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年代

我太太总是郑重叮嘱中餐馆用纸盒送餐。我的孩子对气候恶化情况十分了解。我们是个环保型家庭：用他们的话来说，我必定出生于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之前，是生态纯洁时期的遗老。不然谁会在家里走来走去熄灯、检查水龙头是否关紧？谁在这个常换常新的年代还钟情于缝缝补补地凑合？谁还回收剩饭，小心翼翼地保存包装用纸？我的儿子们用胳膊肘杵杵他们的朋友，说爸爸是在贫穷中长大的。完全不是，我纠正道：“我是在艰苦中长大的。”

战后什么都缺。丘吉尔拿英国做抵押，为打希特勒倾空了整个国库。衣物配给施行到1949年，廉价、简陋的“经济型家具”的配给到1952年，食品到1954年。只有在1953年6月伊丽莎白加冕时才暂缓了一小段时间：每人可多领1磅糖和4盎司人造黄油。而如此便能构成额外恩惠，反而更突出当时日常的食品配给有多么凄凉。

对一个当时的孩子来说，配给制度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制度取消很久后，我母亲还骗我说，“糖果”的供应仍受到限制。我分辩说学校里的朋友们仿佛都有吃不完的糖时，她还蛮不赞许地解释说，这一定是他们父母从黑市买的。由于战争的后遗症还随处可见，她的这个故事就更加可信了。伦敦城里密密麻麻布满了弹坑：曾是房屋、街道、铁路站场和仓库的地方，如今都成了“闲人免入”的废墟，正中还有炸弹炸出的深坑。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未引爆的炸弹基本都被清除了，弹坑虽仍属禁区，却已没有了危险。这些现成的玩乐场所对小男孩们是难以抵御的诱惑。

施行配给和补贴，意味着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所需都能得到保证。托战后工党政府的福，儿童被赐予了一系列健康食品：免费牛奶，免费浓缩橙汁和鱼肝油——必须凭身份证明到药店领取。装橙汁的器皿是像药杯一样的长方体瓶子，导致我一直以来都无法戒除橙汁与药水之间的联想。直至今日，一大杯饮料仍能在我心中引起一种升华自配给制度的内疚感，会觉得最好不要一下子喝完。至于由仁慈的当局强制推给主妇和母亲们的鱼肝油，简直不提也罢。

我的父母幸运地在他们工作的美发店楼上租到了一套公寓，然而我的很多朋友都只能住在劣等房或临时房里。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每一届英国政府所着力发展的，都是大型公共住房计划：因为处处供不应求。20世纪50年代初，数以千计的伦敦人仍然住在“预制房”里：就像城市里无家可归的人所蜗居的移动房屋，看起来不耐久，其实能支撑许多年。

战后新建住房的方针可以概括为极简主义：三居室的公寓最小的使用面积只有900平方英尺，相当于曼哈顿现在的一套宽敞的一居室公寓。回想起来，这些住房不仅逼仄，且阴冷、简陋。而在当时，等房的名单却很长：全部掌握在地方当局手中，十分紧俏。

首都上空的空气很像北京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都烧煤——因为它便宜、量多且国内自产。尘雾常年是大害：我记得自己曾将头探出车窗外，在黄雾的笼罩下帮助父亲监视车与路肩之间的距离——眼睛最多只能看到一臂开外的事物，空气闻起来也很糟糕。然而，大家“都挺过来了”：还不带丝毫自嘲意味地将此与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伦敦大轰炸相提并论，以示我们民族的不屈精神和伦敦人的“抗击打”能力——一开始是希特勒，现在又是这糟糕的空气。

我小时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对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一样熟悉。那时，到处是退伍军人、纪念仪式和祷告会；但是举国没有一丝当代好战的美国人那样大张旗鼓的爱国主义。战争，同财政紧缩一样，也是朴素的：我的两个叔父随蒙哥马利将军的第八集团军从非洲打到意大利，历数战争的匮乏、过失和实力不足时，没有一丝怀念或认为英军无往不胜的狂妄情绪。音乐厅里高傲的帝国歌曲——

我们无意与之交战，然而如果必须交战

我们有战舰，我们有军人

我们还有钱！

——被战时广播中薇拉·林恩（Vera Lynn）忧伤的“后会有期，不知何处，不知何时”所代替。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一切却都回不到过去了。

