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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着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德里尔（Driel），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外界传来的声音。早在破晓之前，人们就已经从睡梦中惊醒，然后不耐烦地点亮了百叶窗后面的灯。起初，人们只是感觉到四周发生了一些难以捉摸的事情，但随着远处隐约传来的一种低沉的声音，原先模糊的印象渐渐清晰了起来。

那声音几乎难以辨听，却又连绵不断，一波又一波地传到村子里。许多人无法听清楚这难以捉摸的声音，于是一边听一边本能地以为是附近的下莱茵河水的流动出现了某种变化。荷兰的一半国土低于海平面，水是荷兰恒久不变的“敌人”，在11世纪以来人与自然从未停歇的战斗中，拦河大堤是人类最主要的“武器”。德里尔村位于下莱茵河的一个大河湾处，在海尔德兰省首府阿纳姆（Arnhem）的东南方，这座小村始终提醒着人们这场斗争的存在。在村子以北几百米的地方，有一条巨大的河堤保护着村子以及整个地区。部分堤岸高达6米，挡住了365米宽的河流，堤岸的上方还修筑了一条公路。但今天早晨，这条河流却并不是令人惊恐的理由，下莱茵河以它惯常的流速——每小时3.2公里——平静缓慢地注入北海。这条河堤的石壁上回荡的声音，来自另一个更为无情可怕的敌人。

天色渐亮，晨曦渐渐驱散了薄雾，喧嚣声也变得更大了。从德里尔通向东边的公路上，居民们能够清楚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那种声音似乎每分钟都在变得更大。现在，他们的不安变成了惊恐，因为这种声音的来源并非某种自然物，其身份已经毋庸置疑：那是德国军车行驶的声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5个年头，在被纳粹占领了51个月之后，每个人对此都无比熟悉。

更加令人惊恐的是车队的规模。有些人后来回忆说，能发出如此巨响的车流，他们以前只见过一次——那还是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的时候。当时，在离德里尔16～24公里的“第三帝国”边境上，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蜂拥而入，通过各条公路干线迅速分散到荷兰全境。现在，在同样的公路上，德军车队似乎再次绵延不断地开动着。

奇怪的声音来自最近的一条公路干线——那是一条双车道的高速路，它把位于下莱茵河北岸的阿纳姆与8世纪建成的奈梅亨（Nijmegen）连接了起来，后者坐落在南面18公里外宽阔的瓦尔河畔。人们能够从汽车发动机低沉的颤音中清楚地辨别出一些独特的声音，其与军车的轰鸣大相径庭——那是四轮马车车轮刺耳的摩擦声，无数自行车行进时发出的声音，以及缓慢、凌乱而又拖沓的脚步声。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前往何方？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时刻，荷兰的未来很可能就建立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上。大部分人认为车队载运着大量增援部队——他们不是进入荷兰增援驻军，就是匆匆赶往南方阻止盟军的推进。盟军已经以令人惊叹为观止的速度解放了法国北部，此刻正在比利时境内追歼溃败的德军，前锋据说已经逼近首都布鲁塞尔，距离此地还不到160公里。传言四起，有人言之凿凿地宣称，盟军强大的装甲部队正朝荷兰与比利时边境迅速推进，不过德里尔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出车队正在朝哪个方向行进。遥远的距离和声音的扩散使得人们无法做出正确判断，而且受制于宵禁，居民们也不敢走出家门去打听情况。

被心中无数疑问折磨着的居民只能等待天明。他们不知道的是，驻扎在德里尔村内的3名年轻的德国兵早已逃之夭夭了，他们骑着偷来的自行车一溜烟儿消失在拂晓前的雾霭之中。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军事当局来执行宵禁制度了。

没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大家仍然待在家里，但他们之中那些好奇心更强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决定冒险打电话。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Cora Baltussen）住在蜂蜜场街（Honingveldsestraat）12号，隔壁就是家里开的果酱工厂。她给阿纳姆的朋友们分别打了电话，并对他们亲眼看到的场面感到不可思议：德军车队并非南下或赶赴西部前线。1944年9月4日，就在这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德国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好像都在逃离荷兰，任何能够开动的交通工具都加入撤退的洪流之中。

科拉认为，每个人原以为要发生的战斗现在将离他们而去了。但她错了，对于无足轻重、迄今为止还未经战火的德里尔村来说，战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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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尔以南80公里，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城镇和村庄里，荷兰人兴奋得难以自制。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遭受重创的德军残部正川流不息地从窗外经过。崩溃似乎是种传染病，除了军队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纳粹分子也在撤离，而且对这些逃跑中的部队来说，似乎任何一条公路都通向德国与荷兰的边境。

由于撤退伊始速度非常慢——起初只有指挥车和其他车辆组成的涓涓细流越过比利时边境——因而基本上没有荷兰人能够精确地说出撤退是从何时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始于9月2日，还有人觉得是3日，但到4日的时候，德国人及其追随者的行动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迹象，疯狂的集体大逃亡在9月5日达到了顶峰。在荷兰历史上，那一天后来被称为“发疯的星期二”（Dolle Dinsdag）。

惊恐和无序似乎是德国人逃跑的特色。每种交通工具都被派上了用场。从比利时边境向北到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北的公路上，挤满了卡车、公共汽车、指挥车、半履带车、装甲车、马拉的农用大车，还有以木炭等燃料为动力的民用汽车。在杂乱无序的车队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疲惫不堪、灰头土脸、骑着匆匆征用的自行车的德军士兵。

德国人甚至用上了更加别出心裁的运输工具：在比利时与荷兰边境以北几公里处的法尔肯斯瓦德（Valkenswaard），人们看见身负重荷的德国士兵吃力地蹬着儿童滑板车前行；在近百公里外的阿纳姆，一群当地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视着2匹步履艰难的农用马拖着一辆大型灰黑色灵车缓缓经过，灵车原先放置棺木的地方挤坐着20来个衣冠不整、疲惫异常的德国人。

来自各个单位的德军士兵在这些可怜的车队当中跋涉：有穿着黑色装甲兵夹克却失去了坦克的装甲兵；有德国空军的人员，应该是在法国或比利时遭受重创的德国空军单位的残部；有来自20多个师的德国国防军官兵；还有武装党卫军部队，他们的髑髅和交叉的大腿骨标志令人毛骨悚然。在圣乌登罗德（St. Oedenrode），年轻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着这些群龙无首、神情茫然的官兵在毫无目的地行进，心里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令旁观的荷兰人感到既心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德国兵甚至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还要询问到荷兰与德国的边境怎么走。

1232年建立的工业城市艾恩德霍芬（Eindhoven）是超级特大型企业飞利浦电器公司的所在地，当地市民听闻从比利时传来的低沉炮声已经有好几天时间了。现在，人们一边看着吃了败仗的德军残兵挤满公路，一边暗自思忖盟军部队可能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到达这里，而德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时年24岁的弗兰斯·科尔蒂（Frans Kortie）是当地市政府财政局的雇员，在他眼里这些部队根本无意抵抗。附近的机场传来阵阵爆炸声，那是德军工兵在对机场跑道、弹药库、燃料罐和机库进行爆破。透过城市上空飘过的烟幕，科尔蒂看到几支德军小队正在忙碌，把架设在飞利浦电器公司大楼屋顶上的重型高射炮拆卸下来。

从艾恩德霍芬向北一直到奈梅亨，整个地区的德国工兵都在奋力工作，把一切带不走的东西统统毁掉。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菲瑟被看到的一幕吓坏了：在流经费赫尔（Veghel）市南边的南威廉斯运河（Zuid Willemsvaart）上，一艘满载货物的驳船被炸上了天，飞舞的航空发动机部件，四处飞散如同一阵致命的弹片雨。在不远处的于登（Uden）市，45岁的汽车车身制造商约翰内斯·德赫罗特（Johannes de Groot）正和家人一起观看着德军撤退的场面，这时德国人放火焚烧了离他家不到300米的一座前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存放在兵营里的重磅炸弹爆炸了，德赫罗特的4个孩子被四散的弹片波及，死于非命，最小的孩子才5岁，最大的也不过18岁。

在艾恩德霍芬等地，学校大楼烧成了一片火海，由于德军不允许消防队前去救火，致使成片的街区被连续焚毁。不过，与在公路上逃跑的队列截然相反的是，有证据表明德军工兵是在按照某个明确的破坏计划行事。

在逃亡者当中，最惊恐和混乱的莫过于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平民纳粹党徒了。荷兰人对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在圣乌登罗德的农民约翰内斯·许尔森眼里，这些人显然是被“吓坏了”，而且他充满快意地想到，他们有理由被吓得半死，因为盟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穷追猛打，这些卖国贼知道，清算日（Bijltjesdag） 来临了”。

荷兰纳粹分子和德国平民之所以惊恐万状地逃跑，主要是由荷兰那位臭名昭彰的帝国特派占领区委员长（Reichskommissar）、时年52岁的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博士，以及野心勃勃而又残暴不仁的荷兰纳粹党领袖安东·阿德里安·米塞特（Anton Adriaan Mussert）引发的。赛斯―英夸特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人的命运，他在9月1日命令德国平民疏散到距离帝国边境更近一些的荷兰东部，50岁的米塞特亦步亦趋，向荷兰纳粹党员发出了警报。赛斯―英夸特和米塞特本人就在首先撤离的人群之中：他们从海牙向东撤到阿纳姆以北24公里处的阿珀尔多伦（Apeldoorn）， 米塞特匆忙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国的地方，安置在附近上艾瑟尔省的特文特（Twente）边境地区。起初，大多数德国与荷兰平民在搬家时还显得从容不迫，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却引发了歇斯底里的混乱。9月3日，英军攻占了布鲁塞尔，第二天安特卫普也落入了他们的手中，眼下，英国人的坦克和步兵离荷兰边境只有几公里路程。

在取得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之后，年迈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很快就在伦敦发表了广播讲话，向她的人民宣告解放在即。她宣布，她的女婿伯恩哈德亲王已经被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还将领导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这些组织包括3个迥然相异的派别，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极右派，但现在他们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成立了被官方称为荷兰“国内军”（Binnenlandse Strijdkrachten）的联合武装力量。33岁的伯恩哈德亲王是王位继承人朱丽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讲话之后也发表了自己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地下抵抗组织准备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Orange’一词”，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戴它们。他告诫说：“在当下的热情中要保持克制，切勿不听号令草率行事，因为这些行动将会让你们自己以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陷入困境。”

接下来，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一个特别的广播演说，证实荷兰自由在即。“荷兰人民期待已久的解放时刻，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他许诺道。这些广播发表后没过几个小时，荷兰流亡政府首相彼得·舒尔茨·海布兰迪（Pieter Sjoerds Gerbrandy）就带来了最为乐观的声明，他告诉听众：“现在势不可当的盟军已经越过了荷兰边境……我要求你们所有人竭诚欢迎盟军来到我们的祖国。”

荷兰老百姓欣喜若狂，但荷兰的纳粹分子则要亡命天涯了。安东·米塞特一直吹嘘他的党有5万多人，不过在荷兰人看来，如果此话当真，那么他们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开始夺路而逃了。在荷兰各地的几十个城镇和村庄里，纳粹任命的镇长和官员们突然拔腿开溜——不过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资再跑路。艾恩德霍芬市市长以及一些官员坚持要拿到工资，市政府办事员赫拉尔杜斯·莱吉厄斯认为他们的姿态荒唐可笑，不过对于在他们走人之前先发工资的要求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眼看着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打包装车”匆匆出城，他心中纳闷，他们能走多远？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银行也发生了挤兑。24岁的尼古拉斯·范德韦尔德是一名银行职员，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宁恩（Wageningen）上班的时候，看见成群的荷兰纳粹分子在银行外面排队等候。银行一开门，他们便匆匆取款注销账户，同时把保险柜里面的东西全部取走。

火车站里到处是极度惊恐的平民，开往德国的每列火车都挤得满满当当。年轻的弗兰斯·维辛走下抵达阿纳姆的火车时，被争先恐后想要上车的人海吞没了。人们行色匆匆，在火车离开之后，维辛看见站台上的行李丢得到处都是。在奈梅亨西边的泽滕（Zetten），学生保罗·范韦利看见荷兰纳粹们挤在火车站里，整天等待着开往德国的火车，可是火车永远不会来了。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范韦利眼中，“候车室就像一个挤满游民的旧货店”。每座城镇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荷兰通敌者们正用任何能够移动的工具逃跑。市政建筑师威廉·蒂曼斯透过位于阿纳姆大桥附近的办公室窗户看到，荷兰纳粹们“疯狂地爬上”一条驳船，沿着莱茵河向帝国驶去。

逃亡队伍每个小时都在增长，甚至在天黑以后也没有停下来。德国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抵达安全地带，甚至在9月3日和4日夜晚，士兵完全不顾盟军的空袭威胁，在一些十字路口架起了探照灯，打着令人目眩的强光，为许多缓慢通过的超载车辆照亮道路。德国军官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力，阿纳姆的全科医生安东·拉特费尔博士看见士兵们扔掉步枪——有些士兵甚至试图把手中的武器卖给荷兰人。当时只有十几岁的约普·穆塞拉斯看见一名中尉试图拦截一辆几乎空载的军车，但司机却对停车命令视而不见，径直冲了过去，气得那名军官拔出手枪，胡乱地朝着鹅卵石路面开火。

到处都有士兵试图开小差。在埃尔德（Eerde），18岁的办事员阿德里亚努斯·L.马里纳斯（Adrianus L. Marinus）注意到有个德军士兵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朝一座农场跑去，然后消失在那里。后来马里纳斯才得知，那名士兵是被征入德国国防军的苏联战俘。在瓦尔河北岸距离奈梅亨3公里的伦特（Lent）村，弗兰斯·惠更医生在例行巡诊的时候，看见士兵讨要老百姓的衣服，而荷兰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奈梅亨，逃兵们却没有那么客气，很多时候他们用枪逼着对方把衣服交出来。威廉默斯·彼得斯牧师是一名40岁的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 修士，他看见士兵们匆匆脱掉军装，换上了平民服饰，然后徒步向德国边境走去。“德国人对战争完全厌倦了，”阿纳姆的林业督察长加里特·梅姆林克回忆道，“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躲避宪兵队。”

随着军官逐渐失去对部队的控制，军纪自然就荡然无存了。无法无天的德军士兵什么都偷，马匹、马车、汽车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是重点目标，有的士兵甚至用枪威逼农民，让他们用马车把自己拉到德国去。荷兰人发现车队中的卡车、马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逃兵推着的婴儿车——上面，高高地堆放着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劫掠来的赃物，从雕像和家具到女式内衣裤，无奇不有、无所不包。在奈梅亨，士兵们试图兜售缝纫机、成卷的衣料、油画和打字机，有个德国士兵甚至还在贩卖一只装在大笼子里的鹦鹉。

撤退的德国人手上自然也少不了酒。在离德国边境不到8公里的赫鲁斯贝克（Groesbeek）镇，赫尔曼·胡克神父注意到，一些马拉大车被大量葡萄酒和烈性酒压得不堪重负。阿纳姆的赖因霍尔德·戴克尔牧师发现，德国国防军官兵坐在一辆卡车上，闹哄哄地喝着一个巨大酒桶里的葡萄酒，那酒桶显然是他们大老远从法国拉来的。16岁的阿加莎·舒尔特（Agatha Schulte）是阿纳姆市医院总药剂师的女儿，她确信自己看见的德军士兵大多是醉醺醺的，他们对着小孩子一把把地抛撒着硬币——既有法国的，也有比利时的，还试图向成年人兜售葡萄酒、香槟和法国干邑白兰地。她的母亲亨德丽娜·舒尔特生动地回忆说，她看见一辆德国卡车装载着另一种赃物，那是一张大双人床——而且床上还有一个女人。

除了来自南方的掉队者以外，从荷兰西部和沿海地区也涌来大量德国人和平民。行人车辆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横穿阿纳姆，向东流往德国。位于阿纳姆郊外的奥斯特贝克（Oosterbeek，又译东贝克）是一个富饶的小镇，38岁的化学工程师扬·福斯凯尔（Jan Voskuil）正躲藏在岳父家里。德国人打算把他抓起来并扣为荷兰人质，在得知自己上了即将被逮捕的黑名单后，他便带着妻子贝尔莎（Bertha）和9岁的儿子亨利从32公里外的海尔德马尔森（Geldermalsen）的家里逃了出来。当他来到奥斯特贝克的时候，正赶上这场大撤退，扬的岳父告诉他不要“再担心德国人了，现在你不必‘躲躲藏藏’了”。福斯凯尔俯瞰着奥斯特贝克的大街，只见“一片混乱”，几十辆装满德国人的卡车首尾相连，“全都属于危险超载”。他看见士兵们“骑着自行车，拼命踩着踏脚板，车把手上挂着手提箱和旅行袋”。福斯凯尔确信，要不了几天战争就将结束了。

