前的空降计划时曾经有过许多次“预演”，因而他的指挥部和各师参谋班子的工作已经进入了迅捷高效的阶段。除此之外，在为“彗星”行动和其他被取消的行动所制订的计划中，有大量内容可以立即被“市场”行动采用。例如，在为流产的“彗星”行动做准备的时候，受命参加行动的英军第1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旅就曾对阿纳姆地区做过彻底研究。尽管如此，“市场”行动的主旨还是意味着要极大地扩充计划，而这一切都是要消耗时间的。

布里尔顿将军表面上平静自信，但参谋人员却注意到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的桌子上有一段镶在相框内的语录，将军经常向他的参谋提及，上面写道：“一万名士兵从天而降，在还没有来得及造成极大损害之前，国君就能够把一支部队聚集起来，把他们击退，这样一位有能力用部队覆盖国土、保卫国家的国君在哪里呢？” 这段话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的。

布里尔顿被这位18世纪的政治家兼科学家的想象力迷住了。“甚至在160年以后，”他告诉参谋们，“这个理念还是一成不变的。”不过富兰克林若是活到现在，也会为“市场”行动的复杂性和庞大规模感到眼花缭乱。为了从空中袭击荷兰，布里尔顿计划空降大约35 000人，参战的伞兵和机降步兵几乎是进攻诺曼底时的两倍。

正如布里尔顿指出的那样，“雷霆般出其不意地夺取桥梁”，然后为参加“花园”行动的英军地面部队坚守那道只有一条公路的狭窄的进军“走廊”——从他们在荷兰—比利时边境附近的出发线一直到北面103公里外的阿纳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使用3个半空降师，其中两个是美军空降师。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少将的第101空降师，就在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坦克部队的前方，该师的任务是在艾恩德霍芬与费赫尔之间24公里长的路段上，夺取各条运河与河流上的桥梁。在他们北边，詹姆斯·莫里斯·加文（James Maurice Gavin）准将的经验丰富的第82空降师，将负责赫拉弗（Grave）和奈梅亨之间约16公里长的地段。他们要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这两条大河上的桥梁，特别是要夺取位于奈梅亨的那座巨大的多孔大桥，算上引桥部分，该桥几乎有800米长。“市场—花园”行动最为重要的目标是阿纳姆及其横跨在365米宽的下莱茵河上的重要桥梁，算上水泥坡道，那座钢筋水泥筑成的三孔公路桥长约610米。夺取它的任务被安排给了英国人和波兰人——罗伯特·埃利奥特·“罗伊”·厄克特（Robert Elliott “Roy” Urquhart）少将的第1空降师，以及由他指挥的斯坦尼斯瓦夫·弗朗齐歇克·索萨博夫斯基（Stanislaw Franciszek Sosabowski）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距离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最远的阿纳姆就是这次行动的“奖品”。倘若没有莱茵河上的桥梁，那么蒙哥马利解放荷兰、包抄齐格弗里德防线、跃进到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大胆尝试就会失败。

要把大军运到480公里以外，就必须制订一个复杂精细的空降计划，要实施3项不同的军事行动：运输、护航和再补给。机群起飞需要至少24个机场，布里尔顿计划使用麾下所有可出动的滑翔机——由2 500多架滑翔机组成的庞大机群。除了运送吉普车和火炮这样的重装备之外，这些滑翔机还要运送那支35 000人的部队中的三分之一以上兵力，其余的兵力将通过伞降着陆。要检测所有的飞机，把载荷空间分配出来，把重装备和货物装载进去，还要准备好预备兵力。

滑翔机只是制订空降计划的问题之一。运送伞兵的飞机和牵引滑翔机的牵引飞机必须从为不断前进的地面部队提供补给品的正常任务中抽调出来，停飞后为“市场”行动随时待命。在进攻之前以及进攻期间，轰炸机中队的机组人员必须保持警惕，简要了解他们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任务，来自英格兰各地的大批战斗机中队——1 500多架战斗机——要为空降部队护航。复杂精细的空运模式最为重要，要设计出英格兰与荷兰之间的航线，以避开敌人的猛烈防空炮火，以及同样危险的撞机事故。海空营救行动、再补给任务，甚至为欺骗敌人而在荷兰的其他地区进行的假伞兵空投也做好了计划。据估计，总共将有约5 000架各型飞机参加“市场”行动。要制订出计划并准备好规模如此庞大的机群，起码需要72小时。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次会议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行动究竟应该在白天还是晚上进行。以前重大的空降行动都是在月光下进行的，但昏暗导致寻找空降区域时一片混乱，部队难以集结并产生了一系列不必要的伤亡。因而将军下令，这次宏大的空降突击将在光天化日下进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在空降作战的历史上，这种规模的昼间空投还从未进行过。

除了希望避免混乱之外，布里尔顿还有其他理由。计划实施“市场”行动的那个星期是没有月光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夜间空投。除此之外，布里尔顿之所以选择昼间进攻，还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头一次出现了这样做的可行性，盟军战斗机在战场上空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实际上德国空军连进行干扰都做不到。但德国人拥有夜间战斗机，在夜间空投的过程中，对于排成纵队缓慢飞行的运输机和滑翔机来说，那些夜间战斗机可能是灾难性的。德国的地面防空力量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前往“市场”行动空投区域的航线图上布满了防空阵地，那些图是根据空中照相侦察以及轰炸机组乘员途经荷兰飞往德国时的经历绘制而成的，看上去令人生畏——特别是滑翔机，除了座舱之外并没有装甲保护，而C―47人员运输机和牵引飞机也没有自封油箱。尽管如此，布里尔顿还是认为，在突击之前和突击期间，敌人的防空阵地能够被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集中打击压制住。无论如何，大多数高射炮都是由雷达来引导的，因而其效率在夜晚和白天没有区别，不论什么时候，损失都是可以预料的。另外，昼间行动时，空降部队能够非常准确地在空降场空投，确保部队迅速集中到那条走廊，除非受到恶劣天气和大风干扰。“其优点，”布里尔顿对手下的指挥官们说道，“远远大于其风险。”

布里尔顿最后宣布，任命自己的副手——时年47岁的英军第1空降军军长，作风一丝不苟、绰号“男孩”的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负责指挥此次宏大的行动。尽管这会让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少将 感到失望，但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李奇微是这个空降集团军中的另一个军——第18空降军的军长。不过布朗宁曾经被推荐指挥那次流产的“彗星”行动，虽然是一次小规模行动，所投入的仅仅是英国和波兰的空降部队，但在概念上却与“市场—花园”行动类似。现在，根据蒙哥马利策划的扩充后的新计划，美国空降兵将首次接受英国空降部队指挥官的指挥。

布朗宁向聚在一起的空降兵指挥官做了乐观的总结。他以那种绘声绘色的自信语言结束了自己的讲话，一直以来，这种自信让他在部下心目中树立了英雄般的形象。他的参谋长阿瑟·戈登·沃尔克（Arthur Gordon Walch）准将记得：“布朗宁将军情绪高涨，为我们终于要出击而意兴盎然。他告诉我们，‘目标就是要在地面上铺一块空降部队的“地毯”，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上面通过’。他相信，这一行动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所在。”

布朗宁的热情是具有感染力的。这次大型会议结束以后，又连夜开了几次小型参谋会议。散会的时候，还没有几个军官意识到，在布里尔顿和布朗宁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摩擦。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成立之初，英国人对布朗宁被任命为集团军指挥官抱有很高的期望，因为他既是英国的资深空降作战权威，又是运用伞兵的先驱之一。然而，由于这个新组建的集团军里，美国人在兵员和装备上占有优势，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就落到了美军中将布里尔顿的手中。

论军衔级别，布朗宁比布里尔顿早6个月晋升中将，尽管这个美国人是一名杰出的战术航空兵军官，但以前从未指挥过空降部队。除此之外，两个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也很巨大。布里尔顿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先是在远东和中东，后来又在英国担任美军第9航空队指挥官。但他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热情却为一种安静、冷漠的举止所掩盖。现在，布里尔顿将以美国职业军官特有的决心和碾压性的战术去执行这项令人生畏的任务。

布朗宁是英军掷弹兵禁卫团的军官出身，也是一位完美主义者，虽然以前他从未指挥过空降军，但同样决心证明空降兵的价值。与布里尔顿形成对照的是，“男孩”布朗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物。他举止优雅，服饰整洁得无可挑剔，浑身上下充满了一种潇洒自信的派头，但这往往被误解为傲慢——不仅美国人会这样误解，手下的部分指挥官也同样如此。虽然他性情不够稳定，有时过于急躁，但作为空降战术理论家在仰慕者中成了传奇。尽管如此，相比其他军官他还是缺乏实战经验，例如英军第6空降师师长理查德·纳尔逊·盖尔（Richard Nelson Gale）少将，经验丰富的美军指挥官加文准将和泰勒少将。而且布朗宁还需要证明，他同样拥有所有空降兵指挥官中最有经验的李奇微少将那样的管理天赋。

几天前发生的事件凸显了布里尔顿与布朗宁之间的差别。9月3日，布朗宁已经向布里尔顿申明，下达通知36小时后便试图发动一次空降突击是危险的。自诺曼底登陆以来，已有17次准备好的空降行动被取消了。布里尔顿上任不过33天便急于投入战斗，计划几乎以每周一个的速度被制订出来，却没有一个能进入实施阶段。布朗宁注意到空降计划的大批量制订，对其中的仓促和风险极其关切。“红雀Ⅰ号”行动是计划在比利时境内的英国军队前方进行空降，当这次行动于9月2日被取消的时候，布里尔顿又迅速在快速推进的军队前方找到了新的目标，提议用“红雀Ⅱ号”行动替代“红雀Ⅰ号”行动，并定于9月4日上午发动进攻。

对于这件事，布里尔顿后来回忆说：“布朗宁对‘红雀Ⅱ号’行动感到非常不安，认为行动计划中严重缺乏情报、照片，尤其是地图，结果‘男孩’声称无法向他的部队恰当地介绍情况。”布朗宁断言，空降行动“不应该试图搞临时通知”。布里尔顿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不过他告诉自己的副手，“敌人的瓦解需要我们冒风险”。两个人意见不合的结果，就是最终布朗宁生硬地说他要提出书面抗议，几个小时后他的辞呈就递交了上来。由于“我们在观点上的尖锐分歧”，布朗宁在信中说，他再也无法“继续担任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副司令了”。布里尔顿并没有被吓倒，立即开始考虑接替布朗宁的人选，他提醒李奇微要“做好接手的准备”。当“红雀Ⅱ号”行动被取消时，这个微妙的问题也一并得到了解决。第二天，布里尔顿说服布朗宁撤回他的辞呈。

现在，他们的分歧被搁置一旁，两个人都肩负着准备“市场”行动这个艰巨复杂的任务，不论布朗宁有什么保留意见，在任务面前都是次要的了。

在最初的会议上，有一个决定布里尔顿无法做出：构成那块“地毯”的空降部队究竟应该怎样被运送到目的地。在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之前，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无法制订出具体计划。空降部队的机动性实际上取决于运送他们的飞机的机动性，除了滑翔机之外，布里尔顿没有属于自己的运输工具。为了达成完全的突然性，理想的计划要求参加“市场”行动的三个半师应该在当日的同一个小时内被运送到空降区域。然而，此次行动的庞大规模却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不论是飞机还是滑翔机数量都不足，因此飞机必须飞行多次，其他因素还迫使他们要采取不同的航线。每个师都有不同的作战要求，例如进攻伊始运送第101空降师的飞机运载的士兵必须多于装备，这样该师才能完成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在最初的几小时内与参加“花园”行动的地面部队会合。此外，泰勒将军的部下必须迅速与在他们北边走廊上的第82空降师会合。在那里，加文将军的部队不仅必须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上不那么好抢的桥梁，还得坚守东南方的赫鲁斯贝克（Groesbeek）高地，那里的地形能俯瞰周边的乡村，因此不能让德国人占据。布置给加文的特殊任务也带来了特殊要求，由于在会合之前第82空降师的作战时间要长于第101空降师，因而加文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部队，还有火炮。

在更北边的地方，厄克特少将率领的英军第1空降师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该师要坚守阿纳姆大桥直到解围为止，要是走运的话，德军的反应会很迟缓，如此一来在敌人的援兵上来之前，地面部队就能够与这些仅配备了轻武器的英军会师。不过，在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之前，厄克特的士兵必须独自坚持下去。厄克特不可能派部队到南边与加文会合，因为那样会分散他的兵力，也就是说，英军第1空降师在空降“地毯”的最远端必须比其他部队坚守更长的时间。这样一来厄克特麾下的兵力将是最多的，不但得到了波兰伞兵的加强，还要再加上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一旦简易机场在阿纳姆地区选好位置并做好准备，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就将被空运过来。

11日上午，在对可用的飞机进行了通宵忙乱的评估和分析之后，负责“市场”行动所有空运任务的美军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司令保罗·兰登·威廉斯（Paul Langdon Williams）少将，把他的报告交给了布里尔顿。他在报告中说，滑翔机和运输机数量严重不足，即使全力以赴，在D日充其量也只能把布朗宁总兵力的一半空运进去。必不可少的物资，诸如火炮、吉普车和其他原定由滑翔机运送的重型装备，只有级别绝对优先的才能被包括进去。布里尔顿敦促航空兵指挥官们探讨在D日进行两次空运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这个建议是不现实的。“由于白昼缩短以及空运行动涉及的航程，单日进行多次空运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威廉斯指出那太冒险了，将没有时间保养或者修理战损的飞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疲劳会造成伤亡”。

布里尔顿被飞机数量短缺和时间限制捆住了手脚，他做出了综合评价：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拍摄荷兰桥梁和地形的航空侦察照片；必须用两天时间来准备各地区的地图并分发下去；必须将情报搜集起来进行分析；必须制订出详尽的作战计划。所有决定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布里尔顿被迫修改“市场”行动的计划，使之适用于现有的空运能力——他必须分批运送兵力，在三天的时间里把三个半师空运到他们的目的地去。风险是巨大的：德军增援部队到达“市场—花园”行动地区可能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快，防空炮火可能会增强，而且天气恶劣的可能性一直存在，雾、大风、突如其来的风暴——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全都可能出现——都会导致灾难。

