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

依母亲看，我父亲对汽车已经“着魔”了。她认为我家经济常年疲软就是因为父亲把所有闲钱都花在了这一癖好上。我不敢说她这么想是否公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放任不管，她根本就不会给家里买车，即便买也只会每十年买一辆小型的——然而就是在我这个崇拜父亲的儿子的充满同情的眼里，他也的确有些太迷恋车了。他尤其迷恋法国雪铁龙，在我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它旗下造型奇特的汽车常年为我家院子添彩。他因一时兴起买过英国车——一辆带有折叠式可开启车顶的奥斯汀A40和一辆AC Ace跑车——但很快就后悔了，也与一辆潘哈德DB有过一段更持久的关系，这辆车在下文还会出现。然而总的来说，乔·朱特一年四季、无论寒暑，开的是雪铁龙，修的是雪铁龙，话里话外全是雪铁龙。

父亲对内燃机发了狂地热爱，这完全符合他那代人的整体特点。“汽车文化”在西欧兴起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正好是父亲有能力加入的时候。“一战”前出生的男性到了中年时，欧洲大部分人都还买不起汽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只买得起众所周知在可靠度与舒适度上均欠佳的逼仄的小汽车，直到盛年过后才有能力购置更好的。而我这一代人又相反，从小由汽车伴着长大，丝毫不觉它们有任何特别的诱人情调。然而对在战间期出生的男性——我想还有少数女性——来说，汽车象征着对自由的新发现与大好前途。当时的车价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市场供应的车也多，油价也很便宜，而街道则还空落得让人心疼。

我一直没能完全理解我们为什么非要开雪铁龙。父亲的理念是，雪铁龙是市面上技术最先进的车：1936年，公司推出首款前轮驱动、独立悬挂的“开路先锋”型轿车时，这话是没错；1956年出厂、车体呈性感流线型的DS 19也不负此名。它也的确比大多数可与之相媲美的三厢家用车更舒适，且很可能更安全。但至于性能是否更可靠，就是另一回事了：日产轿车革新市场以前，路上特别可靠的车真是一辆也没有，我就常常在深夜给摆弄引擎失灵部件的父亲递工具，如此度过了许多个乏味的夜晚。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坚持买雪铁龙——在我幼年时代，他至少买了八辆——或许与他早年的生活有一定关联。父亲生于比利时，并在比利时和爱尔兰两地长大，1935年才来到英国的他，说到底是个移民。虽然他假以时日学得了一口无懈可击的英文，但骨子里却还是个“欧陆人”：他对沙拉、奶酪、咖啡和红酒的好品位，常与母亲将饮食看作单纯给养而随便处理的英国作风相抵触。于是，一如对雀巢咖啡的仇恨、对卡芒贝尔奶酪的喜爱，父亲以同样的理由鄙视莫里斯、奥斯汀、标准先锋以及所有其他产自英国的毫无个性的车，双眼本能地凝视着欧洲大陆。

至于我们为何在能买到更便宜的大众、标致、雷诺、菲亚特和其他一些车时，偏偏成了雪铁龙之家，我情愿认为这其中有一定的民族动机在起作用。德国车当然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当时对意大利车（至少是我们买得起的意大利车）的评价还很低：大家广泛的认识是，意大利人什么都会设计——却什么也不会制造。雷诺的品牌又因它的创始人与纳粹的过从甚密而蒙辱（这也是为什么结果公司被国有化了）。标致虽是值得尊敬的企业，但那几年它更出名的是自行车；它的汽车不管怎么看都缺乏活力，很像坦克（也有人这样评价沃尔沃）。另外，虽然父亲没有明说，但或许最有力的原因是：雪铁龙王朝的同名创始人雪铁龙先生，是个犹太人。

然而在一个艰苦而排外的年代里，我家的车也有其令人尴尬之处，它令我们带上了一种恣意的异域情调和“外国”气——这一点尤其令母亲困扰。而且它们（相对来说）贵，便更显得我们铺张、招摇。我记得在5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们开车去看望住在弓区一条小巷的旧排屋里的外祖父母。伦敦那一带的路上几乎看不见什么车，即便有，也是体现着车主收入拮据和品位保守的黑色福特流行和莫里斯小型车。结果我们来了，从闪闪发光的白色雪铁龙DS 19里钻出来，仿佛贵族莅临视察他们低微的住民。我不知道母亲当时的感受，也从来没有问。反正父亲对他新车所招致的艳羡极为受用，而我则想立即钻到最近的窨井口里消失不见。