在阿纳姆，气势恢宏的圣欧西比尤斯（St. Eusebius）教堂格外引人注目，它建于15世纪，以高达93米的塔楼而闻名。扬·迈恩哈特（Jan Mijnhart）是这座大教堂（Grote Kerk）的司事，他看见“德国佬”（Moffen，这是荷兰人给德国人起的绰号，相当于英语中的“Jerry”）鱼贯而行穿过市区，“四人并排朝德国的方向走去”，有些“德国佬”看上去年老体衰。在附近的埃德（Ede），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恳求年轻的鲁道夫·范德阿，希望他能帮自己通知远在德国的家人，就说他们见过面。“我有心脏病，”他继续说道，“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十多岁的阿纳姆少年卢西亚努斯·保卢斯·弗鲁曼注意到德国人筋疲力尽了，“战斗精神或荣誉感荡然无存”。他看见军官们试图在一片混乱的士兵之中恢复秩序，但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有些荷兰人冲着他们叫喊道：“滚回去！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个小时以后就要来了。”已经完全麻木的德国兵对此毫无反应。

44岁的外科医生彼得·德赫拉夫注视着德国人从阿纳姆向东边行军，他确信自己正在目睹“德国军队的末日，看见德军就在眼前崩溃”。中学数学教师苏珊·范茨韦登有一个特殊的理由记住这个日子。她的丈夫约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雕塑家，由于藏匿荷兰犹太人在1942年被关进了达豪集中营 。现在他可能很快就要被释放了，因为战争显然就快结束了。苏珊决心要目睹德国人狼狈而逃和盟军解放者到达的历史性时刻。她的儿子罗伯特年纪太小，难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但她决定带9岁的女儿索尼娅进城。苏珊一边给索尼娅穿衣服一边对她说：“这是你非看不可的事情，你必须铭记终生。”

荷兰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荷兰国旗被挂了出来。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人把橙色徽章和储量丰富的缎带卖给急切的民众。在伦克姆（Renkum），人们涌进当地布店里抢购，店经理约翰内斯·斯努克忙着裁剪橘色缎带，他剪得多快就能卖得多快。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居民们当即就把缎带打成蝴蝶结，骄傲地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约翰内斯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认为“这有点过头”。为了避免居民行为过激惹祸上身，他停止了售卖缎带。他的妹妹玛丽亚受到兴奋情绪的感染，在日记里欢快地写道：“街道上的气氛仿佛在过女王节（Koninginnedag，即荷兰女王生日）一般。”欢呼的人群站在人行道上高喊“女王万岁”，人们唱起了荷兰国歌《威廉颂》（Het Wilhelmus）和歌曲《奥兰治至高无上！》（Oranje Boven）。修女安东尼娅·斯特兰茨基和克里斯蒂娜·范戴伊克供职于阿纳姆市圣伊丽莎白医院，她俩骑着自行车来到市内的主广场费尔佩普莱恩（Velperplein）广场，一路上长袍飘扬。广场上的露天咖啡馆人头攒动，她们也加入其中和大家一起喝着咖啡，吃着土豆饼，与此同时德国人和荷兰纳粹分子正络绎不绝地从旁边经过。

在奈梅亨的圣卡尼修斯（St. Canisius） 医院，修女M. 多塞特·西蒙斯看见护士们在修女院的走廊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人们把藏了很久的收音机拿了出来，一边注视着窗外潮水般撤退的人流，一边公开收听来自伦敦的广播，这是多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大家听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橙色电台的荷兰语特别节目。圣乌登罗德的果农约翰内斯·阿洛伊修斯·胡尔克斯听了广播后激动万分，竟然没有发现在他家后面的一群德国人，把家中的几辆自行车偷走了。

许多地方学校停课，工人停工。在法尔肯斯瓦德，雪茄厂的工人们立刻从流水线上跑开，蜂拥到街道上。政府所在地海牙的电车停运。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气氛既紧张，又显得那么不真实。办公室都关了门，股票交易停止，主干道上的军队突然没有了踪影，而德国和荷兰的纳粹分子则围住了中央车站。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郊外，人们举着旗帜，捧着鲜花，站在通往城市的主要公路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先看到英军坦克从南方驶来的人。

谣传每个小时都在疯狂扩散。在阿姆斯特丹，许多人认为英军已经解放了海牙，后者位于阿姆斯特丹西南约48公里的海岸附近。而在海牙，人们则认为24公里外的庞大的鹿特丹港已经被解放了。每次火车一停下，列车上的旅客就能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25岁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亨利·约安·派恩堡（Henri Joan Peijnenburg）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正从海牙赶回奈梅亨的家，这是一段不到130公里的路程。旅行开始的时候，他便听说英国人已经进入古老的边境城市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途径乌得勒支（Utrecht）时，有人告诉他英国人已经到了鲁尔蒙德（Roermond）；抵达阿纳姆时，人们又向他保证英国人已经攻占了芬洛（Venlo），那里离荷德边境只有几公里路。“当我终于到家的时候，”他回忆说，“本来以为会在大街上看见盟军，但我眼前全都是正在撤退的德国人。”派恩堡感到困惑不安。

还有人和他一样关注形势——尤其是在海牙秘密召开会议的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他们紧张地关注着局势发展，认为荷兰似乎已经站在自由的门槛上，盟军的坦克能够轻而易举地迅速穿越国土，从比利时边境直达须得海 。地下抵抗组织确信，那条穿过荷兰跨越莱茵河进入德国的“通道”已经敞开了。

抵抗组织的领导人知道，德国人实际上已经无力阻止盟军决定性的进攻了。他们对荷兰国土上那个虚弱而又缺额严重的德国守备师不屑一顾，该师由老年人组成，守卫着沿海的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坐在混凝土地堡里，一枪未放）。他们对于其他不入流的敌军部队同样瞧不上眼，那些部队的战斗力十分令人怀疑，其中包括荷兰的党卫队、匆忙组建的守备部队、由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者组成的部队，后者被恰如其分地冠上“胃营”和“耳朵营”的称谓，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患有胃溃疡就是耳背。

在荷兰人看来，盟军的行动意图似乎很明显，进攻随时都会发动。但盟军的胜利却有赖于英军从南方推进的速度，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对此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确定盟军的推进进展如何。

海布兰迪首相声明，盟军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但这话是否准确，核实起来却绝没有那么简单。荷兰是个小国，面积大概只有爱尔兰的三分之二，却拥有900万的庞大人口，每个城镇和村庄都有地下抵抗力量的基层组织，因此德国人难以控制破坏活动。虽说如此，传递情报仍旧很危险，主要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在情况紧急时，抵抗组织领导人使用复杂的电话线路和密语与全国各地通电话。因此，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这次没用几分钟便获悉，海布兰迪的声明为时过早了——英军部队并没有越过边境。

橙色电台的其他广播则是乱上添乱。在约12个小时的时间里，英国广播公司的荷兰语节目两次（一次是在9月4日晚上11点45分，另一次是在9月5日上午）宣布，离比利时边境11公里远的荷兰要塞城市布雷达（Breda）已经被解放了。消息迅速传开，秘密印刷的报纸立即准备了解放专号，报道“布雷达光复”。不过阿纳姆地区抵抗组织的领导人，38岁的彼得·克鲁伊夫（Pieter Kruyff）却对橙色电台的新闻快报深表怀疑。他领导的小组是国内技能最精湛、纪律最严明的小组之一。他立即让通信专家约翰内斯·贝尔特斯·施泰因福特（Johannes Bertus Steinfort）核实这个报道，后者是一家电话公司的青年仪器制造工人。施泰因福特迅速接通一条秘密线路，与布雷达的地下抵抗组织取得了联系，结果他成了最先得知那个痛苦真相的人之一：布雷达仍然在德国人的手里，没有任何人见到英军或是美军的影子。

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大量抵抗小组匆匆聚在一起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尽管伯恩哈德亲王和盟军最高统帅已经提醒人们，不要发动大起义，但一些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相信直面敌人、帮助推进中的盟军的时候到了。很显然，德国人害怕发生大规模起义，地下抵抗组织注意到在德军撤退的队列中，卫兵就坐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手里端着上了膛的步枪或冲锋枪。不过，许多抵抗组织的成员并没有被吓住，他们渴望战斗。

在奥斯特贝克镇西北几公里处的埃德，25岁的门诺·安东尼·“托尼”·德诺伊试图说服他的小组领导人比尔·维尔德布尔发动袭击。德诺伊争辩说，一旦盟军进入荷兰，这个小组就应该接管埃德，这是很早以前就订好的计划。镇里的营房原先是用来训练德国海军水兵的，现在已是人去屋空，德诺伊想占领那些建筑。年纪较长的维尔德布尔早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军士长，他不同意这么做。“形势尚不明朗，”他告诉德诺伊，“时机还未成熟，我们必须等待。”

并非地下抵抗组织的所有活动都被控制住了。在鹿特丹，地下抵抗组织的战士占领了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室；在荷兰比利时边境的阿克塞尔（Axel），镇公所连同古老的护城墙均被攻占，几百名德国官兵向平民战士投降；在许多城镇里，不少纳粹官员在试图开溜的时候被生擒活捉。阿纳姆以西的沃尔夫海泽（Wolfheze）镇有家很出名的精神病院，当地的警察局长在自己的车里被抓住后，被人临时关进了最近的现成住所，也就是精神病院里。人们准备在英国人“抵达的时候”把他交出去。

这些都是例外情况，总的来说，地下抵抗组织仍然保持着平静，但他们利用各地混乱的局面为盟军的到来做着准备。在阿纳姆，42岁的古老法国家族后裔夏尔·B.拉布谢尔（Charles B. Labouchère）积极参加情报小组的活动，忙得无暇理会谣传。他与几名助手一起，坐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一间办公室窗户旁边，连续多个小时监视着沿公路逃跑的德军部队。这群败军或是向东撤往靠近德国的泽弗纳尔（Zevenaar），或是向东北撤往聚特芬（Zutphen）。拉布谢尔的任务是估算出德军的兵力，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辨认出部队番号。他将记下来的重要情报通过信使送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经由一个秘密网络传至伦敦。

在奥斯特贝克郊外，年轻的扬·阿德里安·艾克尔霍夫（Jan Adriaan Eijkelhoff）低调地穿过人群，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整个地区，把伪造的食品配给卡交给那些躲避德国人的荷兰人。57岁的约翰内斯·彭塞尔（Johannus Penseel）是阿纳姆的一个地下抵抗小组领导人，人称“老家伙”，部下都认为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他断定是时候转移武器库了，在到处都是德军的情况下，他和几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助手公然驾驶面包店的厢式货运车，沉着冷静地来到藏武器的市医院。他们用棕色的纸迅速把武器包好，然后尽数运到彭塞尔的家中。透过他家地下室的窗户，主广场的情况一目了然。彭塞尔和他的副手托恩·范达伦（Toon van Daalen）都认为，时机一到，这里就是向德国人开火的最佳阵地。这个军事组织名为“乡村骨干突击小组”（Landelyke Knokploegen），他们决心不辜负这个称号。

在荷兰各地，这支庞大的地下军的男女成员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而在南部的城镇和乡村里，有人认为荷兰的部分地区已经被解放了，于是跑出家门准备欢迎解放者。在奈梅亨西南 的奥斯（Oss）市，蒂布尔齐乌斯·卡洛斯·诺德梅尔神父看着兴高采烈的人群，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疯狂的气息。他看见人们喜庆地互相拍着后背，把在公路上垂头丧气行军的德国人与欢欣鼓舞的荷兰旁观者进行了对照，写下了“一边怕得要死，而另一边则发疯般地无限欢乐”的文字。这位喜怒不形于色的荷兰神父回忆说：“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正常的。”

随着时间流逝，人们愈加焦虑不安。在奥斯特贝克镇内主干道旁的药店里，卡雷尔·德威特开始担忧了，他告诉妻子兼主药剂师约翰娜，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盟军飞机还没有对德军车辆和步兵发动空袭。退役的荷军少校弗兰斯·舒尔特认为这种全民狂热为时尚早，尽管舒尔特的弟弟和弟媳对于德国人崩溃的表象欣喜若狂，但舒尔特却不以为然。“情况会恶化，”他告诫道，“德国人远没有被打败。如果盟军想要跨过莱茵河，相信我吧，我们会看到一场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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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已经采取了关键措施。9月4日，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波兰肯琴）格尔利茨森林深处的元首大本营里，69岁的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准备前往西线，他压根没想到会得到新的任命。

原先被强制退休的冯·伦德施泰特又被突然召回，于4天前奉命到拉斯滕堡报到。2个月前的7月2日，时任西线德军总司令（德国的军事术语中西线德军总司令部是OB West——Oberbefehlshaber West）的冯·伦德施泰特被希特勒撤了职，自战争爆发后一直未尝败绩的元帅当时正全力应对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危机——盟军的诺曼底登陆。

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应对那个威胁，元首与德国最杰出的军人从未取得一致。盟军在诺曼底实施登陆以前，冯·伦德施泰特在请求援兵之时就直言不讳地告知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OKW——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盟军在兵力、装备和飞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因而“敌人想在哪里登陆，就能在哪里登陆”。希特勒对此并不认同。“大西洋壁垒”，也就是那道部分完工的沿海防御工事，绵延近4 800公里，从希尔克内斯 （挪威—芬兰边境）一直到比利牛斯山（法国—西班牙边境）。希特勒吹嘘说，这道“大西洋壁垒”“对任何敌人来说都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冯·伦德施泰特非常清楚，这道防线与其说是事实，毋宁说是宣传。他用一个词对“大西洋壁垒”做了总结：“骗局”。

传奇人物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以其战争初期在北非沙漠里所取得的胜利而名扬天下，他被希特勒派到冯·伦德施泰特麾下指挥B集团军群，同样对元首的自信深感震惊。在隆美尔看来，这些沿海防御工事是“希特勒想象出来的幻境（Wolkenkuckucksheim）”。贵族家庭出身、恪守传统的冯·伦德施泰特与年轻而又雄心勃勃的隆美尔大概首次发现他们之间居然会有相同的看法，不过这种和平没能持续多久，两人很快就在其他观点上发生了冲突。1942年在阿拉曼，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被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击败，对此隆美尔一直耿耿于怀，而且他深知盟军的入侵会是什么样的场面，因而认为必须阻敌于海滩。冯·伦德施泰特冷冰冰地驳回了隆美尔的意见——他挖苦这位晚辈是“毛孩子元帅”（Marschall Bubi）；老元帅力主先放盟军部队上岸，之后再予以歼灭，而希特勒支持隆美尔的意见。在盟军登陆时，尽管隆美尔的临场发挥十分出色，但盟军还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攻破了这堵“坚不可摧”的壁垒。

在此后的可怕日子里，盟军在诺曼底战场几乎享有百分之百的制空权，这令冯·伦德施泰特不堪重负，他同时还受制于希特勒的“禁止撤退”命令——“每个人都必须在岗位上战斗到死”——结果他硬撑着的防线处处被突破。尽管他不顾一切填补裂隙，他的部下也奋力战斗不断反击，其结局却从未有人认真怀疑过。冯·伦德施泰特既不能“把入侵者赶下海”，也不能“歼灭他们”（希特勒语）。

7月1日晚，当诺曼底战役进行到高潮时，希特勒的幕僚长威廉·凯特尔元帅给冯·伦德施泰特打了个电话，伤心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生性直爽的冯·伦德施泰特厉声说：“结束这场战争，你们这些白痴。你们还能做什么？”听到这话之后，希特勒温和地评论道：“那个老家伙已经失去了勇气，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必须撤了他。”24小时以后，在一张手写的便签上，希特勒客气地告知冯·伦德施泰特，“考虑到您的健康，以及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大的压力”，他被解除了指挥权。