更糟糕的是，一旦到了地面，没有重炮或坦克支援的伞兵和机降步兵将会极其脆弱。由于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的坦克纵队使用的是一条狭窄的公路，除非布里尔顿的人夺取了那些桥梁，并让进军路线保持畅通，否则该军无法猛冲103公里到达阿纳姆或更远处。若非如此，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空降部队解围。由于被隔绝在敌军战线后方很远的地方，补给又依赖空运，因而可以预料每过一天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增加，被包围的空降兵充其量只能在他们的“空降场”里坚持几天。如果英军装甲部队的突进被挡住，或者推进得不够快，那么空降部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打垮和歼灭。

还有其他的事情可能出错。如果泰勒少将的“呼啸山鹰”没能夺取英军第2集团军坦克先遣队前方的桥梁，那么加文准将或厄克特少将麾下的部队能否夺取他们各自在奈梅亨和阿纳姆的目标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的部队将陷于孤立。

还有一些典型的空降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各师可能在错误的地区跳伞或机降；桥梁可能在进攻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敌人摧毁；恶劣的天气可能导致飞机无法进行再补给；而且，即使所有的桥梁都被夺取了，那条走廊也可能在任何地点被切断。这些只不过是所有变数中的几个而已。计划者们在速度、大胆、精确性和突然性上下注——所有这一切全都源自一个地面和空降行动同时进行的精确计划，而这个计划又相应地把赌注押在德军的瓦解和兵力不足之上。“市场—花园”行动的每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丝丝相扣，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满盘皆输。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样的风险必须接受，机会可能只此一次。此外，根据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发来的敌军兵力的最新通报，空降集团军指挥部仍然觉得布里尔顿的部队将会遇到“五花八门的无组织之敌”。据估计，“在地面部队赶来为空降部队解围以前，能够集中起来的敌军机动兵力不会超过1个旅级战斗群（大约3 000人），而且坦克和火炮数量甚少”。预计“飞行和空投过程中将会危机四伏，完好无损地夺取目标桥梁与其说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毋宁说是一件乘其不备浑水摸鱼的事情”。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计划者们不曾考虑到的，情报总结中最后的话几乎多余——“如果空降行动获得成功，地面部队的推进将会非常迅速”。

布朗宁中将的英军第1空降军军部里的乐观主义氛围令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他与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罗伯特·厄克特少将毫无亲缘关系）少校深感不安。这位25岁的情报处长觉得自己几乎是参谋部里唯一对“市场—花园”行动持有某种怀疑的人。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基本上每天都会发来对德军实力的乐观估计，厄克特对此并不苟同。9月12日，星期二上午，距离D日只有5天时间了，这时他对“市场—花园”行动的疑虑已经接近惊恐。

他的感觉源自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发来的一份令人警惕的情报。邓普西的情报参谋引用了荷兰人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德军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增强了兵力，并提及出现了“受到重创的装甲部队，据信将在荷兰休整”。诚然，这份情报是含糊不清的，邓普西部下的报告无法从其他途径进行确认，因此无论是蒙哥马利还是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最新的情报总结都没有将其包括进去。厄克特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他在军部一直都能从荷兰联络官那里收到类似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和邓普西的参谋们一样相信这些情报。厄克特少校结合自己的情报和从邓普西的指挥部收到的情报，认为有理由确信至少有两个德军装甲师所部正在阿纳姆地区的某个地方。由于证据不足，那些单位的番号无法确认，兵力状况也不得而知，而且他也说不清那些德军究竟是在那里重整，还是仅仅路过阿纳姆。然而，正如厄克特后来回忆时所说的，他“确实非常震惊”。

自“彗星”行动开始，直到其演变为“市场—花园”行动，厄克特少校的恐惧与日俱增。他对此次行动一再表达反对意见，并对“参谋部里任何一个愿意倾听的人”阐述他的异议。他“非常坦率地承认被“市场—花园”行动吓坏了，因为此次行动的命门似乎就在于德国人不会进行有效抵抗的臆断”。厄克特确信德国人正在迅速恢复元气，其荷兰境内的兵力和装备数量可能比任何人意识到的都要多。在他看来，整个计划的实质就是“依赖于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设想，即一旦各处桥梁被拿下，第30军的坦克就能在这条令人深恶痛绝的狭窄‘走廊’里长驱直入——实际上这条‘走廊’只不过是一条堤道，在上面根本无法机动——然后就能像新娘进入教堂一样进入德国。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德国人会滚过来投降”。

在计划会议上，“每个人都不顾一切地想要实施空降行动”，对此厄克特少校越来越焦虑不安。当前的形势不断被人拿来与德国人在1918年的崩溃进行比较。厄克特记得布朗宁将军也许反映了蒙哥马利的观点，还有“其他几位英军指挥官的看法，他考虑要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突破”。似乎忧心忡忡的情报官身边的每个人都认为，战争到冬天就会结束，“对阿纳姆的进攻可能是空降部队投入战斗的最后机会”。在提到“市场—花园”行动的时候，大家甚至用了一个轻松的比喻——“它被描述成一次‘聚会’”——厄克特对此惊骇不已。布朗宁将军的声明尤其令他不安，前者说空降突击的目标是“在地面上铺一块空降部队的‘地毯’，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上面通过”。他认为，“这种单调的陈词滥调能产生这样的心理效果，让许多指挥官陷于被动和毫无想象力的精神状态。如此一来，对德国人抵抗的应对除了顽强勇敢之外就别无他法了”。他觉得指挥部里的气氛严重脱离现实，因而在一次计划会议上，他诘问道：“那张‘地毯’到底是由活着的空降兵构成，还是死掉的空降兵构成呢？”

他后来说：“让他们面对现实的形势是绝对不可能的，那种要在战争结束前参加战斗的渴望彻底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但年轻的厄克特确信，邓普西将军的警告是准确的。他认为在阿纳姆附近的确存在德军装甲部队，但他需要获得更多的证据来核实这份报告。厄克特知道，附近牛津郡的本森（Benson）驻扎着一个装备可以从空中成45度角拍照的特殊相机的喷火战斗机中队，这个中队此时正沿着荷兰海岸搜寻导弹发射场。

9月12日下午，厄克特少校要求皇家空军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侦察。为避免被发现，敌人的坦克会隐蔽在森林里或伪装网的下面，很有可能躲过高空侦察照相。厄克特的要求被批准了：将在阿纳姆地区上空进行低空飞行，而且会尽快进行照片判读。如果有坦克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些照片就能向所有相关人员证明，厄克特少校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空降师的指挥官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核实情报机构的原始报告，他们依赖军部或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进行最新评估。每个指挥官都明白，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收到这些消息时已经是几天前的事情了。尽管如此，众人普遍认为宣称敌人还会进行有力抵抗的预测是没有依据的，如此一来，“市场—花园”行动所涉及的风险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了。

一旦布里尔顿和布朗宁提出了计划纲要，确定了攻击目标和空运能力，每个指挥官就要立即制订出自己的作战计划。首先要考虑的是空投场和空降场的选择，老练的空降部队指挥官从以前的行动中得出结论，获得胜利的最好时机取决于进攻部队能够在离目标多近的地方空投。理想情况下，他们应该就落在目标上，或者通过快速冲锋就可抵达的距离内，如果要夺取桥梁的话就更应该如此。由于没有足够的运输车辆可用，因而这些地点的准确定位极其重要。

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非常清楚，必须选择效果最好的空投地点。在D日，虽然泰勒拥有“呼啸山鹰”师的空降兵主力，但他的工兵部队、炮兵和第101空降师的大多数运输工具却要在一两天后才能到达。泰勒研究了第101空降师将要在艾恩德霍芬和费赫尔之间坚守的“走廊”东南部分，注意到在那条24公里长的路段上，他的部队必须夺取两个主要的运河渡口，还有至少9座公路桥和铁路桥：在费赫尔，阿河和南威廉斯运河上有4座桥梁，一个重要的运河渡口；在南方8公里处的圣乌登罗德，必须拿掉下多默尔河上的1座桥梁；6.5公里外是第二个重要的运河渡口，就在索恩镇（Son，又译松镇）附近的威廉敏娜运河上；西边的小村贝斯特（Best）附近也有一座桥要控制住；再往南8公里的艾恩德霍芬，上多默尔河上的4座桥梁都得夺下来。

泰勒研究了艾恩德霍芬与费赫尔之间平坦的地形，以及该地密布的水道、堤岸、沟渠和林荫路，决定把主空降场定在目标地区的中央，就在离索恩只有2.4公里的一片树林边缘，大致在艾恩德霍芬与费赫尔中间。他打算让第502伞兵团和第506伞兵团在这里跳伞，前者奉命拿下圣乌登罗德和贝斯特的目标，后者负责夺取索恩和艾恩德霍芬的目标。第三个团，也就是第501伞兵团将在费赫尔北边和西边的两块地区跳伞，离那4座极其重要的桥梁只有几百米。对他的部下来说，在没有支援单位支持的情况下，在D日夺取它们是一项可怕的任务，但泰勒相信“要是走运的话，我们就能够成功”。

第82空降师的任务更加错综复杂。其16公里宽的作战区域要比第101空降师的战区更大。在“走廊”的中央地段，必须夺取赫拉弗的马斯河大桥——457米长的巨大的九孔桥，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4座较小的铁路和公路桥中，最起码要攻占一座。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几乎就在这座拥有9万居民的城市中央，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除非奈梅亨东南3公里处的那座能俯瞰周边的赫鲁斯贝克高地能够坚守，否则这些桥没有一座可以说是“被夺取了”。而东边是沿着德国边境绵延的巨大森林带——帝国森林（Reichswald）——德国人可能在那里集结，准备发动进攻。当加文准将向指挥部中的军官们表明自己对他们的期望时，他的参谋长罗伯特·亨利·威内克（Robert Henry Wienecke）上校提出了异议，表示“要完成所有任务，我们需要两个师”。加文的回答言简意赅：“就这样，我们要用一个师来干。”

加文对第82空降师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作战记忆犹新，当时他的部队四散飘离，远离空投场达56公里（该师常说的一句笑话是“我们总是使用瞎子飞行员”）。这回他决定让他的部下就近在目标上方空降。按照优先级顺序，他划分的目标是：第一，赫鲁斯贝克高地；第二，赫拉弗的大桥；第三，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那些桥梁；第四，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由于敌人也许会迅速做出反应，”加文后来回忆道，“所以我决定把兵力最大的一股伞兵空投在赫鲁斯贝克高地和帝国森林之间。”他在赫鲁斯贝克附近选择了两个空降场，第一个距离高地不到2.4公里，在奈梅亨东南5～6公里处，第508伞兵团和第505伞兵团，外加师参谋部将在那里跳伞；第504伞兵团将在赫鲁斯贝克高地西边跳伞，空降场是马斯河和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此地距离赫拉弗大桥东端约1.6公里，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的大桥西边3.2公里处，德军可能已经做好了将那座极其重要的赫拉弗大桥爆破的准备。为了确保夺取这座大桥，他又对自己的计划进行了补充，第504伞兵团的一个连将被空投到距离大桥西端数百米的地方。在敌人做出反应之前，第504伞兵团将从两端向大桥猛冲。

显然，那座巨大的奈梅亨大桥是所有目标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整个“市场—花园”行动的关键。但是加文同时意识到，要是不能牢牢守住其他目标，单凭这座瓦尔河上的大桥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布朗宁将军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最初的几座桥梁没有拿下，如果敌人坚守着赫鲁斯贝克高地，那么供“花园”行动部队通行的那条“走廊”将永远不会开放。因此，布朗宁特别指示，在夺取主要目标之前，加文不得尝试对奈梅亨大桥发起攻击。

加文虽然对他的部队过于分散感到担忧，但对整个计划感到满意。只有一个方面令他和泰勒都颇伤脑筋：支援部队在D+1和D+2日 到达之前，他的整个师将无法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战斗，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部下会做何反应——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尚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在经验丰富的第82空降师里，士气一如既往高涨，许多官兵在此之前已经进行过3次战斗跳伞。“蹦跳吉姆”加文 时年37岁，是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准将，他毫不怀疑自己那些“不拘常规 的人”——他们这样称呼自己——能够完成任务。

最艰险的任务分配给了一位谦虚且沉默寡言的职业军官——42岁的罗伯特·埃利奥特·“罗伊”·厄克特少将，他是英军第1空降师及配属的波兰旅的指挥官。

与布朗宁将军以及他的美国同事们不同，厄克特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他是一位资深的职业军人，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有过出色表现。这次他将首次指挥一个空降师作战。布朗宁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打起仗来兴奋”。但厄克特却对此任命感到惊讶，他一直认为空降部队是“结构紧密的组织、封闭的团体、完全排斥外人的”。然而他有信心带好这支精锐部队，一旦这支部队降落到了地面上，基本的作战规则仍然是一样的，他把自己的空降师看做是“训练有素的步兵部队”。

尽管厄克特作战经验丰富，但他却在为一件事情苦恼：他从来没有跳过伞，也没有乘坐过滑翔机。“我甚至会晕机。”他后来说道。9个月以前，即1944年的1月份，厄克特担任了第1空降师师长，当时他向布朗宁将军建议，作为新任师长，自己也许应该接受一些跳伞训练。布朗宁给厄克特的印象是一个“动作灵活优雅、衣着非常洁净整齐的人，显露出一副不安分的鹰派人物的样子”。他给厄克特的回答是，后者的任务就是让他的师做好随时进攻欧洲大陆的准备。他看了看眼前身高1米83、体重90千克的苏格兰大汉，接着说道：“把跳伞留给年轻人去干吧，你不仅个头太大，还上了岁数。”