1960年前后的几年里，对车的痴迷促使父亲去参加了业余汽车赛。每周六我俩都要北上诺福克郡或东米德兰兹，参加汽车同好组织的比赛。父亲开一辆趾高气扬的潘哈德DB，引擎发动声极为性感悦耳，与当时的凯旋喷火双门敞篷跑车和名爵MGB跑车很可以一较高下。各种家族好友都经父亲的美言被拉来充“技工”（是因为可以不付工钱吗？我不知道），我则奇怪地被派去做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在赛前调整汽车的胎压。虽然这项工作自有一番乐趣，但情状有时也实在可以很无聊（大人们一连几小时聚在一起讨论化油器的事），而且往返制比赛的赛程长时可达六小时。

相比之下，那几年我家去欧陆度假的经历可要好玩多了：有时我们觉得，这类出行很大一部分原因只是给父亲一个开长途车的机会。在那个没有自动导航仪的年代，欧洲公路旅行俨然一场冒险：什么事都比现在花时间，而且总有些东西会失灵。我坐在汽车前排“错误”的一边，从驾驶员的视角饱览了法国 国家公路 的壮丽景色，并总是第一个被巡警询问 ：无论是因超速，还是在巴黎市外、那个卷入法国秘密军 军事“扫荡”的难忘的深夜。

虽然母亲觉得长途旅行既乏味又辛苦，且对在布莱顿 还是比亚里茨 度假并不关心，但我们全家大多时候还是一起出游。因为在那个年代，一家人总是同进退的，而“外出”又正是有车的目的之一。至少对我来说（这点上我很像家父），旅行的目的在于旅途本身——而目的地，尤其是周日“远足”的目的地，大多中规中矩，全无弥补舟车劳顿的有趣之处。即便是过海峡隧道去度夏、冬两季的长假，最有趣的部分仍然是路上的冒险：轮胎破洞，道路结冰，在乡下羊肠小道上发生的惊险超车，以及举家内部就何时、何处停泊苦苦争执多时之后在深夜抵达的异国小旅馆。父亲在车里比在别的任何地方都要自在，而母亲则恰恰相反。考虑到那些年里我们在车上度过的时间，他们（终于破碎了）的婚姻能坚持那么久，实在是相当了不起。

现在想来，相比我当时因家庭旅行所获得的快乐而对父亲产生的同情，如今的我更能理解他对自己的嗜好如此不知节制的原因。父亲是个失意的人：桎梏于一场不愉快的婚姻，从事着一种无聊且或许令他觉得难堪的工作。而汽车——赛车、聊车、修车、带他回到欧洲故乡的车——是他的天地。既不喜欢泡吧酗酒又没有同事的父亲，将雪铁龙变成自己全能的伙伴和名片——最终以被评为英国雪铁龙俱乐部主席的高潮收尾。其他男人通过酒精和情妇寻求的东西，被父亲升华成了自己与一家汽车厂之间的恋情——这整件事毫无疑问引起了母亲本能的敌意。

到了17岁，我已老老实实学会了开车，并如期得到了我的第一辆汽车：自然是雪铁龙，一辆小小的、便宜的2CV经济型小轿车。然而，我虽享受驾车的感觉，且最终载着形形色色的女友或各任妻子驶过大半个欧洲和美洲大陆，开车之于我，却从来不具有它之于父亲的意义。既缺乏维修技术，阴冷的修车库也没有多少吸引力，很快我就摈弃了雪铁龙，开始购买风情虽不足但稳定有加的车：本田、标致以及最终的萨博。当然，我也有过放任男性情结的消费：第一次离婚时，为庆祝，我买过一辆红色敞篷名爵跑车；我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号海岸公路上驾驶一辆福特野马兜风的事也还保有美好的记忆。然而它们都只是车，从来构不成“文化”。

这一点在我看来，也是我这代人的惯常反应。“二战”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我们，从小生活在汽车与崇拜汽车、疯迷汽车的父辈中间。我们学会开车的道路，比战间期和“二战”刚结束之后那几十年中的道路更拥挤、更“封闭”。驾驶汽车不再有冒险意味，除非大大打破常规，不然其中也再无新事物可供发现。我们居住的城市对几年前曾盲目欢迎过的汽车变得越来越敌视：在纽约、巴黎、伦敦以及许多别的城市，拥有一辆私人座驾不再是合理的选择。在汽车霸权的鼎盛时期，它曾以一种不正常的形式代表着个人主义、自由、隐私、距离和自私。不过正像许多失调的事物一样，它带有危险的诱惑。如今，它与奥兹曼迪亚斯一样，令我们见证了它的功勋与覆灭 。不过呢，汽车在过去可真是相当带劲的东西。 IkTaCEfVXMBVcZuDrzNys1jsf/OwCsDfVeu3SBW7XhBGNIocSA5KYgfTxCwrEqx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