作为德国国防军的元老和最值得信赖的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在5年的战争中，他的军事才华为第三帝国立下了不朽功勋。1939年，希特勒毫不留情地对波兰发动了进攻，从而引发了那场最终席卷整个世界的冲突，当时冯·伦德施泰特就清楚地展现出了德国进行征服的模式——闪电战（Blitzkrieg）——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的装甲部队便抵达华沙城下。一年以后，希特勒转向西方，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击溃了西欧大部分国家，当时冯·伦德施泰特麾下的集团军群有相当于1个装甲集团军的兵力。而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时候，他又冲在最前线。现在，冯·伦德施泰特的事业和声望都岌岌可危，他义愤填膺地告诉他的参谋长京特·布鲁门特里特（Günther Blumentritt）步兵上将 ，他被“一位业余的战略家不光彩地免职了”，他怒气冲冲地说，那个“波希米亚二等兵 为了找到一只替罪羊，用我的年龄和身体健康作为借口把我给撤了”。冯·伦德施泰特已经考虑过，倘若不加掣肘让其恣意妄为的话，就指挥部队缓慢地撤退到德国边境。他曾简明扼要地向布鲁门特里特阐述了自己的计划，撤退期间他要“让对方为占领的每一寸土地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正如他对参谋们多次提到的，由于“来自上级”的不断“指导”，他作为西线总司令的唯一权力只是“更换门前的警卫”。

冯·伦德施泰特再次被召回，于8月底来到拉斯滕堡的“狼穴”（Wolfsschanze）——这是希特勒给自己的大本营起的名字。从那时开始，元首邀请冯·伦德施泰特参加每日的形势汇报会。按照国防军指挥部副参谋长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炮兵上将的说法，希特勒对老元帅表示了热切欢迎，待之以“少有的谦逊和尊敬”。瓦尔利蒙特也注意到，在冗长的会议过程中，冯·伦德施泰特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只说单音节的词” 。思维缜密、注重实效的老元帅无话可说，战局令他深感震惊。

形势汇报清楚地表明，在东方，苏联红军现在据守着一条2 250多公里长的战线，从北方的芬兰一直到波兰的维斯瓦河，又从维斯瓦河延伸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喀尔巴阡山脉。事实上，苏联的坦克部队已经进抵东普鲁士边境，离元首大本营还不到160公里。

冯·伦德施泰特注意到，他对西线的最大恐惧已经变成了现实，一个又一个师灰飞烟灭，现在整条德军战线都在绝望地后撤。负责后卫作战的部队虽然被包围了，无法与后方取得联系，但仍然固守着诸如敦刻尔克、加来、布洛涅、勒阿弗尔、布雷斯特、洛里昂和圣纳泽尔这些极其重要的港口，迫使盟军继续从遥远的登陆滩头输送补给。然而现在，随着欧洲最大的深水海港之一——安特卫普突然陷落，盟军可能已经解决了他们的补给问题。冯·伦德施泰特还注意到，那个经由他本人和其他同僚共同制定臻于完美的闪电战战术正在被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借用，而且造成了毁灭性的效果。54岁的德军新任西线总司令瓦尔特·莫德尔元帅（他于8月17日接任）显然无力在混乱中恢复秩序，英军第2集团军和美军第1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北面撕开了他的战线，穿过比利时向荷兰扑去，而小乔治·史密斯·巴顿将军麾下的美军第3集团军的装甲部队，正在阿登高原南边朝梅斯和萨尔地区推进。在冯·伦德施泰特看来，局势何止不容乐观，完全就是灾难性的。

他有充足的时间仔细考虑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转眼4天就过去了，希特勒让冯·伦德施泰特私下觐见他。在等候召见的这段时间里，老元帅就待在一个昔日的乡村客栈里，该客栈现在专供高级军官使用，位于占地面积不小的元首大本营中心——大本营由一群带有地下设施的木屋和混凝土地堡组成，周围环绕着铁丝网。冯·伦德施泰特对耽搁时间感到不耐烦，于是便朝凯特尔发泄。“为什么把我召回来？”他质问道，“现在玩的是哪一出？”凯特尔并不知情，什么都说不了，除了无伤大雅地提及老元帅的健康状况之外，希特勒并没有告诉凯特尔特别的原因。7月份时希特勒基于“健康原因”解除了冯·伦德施泰特的职务，这个借口本来就是他编出来的，但现在他似乎肯定冯·伦德施泰特的健康的确有问题。因而希特勒只是对凯特尔说：“我想看看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是否好转了。”

凯特尔两次提醒元首，老元帅正在等候召见。最后，希特勒在9月4日下午亲切会见了冯·伦德施泰特，难得的是元首没有过多寒暄很快便切入了正题，“我想再次把西线委托给您”。

冯·伦德施泰特笔直地站着军姿，双手握着金色的元帅权杖，只是点了点头。尽管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尽管他反感希特勒和纳粹，但他的身上普鲁士军人尽职尽责的传统早就根深蒂固，因而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拒绝任命。他后来回忆道：“无论如何，抗议也无济于事。”

希特勒匆匆概述了冯·伦德施泰特的任务。元首再次即兴发挥。在盟军登陆前他就坚持认为“大西洋壁垒”固若金汤。令冯·伦德施泰特忧虑的是，现在元首同样强调“西墙”固若金汤——所谓“西墙”，就是德国西部边境上那些长期遭到忽视、没有配备兵力却仍然难对付的防御工事，更为盟军所熟知的名字是“齐格弗里德防线”（Siegfried Line）。希特勒命令冯·伦德施泰特，不但要把盟军阻挡在尽可能靠西的地方，还要发起反攻。在元首看来，盟军的威胁之中最危险的莫过于“装甲矛头”。然而，希特勒显然又被安特卫普的失守搞得心烦意乱，让盟军无港口可用至关重要。希特勒说，这样一来，由于其他港口仍然掌握在德国军队手中，因而他预料盟军的攻势将会由于补给线拉得太长而停顿。他确信西线战局能够因此稳定下来，而且随着冬季的到来，主动权将会重新回到自己手中。希特勒向冯·伦德施泰特保证，他“不会为西线的形势过分担心”。

这是一种长篇独白的变体，冯·伦德施泰特曾聆听过多次。对希特勒来说，“西墙”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执念（idee fixe），冯·伦德施泰特再次受命“寸土必争”，而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顶住敌人的进攻”。

希特勒命令冯·伦德施泰特复职，换下莫德尔元帅，这样一来在2个月之内他就已经3次更换了西线总司令——先是用京特·冯·克卢格元帅换下冯·伦德施泰特，然后又换成莫德尔，现在再让冯·伦德施泰特官复原职。莫德尔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总共只有18天时间，希特勒表示他现在将是冯·伦德施泰特的部下，只指挥B集团军群。冯·伦德施泰特素来对莫德尔不怎么感冒，他感到后者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晋升的，希特勒提拔他当元帅的速度过快了。冯·伦德施泰特认为莫德尔作为一个“优秀的团军士长 ”更适合。不过，老元帅觉得莫德尔的职务现在其实无关紧要，形势几乎令人绝望，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在9月4日下午动身前往位于科布伦茨（Koblenz）的司令部时，冯·伦德施泰特想不出能有什么办法阻止盟军入侵德国，敌人一旦继续前进并渡过莱茵河，很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结束这场战争。

同一天，在柏林的万塞地区，54岁的德国“空降兵之父”库尔特·阿图尔·斯图登特（Kurt Arthur Student）空军大将在被冷落3年之后，又在这个与世隔绝 的地方出现了。战争爆发时，他的前景一片光明。斯图登特认为在1940年攻占荷兰的过程中，他的空降部队立下了头功。当时约有4 000名伞兵通过空降突袭夺取了鹿特丹、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和穆尔代克（Moerdijk）的大桥，从而让入侵的德国大军在这些关键桥梁上畅通无阻。斯图登特的损失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只减员180人。但在1941年对克里特岛进行的空降突击中，战局却大相径庭，德军空降兵的损失非常惨重——那支拥有22 000人的部队减员超过了三分之一 ，以至于希特勒禁止以后再进行大规模空降作战行动。“伞兵部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元首说道。对斯图登特来说，未来瞬时就变得黯淡无光了。从那以后，这位雄心勃勃的军官就一直被束缚在办公桌上，担任一个空降兵训练机构的指挥官，与此同时，他的精锐伞兵则在战场上被当作普通步兵使用。在关键性的9月4日，下午3点整，斯图登特又令人震惊地突然出现在风暴中心。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给他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命令他立即组织一个集团军，元首已经将其命名为“第1伞兵集团军”。大吃一惊的斯图登特听电话的时候心想：“对一支并不存在的部队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华而不实的头衔。”

斯图登特的伞兵分散在德国各地，而且除了几支训练有素、装备齐整的部队之外，大部分都是只配备训练武器的刚招募来的新兵。他的兵力大约有1万人，几乎没有运输车辆、装甲车或者火炮，斯图登特甚至连参谋长都没有。

然而，约德尔解释说，西线迫切需要斯图登特的士兵，需要由他们在安特卫普和列日—马斯特里赫特地区之间“坚守一条沿着阿尔贝特运河展开的防线”，从而“堵住一个巨大的缺口”。斯图登特接到的命令是尽快率领他的部队赶到荷兰和比利时，武器装备将在“目的地的铁路卸载点”配发。除了伞兵之外，上级还为他的新“集团军”拨出2个师。斯图登特很快就得知，其中第719师是“由驻扎在荷兰沿海的老年人组成的，他们到目前为止连一枪都没有放过”。他的第二个师，也就是第176师的情况更加糟糕，师里的人员全都是“伤残者和康复期的病人，为了方便起见，人们按照所患疾病的不同将他们分别编在不同的营里”，甚至还为那些患有胃病的人设立了特殊的“病号饭”厨房。除了这些部队之外，他还将拥有分散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形形色色的其他兵力——德国空军部队、海军水兵和高射炮兵，另外还有25辆坦克。斯图登特是空降作战和训练有素的空降突击部队方面的专家，在他看来，这个临时凑合的集团军是一项“庞大而可笑的即兴之举”。但无论如何，他又重返战场了。

斯图登特整个下午都在通过电话和电报把部下召集起来或派遣出去。据他估计，他的全部兵力部署到前线至少需要4天时间。不过，他手下最强悍最精锐的部队将在24小时之内乘专列抵达荷兰，作为莫德尔B集团军群的一部分，进入阿尔贝特运河岸边的阵地，斯图登特将其称为“闪电机动”。

约德尔的电话以及自己搜集到的情报令斯图登特焦虑不安。很显然，他最训练有素的部队——第6伞兵团，外加1个营，总共约有3 000人——大概就是全德国唯一做好战斗准备的预备部队。他发现情况不妙。

仍在西线德军总司令位置上的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疯狂地试图堵住安特卫普东边那个张得很大的缺口，阻止德军从比利时仓促撤入荷兰。到目前为止，冯·伦德施泰特被任命为继任者的消息还没有传过来，德军各部彼此纠缠在一起，局势一片混乱几乎失控。他已经与另一半部下——南方的G集团军群——失去了联系。该集团军群指挥官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大将是否已经成功地率部从法国撤退了？莫德尔吃不准。对疲惫不堪的陆军元帅来说，G集团军群的困境倒在其次，更大的危机显然是在北方。

英军和美军的装甲纵队凶狠利落地把B集团军群一分为二。在B集团军群下辖的2个集团军当中，背靠北海的第15集团军大致被围困在加来与安特卫普西北某地之间，第7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被赶回马斯特里赫特和亚琛（Aachen） 方向。在2个集团军之间有一个120公里宽的缺口，英军已经通过这个缺口直扑安特卫普。而在同一条路线上仓皇后撤的，是莫德尔士气低落的部队。

莫德尔绝望地阻止他们逃跑，向部队发出了一个带有个人情感的请求：

……随着敌人的推进和我军战线的后退，几十万官兵正在退却——陆军、空军和装甲部队——这些部队必须按照预定计划进行重组，坚守新的防御支撑点或防线。

在这些川流不息的士兵当中，有一些被击溃的部队残部，他们暂时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无法接收到明确的命令。每当秩序井然的纵队离开公路进行重组的时候，组织混乱的部队仍在络绎不绝地赶路。随着他们搭乘的车辆的移动，谣传、妖言惑众、草率、无尽的骚乱和邪恶的利己主义也在移动。这种气氛被传播到了后方区域，传染给了那些仍然齐装满员的部队，因而在这个极端紧张的时刻，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予以制止。

我要唤起你们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我们打了败仗，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尽管我知道你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一些问题，但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更多的东西。无论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永远也不要失去你们对德国未来的信念。与此同时，你们也必须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此时此刻男子汉和懦夫会被区分开来，也应该把他们区分开来。现在每个军人都肩负同样的责任，当他的指挥官倒下时，他必须准备接替他的职位，继续下去……

下面是一连串冗长的指示，莫德尔在指示中“明确”要求，撤退的部队应该“立即向最近的指挥部报到”，向其他人灌输“自信、自立、自控和乐观主义”，并批驳“愚蠢的流言蜚语、谣传和不负责任的报告”。他说，敌人“并不会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而且“要是把妖言惑众的人所说的坦克都统计在内的话，那就会有10万辆了”。他乞求他的部下，不要“在迫不得已之前”放弃重要的阵地或者毁掉装备、武器以及设施。这份令人吃惊的文件的最后部分强调，一切都取决于“赢得时间，元首需要时间将新式武器和新的部队投入战斗”。

实际上，德军通信主要依靠无线电，由于没有更多的通信工具，莫德尔只能希望他的“当日命令”能够下达到所有部队。在混乱之中，他甚至都不能确定自己失去组织而又损失惨重的部队的最新位置，也无法确切地知道盟军的坦克和部队推进了多远。还有盟军的“主攻方向”（Schwerpunkt）是哪里——北部的英军和美军是不是正朝齐格弗里德防线进发，并从那里渡过莱茵河，进入鲁尔地区？巴顿强大的美军第3集团军，是不是正在向萨尔地区、齐格弗里德防线突击，试图强渡莱茵河进入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莫德尔的困境与2个月前的形势密不可分。当时冯·伦德施泰特被解职，希特勒迅速任命冯·克卢格接替这位老元帅。冯·克卢格原本在苏联指挥中央集团军群，后来休了几个月的病假，他对元首进行礼节性拜访时，恰逢希特勒决定免去冯·伦德施泰特的职务。可能是因为冯·克卢格碰巧是眼前唯一的一位资深军官，希特勒二话不说便任命大吃一惊的冯·克卢格为西线德军总司令。

经验丰富的前线指挥官冯·克卢格于7月4日接任，一共干了44天。盟军像冯·伦德施泰特所预言的那样成功达成突破。“整个西线都被撕开了！”冯·克卢格告知希特勒。盟军排山倒海般从法国席卷而过，这让冯·克卢格不知所措，他像前任冯·伦德施泰特一样，发现双手被希特勒坚持“禁止撤退”的命令束缚住了。在法国的德国军队被包围了，差点被消灭。而正在此时，另一场震荡动摇了第三帝国——对希特勒的一次未遂刺杀。

在元首大本营一次冗长的会议中，一颗放在公文包里的定时炸弹爆炸了，屋里有许多人被炸死或炸伤。这颗炸弹是由拥有伯爵头衔的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放在希特勒身边的桌子下面的。元首得以幸免，只受了点轻伤。尽管介入此次密谋的只是一小撮精英军官，但希特勒却进行了残酷报复。与密谋者或密谋者家人有来往的人都被逮捕，许多人不问缘由被立即处决 ，大约有5 000人受牵连而丧命。冯·克卢格间接与此案有牵连，而且希特勒还怀疑他试图与敌人谈判投降。于是冯·克卢格的职务被莫德尔取代，并被命令立即回国向元首述职。在离开司令部之前，绝望的克卢格给元首写了一封信，然后在前往德国的途中服毒自尽。

在给元首的信中，他写道：

当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应对当下的战事。不论是隆美尔还是我，大概还有其他所有西线指挥官，凡是与占尽物质优势的英美联军打过仗的人，都预见到当前的发展。我们的话没有人听，我们对形势的理解并非悲观主义的结果，而是基于对事实的清醒认识。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色的莫德尔元帅是否能控制局势，我衷心希望他可以做到。然而，假如他做不到的话，而您的新式武器……又没有取得成功，那么，我的元首，不妨下定决心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吧。到了该结束这件恐怖事情的时候了……我一直钦佩您的伟大……钦佩您钢铁般的意志……现在也请您结束无望的挣扎，以表现出您足够伟大……

即使希特勒吹嘘的那个将持续千年的“第三帝国”正在逐渐衰亡，摇摇欲坠，他也无意承认盟军胜利。他试图在各条战线上免于失败。然而元首所采取的每个步骤似乎都比前一个步骤更不顾一切。