在几个月的漫长训练过程中，厄克特“经常感到自己像一个局外人，军事上的旱鸭子”。他意识到自己“被密切关注着，那种关注并非怀有敌意，只是一些空降兵军官对他有所保留，还有几名军官并不掩饰这一点。我在接受考验，我的行为正在被评判。这是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职位，但我接受了”。慢慢地，厄克特对该师自信而又从容的管理把军官们争取了过来。而在空降兵当中，厄克特得人心的程度远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要多。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的詹姆斯·W. 西姆斯（James W. Sims）二等兵仍然记得“将军的超级自信以及他的镇静”。师部的约翰·拉特（John Rate）中士的印象是“厄克特将军做了任何需要做的工作，他并不只是让其他人去做，将军不会墨守礼法”。通信兵肯尼思·约翰·皮尔斯（Kenneth John Pearce）称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大个子，他叫我们‘孩子’，要是知道我们名字的话就直呼其名”。厄克特在滑翔机飞行员团的罗伊·欧内斯特·哈奇（Roy Ernest Hatch）中士那里赢得了最高的赞誉。哈奇断言说：“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将领，不在意干一名军士干的活。”

令厄克特失意的是，他的师并没有被选中参加诺曼底登陆，“那个夏天就这么乏味地过去了，行动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都被取消了”。现在，他的“红魔鬼们”正“渴望战斗”。他们几乎要放弃了。“我们称自己是‘夭折之师’，”第4伞兵旅156伞兵营C连连长杰弗里 ·斯图尔特·鲍威尔（Geoffrey Stewart Powell）少校回忆说，“我们料想自己被留下来用于胜利大游行了。”按照厄克特的看法：“有一种混合着倦怠与愤世嫉俗的危险，正缓慢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训练充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参战就会失去那种状态。我们准备好了，并且愿意接受一切，包括所有的‘假设’。”

厄克特的主要目标——“市场—花园”行动的“奖品”——就是阿纳姆下莱茵河上的那座钢筋混凝土公路桥。除此之外，厄克特的部下还有两个次要目标：附近的一座浮桥和上游的一座双线铁路桥，后者距离市区4公里。

分派给厄克特的任务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两个特别令人担心。关于该地区拥有强大的防空力量的报告表明，一些敌军部队就在阿纳姆大桥附近集结；而把英国和波兰伞兵全都空运到目标地区需要3天时间，这一点令厄克特感到不安。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着厄克特对空降地点的选择。与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不同，他无法在主要目标区空降，甚至靠近主要目标的地方也不行。让部队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两岸落地显然是理想的办法，但那里的地形却很不理想，大桥的北出口直接进入了人口稠密、建筑物密集的阿纳姆市中心，按照报告的说法，南出口附近低于路面的圩田对伞兵和滑翔机来说都过于湿滑松软了。“我的许多指挥官，”厄克特记得，“都非常愿意在南边空降，即使那里湿滑松软。也确实有一些指挥官准备冒受伤的风险在北边跳伞——就在城镇上空跳伞。”

一周前，执行其他任务的轰炸机机组成员报告说，在阿纳姆大桥附近及其北边11公里外的迪伦机场，防空炮火增加了30%。因此，那些手下的飞行员被安排驾机牵引运载厄克特所部滑翔机的皇家空军指挥官，强烈反对把空降区域定在靠近阿纳姆大桥的地方。如果空降场位于大桥南出口附近，那么牵引机在放下滑翔机之后转向北方的时候，就会遭遇机场上空的猛烈高射炮火；而转向南方几乎同样糟糕，因为机群要冒与空投第82空降师的飞机相撞的风险，后者那时正在近18公里外的奈梅亨空投。厄克特进退两难：他要么坚持让皇家空军把他的部队送到临近大桥的地方，要么在距阿纳姆更远的地方选择空投区域，但做这样的选择又会带来种种其他危险——时间的延误、攻击突然性的丧失，以及德国人可能做出的抵抗。实际上风险将大大增加，因为在D日厄克特的师并不完整，他手头只有部分兵力。“我的问题在于，在首轮空运时要有足够的人空降，”厄克特回忆道，“不但要夺取城里的主要桥梁，还要为随后进行的空投行动警戒空投场和空降场，能用于首日夺取主要桥梁的兵力减少到了仅剩一个伞兵旅。”

面对种种限制，厄克特向布朗宁申请更多的飞机。他告诉军长，在他看来“美国人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布朗宁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向厄克特保证，飞机的分配“完全遵循轻重缓急，而非美国人的高压”。他解释说，整个行动必须从南到北、“由下到上”进行计划；走廊南部和中央地段的目标必须“首先夺取，以便让地面部队通过。否则的话，第1空降师将会被消灭”。

布朗宁将军把穆尔公园高尔夫球场附近的一家俱乐部充作自己的军部驻地，厄克特的指挥车就在高尔夫球场上，他坐在车里仔细查看地图，思考着当前形势。阿纳姆北边的国家公园里有几片开阔地，但面积太小了，地形也不合适，它们充其量只能供一支小规模的伞兵部队伞降，但无法容纳滑翔机机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阿纳姆西部和西北部的开阔区域着陆，这些开阔的荒野和牧场四周是松树林，海拔约有76米，荒野的地面坚硬而又平坦，对滑翔机和伞兵来说堪称完美。它们在各方面都很理想——只有一处例外，该地区距离阿纳姆大桥约有10～13公里。皇家空军一再反对在大桥附近空投，因此，厄克特不得已才决定在这些较远的地点空投。“别无他法，”他回忆说，“只有冒这些风险，并为此做出计划。我别无选择。”

9月12日，厄克特的计划已经准备完毕。他在地图上勾勒出5个空投场和空降场，大致位于阿纳姆西北6.5公里处的沃尔夫海泽附近，分布在阿纳姆—阿姆斯特丹铁路线的两侧。其中3处地点在沃尔夫海泽北边，两处在南边，而南边的两处区域又构成了一个约2.6平方公里的不规则盒状地带。这些地点距离阿纳姆大桥最少都有9.6公里之遥，最远的在沃尔夫海泽西北，有差不多13公里路程。

D日该师将投入两个旅——昵称“皮普”（Pip）的菲利普·休·惠特比·希克斯（Philip Hugh Whitby Hicks）准将的第1机降旅，按计划该旅将坚守空投场；杰拉尔德·威廉·拉思伯里（Gerald William Lathbury）准将的第1伞兵旅，该旅将负责控制阿纳姆城以及阿纳姆的公路、铁路和浮桥。打头阵的是一支由吉普车和摩托车组成的摩托化侦察中队。厄克特期望，由昵称“弗雷迪”（Freddie）的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霍华德·高夫（Charles Frederick Howard Gough）少校指挥的，拥有275名官兵分为4个分队的高度专业化部队——英国陆军中唯一一支此种性质的部队——能抢占公路桥并坚守至旅主力到达。

第二天，也就是D+1日，昵称“沙恩”（Shan）的约翰·温思罗普·哈克特（John Winthrop Hackett）准将的第4伞兵旅和机降旅的余部将会到达；第三天，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将会空降着陆。厄克特为波兰人标出了第六处空降场——按照预期，到D+2日，大桥将被攻占，高射炮群将被摧毁，所以波兰人要在下莱茵河南岸的埃尔登（Elden）附近空投，该村就位于阿纳姆大桥南边约1.6公里处。

尽管必须冒很大风险，但厄克特感到有信心，他相信自己有了“一个合理的行动和一个不错的计划”。他认为部队伤亡可能在“30%上下”；考虑到这类进攻错综复杂的性质，他认为这个代价并非过于高昂。9月12日傍晚，他向指挥官们简要介绍了这次行动，厄克特记得，“每个人似乎都对这项计划非常满意”。

然而，仍有一位指挥官深感疑虑。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这位身材修长、时年52岁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旅长确信，“我们免不了要经历一场激烈战斗”。这位前波兰军事学院的教授在第一次听闻“彗星”行动的时候，就向厄克特少将和布朗宁中将阐明了他的立场。当时他要求厄克特给他下达书面命令，这样“我就不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他同厄克特一起拜访了布朗宁，并说“这项任务不可能成功”。布朗宁问为什么。索萨博夫斯基记得：“我告诉他，用我们手头的这点兵力进行尝试将是自杀，而布朗宁回答说：‘不过，我亲爱的索萨博夫斯基，“红魔鬼”和英勇的波兰人无所不能！’”

一周后的当下，索萨博夫斯基在听厄克特讲话的时候觉得“英国人不仅严重低估了阿纳姆的德军兵力，似乎还对阿纳姆对于德国人背后的祖国所具有的意义一无所知”。索萨博夫斯基认为，对德国人来说，阿纳姆代表着“通往自己祖国的门户，我估计德国人是不会让它敞开着的”。他并不认为“该地区的部队水准很低，只有几辆破旧的坦克呆坐在那里”。当厄克特告诉聚集起来的旅长们，第1空降师的空投地点“距离目标起码有9.6公里”的时候，他不由得大惊失色：主力部队要抵达大桥，将要“行军5个小时，如何才能够达成突然性？德国人再傻也会立即知道我们的计划”。

计划中还有一个方面索萨博夫斯基也不喜欢。他的旅所属的重装备和弹药要在早先用滑翔机运进去，这样的话，当他的部队在南岸着陆时，所需的补给品却还在北岸的空降场里。如果波兰人着陆的时候大桥还没有被夺取会怎样呢？当厄克特详细地解释计划的时候，索萨博夫斯基吃惊地得知，如果到那个时候大桥仍然在德国人手中的话，就指望他的波兰部队去夺取大桥了。

尽管索萨博夫斯基感到焦虑，但在9月12日的情况通报会上他却一言不发。“我记得厄克特要大家提问题，但没有人提任何问题，”他回忆道，“每个人都若无其事地坐着，跷着二郎腿，显得很不耐烦。我想就这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说点什么，可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不得人心，我说的话有谁会听呢？”

后来，当整个空降行动在布朗宁中将的军部接受全体指挥官审查的时候，其他人也对计划中的英军部分深感疑虑，但他们同样保持沉默。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詹姆斯·加文准将获悉厄克特选择的空投地点时大吃一惊，对他的作训科长约翰·诺顿（John Norton）中校说：“天啊，他可不能真这么干。”诺顿也同样震惊。“他是当真的，”他神色严肃地说道，“我可不愿意这样做。”在加文看来，“不论是在大桥上面空投，还是在靠近大桥的地方空投，即便一开始就蒙受10%的伤亡，都比冒在远处的空降场着陆的风险”要好许多。他“感到吃惊的是，布朗宁将军并没有对厄克特的计划提出质疑”。尽管如此，他同样一言不发，“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当然完全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2

要是能够不动的话，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Sepp Krafft）可不想再动了。在过去的几周内，他缺兵少将的党卫军第16装甲掷弹兵训练补充营一直奉命在荷兰境内来回调动。现在，抵达奥斯特贝克仅仅5天之后，这支部队又要奉命离开——而且下命令的还不是克拉夫特的上级，而是国防军的一名少校。

克拉夫特表示强烈反对。他麾下3个连的大部分人马就驻扎在镇里，其他人在阿纳姆，另有1 000名前来接受训练的党卫军新兵应该马上就到。那名国防军少校并不让步。“这我不管，”他毫不客气地告诉克拉夫特，“你得搬出去。”克拉夫特顶了回去。这位野心勃勃的37岁的军官只接受其党卫军上级的命令。“我拒绝！”他说道。那名国防军军官并没有被吓倒。“我把话给你说明白，”他说道，“你得搬出奥斯特贝克，因为莫德尔元帅的指挥部要搬进来。”

克拉夫特迅速冷静下来，他可不想同瓦尔特·莫德尔元帅发生冲突。尽管如此，这道命令还是让他耿耿于怀。克拉夫特搬了出去，但走得不是很远，他决定让部队在奥斯特贝克西北的树林和农场里扎营，那儿离沃尔夫海泽不远。他偶然选定的那处地点就在沃尔夫海泽公路的边上，位于英国地图上标明的英军第1空降师的空降场之间，而且封锁了英军进入阿纳姆的道路。

3

阿纳姆的抵抗组织情报机构负责人亨利·克纳普感到，自己的这个新角色是安全的。他不让妻子和两个女儿参与他的活动是为了保护她们，在4个月前他就离开了家，搬到了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现在他的总部设在全科医师莱奥·C. 布雷巴尔特医生（Leo C. Breebaart）的办公室里，穿着白大褂的克纳普现在是医生的“助手”，而某些“病人”则是其情报网的通信员和信使——40名男女，还有一些十几岁的孩子。

克纳普的工作既耗费时间又毫无结果。他得评估收到的情报，然后用电话把情报传递出去。阿纳姆的抵抗组织领导人彼得·克鲁伊夫给了克纳普3个12～15位数字的电话号码，并告诉他得记在脑子里。克纳普从来不知道他是给哪里或者给谁打电话，他接到的指示是轮流拨打每一个号码，一直到接通为止。

搜集情报的方法更为复杂。克纳普的要求是通过网络传达下去的，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是哪名特工人员获得了情报。如果一份情报看似不靠谱，克纳普就会对自己的情报进行审查。此时他收到了几份有关敌人在奥斯特贝克活动的报告，这令他既好奇，又大惑不解。

德军参谋军官（军帽边线、领章和肩章缀有深红色参谋兵种色）霍斯特·斯默克尔（Horst Smöckel）少校走访了伦克姆、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若干个商店，下令把各种补给品送到奥斯特贝克的塔费尔贝格旅馆。克纳普感到好奇的是他征调的东西中有些是很难找到的食品，还有荷兰人现在难得看到的其他特殊物品，例如荷兰金酒（杜松子酒）。

除此之外，德军通信兵也一直在忙于铺设一大堆杂乱的电话线，那是给郊外的几家旅馆铺设的，包括塔费尔贝格旅馆。克纳普认为，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德军高级指挥部正在进驻奥斯特贝克。但又是哪一级的指挥部呢？那位将军是谁？他到了没有？

对克纳普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了解阿纳姆地区及其周边敌军兵力的最新情况。他知道每个城镇都有其他情报人员正在传送情报，而他“只是一个巨大的情报搜集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结果自然有可能是在“做大量重复劳动”，然而就“绝无遗漏”来说，每件事情都是重要的。

他后来回忆说，在两个星期之前，“阿纳姆地区几乎没有德军部队”。而此后，军事形势发生了令人注目的变化，目前德军兵力的增长已经令克纳普惊恐不安了。克纳普报告说，根据他的网络所提供的情报，在过去的7天里，“包括装甲部队在内，几个师的余部正在阿纳姆及其周边地区重组，或是正在进入德国”。现在，更具体的消息被送来了，他的情报人员汇报说，在阿纳姆北部和东北部出现了坦克。克纳普认为该地区“至少有一个，甚至两个装甲师的部分兵力”，但他们的番号和确切驻扎地点到目前为止尚不得而知。

克纳普想立刻知道详情。他迫不及待地向自己的情报网络下达命令，要求提供有关装甲部队活动更为精确的情报，还想立即了解塔费尔贝格旅馆“新房客”的身份。

25岁的沃特·范德克拉茨（Wouter van de Kraats）从未听说过亨利·克纳普。他在抵抗组织中的联络人叫“扬森”，后者住在阿纳姆的某个地方。扬森分派给了他一项新任务——塔费尔贝格旅馆。范德克拉茨被告知，那里来了一名德军高级将领，他要搞清楚旅馆外面的参谋座车是否“带有显示身份的三角旗或者司令旗”，如果有的话，他要报告旗帜上的标志色和符号图案。

范德克拉茨注意到，旅馆周围德国人的活动激增，德军宪兵队和哨兵已经进入该地区。问题是，如何才能通过途经塔费尔贝格旅馆的彼得山路（Pietersbergweg）上的哨卡。他决定蒙混过去。

向旅馆匆匆走去的范德克拉茨立刻被一个哨兵叫住了。“可是我必须过去，”他告诉那个德国人，“我在街那头的加油站工作。”那个德国人让他过去了，另外3名哨兵只是随意瞥了他一眼。随后，在路过塔费尔贝格旅馆时，范德克拉茨迅速看了看门口和旅馆的车道。停在那里的汽车都没有显示身份的标识，然而在旅馆前门边却竖着一面棋盘图案的黑、红、白三色金属三角旗——这是德军集团军群指挥官的标志。

9月14日，星期四下午，亨利·克纳普得到了下属情报网络反馈回来的消息。有几个提供消息的人报告说见到了大量装甲部队，那些坦克和装甲车辆就在阿纳姆北边的一个半圆形地区里扎营。贝克贝亨、埃普斯（Epse）以及艾瑟尔河两岸都有部队，甚至还有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说是有“20～30辆虎式坦克”。他无法确定究竟涉及多少支部队，能够搞清楚番号的只有一支，还是源于意外收获。他手下的一名特工注意到几辆坦克上面有“奇怪的标记——反写的字母F，字母脚上还有一个球” 。克纳普查看了一本特殊的德军识别手册，得以把那支部队的番号辨认出来。他立即给他的电话联系人打电话，报告说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出现了。根据这名特工的报告，克纳普确定了该师的位置，大致是在阿纳姆以北和阿珀尔多伦之间，又从那里向东直到聚特芬。

此后不久，他得到了有关塔费尔贝格旅馆的消息，他也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了。那面意义重大的黑、红、白三色棋盘图案的三角旗不言而喻，在西线的这片战区，只有一位德军集团军群指挥官。尽管克纳普是把这个消息当作传闻报告上去的，但在他看来这位军官一定是瓦尔特·莫德尔元帅。

4

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部设在杜廷赫姆郊外的一个小城堡内，位于奥斯特贝克以东40公里处，他在这里与剩下的两名师长开了个碰头会。比特里希情绪很坏，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现在他那支蒙受重创的装甲军前景要比一周前糟得多。比特里希焦急地等待着补充兵、装甲车和装备的到来，但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相反其兵力还被削弱了。他接到命令派两个战斗群到前线去，一支要与第7集团军一起尽量抵挡亚琛附近的美国人；而在英军坦克部队成功突破阿尔贝特运河防线、渡过默兹河―埃斯科河 运河并且在靠近荷兰边境的比利时内佩尔特（Neerpelt）夺取桥头堡之后，又要派遣另一个战斗群去增援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的第1伞兵集团军。现在，英军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再次发动攻势——B集团军群的情报主任称那是一次“迫在眉睫”的进攻——之时，比特里希通过莫德尔元帅收到了“柏林的傻瓜们下达的一个发了疯的指示”，他麾下又有一个损兵折将的师要被调走，撤退到德国境内。

曾经的纳粹狂热分子比特里希现在刻薄地谴责这道命令。“对于柏林的命令，以及希特勒放纵身边那些玩弄伎俩的阿谀奉承之徒”，他感到“既作呕又厌倦”。比特里希有勇气，又有能力，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着军装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以中尉军衔在德国空军服役并两度负伤。战后的数年时间里，他在一家证券经纪人事务所里工作。随后比特里希再次入伍，成为一支德国秘密航空队的成员，在8年的时间里教授苏联人飞行技术。希特勒上台后，比特里希加入了刚刚重新成立的德国空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又转入了武装党卫军，那里提拔要快一些。

诺曼底战役中，比特里希对希特勒领导能力的信念开始动摇。他站在隆美尔元帅一边，反对希特勒“战斗到最后一人”的疯狂理念。有一次他向隆美尔吐露：“上级领导糟糕透顶，所以我再也无法执行毫无意义的命令了。我从来都不是机器人，也不打算当机器人。”在7月20日的密谋刺杀发生后，他以前的长官埃里希·赫普纳大将作为密谋者被处以绞刑。比特里希获悉此事后对他的参谋们大发雷霆，放话说“这是德国军队最黑暗的一天”。比特里希对希特勒军事领导能力口无遮拦的批评很快就传到了柏林。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话被汇报给了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于是比特里希的名字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就不再被提及了。”只是由于西线几近崩溃，这种战况下需要比特里希的军事才能，同时还由于富有同情心的指挥官们的态度，才保住了他的职位不变，也使他免遭被召回的厄运。即便如此，希姆莱仍然“急于要他返回德国谈一谈”。对希姆莱的召见，比特里希丝毫不抱幻想。莫德尔也一样，他决心把比特里希留在西线，于是断然拒绝希姆莱一再发出的让比特里希回国的要求。

现在，怒不可遏的比特里希向他的师长们概述了柏林的最新计划，后者分别是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Heinz Harmel）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Walter Harzer）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党卫军中校）。对于这个计划，哈策尔已经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那里略知一二。比特里希告诉哈策尔，他的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要立即上火车去德国，部署在科布伦茨东北方向的锡根（Siegen）附近。而哈梅尔的党卫军第10装甲师要待在荷兰，该师将在当前的位置，即阿纳姆的东部和东南部，补充装备和兵力，准备再次投入战斗。

38岁的哈梅尔以他直率的热情在部下中赢得了“弗伦茨贝格师的头儿”（der alte Frundsberg）这个亲昵的绰号。他对比特里希的决定有些不快。在他看来，“比特里希一如既往地偏爱霍亨施陶芬师，这也许是因为他当军长之前在那个师当师长，也许还因为哈策尔原先是他的参谋长”。尽管他并不认为“比特里希有意处事不公，但似乎霍亨施陶芬师总是能干点轻松的活儿”。

那个比他更年轻的师长，32岁的瓦尔特·哈策尔则对这个消息笑逐颜开，即便他认为“能到柏林休假的可能性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他期盼着在理想状态下，重新整补之后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霍亨施陶芬师”。硬汉哈策尔的脸上有一块马刀留下的伤疤，他私下里很希望现在能够实现他的野心：晋升到与党卫军师长地位匹配的军衔——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尽管如此，在比特里希概述的整个计划中，仍有一部分为哈策尔所不喜。

尽管他的师损失很大，却仍然比哈梅尔的师实力强。霍亨施陶芬师通常有9 000人，现在不到6 000人，弗伦茨贝格师大约有3 500人。哈策尔有近20辆V号豹式坦克，但不是全部可用，不过他却拥有数量可观的装甲车辆——自行火炮、装甲车以及40辆装甲运兵车，它们全都配备重机枪，有些还搭载火炮。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几乎没有坦克，而且各种装甲车辆严重缺乏。然而，这两个师都仍然拥有令人生畏的火炮、迫击炮以及防空部队。比特里希说，弗伦茨贝格师要留下来，为了加强该师，哈策尔要尽可能地把他的运输工具和装备转交给哈梅尔。对此哈策尔持怀疑态度。“在内心深处，”哈策尔后来回忆说，“我完全明白，倘若我把手里屈指可数的坦克或装甲运兵车转交给哈梅尔的话，它们就永远都要不回来了。”哈策尔并没有对这个决定提出异议，但他无意放弃所有车辆。

哈策尔很早以前就学会了如何节约使用资源，他拥有的车辆——包括从法国的漫长撤退过程中缴获的美军吉普车——实际上比比特里希知道的要多。他决定通过“玩弄一些文字游戏”来规避这道命令：把车辆上的履带、轮子或者火炮卸下来，设法让这些车辆在他到达德国之前暂时无法使用，与此同时，那些车辆又可以在他的装甲兵力统计报表上被列为丧失作战能力。

比特里希继续说道，即使有了从哈策尔的师调拨的额外人员和车辆，弗伦茨贝格师仍然兵力不足。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向柏林强调形势的紧迫：把事实直接提交给党卫队作战总局（Führungshauptamt），也许到那时补充兵员和增援部队才会被送来。但比特里希无意跑一趟柏林，反倒是哈梅尔被任命为特使，这让他吃惊不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了我，而不是哈策尔，”哈梅尔回忆说，“不过我们急需士兵和装甲车辆，也许比特里希认为一位将军说的话可能分量更重一些。整个事情要对莫德尔元帅保密，由于我们估计在阿纳姆地区不会有任何麻烦，所以决定让我在9月16日傍晚动身前往柏林。”

按照比特里希的命令，在哈策尔和哈梅尔之间完成装备交接后，已被调走不少人员装备的霍亨施陶芬师要立即向德国转移。他又补充说，莫德尔元帅要求，在此次行动期间要组织起有机动作战能力的小股警戒单位（Alarmeinheiten），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即可投入战斗。哈策尔私下断定，这样一来他“最好的部队将会被最后送上火车”。比特里希希望装备移交和部队调动任务在9月22日全部完成；哈策尔则认为，每天发往德国的火车有6趟，肯定可以提前完成这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最后的也是最优秀的部队恰好可以在3天后动身返回祖国，具体时间大约是9月17日下午。

一个可能令士气低落的谣言正在四处传播。9月14日，几名驻荷兰的德国高级军官说一次空降突击行动即将到来。

这个话题源自希特勒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西线总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间的一次谈话。约德尔担心盟军可能从海上入侵荷兰，他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沿用其惯常战术的话，有可能使用空降部队作为海上进攻的前奏。冯·伦德施泰特尽管对此持怀疑态度（相比之下，他确信盟军会在进攻鲁尔区时投入空降部队配合行动），仍然把这条信息传递给了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元帅。莫德尔的观点虽与伦德施泰特一致，但还是无法对约德尔的警告置若罔闻。他命令德国的荷兰驻军总司令、紧张不安的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Friedrich Christiansen）航空兵上将，把他那些兵力单薄的混杂了陆海空三军以及荷兰武装党卫军人员的单位全派遣到海岸上去。

自从9月11日约德尔打过电话之后，恐慌就沿着各指挥层蔓延下来，尤其是德国空军的渠道。尽管入侵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对盟军空降突袭的恐惧却与日俱增，每个人都在猜测可能空降的地点。德国空军的一些指挥官认为，从地图上看，北部海岸和阿纳姆之间的大片开阔地带可能成为空降区域。其他指挥官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英军再次发起进攻，从位于内佩尔特的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桥头堡攻入荷兰，他们不知道伞兵是否会被空投到奈梅亨地区，与此次进攻协同作战。

9月13日，第3航空队指挥官奥托·德斯洛赫（Otto Dessloch）空军大将听说柏林对冯·伦德施泰特设在科布伦茨的司令部感到担心。对此德斯洛赫非常关切，于是在第二天给莫德尔元帅打了个电话。他回忆说，莫德尔认为柏林对入侵的恐慌是“胡说八道”，元帅本人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最后他邀请我去他在奥斯特贝克的塔费尔贝格旅馆的新指挥部里吃饭”。德斯洛赫谢绝了。“我不想当俘虏。”他告诉莫德尔。就在挂上电话之前，德斯洛赫又说了句“我要是你的话，就会离开那个地区”。德斯洛赫记得，当时莫德尔哈哈大笑。

在阿纳姆北边的迪伦机场，盟军可能发起空降突击的消息传到了德国空军第3战斗机师师长瓦尔特·格拉布曼（Walter Grabmann）少将那里。他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会谈。当格拉布曼对德国空军表示担忧时，克雷布斯说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再说这事了。好吧，他们将会在哪里空降？”格拉布曼走到一张地图前，指着阿纳姆西边的地区说道：“这里都可以，这片荒地对伞兵来说非常合适。”格拉布曼后来回忆说，克雷布斯“大笑了起来，提醒我说，我若是继续这样说的话，就会让自己显得可笑”。

荷兰臭名昭著的警察总监、汉斯·阿尔宾·劳特尔（Hanns Albin Rauter）党卫队副总指挥兼警察上将也听到了这个谣传，可能是他的上级克里斯蒂安森上将告诉他的。劳特尔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包括空降突击。作为荷兰纳粹恐怖统治的总设计师，他预料荷兰的地下抵抗组织随时都会发起进攻，人民随时都会起义。他决心通过简单的应急手段镇压任何一种暴动，那就是每死一个纳粹分子，就处决3个荷兰平民。两个星期前，在德军开始撤退、荷兰纳粹分子逃窜到德国之后，劳特尔就立即宣布荷兰处于“紧急状态”。他手下的警察对任何与荷兰抵抗运动沾边的人，都进行了无情报复，无论介入程度，无论男女，许多人被逮捕、处决或者送入集中营。普通公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各省之间的一切旅行都被禁止，强制实施更具有限制性的规定。宵禁期间如果被发现待在街上，无论是谁都可能未经警告便被射杀。在荷兰南方各地，由于预计英军将要发动攻势，当地的荷兰人被逼迫充当劳工，为德国军队挖战壕。在奈梅亨，为了满足劳特尔在劳动力方面要求的配额，他威胁要把整个家庭都送进集中营去。任何形式的聚会都被禁止了。“凡是看到5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劳特尔签署的布告警告说，“德国军队、党卫队或者警察部队就会对他们开火。”