任命莫德尔为西线德军总司令并不能扭转战局。莫德尔与冯·伦德施泰特不同，或者简单说与冯·克卢格也不同，他并没有隆美尔在战斗方面的天赋作为后盾。7月17日，盟军飞机的低空扫射把隆美尔打成重伤，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接替他。 起初莫德尔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他确信自己能够扭转局势，于是承担了隆美尔原先的职责，结果他不仅是西线德军总司令，还身兼B集团军群指挥官。尽管莫德尔是防御战专家，但这种形势对任何一位指挥官来说都过于危险了。

这时，B集团军群正在一条防线上为生存而战，那条防线大致在比利时海岸到法国和卢森堡的边境之间。从那里往南一直到瑞士，莫德尔所部的其余部分——布拉斯科维茨大将所率领的G集团军群——已经被打垮了。8月15日，法国和美国军队在马赛地区发动了盟军在法国的第二场登陆战，布拉斯科维茨的集团军群匆匆撤离了法国南部。在盟军的持续重压之下，他们正向德国边境仓皇撤退。

盟军的装甲部队沿着莫德尔土崩瓦解的北部战线撕开了一个120公里宽的口子，这样一来从比利时攻入荷兰，再从那里打穿德国脆弱的西北边境的路线就畅通无阻了。齐格弗里德防线从瑞士开始，沿德国边境伸展，终结于荷兰与德国边境上的克莱沃（Kleve） ，攻入荷兰的盟军部队能够从这里包抄这条巨大的筑垒地带。盟军如果绕过希特勒的“西墙”北端并渡过莱茵河，就能挥师杀入鲁尔地区，直取第三帝国的工业心脏。这一招足以令德国彻底崩溃。

莫德尔在72小时之内两次绝望地请求希特勒派出增援部队。在这个不设防的缺口上，他的部队正乱作一团，秩序需要恢复，缺口亟待堵住。莫德尔的最新报告是在9月4日凌晨发给希特勒的，报告提醒元首危机迫在眉睫，他必须得到至少“25个战力齐整的师，以及由5个或6个装甲师组成的装甲预备队”，否则整条战线就可能崩溃，“进入德国西北部的门户”将被打开。

莫德尔最关切的是英军进入了安特卫普。他不知道作为欧洲第二大港，这座巨大的港口究竟是被完好无损地夺取了，还是被德国守备部队破坏掉了。安特卫普城区身处内地，所以并非症结所在。要想使用安特卫普港的话，盟军需要控制其通向大海的水路。入海口有87公里长、4.8公里宽，从北海进入荷兰，经过瓦尔赫伦（Walcheren）岛，环绕着南贝弗兰（Zuid Beveland）半岛 。只要德军火炮能控制住斯海尔德（Schelde）河河口，盟军的船队就无法进入安特卫普港。

对莫德尔来说，最不幸的是除了瓦尔赫伦岛上的几个高射炮连和海岸重炮之外，他在斯海尔德河北岸几乎没有部队。但在斯海尔德河的另一侧，古斯塔夫—阿道夫·冯·灿根（Gustav-Adolf von Zangen）步兵上将的第15集团军——这支8万多人的部队几乎被孤立在加来海峡省一带。尽管他们被包围了——在他们的身后，北边和西边都是大海，而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又从南边和东边步步紧逼——但他们仍然控制着斯海尔德河口南岸的大部分地方。

莫德尔认为，英军坦克部队一定会趁势沿北岸推进并将其守军肃清；用不了多久整个南贝弗兰半岛就可能落入他们手中，在离安特卫普不到29公里的比利时边境北段，狭窄的半岛底部即将被封锁，从而与荷兰大陆隔开；接下来，为了开放港口，英国人就会进攻并歼灭陷于困境的第15集团军，彻底肃清南岸，因此必须把冯·灿根的军队救出来。

9月4日下午晚些时候，在位于列日东南的绍德方丹（Chaud- fontaine）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里，莫德尔发布了一连串命令。他通过无线电命令冯·灿根坚守斯海尔德河南岸，并增援敦刻尔克、布洛涅和加来这些较小的港口。希特勒早些时候曾经颁布命令，要以“坚守要塞般的狂热决心”来保卫这些港口。倒霉的冯·灿根要率领他的剩余部队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冲进势不可当向前突击的英军装甲部队之中。这是孤注一掷的打法，然而莫德尔别无选择。如果冯·灿根的进攻取得成功，就可能把安特卫普的英军孤立起来，并将蒙哥马利正向北方长驱直入的装甲矛头的后路切断；倘若进攻失利，冯·灿根的努力也可能争取到时间，迟滞盟军的进攻速度，这足以让预备队赶到阿尔贝特运河并沿河坚守一条新的战线。

莫德尔并不知道到底有哪些部队会赶来增援。入夜后，对于再增派几个师的兵力用来稳定前线的请求，希特勒终于给了回应。那是条简短的消息，即他的西线总司令职务由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接任。冯·克卢格担任西线总司令一职只有44天，莫德尔则连18天都不到。素来喜怒无常而又雄心勃勃的莫德尔这一次反应平静，他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行政长官的短处，而且比那些批评他的人所认为的更为深刻。 现在他可以集中精力做他最拿手的工作了：作为前线指挥官只指挥B集团军群。不过，在他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的最后一天，在其匆忙发布的一连串狂乱的命令当中，有一道将被证明会产生重大影响，这道命令涉及他麾下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调动。

该军军长是50岁的威廉·比特里希（Wilhelm Bittrich）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他与莫德尔失去联系已经超过72个小时了。自诺曼底战役以来，他的部队连续作战，损失惨重。比特里希的坦克损失数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部下还缺乏弹药和燃料。由于通信故障，比特里希只通过无线电收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命令，并且收到时为时已晚。由于不能确定敌人的动向，急需得到指示，比特里希动身步行去找莫德尔，他最终在列日附近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里找到了陆军元帅。“自1941年在东线会过面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莫德尔戴着单片眼镜，穿着短皮夹克，正站在那里看地图，同时厉声下达一个又一个命令。没有多少时间进行交谈，我被告知正式的命令将随后下达，在接到命令前要把我的军部向北转移到荷兰去。”比特里希得到指示尽快“让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重整旗鼓并补充装备”，莫德尔告诉他，这两支遭到重创的部队要“缓慢地脱离战斗并立即前往北方”。

茫然无知的比特里希基本上无法预见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里发生的一切，他的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将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莫德尔为比特里希选择的休整地是一片安静的区域，距离前线大约120公里远。由于历史的偶然性，这个地区把阿纳姆城也包括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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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兰仓促撤退的德国人放慢了速度，尽管到目前为止，兴高采烈的荷兰人之中还没有什么人能意识到这一点。从比利时边境向北一直到阿纳姆，公路仍被堵得水泄不通，但行军的队列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夏尔·拉布谢尔在阿纳姆大桥上方的省政府大楼里工作，从他所在的位置来看，过桥的车辆、部队以及纳粹同情者的洪流并没有减少。但在拉布谢尔的位置往北几个街区的地方，古董书书商赫哈德斯·威廉默斯·赫斯伯斯（Gerhardus Wilhelmus Gysbers）却注意到了一个变化：从西面进入阿纳姆的德军部队不再走了。赫斯伯斯家旁边的威廉斯兵营院子以及附近的几条街道上挤满了马拉的车辆和制服杂乱的士兵，他注意到，里面有德国空军野战部队、高射炮兵、荷兰党卫队以及第719海岸步兵师那些上了年纪的士兵。在阿纳姆的抵抗组织领导人彼得·克鲁伊夫看来，很显然这绝不是短暂的停顿，这些部队不是返回德国的，而是正在缓慢地重组；第719海岸步兵师的一些部队正乘坐马车开始南下。克鲁伊夫在阿纳姆地区的情报组长，33岁的亨利·亚历克斯·赖尼尔·克纳普（Henri Alexis Reinier Knap）悄悄地骑着自行车穿过该地区，同样发现了这个微妙变化。克纳普感到很疑惑，他想知道伦敦播报的那些乐观广播是不是假的，如果是的话他们就被残忍地欺骗了。他看见各地的荷兰人兴高采烈，人人都知道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安特卫普，毫无疑问荷兰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获得解放。克纳普看得出德国人正在重整部队。他知道虽然敌人眼下没有多少实力，但如果英国人不迅速赶到的话，他们的力量就会增强。

在阿纳姆以南18公里的奈梅亨，德军宪兵队正在封锁通向德国边境的公路。葡萄酒进口商埃利亚斯·亨里克斯·布鲁坎普（Elias Henricus Broekkamp）看见一些部队正在朝北方的阿纳姆行军，但多数人流还是就地停下重新集结，随后列队成扇形展开。与阿纳姆人一样，这名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似乎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同，布鲁坎普看到荷兰平民正在对着德国人张皇失措的窘境哈哈大笑、冷嘲热讽。

事实上，这种窘况正在消失，奈梅亨正在变成部队集结地，再次被德国军队牢牢掌控。

再往南，在离比利时边境不到16公里的艾恩德霍芬，撤退几乎停止了。现在开往北方的零星车队，里面更多的是平民纳粹分子而非军人。弗兰斯·科尔蒂之前看见德国人正从飞利浦电器工厂的屋顶上卸下高射炮，但现在他注意到了新变化，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铁路支线上，一列挂载着平板车的火车进站，上面装载的是重型高射炮。科尔蒂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令那些善于观察的荷兰人更加气馁的是，他们发现增援部队正从德国赶来，在蒂尔堡（Tilburg）、艾恩德霍芬、海尔蒙德（Helmond）和韦尔特（Weert），人们看见生力军的先遣队乘坐火车赶到了。他们迅速下车，列队集合，奔赴荷兰—比利时边境。这并不是寻常的德国陆军部队。他们久经战阵，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一看那与众不同的钢盔和迷彩服，就能知道他们是能征善战的德国伞兵。

5

9月5日傍晚，斯图登特大将的第一批伞兵已经开始沿着比利时阿尔贝特运河的北岸挖掘战壕，他们急得要发疯。中午赶到的斯图登特吃惊地发现，莫德尔的“德国新防线”严格来说就是那条25米宽的河流屏障本身。防御阵地毫无踪影，根本不存在防御支撑点、战壕或防御工事，而且斯图登特注意到，对守军来说更糟糕的是“几乎每个地方南岸都高于北岸”。就连那些横跨在运河上的桥梁也依然矗立着，工兵们才开始安装炸药，在一片混乱中显然没有人下过把它们炸掉的命令。

尽管如此，斯图登特的时间表却计划完善，空降部队的“闪电调动”大获成功。“鉴于这些伞兵是从德国各地匆匆赶来的，从梅克伦堡的居斯特罗（Güstrow）到洛林 地区的比奇（Bitsch）都有，”他后来回忆说，“再加上他们赶到时从德国各地运来的武器装备已经在铁路末端等待他们，这个速度就相当惊人了。”斯图登特不能不敬佩“总参谋部和德国各地相关机构惊人的精确”。卡尔·西弗斯（Karl Sievers）少将 的第719海岸步兵师也发兵神速，斯图登特高兴地看到，该师赶往安特卫普以北阵地的纵队“正在公路上咔嗒咔嗒地前进，他们的运输车辆和火炮都由健壮的役畜牵引” 。斯图登特匆匆组建的第1伞兵集团军每个小时都有人员抵达，而且凭着非同寻常的好运气，他居然从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援兵。

德军从比利时仓促撤入荷兰的速度已经放慢了，随后又被一个不屈不挠且足智多谋的人实质性地阻止了：这个人就是库尔特·希尔（Kurt Chill）中将。希尔的第85步兵师几乎被全歼，他奉命挽救剩余的兵力并撤回德国，但这位意志坚定的将军目睹了公路上近乎惊慌失措的撤退，在莫德尔“当日命令”的激励下，他决定无视之前的命令。希尔断定，避免灾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沿着阿尔贝特运河组织防线。他把第85步兵师的剩余兵力与另2个师的残部合并，把这些人迅速分布到运河北岸的战略要点上。接下来，他把注意力转向各座桥梁，在桥梁的北出口处设立了“收容中心”。在24小时之内，希尔成功地从德国武装部队几乎所有的军兵种中网罗了成千上万名军人，那是一群“百衲被似的乌合之众” ，其中包括德国空军的机修工、军政府的工作人员、海军的岸防单位以及分属十多个师的官兵，但当斯图登特到达的时候，这些充其量只配备着步枪的掉队者已经被部署到运河上了。

希尔在控制近乎崩溃的局面时表现出色，斯图登特将其称为“奇迹”。他以惊人的速度建立了一条勉强说得过去的防线，从而为斯图登特所部的到达争取了一些时间，后者还需要几天才能全军就位。即使算上希尔的兵力，斯图登特拼凑起来的第1伞兵集团军总共也就18 000～20 000人，外加一些火炮、高射炮和25辆坦克——其兵力规模还抵不上美军的1个师。斯图登特的兵力根本无法守住从安特卫普到马斯特里赫特的这段120公里宽的缺口，更不用说将其封闭了。而朝这支兵力不足的部队全速迎面冲来的，是英军第2集团军令人生畏的装甲部队以及美军第1集团军一部。斯图登特在火炮和兵员数量对比上都屈居下风，他与灾难之间几乎就只剩下阿尔贝特运河了。

敌人将在运河的什么地方发起进攻呢？斯图登特的防线到处都易受到攻击，只是有些地区更为关键。他尤其关注安特卫普北边的那处防区，薄弱的第719海岸步兵师刚刚接防了那里的阵地。是否还有时间将这条25米宽的河流屏障变成一条延缓盟军进程的主防线，让更多的增援部队抵达运河边呢？这是斯图登特最大的希望。

他原以为随时都会遭到进攻，然而却一直没有得到盟军装甲部队的相关报告。尤其令斯图登特感到惊讶的是，在安特卫普以北的部队几乎没有与敌军发生接触。他原以为英军坦克部队在攻占了安特卫普以后，会挥师北上截断南贝弗兰半岛，然后直捣荷兰腹地。到目前为止，斯图登特认为英军已经放慢了推进速度，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18天的时间里，西线德军总司令部庞大纷繁的机构不得不4次转移。在经历了轰炸、炮击，甚至几乎被盟军坦克追上的绝境之后，西线德军总司令部终于在帝国边境后面停了下来。9月5日，14点刚过，新任西线总司令在科布伦茨附近的小城阿伦贝格（Aremberg）找到了他的司令部。

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又累又急。他免除了通常德军司令官交接时的军事礼仪和吹奏军号，立即召开了一系列一直持续到夜间的参谋会议，其进入角色的速度之快，着实让那些不熟悉老元帅的军官吃了一惊。而对老熟人来说，就仿佛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一般。对所有人来说，单是冯·伦德施泰特的出现就让他们如释重负重拾信心。

冯·伦德施泰特的任务非常艰巨，问题异常棘手。他必须尽快为650公里长的西线制定出一个战略方针来，这条战线从北海开始，一直延伸到瑞士边境——莫德尔元帅已经坦率地发现，这个计划超出了他的能力。可供冯·伦德施泰特调遣的是遭到重创的部队——北方的B集团军群和南方的G集团军群，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他要用这些部队坚守各地，甚至还要发动反攻。与此同时，为了使帝国免遭入侵，他还要把希特勒“固若金汤”的齐格弗里德防线变成现实——那些早已被废弃、尚未完工的混凝土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就疏于管理无人驻守，连火炮都被拆掉了。虽然还有麻烦在等着他，但当天下午冯·伦德施泰特首先要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它们比他所预料的还要糟糕得多。

形势很严峻。在7月份被希特勒解职以前，冯·伦德施泰特麾下有62个师，现在他的首席参谋（德军部队中的作训参谋主任）博多·齐默尔曼（Bodo Zimmermann）上校 交出了一份惨不忍睹的情况汇总表。他告诉老元帅，在2个集团军群当中有“48个有名无实的师、15个几乎没有坦克的装甲师和4个空架子装甲旅”。齐默尔曼说，这48个师的兵员、装备和火炮严重匮乏，因此它们的“战斗力充其量只相当于27个师”，这些部队还不到“盟军兵力的一半”。参谋们告诉冯·伦德施泰特，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起码有60个师（这个估计是错误的，当时艾森豪威尔在欧洲大陆上有49个师），不仅完全摩托化，而且齐装满员。

至于德军的装甲部队，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据估计盟军在前线有2 000多辆坦克，而德军只剩下100辆。德国空军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盟军在战场上空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冯·伦德施泰特自己总结出的严酷现实是，他的部队大多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盟军在兵力上的优势超过2∶1、火炮2.5∶1、坦克20∶1、飞机25∶1。 除此之外，燃料、运输工具和弹药也严重匮乏。冯·伦德施泰特的新任参谋长——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Siegfried Westphal）中将后来回忆说：“形势令人绝望，前线已千疮百孔，名存实亡，如果敌人能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的话，那么任何一处溃败都将带来灾难。”

布鲁门特里特中将完全同意韦斯特法尔的看法，甚至还有更为独到的见解。 在他看来，如果盟军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并在某处达成突破”，那么崩溃就会接踵而至。冯·伦德施泰特麾下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正在对抗乔治·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后者正向梅斯进攻，兵锋直指萨尔工业区。这点兵力有可能迟滞巴顿，但并不足以挡住他。布鲁门特里特认为，盟军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反而会打击德军最薄弱的地方——尝试向北推进，渡过莱茵河后进入鲁尔地区。他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样做，因为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那样：“谁拥有德国北部，谁就拥有了德国。”

冯·伦德施泰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盟军的主要目标毫无疑问是为了夺取鲁尔地区。北方的英军和美军正在朝那个方向推进，直指亚琛地区的国境线，看来已经无法阻止他们打穿那条无人把守、老旧过时的齐格弗里德防线，并穿过德国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那条至关重要的莱茵河——直捣帝国的工业心脏。

冯·伦德施泰特善于分析的头脑又洞察了另一个事实，艾森豪威尔战技娴熟、训练有素的空降部队曾在诺曼底登陆中得到了非常成功的运用，现在它们已经从德军的态势图上消失了。这些部队并没有被作为步兵投入战斗，显然是撤回去准备进行另一次空降行动。但行动将在何时何地进行呢？在对鲁尔地区发起进攻的同时投入空降部队助战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冯·伦德施泰特看来，空地协同进攻可能出现在两个关键地区：或在“西墙”防御工事后面，或在莱茵河的东岸以便夺取桥头堡。实际上，莫德尔元帅在几天前给希特勒发出的电报中就表达出了相同的担忧，他强调这样的可能性是一种“严重威胁”。冯·伦德施泰特同样也得考虑这种可能性，即盟军在向鲁尔地区和萨尔地区推进的同时还会投入空降部队。对于这些近在眼前的威胁中的任何一个，老元帅都看不出有什么破解之法。盟军的机会丰富多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力在混乱中维持秩序，如果可能的话，准确判断出盟军的意图从而赢得时间。

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低估艾森豪威尔对有关德军困境情报的掌握，但他也在考虑盟军统帅部是不是真的意识到，德军的形势是多么令人绝望？正如他对布鲁门特里特所说，真相是他在用“衰弱的老人”来作战，而“面对盟军的猛攻”，“西墙”上的那些碉堡“起不了作用”，他认为“保卫这些耗子洞只是出于声誉的原因，这简直是发疯”。尽管如此，他还是得把这条幻影似的“齐格弗里德防线”变成真正的防线，防御工事必须做好准备，配备兵员。冯·伦德施泰特言简意赅地告诉他的参谋们：“我们必须设法坚守至少6个星期。”

冯·伦德施泰特研究着当前各方面的形势，绘制出盟军可能调动的示意图，再推断各种选择的可能性。他注意到，最强有力的进攻仍然来自正朝萨尔地区推进的巴顿，北方的英军和美军的压力就明显少了一些。冯·伦德施泰特想到，他在北方地区没有发现军队调动的迹象，盟军的推进几乎趋于停顿。布鲁门特里特后来记得，冯·伦德施泰特又把注意力转到蒙哥马利的战线，集中到安特卫普的形势上。现在已经超过36个小时了，英国人既没有从该市向北推进，也没有切断南贝弗兰半岛，这一报告引起了他的好奇。显然，安特卫普的大规模港口设施将解决盟军的补给问题，但如果通往港口的那道87公里长的水道与河口仍然在德军手中的话，他们依旧无法使用该港。在老元帅看来，显然他所注意到的停顿是确实存在的：盟军确实放慢了速度，尤其是蒙哥马利的地段。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之中，冯·伦德施泰特深入研究过英军的战术，对他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他也得以亲自观察美军的作战方式。他发现在对装甲兵的运用上，美国人更具想象力也更大胆，英国人则擅长运用步兵，不过以上情况又因指挥官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在冯·伦德施泰特眼里，巴顿是一个远比蒙哥马利危险的对手，按照布鲁门特里特的说法，冯·伦德施泰特认为蒙哥马利“过于谨慎、墨守成规、按部就班”。现在老元帅推断着蒙哥马利行动迟缓的原因。冯·伦德施泰特注意到，由于英吉利海峡的其他港口仍然在德军手中，因而安特卫普对艾森豪威尔的进军至关重要——可是蒙哥马利为什么连续36个小时都没有采取行动，而且显然没有完全控制住这个欧洲第二大港呢？只可能有一个原因，蒙哥马利并不打算继续进攻。冯·伦德施泰特确信，他不会偏离习惯——在小心翼翼、关注诸多细节问题的蒙哥马利做好充分准备和完善补给之前，英国人绝不会进攻。冯·伦德施泰特由此推断：英国人的战线拉得过长了。他告诉参谋们这并非暂停。伦德施泰特确信蒙哥马利的追击已经难以为继了。

冯·伦德施泰特迅速把注意力转移到过去24个小时里莫德尔下达的命令上。因为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有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让盟军无法使用安特卫普港，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可以把冯·灿根将军陷于困境的第15集团军救出来，这支部队有8万多人——这正是冯·伦德施泰特急需的。

他看了莫德尔给冯·灿根下达的命令，不仅要他坚守斯海尔德河南岸、增援海峡的各个港口，还要用剩余兵力向东北方向发动进攻，直插英军攻势的侧翼——这次进攻定于6日早晨发动。冯·伦德施泰特毫不犹豫地取消了这次进攻，因为在当前形势下他看不出此举有什么可取之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更为大胆、更富有想象力的计划。莫德尔命令的前半部分可以继续执行，现在坚守海峡的各个港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但冯·灿根不必再向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而是经由海路撤出他的剩余部队，渡过斯海尔德河到达瓦尔赫伦岛。冯·灿根的部队一旦回到斯海尔德河河口北岸，就能够沿着一条从瓦尔赫伦岛出发的公路向东行军，越过南贝弗兰半岛，最后到达安特卫普北边的荷兰本土。考虑到盟军的空中力量，在布雷斯肯斯（Breskens）港和弗利辛恩（Vlissingen）港之间，使用轮渡通过4.8公里宽的斯海尔德河口的行动就必须在夜间进行。如果运气好的话，第15集团军主力就可以在2个星期之内安全撤出。冯·伦德施泰特知道这个计划颇具危险性，但他别无他法，倘若成功就会有一个基本完整的德军集团军供其调遣，哪怕这个集团军同样遭到了重创。不仅如此，他还将继续——令人难以置信——控制住至关重要的安特卫普港。但这次行动的成功将完全依赖于冯·伦德施泰特的预感，蒙哥马利的进攻得确实停顿下来。

冯·伦德施泰特确信这一点。此外他还希望蒙哥马利放慢速度的背后有更深远的含义，由于交通线和补给线过分延长，盟军的高速追击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布鲁门特里特后来回忆，会议结束时“冯·伦德施泰特看着我们，提出了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至少这一次，希特勒可能是正确的”。

尽管只是部分正确，但希特勒和冯·伦德施泰特对形势的估计远比他们以为的精确。冯·伦德施泰特需要宝贵的时间来稳定前线，而这时间正是盟军自己提供的。事实上，德军失败得太快了，比盟军取胜的速度都要快。

6

就在冯·伦德施泰特孤注一掷，打算把陷入困境的第15集团军拯救出来的同时，在240公里外的安特卫普，英军第11装甲师师长乔治·菲利普·罗伯茨（George Philip Roberts）少将正兴高采烈地向上级汇报，自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他的部队不但攻占了市区，还拿下了那座巨大的港口。

罗伯茨的坦克部队与禁卫装甲师一起，在仅仅5天的时间里异乎寻常地推进了400多公里。迈尔斯·克里斯托弗·邓普西（Miles Christopher Dempsey）中将英勇的英军第2集团军先头部队，接到了第30军军长布赖恩·格温·霍罗克斯（Brian Gwyne Horrocks）中将的命令，要“疯狂地持续前进”。禁卫装甲师被留下占领布鲁塞尔，罗伯茨的师则绕过这座城市，在比利时地下抵抗组织的勇敢协助下于9月4日凌晨杀入安特卫普。大约36个小时以后，英军就肃清了深水港内惊慌失措的敌人。大获全胜的罗伯茨现在报告说，他的部下已经完好无损地夺取了安特卫普占地4平方公里的巨大港区。仓库、起重机、桥梁、5.6公里长的码头、驳岸、船闸、干船坞、机车车辆都被夺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连那些极其重要的电控水闸都处于工作状态。

德国人破坏港口的计划失败了。他们虽然已经在主要桥梁和其他关键设施下面安放了炸药，但由于被英军和抵抗组织（其中的比利时工程师清楚地知道炸药安放处）的惊人速度搞得不知所措，一片混乱中的德国守军根本没有机会摧毁这些巨大的港口设施。

37岁的罗伯茨出色地完成了下达给他的任务。不幸的是，在此次欧洲战场最大的失算当中，没有人指示他利用当前的态势扩大战果——也就是说，立即挥师北上，在北郊的阿尔贝特运河上建立桥头堡，然后全速冲向仅仅29公里外的南贝弗兰半岛根部。只要坚守该地峡3.2公里长的根部，罗伯茨就能困住里面的德军，从而为肃清至关重要的北岸之敌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疏忽 ，安特卫普港作为重要的战利品已经落入盟军手中，但河口却仍然在德军的把守之下。这个巨大的港口本来能够缩短盟军整条战线的补给线并向其输送物资，现在却没能派上用场。在令人头脑发热的气氛之中，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疏忽会带来严重后果。确实，似乎没有必要匆忙上阵，既然德国人已经溃败，那么随时都可以肃清残敌。第11装甲师已经完成了既定任务，那接下来就该坚守阵地待命出击了。

邓普西的装甲部队在北方的长驱直入堪与巴顿在阿登高地南部的推进相媲美，不过这一过程就这么结束了，尽管此时还没有什么人意识到这一点。罗伯茨的部下疲惫不堪，燃料和补给都不足。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的其余部队同样如此。因此，就在那天下午，那种把受到重创后全无士气可言的德国人赶回北方的无情压力突然就减轻了。当英国人停顿下来，等候“补充装备、加注燃料并休息”的时候，在安特卫普犯下的错误就更加严重了。

甚至连颇具朝气和能力的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将军都没有考虑安特卫普。 和英军第21集团军群指挥官蒙哥马利元帅一样，他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另一个目标上：渡过莱茵河，迅速结束战争。就在几个小时前，为各集团军的气势和干劲而欢欣鼓舞的蒙哥马利给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发动强有力的挺进直捣柏林，就有可能到达那里结束对德战争。”

身处伦敦的荷兰亲王伯恩哈德与威廉明娜女王进行了商谈，然后给待在加拿大的妻子朱丽安娜公主发了封电报，催促她立即飞到英国，准备一旦荷兰获得自由便返回祖国。为期数年的流亡生活即将结束，解放会迅速到来，他们必须做好准备。不过，伯恩哈德却又觉得心神不安。

在过去的72小时里，抵抗组织发来的电报反复强调，驻扎在荷兰的德国人惊慌失措，并一再说开始于9月2日的撤退仍然在进行。但现在——9月5日——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报告说，尽管德国人仍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集体大逃亡似乎慢了下来。伯恩哈德也听取了荷兰流亡政府首相的报告。海布兰迪首相有点尴尬，显然他在9月3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为时过早，毫无疑问盟军部队根本就没有越过荷兰边境。亲王与首相分析原因，英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从他们收到的地下抵抗组织电报来看，荷兰的形势肯定是很明朗的。

伯恩哈德迷惑不解，他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只能倚仗他的顾问们。 如果德国人仍然处于混乱之中，就像他的抵抗组织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由几辆坦克进行一次突击”就能“在几个小时内”解放国家——那么英国人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也许是因为蒙哥马利不相信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认为他们外行或者不可靠？伯恩哈德找不出别的解释。否则，为什么英国人并没有马上越过边境，而是一再犹豫呢？他与他的大臣们、美国的巡回大使安东尼·比德尔，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保持着联系，并由此意识到部队的推进是如此顺利，以至于形势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发生变化。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还是想得到第一手信息。他做出一个决定：请求盟军最高统帅部允许他飞到比利时，尽快见到蒙哥马利本人。他对盟军高级指挥层很有信心，对蒙哥马利更是如此。即便如此，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伯恩哈德也应该知道。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简朴的帐篷指挥部，就设在距离布鲁塞尔市中心几公里处的拉肯（Laeken）的花园里。他曾发出一份“仅限艾森豪威尔阅读”的个人密电，这会儿正在指挥部里不耐烦地等待回音。这份9月4日深夜发出的电报迫切要求向柏林发起一次迅猛有力的突击。现在已经是9月5日中午，这位58岁粗率精瘦的阿拉曼战役的英雄正在等候答复，为战争的未来进程而烦恼。在诺曼底登陆的2个月前他就说过：“如果我们行事妥当，不犯错误，那么我相信德国将在年内退出战争。”蒙哥马利始终坚定地认为，在盟军攻占巴黎并渡过塞纳河之前，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就已经铸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宽大正面战略”——也就是让各集团军稳步向第三帝国边境推进，然后抵达莱茵河——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就制定出来的，当时可能是正确的，但眼下蒙哥马利认为随着德国人突然崩溃，当初制定的方针现在已经过时了。正如蒙哥马利指出的那样，这个战略仍旧“毫不动摇”，他受到的所有军事训练都告诉他：“我们不能犯了错而不受惩罚，而且……我们将面临一场给英国人民带来沉重负担的漫长的冬季战役。”

8月17日，他曾向美军第12集团军群指挥官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中将提出了一个单向推进的计划，他本人的集团军群以及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应该“作为一个拥有40个师的紧密团体待在一起，它将会强大到坚不可摧，这支部队应该向东北方向挺进”。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将扫清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德军，并夺取安特卫普和荷兰南部；布莱德雷的美军第12集团军群，其右翼位于阿登高地，应该朝亚琛和科隆挺进。蒙哥马利提议的攻势的基本目标“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夺取莱茵河上的桥头堡，并迅速攻占鲁尔地区”，他解释说此举肯定能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的计划需要使用艾森豪威尔4个集团军中的3个——英军第2集团军、美军第1集团军以及加拿大第1集团军。至于第四个集团军，也就是巴顿的美军第3集团军，此刻正因其辉煌的进军而成为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蒙哥马利自然就给忽略了。他平静地提议，该集团军的推进应该停止。

蒙哥马利原本相信布莱德雷会响应他的提议，但大约48小时以后，他却得知后者事实上赞同由美军进行突击，也就是由巴顿朝莱茵河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进军。这两个计划都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战略理念，盟军最高统帅想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在情况允许的时候，同时向鲁尔区和萨尔区挺进。在蒙哥马利看来，这不再是“宽大正面战略”，而是一个双重突击的计划。他感到现在每个人都“各行其是”——尤其是巴顿，他似乎被给予了高度自由。在蒙哥马利看来，艾森豪威尔决心坚持其原先的战略理念就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最高统帅“实际上完全不了解地面战斗的情况”。

蒙哥马利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正是基于近来令他感到愤慨的事态发展，他觉得这种发展贬低了自己的作用。9月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接管了地面部队的总指挥权。由于最高统帅认为蒙哥马利是“阵地战的大师”，所以把诺曼底登陆当日的突击以及随后作战初期阶段的盟军地面部队的总指挥权交给了这位英国将领。这样一来，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的美军第12集团军群也就处在了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8月底，据美国报纸披露，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仍然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作战，这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一片抗议浪潮，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上将命令艾森豪威尔“立即直接指挥”所有地面部队。美军的各集团军又由美国人自己来指挥了。这个举动令蒙哥马利措手不及。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威尔弗雷德·德甘冈（Francis Wilfred de Guingand）少将后来说：“我认为蒙哥马利……绝没有想到这个日子会来得这么快，可能他希望这个在进攻初期确立的指挥权会保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我认为，他常常忽略声望和民族感情的影响，或是美国在兵员和武器装备上愈来愈大的贡献……然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让一位英国将领和一个英军指挥部对数量更多的美军部队无限期地保留指挥权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他的参谋们来说这可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但对蒙哥马利而言则完全不同，他觉得受到了公开羞辱。