眼下，由于英军即将从南方发动进攻。柏林再次警告说荷兰北部有可能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联合进攻，劳特尔的世界开始瓦解了，他吓坏了。 得知莫德尔在荷兰后，劳特尔决定动身前往塔费尔贝格旅馆去寻求安慰。9月14日傍晚，劳特尔与莫德尔及其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会晤。劳特尔告诉他们，他“确信盟军即将在荷兰南部投入空降部队”，他觉得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莫德尔和克雷布斯对此表示反对，莫德尔说精锐的空降部队太“珍贵了，他们的训练代价高昂”，不能随意使用。莫德尔元帅预计，蒙哥马利会从内佩尔特进攻荷兰，但形势并没有紧急到足以说明投入空降部队是顺理成章的。还有，由于进攻部队在南边将被3条宽阔的河流相隔，因而他认为英军是不可能向阿纳姆发起进攻的，无论是奈梅亨还是阿纳姆，距离英军都太远了。莫德尔继续说道，除此之外，蒙哥马利“从战术上讲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绝不会把空降部队投入鲁莽的冒险”。

9月15日，一名犯人被送到了弗里德里希·基斯韦特（Friedrich Kieswetter）少校位于奥斯特贝克以西的德里贝亨（Driebergen）的指挥部。基斯韦特少校是德国国防军荷兰反间谍情报处的副处长，他对这名犯人知之甚多。关于他的情况有材料翔实的卷宗，28岁、反应有些迟钝的克里斯蒂安·安东尼厄斯·林德曼斯（Christiaan Antonius Lindemans）由于身材如“金刚”般高大（身高1.9米，体重118公斤）而知名。他是在荷兰—比利时边境附近被一支巡逻队抓住的，那是英军战线与德军战线之间的无人区。起初，身穿英军作战服的林德曼斯被当成了一名盟军士兵，但在法尔肯斯瓦德附近的营部接受审问时，令审讯官惊讶的是他居然要求见赫尔曼·约瑟夫·吉斯克斯（Hermann Josef Giskes）中校——德国在荷兰的反间谍头子，还是基斯韦特的上司。在打了几个电话以后，抓到林德曼斯的德军甚至更加吃惊了，他们接到命令立即开车把这名犯人送到德里贝亨。林德曼斯自己却若无其事。他的一些同胞以为他是名坚定的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但德国人却知道他的另外一重身份——间谍。“金刚”是一名双重间谍。

林德曼斯于1943年叛变。当时他表示愿意替吉斯克斯效力，作为交换条件，吉斯克斯要放了他的情妇和弟弟亨克，后者被盖世太保当作地下抵抗组织成员逮捕了，据说正等着被处决。吉斯克斯欣然表示同意。从那以后林德曼斯就很卖力地为德国人效劳。他的变节造成了许多地下基层组织被渗透，众多荷兰与比利时的爱国者被逮捕和处决。尽管林德曼斯为人粗鄙，喜欢夸夸其谈，喜怒无常还酗酒无度，对女人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望，但到目前为止却神奇地没有暴露出来。无论如何，许多抵抗组织领导人认为他是一个会带来威胁的危险人物。这与布鲁塞尔的某些盟军军官不同，“金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林德曼斯现在正为一名加拿大上尉负责的英军某情报部门工作。

在吉斯克斯不在场的情况下，基斯韦特首次与林德曼斯单独打交道。林德曼斯向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介绍说自己是“伟大的金刚”，但基斯韦特发现，这位身材高大的吹牛者令人厌恶。林德曼斯把他从盟军那里领受的最新任务告诉了基斯韦特：那名加拿大情报军官派他来是要提醒艾恩德霍芬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不要再把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通过“逃生路线”送到比利时，因为英军预定要从内佩尔特桥头堡发起进攻，朝艾恩德霍芬推进，所以要把那些飞行员藏匿起来。林德曼斯花了5天时间穿过了战线，所以能够向基斯韦特介绍英军集结的某些细节。他很干脆地说道，进攻将在9月17日发动。

英军行动在即，这算不上什么新闻，就像所有人一样，基斯韦特也估摸着进攻随时都会发生。林德曼斯还告诉基斯韦特他听说的另一件事情。他报告说英军在发动地面进攻的同时，还计划在艾恩德霍芬后侧投入伞兵空降，配合地面部队夺取该城。 对基斯韦特来说，这个消息根本就讲不通。既然英国陆军凭着自身的力量就能轻而易举到达艾恩德霍芬，为什么还要使用伞兵呢？也许是因为林德曼斯的情报看上去不现实，或者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基斯韦特对“金刚”的反感，所以他告诉林德曼斯继续执行其任务，然后返回英军战线。基斯韦特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不怎么重视林德曼斯的情报，也就没有将其直接通报给国防军指挥机构，相反，他是通过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呈递上去的。他还口述了一份他与林德曼斯交谈的简要备忘录给吉斯克斯，当时吉斯克斯因为另有任务而不在场。一直认为“金刚”很可靠的吉斯克斯直到9月17日下午才收到这份备忘录。

5

从现在算起还不到48个小时，“市场—花园”行动就要开始了。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中将在办公室里，愈来愈不安地听着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主任、英军少将肯尼思·威廉·多布森·斯特朗（Kenneth William Dobson Strong）汇报的最新消息。斯特朗说，毫无疑问，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有德军装甲部队。

几天来，斯特朗和他的参谋们一直在审查与评估每一份情报，努力确定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的去向。自9月的第一周以来，盟军与这些部队就失去了接触。这两个师都遭到了重创，但据信他们不可能被全歼。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可能已经奉命返回了德国。现在荷兰抵抗组织的情报又有了一个不同的说法：那两个失踪了的师被发现了。

斯特朗向史密斯汇报说，党卫军第9装甲师在荷兰，党卫军第10装甲师大概也在荷兰，“十有八九是要重新装备坦克”。斯特朗表示谁也说不清这两个师究竟还剩下多少兵力，他们的战斗力究竟如何，但关于他们的位置不再有任何疑问了，肯定就在阿纳姆附近。

史密斯对“市场—花园”行动深感忧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同样“对失败的可能性感到惊恐”，他立即与盟军最高统帅进行商谈。史密斯告诉艾森豪威尔，定于在阿纳姆空降的英军第1空降师“没有能力抵抗两个装甲师”。固然存在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这两个师的兵力问题，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史密斯认为应该给“市场—花园”行动增加兵力。史密斯告诉艾森豪威尔，他认为阿纳姆地区需要两个空降师（史密斯大概考虑要把经验丰富的英军第6空降师增派过去，该师师长是理查德·盖尔少将，这个师曾在诺曼底登陆中表现出色，但并没有参加“市场—花园”行动），否则计划就必须修改。“我的感觉是，”他后来说道，“如果我们无法在该地区空降另一个师，那么我们就应该调一个美军空降师过来，那个师将在更北边的地方构成那块‘地毯’，以增援英军空降兵。”

艾森豪威尔考虑了这个问题及其风险。基于这份情报以及进攻几乎迫在眉睫，他正被人敦促推翻蒙哥马利的计划——那个他亲自批准的计划。这意味着，要挑战蒙哥马利的指挥能力并搅乱已经微妙的指挥态势。作为盟军最高统帅，他还能做出另一个选择：“市场—花园”行动可以被取消，但做出该决定的唯一理由却是一份单一的情报。显然艾森豪威尔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是当面敌军兵力最好的裁判员，他会相应地做出计划。艾森豪威尔对史密斯解释说，“我不能告诉蒙哥马利怎样去安排他的部队，”也不能“取消这次行动，因为我已经给蒙哥马利开了绿灯”。如果需要做出调整的话，那也应该由蒙哥马利来做。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准备让史密斯“飞往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就此事与蒙哥马利进行磋商”。

比德尔·史密斯立即前往布鲁塞尔。他发现蒙哥马利既自信又满腔热情。史密斯解释了他对阿纳姆地区存在德军装甲部队的担忧，并强烈建议计划可能需要修改。蒙哥马利“嘲笑了这个主意。蒙哥马利感到最大的麻烦将是地形方面的困难，而非德国人。他一再强调如果这些身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人愿意帮助他克服后勤方面的困难，那么一切都会顺利。他一点不担心德军装甲部队，认为‘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按照预定计划顺利进行”。这次商谈无果而终。“起码我试图阻止他，”史密斯说道，“但一点也不顶用，蒙哥马利只是轻率地对我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

就在蒙哥马利与史密斯商谈的时候，一份令人震惊的证据越过海峡来到了英军第1空降军军部。那天一大早，英国皇家空军拥有特殊装备的照相侦察中队的战斗机，在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侦察飞行之后就从海牙送来航拍照片。现在，军部的情报处长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正在办公室里用放大镜检查5张斜角照片 ——那是飞机拍摄的条幅式侦察照片中的“最后几张”。在过去的72小时里，人们对“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并进行评估，但只有这5张照片把厄克特长期惧怕的事情展现了出来——德军装甲部队无可争议地出现了。“这就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厄克特后来回忆道，“在照片上，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坦克——即使没有恰好就在阿纳姆空降和空投区域之中，也非常靠近那里。”

厄克特少校带着照片匆匆来到布朗宁中将的办公室。布朗宁立即接见了他。厄克特把照片放在布朗宁面前的桌子上，说道：“看看这些吧。”将军对照片一张一张地做了研究。厄克特不再记得原话，只记得布朗宁说：“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用这些来烦自己。”接下来，对于照片上的坦克，他继续说：“不管怎么说，它们大概无法出动。”厄克特目瞪口呆。他无助地指出，那些装甲车辆“无论能否出动，它们仍是坦克，而且还有火炮”。回顾此事，厄克特感到“也许是因为我不知道的情报，布朗宁将军不打算接受我对照片的评估。我的感觉还是那样——每个人都非常急切地想要出动，以至于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了”。

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布朗宁参谋班子的部分成员认为这位年轻的情报军官过于热心了。演出就要开始，大多数军官急于快一点，也渴望快一点，厄克特悲观的警告令他们火冒三丈。正如一位高级参谋军官所说：“他的看法带有神经衰弱的色彩。他有点歇斯底里，毫无疑问是过度劳累所致。”

在与布朗宁会面后不久，军部的军医就拜访了厄克特。“我被告知，”厄克特回忆说，“我极其疲惫——可谁不是如此呢？也许应该休息，休假。我出局了。我成了军部里的讨人嫌，结果就在进攻前夕被调走了。我被告知回家去，我无话可说。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计划而且最为担心，但它仍然会成为一场盛大的演出，说来奇怪，我并不想被排除在外。”

6

9月16日，星期六，中午时分，阿纳姆各地的布告牌上张贴着德国人的新公告。

根据盖世太保的命令，宣布如下：

夜间，在斯哈普斯德里夫特（Schaapsdrift）的铁路高架桥上发生了一起炸弹袭击案。

号召全体居民予以合作，追查此次袭击的肇事者。

如果在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中午12点以前还没有找到他们，若干名人质将被枪毙。

我呼吁你们所有人都能予以合作，好让那些没有必要的牺牲者逃过一劫。

代理市长 利拉

在一间地下室里，阿纳姆地下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在一次紧急会议上碰了面。对铁路高架桥的破坏非常拙劣，阿纳姆地区情报组长亨利·克纳普从一开始就对这项任务感到不快，他感到“每当要搞破坏的时候，我们就全都显得十分业余”。在他看来，“集中精力为盟军提供情报就可以了，最好将破坏行动留给那些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的人去做”。阿纳姆地下抵抗组织的负责人、38岁的彼得·克鲁伊夫问别人有什么看法，尼古拉斯·查林·德博德（Nicolaas Tjalling de Bode）提议，破坏者应该去自首。克纳普记得，他当时想的是“为在桥上炸出一个小洞而要付出的代价——人质、无辜者的生命——过于高昂了”。海斯贝特·扬·纽曼（Gijsbert Jan Numan）感到内疚，他与哈里·蒙特福里（Harry Montfory）、阿尔贝特·多伊斯（Albert Deuss）、托恩·范达伦等人收集制造炸药的材料，制订了破坏行动的计划。谁也不想牵连无辜的人们受苦受难，然而又应该怎么办呢？克鲁伊夫听每个人发表完意见，随即做出了决定，他下令“组织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即使无辜的人可能被枪毙”。尼古拉斯·德博德记得，克鲁伊夫看了看聚集起来的领导人，告诫他们“谁也不得向德国人自首，这是我的命令”。亨利·克纳普感到担心，他知道如果德国人沿用他们通常做法的话，那么10～12个市民中的杰出人物——其中有医生、律师和教师——就将在星期日中午，在阿纳姆的一个广场上被公开处决。

7

在盟军的整个指挥系统中，对阿纳姆地区出现德军装甲部队的情报评估搞得一团糟。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前夕的9月16日发出的情报总结第26号——包含了令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不安的不祥之兆——被忽视了。总结里面写道：“据报告党卫军第9装甲师，大概还有党卫军第10装甲师，正在朝荷兰的阿纳姆地区撤退。据说他们也许能从克莱沃（Kleve）地区的军需库获得新的坦克。”

蒙哥马利在与史密斯会晤的时候就已经拒绝相信这份情报，现在它又在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里被无视了——就是该指挥部最早在9月10日注意到“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出现在荷兰的。9月14日，邓普西的情报参谋班子出了最严重的纰漏，他们把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德国人描述为“兵力薄弱、士气低落，面对一场大规模空降突击可能全面崩溃”。现在，他们最初的立场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排除了装甲部队的存在，因为邓普西的参谋们未能在任何一张侦察照片上发现敌人的装甲车辆。