蒙蒂和他的上级——大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Sir Alan Brooke），对艾森豪威尔都颇有微词，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两人都认为他内心矛盾、优柔寡断。在7月28日给蒙哥马利的一封信中，布鲁克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对战争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还有一次，他对最高统帅的定论是“很有个人魅力”，但“从战略角度来看，才智却非常非常有限”。蒙哥马利从来就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看出，艾克简直没有干这项工作的经验”，他觉得虽然历史将会把艾森豪威尔记载为“一个非常出色的最高统帅，但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他却很糟糕，很糟糕” 。愤怒的蒙哥马利于是开始鼓吹一个“地面部队总指挥”的概念，这是一个介于各集团军群指挥官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职位，他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干这项工作——那就是他自己。对于这场地下宣传活动，艾森豪威尔了然于胸却不动声色。最高统帅其实同蒙哥马利一样固执，马歇尔将军给他的命令非常清楚，即便真要有一位地面部队总指挥，那也非他本人莫属。

直到8月23日以前，蒙哥马利都没有机会与艾森豪威尔讨论单向挺进的计划或者设立地面部队总指挥的想法。但在8月23日当天，最高统帅来到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吃午餐。饭后，倔强的蒙哥马利非常冲动地坚持要与最高统帅私下会晤，他还要求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回避。史密斯离开了帐篷，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艾森豪威尔神情严肃地捺住性子，让他的下属就有关“一个稳妥而又合理的计划”的必要性给他开了个讲座。蒙哥马利要求艾森豪威尔决定“主攻方向定在哪里”，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迅速确保获得决定性的战果”。他一再要求“单向推进”，他警告说，如果最高统帅坚持“宽大正面战略，全线齐头并进让所有人持续作战的话，那么推进将不可避免地停顿下来”。蒙哥马利警告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德国人就会赢得恢复元气的时间，战争就会贯穿整个冬天，很可能拖到1945年。如果我们把补给分摊开来，以一个宽广的正面向前推进的话，我们就将处处薄弱，毫无胜算”。在他看来，只有一个方针：“或者是让右翼停下来，用左翼进行打击，或者是让左翼停下来，用右翼进行打击。”只能有一处推进，并竭尽全力对其进行支援。

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一个巨大的赌博，可能收获迅速而又决定性的胜利，也可能造成灾难，他不打算承受相关风险。艾森豪威尔发现自己夹在两方之间，一方是蒙哥马利，另外一方是布莱德雷和巴顿——每一方都鼓吹“重点进攻”，每一方都想担当此任。

蒙哥马利素以行动迟缓的战术而声名狼藉，即便这样的战术是成功的，此时他还要证明自己完全可以用巴顿的速度来利用形势；此刻巴顿的集团军已远远超过其他部队冲在了最前方，渡过塞纳河后正全速冲向德国边境。艾森豪威尔圆滑地对蒙哥马利解释说，不论单向推进是好是坏，他都无法阻止巴顿，无法让美军第3集团军停下来。“美国人民，”最高统帅说道，“绝不会容忍让它停下来，而舆论是能赢得战争的。”蒙哥马利激烈地提出异议。“胜利才能赢得战争，”他宣告，“要是把胜利给人民的话，他们就不会在意是谁赢得了战争。”

艾森豪威尔不为所动。他认为蒙哥马利的观点“过于狭隘”，这位陆军元帅并不“理解总体形势”，但他当时并没有这样说。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解释说，他想让巴顿继续东进，这样他就可能与从南方推进的美军和法国军队相呼应。他简洁明了地表示，自己的“宽大正面战略”将会持续下去。

蒙哥马利暂时把话题转到地面部队总指挥上。“得有人替你指挥地面作战事宜。”蒙哥马利声称，艾森豪威尔应该“运筹帷幄，以便在涉及海陆空等方面的整个错综复杂的全局问题上不偏不倚”。他不再傲慢，态度转而谦恭起来。蒙哥马利说，如果这“涉及美国的舆论”，他将欣然“让布莱德雷掌控战斗，在他的麾下效劳”。

艾森豪威尔迅速拒绝了这个建议。把布莱德雷置于蒙哥马利之上，是英国人民无法接受的，反过来美国人民同样无法接受。他解释说，至于他本人的角色，他无法偏离亲自指挥战斗的计划。但是，为了寻找一些迫切问题的解决办法，他打算对蒙哥马利做出一些让步。他需要海峡的各座港口以及安特卫普，它们对盟军的整个补给问题至关重要。出于这种考虑，艾森豪威尔说暂时将优先考虑由第21集团军群向北方挺进。蒙哥马利可以使用在英格兰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眼下这是盟军最高统帅部仅有的预备队，此外他还可以得到在其右翼推进的美军第1集团军的支持。

用布莱德雷将军的话说，蒙哥马利已经“赢得了最初的小争论”，但这个英国人还远远没有满足，他坚信艾森豪威尔已经错失了“巨大的机会”。巴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亦有同感——不过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艾森豪威尔不仅以美军第3集团军（的推进速度）为代价，把补给的优先权给了蒙哥马利，还拒绝了巴顿冲向萨尔河的建议。巴顿认为这是“这场战争最重大的错误”。

在这场两人间的个性冲突和军事哲学冲突之后的2周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在速度上已经堪与巴顿的集团军相匹敌。到9月5日，随着他的先头部队进入安特卫普，蒙哥马利更加确信自己单向推进的概念是正确的，他决心要推翻最高统帅的决定。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蒙哥马利坚信德国人正濒临崩溃的边缘。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非只有他一个，各级指挥部的情报军官几乎都在预告战争结束在即。最乐观的估计来自伦敦的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缩写JIC）。德国的形势已经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委员会认为敌人已无力恢复元气。他们估计说，每一个迹象都表明“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控制之下的有组织抵抗，不可能持续到1944年12月1日以后，而且……还可能结束得更早一些”。盟军最高统帅部也持同样乐观的态度。8月底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总结宣称：“8月份的各场战役获得了成功，西线之敌遭到重创。两个半月的苦战已经令欧战结束在望。”一周之后的当下，他们认为德军“已不再是一支具有凝聚力的军队，而是若干个企图逃跑的战斗群，失去组织甚至萎靡不振，缺乏武器装备”。英国陆军部作战局那位保守的局长约翰·诺布尔·肯尼迪（John Noble Kennedy）少将 甚至也于9月6日提出，“如果我们以近来的速度向前推进，那么28日就应该兵临柏林城下了……”

在这个乐观预言的大合唱当中，似乎只有一个持异议的声音。美军第3集团军情报部长奥斯卡·威廉·科赫（Oscar William Koch）上校认为，敌人仍然有能力做最后的挣扎，并警告说“除非国内发生动荡或者德国国防军进行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暴动……否则德军将继续战斗，直到被消灭或者被俘” 。但对第3集团军热血沸腾的指挥官乔治·巴顿中将来说，手下情报军官的谨慎评估并没有什么意义。与北方的蒙哥马利一样，南方的巴顿离莱茵河只有160公里，他也坚信现在是“冒险长驱直入杀入敌人国土”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唯一的区别在于，究竟应该由谁来冒风险。现在这两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为荣耀而竞相投标的指挥官为了获得那个机会而一争高下。热切的蒙哥马利把他的竞争范围缩小到了巴顿一人：一位统率整个集团军群的英国陆军元帅，正在试图赶超一位统率1个集团军的美军中将。

在前线各地，胜利的狂热严重影响了战地指挥官们。历经了惊人地横扫法国和比利时之后，不少证据都表明德国人已经满盘皆输了，人们自信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胜利的波涛继续淹没齐格弗里德防线，并波及防线后方的区域杀入德国的心脏。然而，要让敌人难以立足、陷入混乱，就要求盟军持续不断地施压。对继续施压的支持现在已经催生出了一种几乎无人意识到的危机。那种令人飘飘然的乐观主义近乎自我欺骗，因为此时此刻艾森豪威尔的大军从塞纳河畔兴奋地向前冲刺了300多公里之后，面临着巨大的车辆维护和补给难题。在6个星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的持续进军之后，还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前进的势头突然消失了。当第一批坦克开到德国的大门口，在一些地方开始试探“西墙”防线之时，推进速度开始放慢。盟军的追击结束了，被自己的成功扼杀了。

减缓盟军推进速度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港口。其实补给品并不短缺，但补给物资的储备点却在诺曼底，仍然需要通过海滩运上欧洲大陆，或是通过唯一可用的瑟堡（Cherbourg）港登陆——港口位于先头部队后方大约725公里处。从如此遥远的后方为4个全速追击的庞大集团军提供补给物资是一个噩梦般的任务，缺乏运输工具更是雪上加霜。铁路网要么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就遭到了轰炸，要么就是被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破坏了，修复的速度根本跟不上货运需求。而输油管道还在铺设和向前延伸之中。结果从官兵的口粮到燃料，任何物资都得通过公路向前方运送，但令人沮丧的是卡车数量却严重不足。

追击部队在日复一日地向东边挺进，为了能与巴顿齐头并进，每种车辆都被迫用于后勤服务。火炮、高射炮以及备用的坦克被从运输车上卸下留在后方，节省出来的运输车辆就可以用来运送补给物资。各师的运输连都被调走了，英国人干脆把整整1个军留在塞纳河西边，这样一来这个军的运输工具就能为快速推进的集团军其余部队所使用。由于活塞有毛病，英军有1 400辆3吨卡车无法使用，随着这个问题被发现，蒙哥马利的处境更加艰难。

现在人们做出了种种艰巨努力保证追击不停顿。一种传送带式的卡车车队——“红球快运”——向东方疾驶，卸下补给品之后又折回西边再装上补给物资，有些车队常常要疲惫地来回行驶960～1 300公里。即使所有可用的运输工具都昼夜不停地行驶，即便战场上的指挥官采取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各集团军对补给物资的需求仍然无法得到满足。由于负担超过了其能力，这个临时的补给架构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除了严峻的运输问题之外，从诺曼底开始的高速进军也确实令盟军人困马乏了。坦克、半履带车以及各种各样的车辆经历了长时间行驶后，因缺乏适当的维护保养而抛锚。不过这一切困难在汽油短缺面前都相形见绌。艾森豪威尔的各集团军每天需要100万加仑燃料，但收到的却只是这个数字的很少一部分。

后果是严重的。在比利时，当敌人从眼前逃跑的时候，美军第1集团军却原地停留了整整4天，因为它的坦克没有油了。巴顿的第3集团军领先别的集团军160公里以上，更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却不得不在默兹河 畔停顿了5天——他的装甲纵队把汽油用了个精光。当巴顿发现他定了40万加仑汽油，但由于优先级的关系被削减到只有32 000加仑时，不禁勃然大怒。他当即命令先头军的军长：“尽快抬起你们的屁股前进，直到你们的发动机汽油耗尽，然后下车步行，该死的！”巴顿对指挥部里的参谋们大发牢骚，说自己要“面对两个敌人——德国人和我们的最高统帅。我能够收拾德国人，却没有把握战胜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他做出过尝试。巴顿坚信能够在几天内杀出一条路进入德国，并对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发出强烈呼吁。“我的士兵可以吃他们的皮带，”他怒吼道，“可是我的坦克得有汽油啊。”

在诺曼底痛打德军，突破之后对德军进行系统且迅速的打击已经造成了己方后勤方面的危机。诺曼底登陆的计划者们本来以为，敌人将会在各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河流岸边设置防线坚持战斗，因而预测进军速度会更保守一些。他们认为，在夺取了诺曼底滩头阵地和攻占海峡的各处港口之后，应该停顿下来重组部队、囤积补给。预期的立足点将在塞纳河以西，按照预定的时间表，盟军9月4日（D日90天以后）才能进抵塞纳河。敌军的突然崩溃以及向东的仓皇逃窜令盟军的时间表成了废纸一张。谁能预见到盟军的坦克部队会于9月4日就出现在塞纳河以东320公里的地方，甚至还进入了安特卫普？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们本来估计，大约要用11个月才能兵临亚琛的德国边境。现在，随着坦克纵队接近“第三帝国”，盟军把他们的进军时间表提前了差不多7个月。补给和运输系统本来是根据比这慢得多的推进速度设计出来的，现在却苦苦支撑着狂热追击所造成的压力，这简直不可思议。

尽管后勤问题形势严峻，但谁也不想承认各集团军必须尽快停止前进，或者追击已告结束。“师级以上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都一门心思地认为，只要再加上几吨补给，他就能够继续向前冲去赢得这场战争……因而，每个指挥官都乞求和要求更多优先权，而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的面前又确实都有可以迅速利用的机会，这就使得这些要求完全顺理成章了。”即便如此，最高统帅自己也受到乐观主义的感染，他相信进军势头能够维持下去，足以在德国人找到机会布防之前便攻破齐格弗里德防线，因为他在“整个前线”都看到了敌人“崩溃”的迹象。9月4日，他命令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攻占萨尔区和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地区”，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攻占鲁尔区和安特卫普”。

看起来，这份公告甚至让巴顿也心满意足。现在他确信，只要有充足的补给，麾下强大的第3集团军就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抵达萨尔工业区，然后继续一路冲到莱茵河。 而在全军上下空前浓厚的胜利氛围里，蒙哥马利在9月4日发出的密电中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远远超出了8月17日的提议，甚至还远远超出了8月23日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范围。这位英军第21集团军群的指挥官坚信，德国人已经崩溃了，他不仅能够抵达鲁尔区，还能一路冲到柏林。

在发给艾森豪威尔的共有9段文字的电报中，蒙哥马利再次阐述了那些理由，他坚信进行一次“真正有力而又迅猛的突击”的时刻已经到来。有两个战略机会向盟军敞开，“一个经由鲁尔地区，另一个经由梅斯和萨尔地区”。但他又认为，由于“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无法维持两个方向上的突击”，只有其中一次有机会——那就是他的攻势。在蒙哥马利看来，在北方“经由鲁尔地区”进行的攻势，“有可能带来最好和最快的战果”。为了确保成功，蒙蒂的单向突击将需要“一切必备的给养……而且是无条件的”。他现在明显对任何其他的考虑都不耐烦了。他公开表明自己的计划和指挥水平的价值所在，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能够马到功成的人，其他作战行动则仅能依靠剩余的后勤支援进行有限的推进。他提醒最高统帅这是不可能妥协的。他拒绝考虑双重攻势的可能性，因为“那将把我们的保障资源一分为二，使得哪一路攻势都不够猛烈”，结果“战争势必将旷日持久”。蒙哥马利认为，问题是“非常简单而又明了的”，而时间又“极为重要……因而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这位自威灵顿 以来最深孚众望的英军指挥官既言辞刻薄又态度专横，他执迷于自己的想法。他分析说，考虑到严峻的后勤形势，他的单向突击理论比2个星期以前更站得住脚了。蒙哥马利以他倔强的方式——而且毫不在乎对方对其电报里的措辞口吻会有什么看法——不仅仅是在向最高统帅提议、更是在口授一个行动方案，艾森豪威尔必须让别的集团军——尤其是巴顿的集团军停下来——这样所有的资源就能用来支援他这路进军。这份编号为M-160的电报结尾是蒙哥马利傲慢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你正往我这边来，不妨顺道来磋商此事，”他提议道，“如果你能来的话，我很乐意在明天午餐的时候见到你。不要以为我能在现阶段离开前线。”自己的结束语几近无礼，但蒙哥马利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只是为可能丧失这个彻底消灭德国人的最后机会而感到焦虑。他就像帽贝 一样，紧紧抱住他的单向推进计划不放，因为他确信艾森豪威尔也一定意识到了，进行最后一击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瑟堡半岛西部的格朗维尔（Granville），盟军最高统帅在别墅的卧室里读了蒙哥马利发来的那份编号为M-160的电报，既感到愤怒又觉得难以置信。55岁的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不现实”且“异想天开”的，为了单向推进的计划蒙哥马利连续3次把他纠缠得火冒三丈。艾森豪威尔本以为8月23日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关乎战略的冲突，但现在蒙哥马利不仅再次鼓吹他的理论，甚至还提出要一路冲到柏林去。平时艾森豪威尔总显得冷静且很好相处，现在却发了脾气。“除了蒙哥马利以外，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可行的！”他朝着参谋们大发雷霆道。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放海峡的各个港口，尤其是安特卫普港。这一点为什么蒙哥马利就不能理解呢？最高统帅太清楚那些诱人的机会了，但正如他对盟军最高副统帅、英国皇家空军上将阿瑟·威廉·特德（Arthur William Tedder）爵士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副参谋长弗雷德里克·埃奇沃思·摩根（Frederick Edgworth Morgan）中将所说，蒙哥马利“侈谈率领一支军队进军柏林，而这支军队还得从海滩上获取绝大部分补给物资，真是异想天开”。

蒙哥马利发来的这份电报就时机而言糟得不能再糟了。最高统帅由于右膝受伤打了石膏，此刻正撑坐在床上，蒙哥马利对此却一无所知。不过，艾森豪威尔并非仅仅因为这份电报就心绪不宁。4天前的9月1日，他把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主要成员留在伦敦，自己来到欧洲大陆亲自指挥，并在格朗维尔附近的瑞卢维尔（Jullouville）设立了一个小型前进指挥部，但这还远远不够。由于各路大军运动推进惊人，艾森豪威尔滞留在距离前线超过640公里的地方——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通电话或者电传设施，除了依靠无线电和原始的传令兵系统之外，他无法与战地指挥官们进行实时交流。除了这些战术上的不适外，他的身体也略有不适，那是他对主要指挥官们进行一次例行飞行视察之后受的伤。9月2日，他在巴黎西南厄尔（Eure）河左岸的沙特尔（Chartres）与美军高级将领们开会，回去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由于能见度太低，艾森豪威尔的飞机未能在统帅部的简易机场上降落，而是在别墅附近的海滩上迫降——安全降落。不过，在尽力帮助飞行员把飞机拖离水边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右膝严重扭伤。如此一来，这位最高统帅就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动弹不得了——他本想亲自指挥地面战斗，从而在战局剧变之时能做出迅速决断，但这一切在短期内都化为泡影了。

尽管蒙哥马利——或布莱德雷和巴顿——可能感到艾森豪威尔“完全不了解地面战斗的情况”，但除了距离前线较远以外，最高统帅不仅清晰地洞察着战斗，更牢牢把握着前线的态势。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部由优秀的英美参谋军官组成，他们共同协作，其对每日战场态势的认知比他的将领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虽然他期望战地指挥官们能够体现出主动性和胆魄，但只有最高统帅和他的参谋们才能够纵观全局并做出相应的决定。说实话，在眼下的过渡阶段虽然艾森豪威尔正在亲自指挥，但似乎又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是由于最高统帅这个职务的复杂性所致。联合指挥绝非易事，艾森豪威尔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且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的计划，才使得整个系统保持着运转。为了盟国间和睦相处，艾森豪威尔可以对战略进行调整，但不会把小心谨慎的习惯抛到九霄云外，正如最高统帅后来承认，他无意让蒙哥马利“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进攻” 。

对蒙哥马利的言行，艾森豪威尔所做的不仅仅是容忍，还一再做出让步，这往往让那些美国将领感到愤慨。然而蒙哥马利似乎“总是什么都想要，但他这辈子做任何事情都是慢慢腾腾的” ，艾森豪威尔说，他理解蒙哥马利的怪癖，比这个英国人自己更加理解。“听着，人们告诉过我他的童年，”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当举行一场比赛，比赛的一方是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 ，而另一方是一些不入流的学校时，有些加入团队的少年就会有点自惭形秽。这个人穷其一生都在试图证明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管怎么说，这位英国陆军元帅的观点清楚地体现出了他的英国上司关于盟军应该如何作战的理念。

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蒙哥马利在提出这种观点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却总让美军指挥官们感到不舒服。艾森豪威尔是最高统帅，又得到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充分授权，他首要关心的是把盟军团结在一起，迅速赢得战争。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些参谋，包括许多英国人在内，都认为蒙哥马利令人难以忍受，对他的看法如出一辙。尽管如此，除了在私下里同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议论之外，艾森豪威尔却从未公开评论过他。事实上，最高统帅对蒙哥马利的积怨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要深得多。艾森豪威尔觉得这位陆军元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完美的……一生中从未犯过错误”。现在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让他犯下一个错误。“拆掉在瑟堡的美国人这堵东墙，”他告诉特德，“肯定补不上要赶往柏林的英国人这堵西墙。”

话虽如此，但与英国人最喜爱的将领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仍然让艾森豪威尔深感不安。最高统帅决定，在之后的几天内与蒙哥马利会晤，力图澄清他所认为的误解。他将再次尝试详细地解释自己的战略，希望能与蒙哥马利达成共识，无论这个共识会有多么勉强。会晤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对一件事情做了明确表态，那就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蒙哥马利的单向推进计划以及进军柏林的申请。9月5日晚，他在给蒙哥马利的密电中说道：“虽然我同意你提出的关于向柏林全力突击的构想，但我并不认为现在就应该开始，更无法苟同为此要摒弃其他所有的作战行动。”最高统帅认为，“西线的德军主力正遭受毁灭性打击”，应该乘胜“迅速突破齐格弗里德防线，在宽大正面上渡过莱茵河，然后攻下萨尔和鲁尔地区。我打算尽快付诸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些步骤将“夺取德国的主要工业区，并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其进行战争的大部分潜力”。艾森豪威尔表示开放勒阿弗尔（Le Havre）港和安特卫普港是绝对有必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让随后深入德国的“强力突击”顺利进行。但是眼下，艾森豪威尔强调，“不论怎样分配我们目前的物资给养，都无法支持挺进柏林”。

36个小时后，蒙哥马利才收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而且只收到了电报的后半部分。后面的两节电文蒙哥马利是在9月7日上午9点收到的，开头的两节电文直到9月9日上午10点15分才收到，那时又过了48个小时了。蒙哥马利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再次证实，最高统帅“脱离战斗太远了”。

蒙哥马利收到的电报的第一节（整篇电文的第三节）就足以清晰地表明，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的计划，因为该片段中有这么一句话：“不论怎样分配我们目前的物资给养，都无法支持挺进柏林。”蒙哥马利立即发出一封电报，表示强烈反对。

随着追击速度的放缓，蒙哥马利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德国人的抵抗正变得日益顽强。蒙哥马利的电报特别强调了补给短缺，在电报中他声称只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一半，因而“不能长此以往”。他拒绝将注意力从直取柏林的计划上转移开，而对于艾森豪威尔有关“开放安特卫普港的极端必要性”的关切，他甚至连提都没提，反而强调说：“一旦我可以启用加来海峡的港口，我要求增加2 500辆3吨卡车，外加平均每天约1 000吨最低限度的空运物资，以便让我进军鲁尔区，并最终攻克柏林。”由于这些内容全都“非常难以说清楚”，陆军元帅“不知道能否”请艾森豪威尔移驾前来一谈。他坚信不疑地认为最高统帅的决定是一个严重错误，并确信自己的计划能够奏效，拒不承认艾森豪威尔的否决是决定性的，但他又无意飞往瑞卢维尔试图去让艾森豪威尔改变态度。尽管他充分意识到，让对方采纳提议的唯一希望，就是与最高统帅面对面会晤，可这样的外交手腕不符合他的作风。蒙哥马利既愤慨又激动，等待着艾森豪威尔的回复。当伯恩哈德亲王来到指挥部向他表示敬意的时候，发现这位英国陆军元帅几乎在隐居，不但焦躁而且易怒。

伯恩哈德在一小群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在6日晚间抵达了法国，他们还带来了3辆吉普车、亲王的锡利哈姆犬 马丁，以及一只装满了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报告的公文包。一行人分乘3架“达科他”运输机，在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了欧洲大陆，伯恩哈德还亲自驾驶着其中的一架飞机。他们从亚眠（Amiens）机场开车前往北面80公里外的杜埃（Douai），7日一早便动身前往布鲁塞尔。在位于拉肯的指挥部里，亲王受到了霍罗克斯将军的接待，后者把他介绍给蒙哥马利的参谋们，然后将他引领到陆军元帅面前。“他的心情很糟，显然不乐意见到我，”伯恩哈德回忆道，“他心事重重，而且可以理解的是，王室成员在他的地盘出现，是一种他难以轻易免除的责任。”

蒙哥马利以这次战争中最伟大的英国军人而闻名于世，用伯恩哈德的话来说，这样的名气使他成了“几百万英国人心目中的偶像”。33岁的亲王对蒙哥马利心怀敬畏。与艾森豪威尔的无拘无束、近乎轻松随意的态度不同，蒙哥马利的举止让伯恩哈德难以轻松地与他交谈。从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言辞刻薄且口无遮拦，他向伯恩哈德清楚地表明，后者在他的地盘上出现令他“担忧”。他既不婉言圆通，也不解释，就这么直言不讳地告诉亲王，要访问那支荷兰部队——隶属于英军第2集团军的伊雷妮（Irene）公主旅驻扎在迪斯特（Diest）附近的旅部是不明智的，那儿离前线还不到16公里。作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伯恩哈德迫切地想访问迪斯特，遭到拒绝后并没有立即对此做出回答，相反，他开始讨论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蒙哥马利无视他的讨论，又把话题扯了回去。他告诉亲王：“您不能住在迪斯特，我不会批准的。”伯恩哈德被惹恼了，他不得不指出，他是“直接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供职，而不是在陆军元帅的指挥之下”。这样一来，根据伯恩哈德对这次会晤的记忆，从一开始“无论对错与否，我们就搞砸了”。（事实上，后来艾森豪威尔支持蒙哥马利有关迪斯特的做法，不过他也确实说过，伯恩哈德可以待在“靠近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的布鲁塞尔，那里可能需要您”。 ）

伯恩哈德继续回顾地下抵抗组织的报告中所反映的荷兰形势，蒙哥马利被告知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而且部队瓦解了，亲王还跟他提了抵抗组织的构成。伯恩哈德表示，据他所知这些报告是准确的。但这位亲王后来却回忆道，蒙哥马利对他的报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我不认为您的抵抗组织人员对我们会有多大用处，因此我认为这一切完全没有必要。”陆军元帅的率直令伯恩哈德着实大吃一惊，他“开始意识到，蒙哥马利显然不相信我在荷兰的特工人员提供的任何情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几乎无法责怪他，我估计他在进军过程中从法国和比利时的抵抗力量那里得到的错误情报，让他已经有点腻烦了。但是，在眼前的这件事情上，我了解牵涉其中的荷兰抵抗组织，了解那些抵抗组织的负责人，而且我知道这些情报确实是正确的”，因而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伯恩哈德让陆军元帅看电报文档，引用了一份又一份报告中的话，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有鉴于此，您为什么不立即发动进攻呢？”

“我们不能就靠这些报告。”蒙哥马利告诉他，“恰恰由于荷兰抵抗组织声称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仍然在撤退。”伯恩哈德不得不承认，（德军的）撤退速度“正在放缓”，而且还有“重组的迹象”，不过在他看来，仍然有充分理由立即发动进攻。

蒙哥马利不为所动。“无论如何，”他说道，“尽管我非常想发动进攻解放荷兰，但由于补给短缺的问题，我无法这么做。我们缺少弹药，坦克缺乏燃料，如果我们真发动进攻的话，那些坦克就可能会陷入困境。”伯恩哈德深感震惊，他从英国的盟军最高统帅部以及他自己的顾问那里得到的情报都让他确信，荷兰的解放也就是几天内的事情。“自然，我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作为战地指挥官，对形势的了解肯定强过其他任何人，”伯恩哈德后来说道，“然而我们绝对了解德国人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部队兵力、坦克和装甲车数量、高射炮阵地——而且我知道，除了在最前沿阵地的抵抗之外，后方并没有什么兵力。我忧心忡忡，因为我知道德国人的力量与日俱增，我无法说服蒙哥马利。实际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无关紧要。”

然后蒙哥马利非同寻常地披露：“我和您一样都急切地想要解放荷兰，但我们打算采用另一种甚至是更好的方式来解放荷兰。”他顿了顿，想了一会儿，然后近乎勉强地说道：“我正计划在我的部队前方进行一次空降行动。”伯恩哈德大吃一惊，脑海里立即产生了若干个问题。计划在哪个地区空降？空降行动将在何时进行？目前的进展如何？然而他却忍住了没有提问。因为蒙哥马利的态度表明，他不会再透露什么内容了。行动明显处在计划阶段，亲王得出的印象是，只有陆军元帅和他的几个参谋知道这项计划。虽然没有被告知更多细节，现在伯恩哈德却心怀期冀，尽管蒙哥马利原先谈到补给欠缺，但荷兰的解放仍然就在眼前。他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待。蒙哥马利的名望是令人敬畏的，伯恩哈德既信任他的名望，也信任这个人本身。亲王又重燃希望，因为“不论蒙哥马利做什么，他都会做好的”。

艾森豪威尔还是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定于星期日也就是9月10日会晤。他并不特别期待与蒙哥马利会谈，也对这位陆军元帅发表的不靠谱言论不抱期望，但他有兴趣了解蒙哥马利在作战行动方面的进展。然而最高统帅必须对空降计划予以全盘批准，他已经批准蒙哥马利对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行使战术指挥权，允许他制订一份涉及该部队的可行计划。他知道，起码从4日开始，蒙哥马利就一直在悄悄探讨通过一次空降行动在莱茵河上夺取桥头堡的可能性。

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成立于6个星期以前，集团军指挥官是美国人刘易斯·海德·布里尔顿（Lewis Hyde Brereton）中将，从那时起艾森豪威尔就一直在寻找能够使用这支部队的目标以及合适的机会。为此他一再催促布里尔顿和集团军的各位指挥官制订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空降计划，要求在敌军战线背后的腹地实施大规模空降突击。各种各样的任务被提出并接受，但所有的任务又都被取消了，几乎每次都是因为进军神速的地面部队已经拿下了原计划由空降兵夺取的目标。

蒙哥马利原先的提议是让布里尔顿的空降部队在韦瑟尔（Wesel）以西夺取一座桥梁，该地刚刚越过荷—德边境线，不过当地密集的防空火力迫使陆军元帅改变了主意。接下来他选中了更西侧的荷兰境内的一处地方：位于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那里距离德军前线超过120公里。

到9月7日，这个被称为“彗星”行动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随后恶劣的天气加上蒙哥马利对部队遇到德军抵抗不断增强的关切，行动又被迫推迟。本来在6日或7日可能获得成功的行动，到10日的时候似乎又有风险了。艾森豪威尔也有些担心，他感到此时发动一次空降突击将意味着延误安特卫普港的开放，但最高统帅仍然对空降行动的可能性神往不已。

在这些流产的行动当中，有一些几乎是在最后时刻才被取消的，这给艾森豪威尔制造了一个大难题。每当任务即将开始的时候，那些向前线空运燃料的部队运输机就得在地面停飞待命。损失宝贵的空运补给吨位令布莱德雷和巴顿大为光火，他们宣称在持续追击的过程中，空运汽油远比执行空降任务更为重要。来自华盛顿的敦促迫使艾森豪威尔急于使用空降部队——不论是马歇尔上将，还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利·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上将，都想看看布里尔顿新组建的盟军空降集团军能够发挥出什么作用——因而艾森豪威尔不想让训练有素的空降师无所事事，相反，他坚持一有机会就投入空降师。实际上，在追击速度逐渐减缓的时刻，把部队空投到莱茵河的对岸可能就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在9月10日上午，当他飞往布鲁塞尔的时候，思绪中最为关切的问题的还是开放安特卫普这座至关重要的港口，其余的事情全都位居其次。

蒙哥马利可不会这么想，急不可耐的他正在布鲁塞尔机场等待艾森豪威尔的飞机着陆。针对这次会晤，蒙哥马利以其个性鲜明的精确性将自己的论据进行了提炼加工。他已经与英军第2集团军的迈尔斯·邓普西中将，以及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副司令、英军第1空降军军长弗雷德里克·阿瑟·蒙塔古·布朗宁（Frederick Arthur Montague Browning）中将交谈过，后者正在一边静候此次会晤的结果。邓普西担心他的部队当面的德军的抵抗愈发增强，而且情报部门的报告让他意识到新的敌军部队正在赶来，于是请求蒙哥马利放弃空降突击阿纳姆大桥的计划，相反他提议集中兵力夺取位于韦瑟尔的莱茵河大桥。邓普西断言，即使有空降部队配合行动，英军第2集团军可能也不足以单枪匹马冲到阿纳姆。他认为，最好与美军第1集团军同时朝东北方向的韦瑟尔进军。