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里，布里尔顿中将的情报主任、英军中校安东尼·塔斯克（Anthony Tasker）也不打算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他仔细评估了所有可以获得的情报，断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德军在阿纳姆“除了已知的可观的高射炮之外，还有更多其他东西”。

看起来每个人都接受了蒙哥马利指挥部的乐观看法。英军第1空降军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记得：“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是我们的主要情报来源，他们给的情报我们照单全收。”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厄克特少将则用另一种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允许有任何损害乐观情绪的东西来到海峡这边。”

然而，除了盟军最高统帅部有关“失踪”的装甲部队的报告之外，还有其他证据说明德国人在增强兵力，但这些证据只是被匆匆一瞥就束之高阁。在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的“花园”行动部队前方，显然正有越来越多的德军部队进入防线，10天前在安特卫普犯下的战略错误现在开始显露后果，并对“市场—花园”行动的宏伟蓝图产生了威胁。正在充实斯图登特大将防线的德军部队恰恰就是从斯海尔德河口逃脱的那些七零八落的师——冯·灿根的第15集团军遭到重创的人马，该集团军实际上已经被盟军注销了。情报军官们注意到，尽管德军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防线上的新部队却“被认为无法抵抗任何有力的推进”。然而，在比利时—荷兰边境战斗的任何一名英国兵都能够告诉他们，情况并非如此。

比利时北方脏兮兮的矿业城镇利奥波德斯堡（Leopoldsburg）距离前线还不到16公里，镇内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被吉普车和侦察车塞得满满当当。所有街道似乎都通向火车站对面的一家电影院——这个平淡无奇的影剧院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观众。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该军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他们将穿过荷兰向北猛攻，与伞兵会师——的军官们聚集在街道上，在入口处转来转去，与此同时，戴着红色帽套的宪兵正在检查他们的证件。这是一群富有特色、生气勃勃的人，令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214旅旅长休伯特·埃塞姆（Hubert Essame）准将不由得想到，这就像“和平时期，在越野赛或索尔兹伯里平原上游行时集结的军队”。他被指挥官们色彩斑斓的着装迷住了，他们头上戴的东西形形色色，惹人注目。没有人戴钢盔，人们都戴着贝雷帽，色彩众多的贝雷帽上缀有各个著名团队令人骄傲的帽徽，其中有爱尔兰禁卫团、掷弹兵禁卫团、冷溪禁卫团 、苏格兰禁卫团、威尔士禁卫团，以及皇家禁卫骑兵团、皇家陆军勤务部队和皇家炮兵部队。每个人的打扮花哨而随性。埃塞姆注意到，大多数指挥官都穿着“狙击手的伪装服、伞兵夹克或者吉普车驾驶员的外套，下身穿着色彩明亮的宽松长裤、灯芯绒裤子、粗呢马裤甚至普通马裤”；许多人都没有打领带，而是戴着运动丝巾或“色彩各异的长围巾”。

昵称“乔”（Joe）的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营长、大名鼎鼎的约翰·奥姆斯比·伊夫林·范德勒（John Ormsby Evelyn Vandeleur）中校体格结实、脸色红润，身高1.83米，他是爱尔兰禁卫团军官中那种潇洒到天塌了也无所谓的典型人物。41岁的范德勒身穿日常穿着的作战服：黑色贝雷帽、伞兵的迷彩伪装夹克、灯芯绒裤子和高筒胶皮靴。除此之外，范德勒的屁股上还一直用皮带吊着一把0.45英寸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夹克衫里塞着一条色彩艳丽的翠绿色长围巾。对他的坦克手来说，这条围巾已经成了一种象征。远在英格兰的那位穿戴过分讲究的将军“男孩”布朗宁要是看见了，一定会皱眉头的。甚至连霍罗克斯也曾经以冷幽默的方式告诫范德勒：“要是德国人抓住你，乔，他们会以为自己抓住了一个农民。”然而在9月16日，甚至连霍罗克斯都丢掉了通常英军参谋军官在衣着上无可挑剔的优雅，他没有穿衬衫，而是穿了一件螺纹马球衫，作战服外面是一件无袖的皮短外套，令人想起英国自耕农的着装。

当人缘不错的霍罗克斯沿着拥挤的剧院通道走来时，四周的人都朝他打着招呼。他召集的这次会议让大家非常兴奋，人们急于再次投入战斗。从塞纳河到安特卫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经常日均推进80公里，但自从9月4日“补充装备、加油和休息”那3天灾难性的暂停以来，进展变得很艰难了。随着英军前进势头的消失，敌人迅速恢复了元气。在之后极其重要的两周时间里，英国人的推进简直成了蠕动。在乔·范德勒的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的坦克引导下，禁卫装甲师用了4天时间才推进了16公里，夺取了内佩尔特附近的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上那座至关重要的桥梁，他们在次日就要从那里发起进攻杀入荷兰。对于德国人的抵抗，霍罗克斯并不抱有幻想，不过他确信自己的部队能够突破敌人的坚硬外壳。

上午11点整，霍罗克斯迈步走上舞台。聚集在台下的人都知道，英军的攻势即将重新开始，但蒙哥马利的计划有着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因而在场的军官中只有几个人知道细节。离“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不到24个小时了，蒙哥马利元帅麾下的指挥官们现在首次知道了此次攻势的存在。

一幅巨大的荷兰地图挂在电影院的银幕前，彩色的线条沿着一条单线公路向北方蜿蜒蛇行，越过一条条大河的阻碍，穿过法尔肯斯瓦德、艾恩德霍芬、费赫尔、于登、奈梅亨等城镇直到阿纳姆，全程约103公里。彩色的线条从那里继续蛇行，又过了约50公里抵达须得海。霍罗克斯拿起一根长长的指示棒，开始做简报。“将来你们会跟自己的孙辈讲述这个故事，”他告诉听众们，顿了顿之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他们会被闷得发慌。”这句话让集中在台下的军官们笑得前仰后合。

在听众当中，柯蒂斯·D. 伦弗罗（Curtis D. Renfro）中校是来自美军第101空降师的联络官，也是在场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军长的热情和自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柯蒂斯记载，军长讲了一个小时，“只是偶尔看一眼笔记”。

霍罗克斯一步一步地解释了“市场—花园”行动的复杂之处。空降部队将先行一步，目标是夺取第30军前方的各座桥梁。霍罗克斯随后将下达进攻开始的命令。地面部队预计14点开始进攻，视天气情况而定。届时350门火炮进行猛烈齐射，形成一道持续35分钟的巨大弹幕。然后，14点35分，几个波次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将呼啸而至，朝地面目标发射大量火箭弹，并引导第30军的坦克冲出桥头堡，“沿着主干道疾驶”。禁卫装甲师将荣幸地在进攻中担任先锋，在他们后面的是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和第50诺森伯兰步兵师，接着是第8装甲旅和荷兰的伊雷妮公主旅。

霍罗克斯强调，部队“不得休息，更不得停止进攻”，禁卫装甲师要“拼命地持续向前”，直至阿纳姆。霍罗克斯相信，从桥头堡发起的突破将“立竿见影”，他预计禁卫装甲师的第一批坦克将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到达艾恩德霍芬。如果敌人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在空降部队得手之前就把所有桥梁炸掉，那么随后赶来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的工兵，就将安排人员和架桥设备冲上前去。霍罗克斯解释说，倘若需要的话，这次庞大的工兵行动可能会动用位于利奥波德斯堡地区的9 000名工兵和2 277台车辆。整个第30军的装甲纵队将排成两列，以每公里35辆的密度塞满主干道，交通将会是单方向的，霍罗克斯预计“在60个小时里，将有两万台各种车辆通过公路前往阿纳姆”。

46岁的艾伦·亨利·沙夫托·阿代尔（Allan Henry Shafto Adair）少将是著名的禁卫装甲师师长，他听着霍罗克斯的讲话，觉得“市场—花园”行动是一项大胆的计划，不过他也认为“有可能面临棘手的问题”。他估计，最糟糕的时刻将是从马斯河―埃斯科河运河桥头堡突破的时候。尽管他充分估计到德国人会进行抵抗，不过一旦突破成功，前进就“不会困难”了。除此之外，他完全信赖那支引领攻势的部队——乔·范德勒中校的爱尔兰禁卫团所部。

乔·范德勒记得，获悉自己的坦克部队将在突破中充当矛头之时，他心中正在想的却是“啊，天哪！别再是我们了”。令范德勒感到骄傲的是，他的经验丰富的部队被选中了，但他知道自己的部下非常疲倦，各单位兵力不足。自冲出诺曼底以来，不论是兵员还是坦克，他都没有得到多少补充；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为制订计划留出很多时间”。不过他接着又想到，穿过德军战线长驱直入又用得着多少时间来计划呢？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堂弟，33岁的贾尔斯·亚历山大·梅西·范德勒（Giles Alexander Meysey Vandeleur）中校是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营长。 他“对于坦克成单列纵队压倒德军抵抗的计划感到震惊”。在贾尔斯看来，这不是正经的装甲战。但他回忆说，“无论有什么疑虑我都吞下去了，我屈从于一种奇怪而又紧张的兴奋，就好像在赛马起跑线上的支杆处一样”。

对于影剧院里的3个人来说，这份宣告激发了他们浓烈的个人情感。荷兰伊雷妮公主旅的高级军官们率领他们的部下从诺曼底一路打过来。一开始，他们和加拿大人并肩作战；接下来，在布鲁塞尔光复以后，他们被调入英军第2集团军；现在，他们要回家了。尽管期盼着荷兰解放，但昵称“史蒂夫”（Steve）的旅长阿尔贝特·德勒伊特·范斯泰芬宁克（Albert de Ruyter van Steveninck）上校、他的副手查尔斯·帕胡德·德莫尔唐斯（Charles Pahud de Mortanges）中校以及参谋长约恩克海尔·扬·贝拉茨·范布洛克兰（Jonkheer Jan Beelaerts van Blokland）少校却对解放荷兰的方式怀有深深的疑虑。斯泰芬宁克上校认为，整个计划是有风险的。德莫尔唐斯觉得英国人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显然准备不足。按照他的说法：“计划搞得似乎很不成熟。首先，我们得夺取这座桥，然后拿下那座桥，越过这条河……前方的地形有河流、沼泽、堤坝和洼地，极其困难。这一点，英国人应当已经从我们提交的许多材料中了解得非常清楚。”33岁的参谋长范布洛克兰禁不住想到以往的战争史。“我们似乎违背了拿破仑的格言，即成功的把握有75%的时候再作战，然后那另外的25%就听天由命了。英国人把它颠倒了，是75%靠听天由命。我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赶到阿纳姆，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出了差错——一座桥被炸掉了，或者德国人的抵抗比预期顽强一些——我们就会错过日程安排。”布洛克兰还有一个个人性质的担忧：他的父母住在奥斯特贝克，距离阿纳姆大桥只有4公里。

在军衔低于少校的军官当中， 听到此次简报的人寥寥无几，其中就包括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21岁的约翰·雷金纳德·戈尔曼（John Reginald Gorman）中尉。他受到整件事的鼓舞，认为霍罗克斯“状态正佳”。戈尔曼后来回忆，军长“发挥了所有的机智和幽默，在更具戏剧性或技术性的要点当中，穿插着稍稍离题的幽默话语，他确实是一位善于主持活动的人”。戈尔曼尤其满意“花园”行动，因为作战“要由禁卫团引领，显然他们的角色将富有戏剧性”。

当会议结束，指挥官们纷纷离去准备向自己的部队作简报时，年轻的戈尔曼首次觉得自己“私下里对成功的机会产生了怀疑”。他记得自己站在一张地图面前，心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可行的军事行动——也仅仅是可行”，实在是有“太多的桥梁”了。他对地形本身也不感冒，他认为那些区域不怎么适合于坦克机动，而且“坦克成单列行进，会让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不过，上级已经许诺：进攻将得到能发射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提供的空中支援，这又令人放下心来。还有另一个明确的许诺让人心安。戈尔曼记得，数月前的一天，他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了蒙哥马利亲自颁发的军功十字勋章。 在授勋仪式上，蒙蒂说道：“如果打赌的话，我就会说，战争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结束，这应该是一个成败参半的机会。”戈尔曼回忆说，霍罗克斯“告诉我们，这次进攻能够结束战争”。“在前往北方的过程中”，戈尔曼能够发现的唯一其他可能“似乎就是要在埃斯科运河或者附近，度过一个沉闷的漫长冬季”。他相信，蒙哥马利的计划“拥有恰当的闯劲和勇气，如果能有机会在圣诞节的时候赢得战争，那么我就支持继续前进”。

在平坦且笼罩在一片灰色之中的比利时乡间，煤田和矿渣堆让人联想到威尔士的许多地方。现在，那些要为邓普西的英军第2集团军开路的人听说了这个计划和有关阿纳姆的许诺。在小路边、露营区以及营地里，士兵们围在军官四周，了解自己将在“市场—花园”行动中所要扮演的角色。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2中队中队长，29岁的爱德华·盖伊·泰勒（Edward Guy Tyler）少校记得，当贾尔斯·范德勒中校告诉手下的军官们，爱尔兰禁卫团的两个营要打头阵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的军官中传出了“近乎呻吟的声音”。“我们认为，”他回忆说，“在夺取了埃斯科运河上的那座桥以后，我们应该休息一下，那座桥我们用乔·范德勒的名字命名，叫‘乔氏桥’。但我们的指挥官却告诉我们，我们被选中是巨大的荣幸。”尽管泰勒希望能够撤销这个决定，但也同样这么认为。“我们习惯了坦克成单列纵队推进，”他记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的就是速度和支援，看起来没人担心。”

但刚满21岁的约翰·巴林顿·珀柳·奎南（John Barrington Pellew Quinan）中尉却“极其不安”。他要在第1中队中队长迈克尔·詹姆斯·帕尔默·奥科克（Michael James Palmer O’Cock）上尉的指挥下，第一次与打头阵的禁卫装甲师的坦克中队一起投入战斗。奎南的步兵将按照苏联人的模式，搭乘坦克行进。在他看来，“前面的河流数量似乎不吉利，我们并不是水陆两栖部队”，然而奎南同样为他的部下将“在整个英军第2集团军中打头阵”感到骄傲。