无论如何，攻入荷兰境内现在都已经刻不容缓。英国陆军部告知蒙哥马利，德国人的第一种弹道导弹——V―2已经于9月8日落在了伦敦，据信它们的发射地点就在荷兰西部某地 。不管是在收到这条消息之前还是之后，反正蒙哥马利很快就改主意了。按照原先的设想，“彗星”行动只使用一个半师的兵力——英军第1空降师和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他认为，那支部队力量太弱难以奏效，结果“彗星”行动取消了，提出了另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空降行动计划。到目前为止，只有陆军元帅麾下的几名高级军官听说过此事，而且由于担心布莱德雷会对艾森豪威尔产生影响，他们煞费苦心，确保不让在英军指挥部里的美军联络官察觉到计划的蛛丝马迹。此时，布朗宁中将以及英格兰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也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对蒙哥马利的新空降计划一无所知。

由于膝部受伤，艾森豪威尔无法下飞机，会谈就在飞机上进行。和8月23日一样，蒙哥马利决定了出席会议的人选。最高统帅带来了他的副手、英国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还有主管行政的副参谋长、英军中将汉弗莱·米德尔顿·盖尔（Humfrey Myddelton Gale）爵士。蒙哥马利傲慢无礼地让艾森豪威尔把盖尔排除在会谈之外，同时又坚持让他本人的行政和补给主管迈尔斯·阿瑟·格雷厄姆（Miles William Arthur Peel Graham）少将 留下。要是换成一位不那么好说话的上司，对蒙哥马利的这种态度很可能提出反对意见，但艾森豪威尔还是耐着性子迁就了他的要求。于是盖尔中将回避了。

蒙哥马利立即开始抨击最高统帅的“宽大正面战略”，他不断地提到艾森豪威尔上星期发来的一叠电文，强调最高统帅的前后矛盾之处，也就是说没有清楚地界定“优先”的含义。他认为自己的第21集团军群并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所许诺的补给上的“优先”，而巴顿向萨尔河的突击却被允许以蒙哥马利的军队停驻为代价进行下去。艾森豪威尔平静地回答说，他从来也没有为给蒙哥马利“绝对优先权”而把别人全都排除在外的意思。蒙哥马利重申，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错误的，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只要这两个“忽动忽停而又不连贯的推进继续下去”，在他本人与巴顿之间分配补给，那么“谁也不能取得成功”。蒙哥马利说，艾森豪威尔必须在他和巴顿之间做出选择。他的语言是如此激烈放肆，以至于艾森豪威尔突然伸出手来拍着蒙哥马利的膝盖告诉他：“冷静一下，蒙蒂！你不能用这种口气同我讲话，我是你的上司。”蒙哥马利的愤怒消失了。“对不起，艾克！”他小声说道。

这个非比寻常但似乎又态度真诚的道歉并没有为事情画上句号，蒙哥马利继续顽固地为他的“单项推进”据理力争，只是语气不那么尖刻了。艾森豪威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对那些论点表示赞同，但他自己的观点却毫不动摇，在宽大正面上的推进将继续下去。他将这样做的原因清楚地告诉了蒙哥马利。据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 ，他当时说道：“你的提议是这样——你以为让我把你想要的补给物资全都给你，你就能直捣柏林——一路打到柏林吗？蒙蒂，你疯了。你做不到的。该死！如果你想以狭长的纵队孤军深入，你就得被迫投入一个又一个师来保护你的侧翼免受攻击。你拿下了莱茵河上的一座桥梁又能怎样？你不能长时间指望通过那一座桥来为你的突击提供补给。蒙蒂，你做不到的。”

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说法，蒙哥马利当时回答道：“我将妥当地给他们提供补给，只要你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我就能抵达柏林并结束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坚定地拒绝了。他强调说必须先开放安特卫普港，然后才能考虑攻入德国。蒙哥马利这时打出了他的王牌：事态的最新发展——攻击伦敦的火箭弹来自荷兰某地——使得立即进军荷兰成为必要，他完全明白这种攻势应该怎样开始。蒙哥马利提议，为了攻进德国，应该使用几乎整个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进行一次令人震惊的大规模进攻。

他的计划是“彗星”行动的放大版。蒙哥马利现在想使用3个半师——美军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英军第1空降师以及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由这些空降部队先于他的地面部队在荷兰夺取一系列桥梁，其主要目标是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蒙哥马利预计德国人会以为他将走最近的路线，朝东北方向进攻，直扑莱茵河和鲁尔区，因而他特意选择了一条北面的“后门”路线杀向帝国。空降兵的突然袭击将会为英军第2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打开一条“走廊”，坦克将全速通过被占领的桥梁直奔阿纳姆，渡过莱茵河。一旦完成这一切，蒙哥马利就能转而东进，从侧翼包抄齐格弗里德防线，冲进鲁尔地区。

这话一下子就激发了艾森豪威尔的好奇心，并让他产生了共鸣。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计划，恰好就属于那种他一直在为长期闲置的空降师寻找的大规模攻势。不过，最高统帅现在却身处两难境地：如果他同意发动这次进攻，那么安特卫普港的开放就得暂时拖延，给巴顿的补给也得转给他人。然而，蒙哥马利的提议能够给奄奄一息的推进带来活力，也许能够激励部队继续追击，渡过莱茵河并进入鲁尔地区。艾森豪威尔被这个计划的大胆之处吸引住了，不仅予以批准，还坚持一旦可能行动就付诸实施 。

然而最高统帅又强调说，这是一次“有限进攻”。他向蒙哥马利强调，他认为此次空降部队与地面部队的联合行动“只不过是向莱茵河和鲁尔区北进的延伸”。根据艾森豪威尔对这次交谈的记忆，他对蒙哥马利说：“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蒙蒂。为了让你渡过莱茵河，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因为我想要一个桥头堡……不过我们得先渡过莱茵河，然后才能谈别的事情。”蒙哥马利继续争辩，但艾森豪威尔就是不为所动。垂头丧气的蒙哥马利不得不接受这个所谓的“折中办法”，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艾森豪威尔离开之后，蒙哥马利便在一张地图上为布朗宁中将概述了这个行动。举止得体的布朗宁是英军中鼓吹空降作战的先驱者之一，他注意到此次行动要求伞兵和机降部队夺取一系列桥梁——其中包括横跨马斯河、瓦尔河和下莱茵河这几条大河的5座桥梁——位于荷兰边境与阿纳姆之间，跨度达103公里。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保持这条“走廊”的畅通——在大多数地方只有一条公路通向北方——而英军装甲部队将在这条“走廊”上长驱直入。装甲部队的长途奔袭要想获得成功，那些桥梁就得全部完好无损地夺下来。危险性显而易见，但空降部队长期接受的训练恰恰就是进行这种突然袭击。尽管如此，布朗宁还是心中不安，他指着最北边的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问道：“装甲部队到我们这里需要多少时间？”蒙哥马利轻快地回答道：“2天。”布朗宁仍然专心致志地看着地图，说道：“我们能够坚守4天。”随后他又说道：“不过，长官，我认为我们可能要前往一座过于遥远的桥了。”

蒙哥马利下令，那个尚处于萌芽中的概念（此后它将拥有“市场—花园”的行动代号——“市场”指的是空降突击，“花园”代表的是装甲部队的地面突击）要以最快的速度成形完善。他告诉布朗宁，他坚持进攻必须在几天之内发动，否则就错失良机了。蒙哥马利问布朗宁：“需要多久才能准备就绪？”此时此刻布朗宁只能硬着头皮说：“行动预期最早于15日或者16日开始。”

布朗宁承受着数天内为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做好准备的重压，立即带着蒙哥马利的计划大纲飞回英国。布朗宁的穆尔公园高尔夫球场基地位于伦敦郊外的里克曼斯沃思（Rickmansworth）附近，他一着陆便给32公里外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打电话，通知了集团军指挥官布里尔顿中将以及参谋长弗洛伊德·拉维纽斯·帕克斯（Floyd Lavinius Parks）准将。时间是下午2点30分，帕克斯注意到，布朗宁的电话令“‘市场’这个词在指挥部里被首次提及”。

一脸懵懂的不只是空降集团军的指挥官们。最激烈的评论来自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蒙哥马利的大胆计划令他印象深刻而又大吃一惊。布莱德雷后来回忆说：“倘若这位虔诚的滴酒不沾的蒙哥马利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盟军最高统帅部，我也不会更为惊讶了……尽管我从未接受此次冒险，但坦白地说，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富有想象力的冒险之一。”

布莱德雷所言不虚，但蒙哥马利还是不满意。眼下他还在进一步督促盟军最高统帅，同时又恢复了其军事生涯中特有的那种谨慎和完美主义。蒙哥马利提醒艾森豪威尔，除非第21集团军群能够因为这场“被选中的攻势”获得额外的补给和运输工具，否则“市场—花园”计划无法在9月23日之前发动，甚至可能推迟到9月26日。布朗宁估计，到15日或者16日“市场”计划就可准备就绪了，但蒙哥马利关切的是地面作战部分的“花园”计划。他再次要求得到一直想要的东西：绝对的优先权，在他看来，这样才能确保行动成功。艾森豪威尔在9月12日的工作日志中写道：“蒙蒂的提议是如此简单——‘给他所有他想要的’。”艾森豪威尔担心，任何延误都可能危及“市场—花园”计划，所以也就依从了。他立即派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中将去见蒙哥马利。史密斯向陆军元帅保证，每天将给他1 000吨额外的补给物资，此外还向蒙哥马利许诺，巴顿向萨尔河的突击将会停止。陆军元帅喜出望外，正如他所言，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回应。蒙哥马利相信，他终于把最高统帅争取了过来，使他接受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蒙哥马利部队当面的德军抵抗已经强硬了起来，但他仍然认为，在荷兰的德军战线坚硬的外壳后面并没有多少力量。盟军的情报证实了他的估计。艾森豪威尔的统帅部报告说，德军在荷兰“几乎没有步兵预备队”，而且连那些为数甚少的预备队也被判定是“战力很弱的部队”。据说敌军“在长时间的匆忙撤退之后，仍然一片混乱……该地区虽然可能有数量众多的小股德军”，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蒙哥马利现在相信，他能够迅速突破德军的防御，此后他一旦渡过莱茵河朝鲁尔区推进，艾森豪威尔就没法阻止他进攻了。蒙哥马利分析，最高统帅不会有多少选择，只能让他继续朝柏林挺进——从而结束这场战争，按照蒙哥马利的说法就是“迅速而又顺理成章地”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充满自信地把9月17日（星期日）定为“市场—花园”行动的D日（进攻发起日），他制订的这项绝妙的计划将会成为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空降行动。

对于“市场—花园”行动，并非每个人都像蒙哥马利一样有把握，起码他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就有理由表示担忧。与陆军元帅不同，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中将并没有对荷兰抵抗力量报告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他的情报参谋依据这些报告勾勒出了一幅画面，表明德军在艾恩德霍芬和阿纳姆之间的兵力在迅速增加，这里恰恰是计划中的空投地区。甚至还有一份荷兰人的报告说，“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已经被派往荷兰重整”，部队驻地据说也是“市场—花园”计划所涉及的地区。邓普西又把这个消息发给了布朗宁的英军第1空降军，但并没有得到蒙哥马利或参谋们的认可，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甚至没有被写入情报总结。实际上，在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弥漫的乐观主义氛围中，这份报告完全被忽视了。

7

老元帅冯·伦德施泰特为了拯救冯·灿根上将被围困在加来海峡的第15集团军余部而进行的豪赌，正在得到回报。自9月6日以来，由2艘老掉牙的荷兰货船、几条莱茵河上的驳船以及一些小船和木筏匆匆组成的船队，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往来于4.8公里宽的斯海尔德河河口两岸，把士兵、火炮、车辆甚至马匹运载过去。

尽管在瓦尔赫伦岛上有强大的岸炮掩护，使部队免遭来自海上的攻击，但令德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盟军海军并没有试图干预。瓦尔特·波佩（Walter Poppe）中将 原以为运送自己损兵折将的第59步兵师的船队会“在水面上被炸飞”。在他看来，从布雷斯肯斯到弗利辛恩之间的1小时行程，“搭乘被黑暗完全笼罩的船只，毫无还手之力地暴露在险境之中，是最不愉快的经历”。德国人猜测，盟军完全低估了这场撤退的规模。当然了，盟军对此肯定还是知晓的。因为不论是冯·伦德施泰特，还是B集团军群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由于极度渴望迅速得到增援，所以在昼间也尝试撤出部队，结果盟军战斗机群立即就对这些小船队进行了攻击。无论多么令人不快，隐身于黑暗之中还是要安全得多。

这段行程最危险的部分在斯海尔德河北岸。由于不断受到盟军空袭的威胁，冯·灿根的部队只能沿一条从瓦尔赫伦岛向东穿过南贝弗兰半岛的主干道前行，然后缓缓进入荷兰大陆。这条转移路线的一段位于与大陆相接的狭窄地带上，距离安特卫普以及阿尔贝特运河上的英军战线只有几公里远。令人费解的是，英国人甚至都没有认真地尝试向北进攻，切断这道地峡的根部来触发陷阱，德军的转移路线仍然畅通。尽管不断遭到盟军空袭，但冯·灿根的第15集团军最终将抵达荷兰大陆——而且是在蒙哥马利“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前的最关键时刻。

第15集团军与其说是被有计划地救了出来。还不如说是被运气救了出来。与此同时运气的对立面出现了：那就是命运，意想不到、无法预测的命运也无情介入了。在大约130公里外，威廉·比特里希副总指挥那精锐的久经沙场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抵达了阿纳姆附近的新驻地，即便这支装甲部队此前遭到了重创。按照莫德尔元帅9月4日发出的指示，比特里希逐渐把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从战斗中抽调出来，以便“重新装备和休整”。莫德尔选择了阿纳姆地区，这2个虽然减员但实力犹存的师在阿纳姆城北边、东边和南边成扇形展开。比特里希把党卫军第9装甲师安排在阿纳姆北边和东北的一个巨大的长方形防区内，在那里该师的大部分官兵和车辆处在高地上，很方便地隐蔽在林木茂密的国家公园里面。党卫军第10装甲师则在阿纳姆东北、东部和东南部的半圆型区域内扎营。这样一来，这2个师经过伪装之后都隐蔽在了附近的森林、村庄和城镇中——包括贝克贝亨（Beekbergen）、阿珀尔多伦、聚特芬、吕洛（Ruurlo）以及杜廷赫姆（Doetinchem）——都在可对阿纳姆进行打击的距离之内，有些部队距离阿纳姆城郊不到3公里。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莫德尔选择阿纳姆附近并没有特别的意思——无非是那里平静祥和，平安无事。”

这个偏僻、闭塞的地方对盟军具有战略价值的可能性显然被忽视了。9月11日上午，莫德尔的一个参谋小组被派遣出去，要为B集团军群指挥部寻找一个新驻地——就在阿纳姆。

35岁的古斯塔夫·泽德尔豪泽（Gustav Sedelhauser）中尉是莫德尔的行政副官，负责莫德尔指挥部的行政和运输事务。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拜访了分别位于贝克贝亨和吕洛的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师部，以及比特里希将军位于杜廷赫姆的军部，然后又仔细检查了阿纳姆城。那里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良好的道路网和极好的食宿条件。但直到我们开车向西，到远郊的奥斯特贝克地区时，才找到了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在离阿纳姆市中心只有4公里的富裕小镇上有几家旅馆，其中包括雅致、雪白的哈尔滕施泰因（Hartenstein）旅馆。旅馆内有一片宽广的月牙形草坪，向后延伸到一个公园似的地方，有小鹿漫步其中；还有一家树木成荫、规模略小的双层旅馆，即塔费尔贝格（Tafelberg）旅馆，拥有玻璃走廊和护墙板的房间。泽德尔豪泽后来回忆，由于这些设施令人称羡，“住宿膳食尤甚”，所以一行人立即向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步兵上将 推荐奥斯特贝克，说该地是“B集团军群指挥部的理想驻地”。莫德尔批准了这个决定，他让参谋部的一部分人员住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而他本人则住在更为僻静、不那么奢华的塔费尔贝格旅馆。泽德尔豪泽中尉大喜过望，自他任职以来，指挥部从未在一个地方多待过几天，现在他“期望着能安静下来，有机会把衣服洗一洗”。莫德尔指示，到9月15日，B集团军群指挥部要在奥斯特贝克完全运转起来。这里距离那片广袤的荒地和牧场约4.8公里远，而英军第1空降师定于9月17日在该地空降。 +qkEmRNcpt0ELnPqJauBRhV8eVnz+UaAD6b4c1U+0Vsx3NZ2f4wryFS5vkiOIq8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