同样时年21岁的鲁珀特·马哈菲（Rupert Mahaffey）中尉被告知，“如果这次行动成功的话，那么家里的妻儿就会免于德国人的V―2火箭的威胁”。对此，多年后他仍然记忆犹新。马哈菲的母亲住在伦敦，当时伦敦正遭受火箭弹的猛烈轰炸。尽管他对进攻的前景感到激动，但同样认为那条一直通往阿纳姆的单一公路是“一条走起来可怕而漫长的道路”。

23岁的罗兰·斯蒂芬·兰顿（Roland Stephen Langton）上尉被弹片击伤后在野战医院待了5天，现在刚刚回来，他得知自己不再是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营部副官了，而是被派去迈克尔·奥科克上尉的突击中队担任副中队长，这让他兴高采烈。在兰顿看来，此次突破似乎是一件马到成功的事情，“花园”行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成功。“对所有人来说，德国人显然已经瓦解了、吓坏了，他们缺乏凝聚力，只能够以小股部队困兽犹斗”。

并非每个人都这么自信。第14皇家工兵野战中队1分队 分队长安东尼·G.C.“托尼”·琼斯中尉时年21岁，当他听说这个计划的时候，心里觉得“显然会非常困难”。那些桥梁是整个行动的关键，正如一位军官所说，“第30军的猛攻就像用一根棉线穿七根针，只要一根针没有穿过去，我们就会有麻烦”。对于24岁的爱尔兰禁卫团老兵蒂姆·史密斯来说，这次进攻“只是另一次战斗”而已。当天他最关心的是在纽马基特举行的著名的圣莱杰赛马。 他听说一匹名叫“德黑兰”的马将由著名的职业赛马骑师戈登·理查兹驾驭，这匹马“一定会赢”，他与营部的一名一等兵把身上的每个便士都押在了“德黑兰”的身上。如果“市场—花园”行动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话，那今天“德黑兰”就应该赢得圣莱杰赛。令他惊叹的是“德黑兰”果然赢了。他现在完全确信，“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成功。

有一个人“肯定感到不舒服”。28岁的空军上尉唐纳德·洛夫（Donald Love）是皇家空军的战斗侦察机飞行员，在禁卫装甲师的军官当中感觉自己格格不入。他是空军联络组的一员，地面突破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在地面召来发射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洛夫搭乘的轻型装甲车（代号“酒杯”）将紧随乔·范德勒中校的指挥车冲在前面，满载着通信设备的装甲车只有帆布车顶，这令洛夫感到缺乏保护无法自卫——这个皇家空军的联络组拥有的唯一武器是左轮手枪。范德勒说“滚动弹幕将以每分钟200码的速度向前延伸”，这个壮实的爱尔兰人把洛夫的那辆小侦察车描述为一个“能够与天上的飞行员直接通话的装甲通信站”。当洛夫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更加担忧了，“我得到的清晰印象是我将负责从头顶上‘台风’战斗轰炸机群组成的‘出租车调度站’叫车”。这个想法让他放心不下。洛夫对无线电装置所知甚少，以前也从未担任过地空联络的战术军官。随后，令他如释重负的是，他又得知第二天将有一位专家——马克斯·萨瑟兰（Max Sutherland）空军少校将与他一起，处理初期突破阶段的通信问题，之后再由他来接手。洛夫开始怀疑当初自己是否应该自告奋勇。他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个不错的调剂”。

有一项改变让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营长伤透脑筋。在夺取埃斯科运河桥头堡时，乔·范德勒失去了“一位亲密而又受人尊敬的朋友”——他的广播车，车顶上有一个巨大的扩音器，那辆车被德国人的炮弹摧毁了。无论是在英格兰训练的时候，还是在诺曼底大进军的过程中，乔都用这辆车向他的部队广播；而在每次行动结束之后，钟爱古典音乐的他总是放上一两张唱片，不过所选的并非总是禁卫团官兵喜闻乐见的乐曲。那辆车被炸成了碎片，那些古典音乐唱片的碎片与范德勒最喜欢的流行乐曲的碎片一起散落在乡间。这个损失让乔悲伤不已，但他的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官兵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冲向阿纳姆的突击会非常艰巨，因而不必再听乔的大喇叭刺耳地播放当前的主打歌曲《赞美主并送来弹药》了。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伞兵和滑翔机机降步兵部队已经来到了集结地区，做好了起飞前的准备。在过去的48小时里，军官们使用地图、照片和比例模型向部下一次次做任务简报。准备工作规模庞大而又一丝不苟。在24个空军基地（8个英军基地，16个美军基地）里，运输机、牵引机和滑翔机的巨大机群经过检修、加油，装载了火炮和吉普车等装备。詹姆斯·加文准将的“全美师”第82空降师，在伦敦以北大约145公里的林肯郡格兰瑟姆（Grantham）周边的几座机场里与外界切断了联系。“罗伊”·厄克特少将的“红魔鬼”英军第1空降师，以及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中的部分人同样如此。在南边的纽伯里（Newbury），大致是在伦敦以西90公里处，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的“呼啸山鹰”第101空降师也被“密封”了。在同一地区，一直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是厄克特师的余部，他的部队大多数到17日清晨才会转移到机场里去，但这些在小镇、村庄以及靠近出发地点的营地里的部队同样做好了准备。现在，各地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空降部队都在耐心地等待出击，等待从空中进攻荷兰的历史性时刻。

与任务本身相比，隔离对有些人的影响更大。拉姆斯伯里附近一座机场里的安全防范措施令第101空降师502伞兵团2营D连的汉斯福德·C. 维斯特（Hansford C. Vest）下士明显焦躁不安。飞机和滑翔机“停满了周边几公里范围的地方，到处都是警卫”。他注意到机场围着铁丝网，“外面是英国警卫，里面是我们自己的警卫”。维斯特感觉“我们失去自由了”。第508伞兵团1营B连的詹姆斯·R. 阿勒代斯（James R. Allardyce）二等兵在拥挤的帐篷城里，试图对铁丝网和警卫视而不见，他反复检查自己的装备，“到最后装备几乎都要被弄坏了”。阿勒代斯无法摆脱那种感觉，即“我们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等着被带出去”。

其他人更担心的是他们执行任务的机会。之前的那么多次作战行动都被取消了，结果第506伞兵团的新兵、19岁的梅尔文·艾斯尼克夫（Melvin Isenekev）二等兵（他从美国赶来的那一天是6月6日，正是第101空降师在诺曼底空降的当天）在抵达集结区的时候，仍然不相信他们即将出发。艾斯尼克夫觉得自己“为了这项任务接受了长期艰苦的训练，我不想被落在后方”。不过他差点儿就被落在了后方。他试图点燃用来烧热水的临时汽油炉，把一根划着了的火柴扔进了油桶里，但发觉没有什么动静，艾斯尼克夫“把头伸到油桶上方朝里看，这时油桶爆炸了”。刹那间他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心中立即想到“现在我干了这事，他们不会让我去了”。幸运的是几分钟后他的眼睛不再那么火辣辣的，又能睁开了。不过他相信，在跳伞进入荷兰的第101空降师的官兵之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眉毛的人。

第502伞兵团3营I连24岁的丹尼尔·约翰·扎帕尔斯基（Daniel John Zapalski）二级军士长急于出发，“坚持完成了跳伞训练，希望降落伞折叠得正确，希望田野柔软，希望我没有落到树上”。尽管他在诺曼底受伤的腿还没有痊愈，但扎帕尔斯基仍然相信他的伤“并没有严重到让我无法正常履职”。他的营长，那个深受士兵爱戴的罗伯特·乔治·科尔（Robert George Cole）中校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拒绝了扎帕尔斯基的参战申请。这并没能挡住扎帕尔斯基，他绕过了科尔，从团部的外科医师那里获得了一份表明他可以参加战斗的书面证明。尽管扎帕尔斯基与科尔曾经在诺曼底并肩作战，但现在二级军士长却“被科尔臭骂一顿，这是他的作风。他说我是一个傻波兰佬，不切实际、烦人且无理取闹”。不过他还是批准扎帕尔斯基参战了。

第502伞兵团的随军牧师雷蒙德·S. 霍尔上尉也有类似的问题。他“非常急于回来参加行动，与我的士兵们在一起”。但霍尔同样在诺曼底负了伤，现在医生不让他跳伞。他最终被告知可以乘坐滑翔机。牧师吓坏了，他是个老伞兵，认为滑翔机很不安全。

对死亡或失败的恐惧困扰着其他人。第502伞兵团2营F连22岁的连长勒格兰德·金·约翰逊（LeGrand King Johnson）上尉宿命般地“听天由命”，因为他想起了第101空降师在诺曼底登陆前实施夜间空降时的“惨烈和死里逃生”。他确信自己将在此次行动中难以幸免。尽管如此，这名年轻的军官还是“完全打算尽可能地折腾一下”。约翰逊不是很喜欢昼间空降的方式，那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我们将能够看见敌人了”。为了掩盖他的紧张不安，约翰逊与那伙伞兵打赌谁能喝到第一杯荷兰啤酒。约翰逊手下的查尔斯·J. 多恩（Charles J. Dohun）上士担心得“几乎麻木”了，他“不知道如何把这次昼间跳伞与诺曼底进行比较，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还不到48个小时，查尔斯·多恩上士就将麻木丢到了一边，英勇地拯救了那位信奉宿命论的约翰逊上尉的性命。

22岁的马歇尔·科帕斯（Marshall Copas）技术军士长的担心也许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他是一名“探路者”（空降先导员），这些人将先期跳伞为第101空降师的后续部队标出空降场。科帕斯回忆说，在诺曼底空降的时候，“在伞兵主力开始跳伞之前，我们有45分钟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只有12分钟”。科帕斯和他的朋友——29岁的约翰·鲁道夫·布兰特（John Rudolph Brandt）中士都担心，“倘若在地面配合我们作战的是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而不是英国人的话”，他们两个人都会感觉好一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和英国兵一起打过仗”。

在格兰瑟姆地区的约翰·加齐亚二等兵是第82空降师参加过3次战斗跳伞的老手了。在他看来“市场—花园”行动“纯粹是发疯”，他心里甚至觉得“艾森豪威尔已经站在德国人那边了”。

既然“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在实施了，第82空降师508伞兵团3营营长小路易斯·冈萨加·门德斯（Louis Gonzaga Mendez, Jr.）中校，就毫不犹豫地在一个特别话题上畅所欲言了。门德斯中校对部队在诺曼底痛苦的夜间跳伞经历还记忆犹新，所以对那些将在第二天运送他的营投入战斗的飞行员发出了严厉警告。“先生们，”门德斯冷冰冰地说，“我的军官们已经把这张荷兰地图和空降场牢记在心，我们做好了出击准备。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当我带着自己的营去听任务简报时，大家都清楚我的那支战备状态正值巅峰的部队有多少人。等到我在诺曼底把他们集合起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一半人。我命令你们：要么把我们扔进荷兰，要么把我们扔进地狱，但一定要把我们完整地扔进一个地方。”

第505伞兵团1营C连的约翰·亨利·艾伦一等兵是一个拥有3次战斗跳伞经验的24岁老兵，他在诺曼底受伤的腿尚在痊愈中，对这次行动显得泰然自若。“在夜间跳伞的时候他们从来也没有打中过我，”他严肃地对自己的战友说道，“而现在他们能看见我了，一枪就能把我打下来。”第505伞兵团1营A连的拉塞尔·R. 奥尼尔（Russell R.O’ Neal）上士以前有过3次夜间战斗跳伞的经历，他确信自己的“爱尔兰好运就要用完了”。当他听说第82空降师定于昼间跳伞的时候，就写了一封永远也没有发出的信：“今天晚上您可以在窗户上挂上一颗金星 了，妈妈，德国人甚至在我们落地之前就有很好的机会击中我们。”第504伞兵团2营F连的菲利普·H. 纳德勒（Philip H. Nadler）二等兵为了让气氛轻松起来，散布了几个谣言——尽管在散布谣言的时候，他可能把气氛搞得更糟糕了。他最喜欢的谣言就是，第82空降师的一处空降场里有一个巨大的德军营地，党卫军部队就在其中露营。

纳德勒并没有对排里的任务简报留下深刻印象。第504伞兵团的目标之一就是位于赫拉弗的那座桥。作简报的中尉让士兵们聚集到他的周围，掀开沙盘模型上的盖子说道：“伙计们，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地。”他把指示棒落在那座带有“赫拉弗”字样的桥上面，纳德勒第一个发表了评论。“是的，我们知道那地方，中尉，”他说道，“不过我们这是要在哪个国家降落？”

第504伞兵团2营营长爱德华·尼古拉斯·韦勒姆斯（Edward Nicholas Wellems）少校同样认为这座桥的名字相当不祥，尽管那些给他的部下作简报的军官突然把发音变了，把它念作“格拉韦桥”。

这些任务简报引起了复杂的反应。第504伞兵团团部连19岁的杰克·路易斯·博默（Jack Louis Bommer）下士认为：“6个或8个星期以后我们就会回家了，然后他们就会把我们派到太平洋。”第504伞兵团2营F连21岁的利奥·迈克尔·哈特（Leo Michael Hart）二等兵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出发，他听说——也许是由于纳德勒二等兵散布的谣言造成的后果——在空降区域有4 000名党卫军。

第307空降工兵营营长，38岁的埃德温·艾伦·比德尔少校记得，有一名二等兵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一只活野兔的安全，这是在当地村庄举行的一次有奖销售活动中赢来的。他的宠物太乖巧了，人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这名二等兵担心它可能活不过跳伞行动，即使活下来也可能会被送入炖锅。

在位于格兰瑟姆地区的斯潘霍机场附近，英军第1空降师第4伞兵旅第10伞兵营的军需官，昵称“帕特”的约瑟夫·温斯顿·格洛弗（Joseph Winston Glover）中尉正在为一只红棕色的名叫默特尔（Myrtle）的鸡担忧，自初夏以来格洛弗就把它当宠物养着。“伞兵鸡”默特尔参加过6次训练跳伞，它的脖子上系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头系在降落伞的伞翼上。最初它就待在系在格洛弗左肩上的拉链小帆布包里，跳伞时格洛弗在离地15米处把它放出来。现在默特尔已经成专家了，格洛弗将其放出的高度已经达到了90多米。每次默特尔都会发疯似的拍打翅膀，发出嘶哑的尖叫声，随后仪态万方地飘落在地。格洛弗回忆说，“这只相当温顺的宠物鸡会在地上耐心地等着，等着我落地后把它抱起来”。“伞兵鸡”默特尔要去阿纳姆，那将是它的第一次战斗跳伞。但格洛弗并不打算冒不必要的风险，他计划把默特尔放在包里，直到他在荷兰着陆。

第1机降旅的基地在南方的基维尔（Keevil）附近，该旅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23岁的悉尼·纳恩（Sydney Nunn）一等兵巴不得能从他的“宠物”那里脱开身。他认为这个营地是“一场噩梦”。纳恩已经等不及要去阿纳姆或者别的任何地方，只要能离那只老是钻进他的褥子里对他纠缠不休的鼹鼠足够远就行。

英军第1空降师正在从英格兰中部向南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数座基地中待命。士兵们普遍感觉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终于要参战了。除此之外，作任务简报的军官还强调“市场—花园”行动能够缩短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对这些从1939年起就一直在作战的英国人来说，这个消息令人振奋。第21独立伞兵连的罗纳德·肯特（Ronald Kent）中士听说，“这次行动的成功甚至可能让我们夺取柏林”，而且在阿纳姆的地面抵抗力量“将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和骑自行车的老年人构成”。第1伞兵旅的沃尔特·英格利斯中士同样自信，他认为这场进攻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红魔鬼”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守住阿纳姆大桥48个小时，直到第30军的坦克部队到达，然后这场战争实际上就结束了”。英格利斯估计，他将在一周之后回到英国的家中。第1伞兵旅的戈登·F. 斯派塞（Gordon F. Spicer）一等兵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次行动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我们一靠近，那些在幕后活动的德国人就会心惊胆战地缩回去了”；而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珀西·帕克斯（Percy Parkes）一等兵在听取了任务简报后则感到，“我们在阿纳姆遭遇到的将是一帮各式各样的德国厨子和办事员”。珀西说，坦克的出现“只是被顺便提了一句，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空中掩护将会强大到让我们头上的天空变黑”。医护兵杰弗里·斯坦纳斯（Geoffrey Stanners）下士估计只能见到“两三个患了疝气的营”；而通信兵维克托·里德则“期待着能看到德国的空军妇女辅助队”，他认为“空军妇女辅助队将是唯一保卫阿纳姆的德国人”。

有些能够合法地待在后方的人也急于出发，第1机降旅炮兵部队的艾尔弗雷德·W. 鲁利耶（Alfred W. Roullier）中士就是其中之一。这名31岁的空降兵发现他没有被列入参加阿纳姆行动的名单，尽管鲁利耶是作为炮手接受的培训，但眼下却在营部暂时担任食堂的军士。由于他有烹调专长，可能就得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度过战争的余下时间了。艾尔弗雷德·鲁利耶曾两次恳求团军士长约翰·西利（John Siely）让自己参加攻势，但都被拒绝了。第三次的时候阿尔夫 ·鲁利耶强调了自己的理由。“我知道这次行动能够早日结束战争，”他告诉西利，“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女，但如果这次进攻能够让我更早回家，保证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就要参战。”西利为他开了后门，阿尔夫·鲁利耶的名字被加在了即将前往阿纳姆的人员名单上了——在那里，在未来的一周内，这位在军人食堂任助理的中士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名传奇人物。

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人们的情绪普遍高涨。而在某些军官和士兵之中却涌动着一股怀疑的暗流，他们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焦虑，尽管多数人还是谨慎地掩饰着自身的情绪。第1伞兵旅的丹尼尔·T. 摩根斯（Daniel T. Morgans）下士认为“‘市场’行动很是可笑”，而且“在距离目标10公里左右的地方空投，然后要边打边走穿过一座城市才能抵达目标，实际上是自找麻烦”。第1伞兵旅第3伞兵营营军士长约翰·克利福德·洛德（John Clifford Lord）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感到“这个计划有点冒险”。对于敌人缺兵少将、精疲力竭的言论，他同样不怎么认可，他知道“德国人绝非傻瓜，而是非凡的勇士”。洛德军士长的言行举止甚至能吓坏他手下的老兵（有些人在他背后甚至敬畏地称他为“耶稣基督”），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不安显露出来，因为“对士气来说那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第1伞降工兵中队A分队分队长埃里克·麦克拉琴·麦凯（Eric Maclachan Mackay）上尉手下工兵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迅速赶到阿纳姆的公路桥，拆掉德国人预先布设的爆炸物，不过他对整个行动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全师“在距离目标大约13公里的地方空降，可能与在150公里以外空降没有什么区别”，突然袭击和“闪电般突袭”的优势无疑会丧失。麦凯悄悄地命令部下，每人携带的弹药和手榴弹数量加倍，他还亲自向分队中的所有人简单介绍了逃跑的技巧。

27岁的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Anthony Deane-Drummond）少校是第1空降师通信科副科长，他对自己的通信设备尤其关注。他所担心的除了主要的指挥单元外，还有较小的“22”型电台。在对阿纳姆展开攻击期间，师长厄克特和各座桥梁之间将依靠它联络。“22”型电台在4.8～8公里之内传输和接收效果最好，由于空降场在距离目标大约11～13公里的地方，所以可以预期其表现是不稳定的。更糟糕的是，这些电台还必须与布朗宁的空降军军部进行有效联络，按照计划后者将位于空降场南部约24公里的奈梅亨。雪上加霜的还有地形干扰，在阿纳姆的公路桥和空降区域之间是城镇本身，还得加上茂密的森林和城郊的新建住宅区。另一方面，为了给战地指挥官——这次是空降军军长布朗宁中将——收集、传递情报评估和即时报告，组建了一个被称为“幽灵”的独立情报收集联络小队， 他们并不为自己使用的“22”型电台的传输范围感到担心。“幽灵”小队队长、25岁的内维尔·亚历山大·海（Neville Alexander Hay）中尉是受过高级别培训的专家，他甚至“有点藐视皇家通信部队”，他的小队倾向于把皇家通信兵部队当作“穷堂弟”对待。海和他的报务员使用一种特殊的天线，能够将“22”型电台的信号传输范围提高到160公里以上。

即便海中尉能获得成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各种各样的通信手段， 迪恩―德拉蒙德仍然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上司、昵称“汤姆”的通信科长托马斯·戈弗雷·沃恩·斯蒂芬森（Thomas Godfrey Vaughan Stephenson）中校说，“在行动的最初阶段，这些装备是否能够令人满意地正常使用真是值得怀疑”。斯蒂芬森对此表示同意，但他认为即便如此问题并不大。在此次突袭过程中预计部队将非常迅速地接近阿纳姆大桥，因此可以确信各单位与指挥部失去联系的时间最多也就一两个小时。迪恩―德拉蒙德听说到时候“情况将会恢复正常，厄克特的师部将与已经上了桥的第1伞兵旅在一起”。迪恩―德拉蒙德后来回忆说，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放心：“但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也深受主流情绪的影响：‘不要消极，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添乱，让我们开始进攻吧。’”

眼下，做出最后的决定靠的并不是人，而是天气。从最高统帅部以降，高级将领们全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气象报告。如果考虑到距离蒙哥马利的最后期限还有不到7天时间，那么“市场—花园”行动的准备已经极其充分了，但还是需要起码3天的好天气的预告。9月16日傍晚，气象专家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除了早上有些雾之外，未来3天的天气将是晴朗的，基本上无风无云。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里，布里尔顿中将迅速做出决定。19点45分，他向部下发送了加密电传电报：“确认‘市场’行动，17日，星期日。收到请回复。”布里尔顿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终于投入战斗了。”他觉得今晚能睡个好觉了，正如他对参谋们说的那样，“我既然做出了决定，就不再担忧了”。

在拥挤的飞机库、帐篷城和尼森式活动房屋 里，等待中的人们听说了这个消息。在格兰瑟姆附近的英军第1空降师通信部队的士官食堂里，壁炉上方的一面大镜子上有人用粉笔写着“还有14个小时……绝不会取消”。霍勒斯·“霍克”·斯皮维中士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这个数字也在一次次地用粉笔改写。斯皮维已经厌倦了为那些永远没有实施的行动所做的任务简报，对他来说，镜子上的那个总是在减少的数字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证明，这一次“我们肯定要出发了”。

在所有的基地里，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做了最后的准备。他们已经听取了全面的任务介绍，检查了武器，将身上的钱兑换成了荷兰盾；现在，这些被隔离的官兵除了等待无事可做。有些人利用这段时间写信，“庆祝”即将在次日上午出击；有的人把个人物品整理好之后睡觉，或者参加马拉松式的玩牌游戏，从21点、德州扑克到桥牌。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20岁的弗朗西斯·W. 蒙克尔中士连续多个小时一直在玩21点，令他惊奇的是自己在不断地赢。蒙克尔看着面前那堆不断增多的荷兰盾，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百万富翁。他期望“战斗结束后能在阿纳姆痛快地玩耍一番”，在他看来那场战斗“只会持续48个小时”，中士用这点时间足以和德国人算账了。就在3天前，蒙克的弟弟、17岁的皇家空军上士试图在60米的空中从被击落的轰炸机上跳伞时阵亡了，他的降落伞没能完全打开。

在格兰瑟姆南部的科茨莫尔（Cottesmore）的一处基地里，第4伞兵旅第10伞兵营A连昵称“乔”（Joe）的拉尔夫·森利（Ralph Sunley）中士正在执行安全巡逻任务，确保“没有一个伞兵能溜出基地到村子里去”。在返回机场的时候，森利看见体能训练师金杰·格林（Ginger Green）中士把一个瘪了气的足球扔向空中，后者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大个子”。他敏捷地接住球，又把球扔向森利。“你用这玩意到底要干什么？”森利问道。金杰解释说，他要把这个瘪了气的足球带到阿纳姆，“完事之后我们就能在空降场玩一会儿了”。

在肯特郡的曼斯顿（Maston），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乔治·悉尼·贝利斯（George Sidney Baylis）上士盼望着能有一些娱乐活动。他听闻荷兰人喜欢跳舞，就细心地把跳舞用的轻便平底鞋打了包。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的通信兵斯坦利·G.科普利（Stanley G. Copley）购买了额外的胶卷。由于预计不会遭遇到多少抵抗，他认为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拍摄一些荷兰乡村和城镇的照片”。

有个人把他几天前在伦敦买的礼物给带上了。当初荷兰被德军占领的时候，32岁的荷兰海军少校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Arnoldus Wolters）指挥着他的扫雷艇逃了出来，驶往英国。从那时起，他就隶属于荷兰流亡政府，做着各种各样的文案工作，忙于处理信息和情报。几天以前，沃尔特斯被要求前往荷兰，作为归属厄克特少将的师部指挥的军政府和民事工作队成员，有人提议沃尔特斯出任由空降部队解放的荷兰领土的军事长官。“那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提议——从办公椅来到滑翔机。”他回忆道。沃尔特斯隶属于第1机降旅副旅长希拉里·纳尔逊·巴洛（Hilary Nelson Barlow）上校手下的一支部队，巴洛将在阿纳姆光复后担任该城的城防司令，而沃尔特斯将成为他的助手。这会儿，沃尔特斯正为即将重返荷兰而万分激动，“我被乐观情绪所鼓舞，凡是告诉我的事情我都相信。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次行动将会非常困难，似乎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进攻将非常容易。我预计将在星期天空降，星期二回家，在希尔弗瑟姆（Hilversum）与妻女团聚”。沃尔特斯为妻子玛丽亚买了块手表，为女儿买了只60厘米高的玩具熊。4年前他最后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她还是个婴儿。他希望不会有人介意他把玩具熊带进滑翔机。

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31岁的营长约翰·达顿·弗罗斯特（John Dutton Frost）中校将亲率他的营去夺取阿纳姆大桥，他把猎狐时吹的铜号连同作战服一块儿打了包。那只铜号是皇家狩猎队的成员送给他的，1939至1940年，他是狩猎队的队长。平时训练的时候，弗罗斯特会吹响铜号集合部队，在这次行动中他也打算这样做。弗罗斯特对于昼间跳伞并没有感到不安，任务简报会上得到的信息“让我们觉得德军兵力薄弱士气很低，那个地区的德军部队战斗力很低，装备很差”。但弗罗斯特确实对空降场有些疑虑。他被告知“大桥南边的圩田不适合伞兵和滑翔机着陆”，让他纳闷的是既然如此，“如果这么不适合的话”，为什么那些波兰人还要在大桥南边空降呢？

尽管弗罗斯特急于参加战斗，却“不喜欢前往荷兰”，他暗自希望空投能在最后一刻取消或者推迟。他很享受在林肯郡斯托克罗奇福德（Stoke Rochford）地区的日子，希望“说不定能再待上一两天，只做我以前做过的所有愉快的事情”。但他的杂念中还掺杂着其他想法，那些想法“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现在该离开了”。9月16日，弗罗斯特睡得很香。尽管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认为阿纳姆之战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他又确实告诉自己的勤务兵威克斯（Wicks），把他的枪、子弹、高尔夫球杆和晚礼服装进随后出发的指挥车里。

士官食堂现在空无一人。在食堂壁炉上方的那面镜子上有最后一个记录，那是人们忙里偷闲时涂鸦的，写着：“两个小时以后出发……绝不会取消。” D4gsK7Bv7eWC+0tE8ScdtnLk6KnqVz1vHpsokBusS0g8bN1oy9AttXAfiEeonKz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