旧事一再被重提，无形中在我们与父辈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战后的我们仿佛仍然生活在20世纪的30年代：一切都仍如乔治·奥威尔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Road to Wigan Pier ）、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的《天使人行路》（ Angel Pavement ）和阿诺德·本内特（Arnold Bennett）的《五镇的狞笑》（ The Grim Smile of the Five Towns ）中写的一样。无论在哪里，人们都还饱含深情地提到帝国荣耀——我出生后的几个月，英国把印度给“弄丢了”。无论是饼干罐头、铅笔筒，还是教科书、新闻片 ，都在提醒我们曾经的身份和成就。在这里，“我们”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1951年，汉弗莱·詹宁斯 为庆贺英国节 拍了一部纪录片，就取名“全家福”。言外之意：家族虽然蒙难，但我们休戚与共。

正是这种“休戚与共”使人们挨过了英国战后标志性的短缺和灰暗。自然，我们 并非 真是一家人：不然，担当一家之长的人就仍像奥威尔提到过的那样，是些有问题的家庭成员。战后的富人们仍然谨慎地保持着低调。惹人注目的花销在那些年里绝少出现。人人看来都一样：穿一样的料子，精纺羊毛、法兰绒、灯芯绒；一样朴素的颜色，褐色、米色、灰色；且都过着几无二致的生活。由于家长们在穿着上都步调一致，我们学生也就更愿意穿校服了。1947年4月，终日郁郁寡欢的西里尔·康纳利 写道：“单调的服装，我们的配给证和谋杀案……伦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伤感而又最肮脏的大城市了。”

大不列颠迟早会从战后的赤贫里走出来——虽然较之它毗邻的欧洲要少些自信、少些派头儿。对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降的人来说，“厉行紧缩”只是一个抽象概念。配给和限额制度取消了，房子也有了：战后英国特有的萧条得到了缓和。电力和便宜的燃油淘汰了煤炭，甚至连尘雾也消疏了。

有趣的是，战争结束后头几年的自我麻醉型英国电影——如《公园巷之春》（ Spring in Park Lane ，1948）和迈克尔·威尔丁（Michael Wilding）、安娜·尼格尔（Anna Neagle）主演的《梅费尔的五月》( Maytime in Mayfair ，1949)——都不时兴了，冷硬派的“厨房水槽剧” 取而代之：由艾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或艾伦·贝茨（Alan Bates）扮演年轻工人阶层主人公，配以漫天飞沙的工业场景，如《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1960）和《一种爱意》（ A Kind of Loving ，1962）。不过这类电影拍的都是财政紧缩尚未结束的英国北部。在伦敦观看它们有一种重返童年的穿越感：因为在1957年后的南部，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已经能向他的听众们保证，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会前所未有地好起来”。他所言不虚。

我想我直到最近才开始完全理解幼时的经历所带来的影响。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优越地位回望，更能看清那个贫瘠年代所包含的品质。当然，谁也不希望它重演，但财政紧缩不仅是一个经济状况，它也是民心所向。1945年至1951年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正如哈里·杜鲁门一样——力挫战争领袖的个人魅力在选举中胜出，满足了那个年代需要低调的整体愿望。

丘吉尔揶揄地说他“的确有很多事不得不谦虚”。然而，正是艾德礼领导了英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条件虽然不比20年后的林登·约翰逊，但成绩却相当。像杜鲁门一样，他一生清贫节俭——从毕生的公众服务里只获得了一点点回报。艾德礼充分体现了伟大的爱德华时期中产阶层改革家的作风：道德严肃，处处克己。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有几个敢说自己能做到——甚或哪怕是理解这一点？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严肃感就像色情作品一样，难以定义，但一望便知。它要求言行一致，要求政治责任伦理。所有的政治都是可能性的艺术，但艺术也有艺术的道德。若将从政比作绘画，将罗斯福比作提香，丘吉尔比作鲁本斯，那么艾德礼就是这行中的维米尔：精确而内敛——且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比尔·克林顿或许追求萨尔瓦多·达利的高度（如此比较大概会被他看作对他的恭维），托尼·布莱尔则在地位——和贪婪程度——上都很像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

艺术作品的道德严肃感体现在精简的形式和克制的美感上：就像《偷自行车的人》那部电影一样。近来，我让我12岁的儿子去看了弗朗索瓦·特吕弗在1959年拍摄的经典影片《四百击》。作为看着《后天》《阿凡达》之流所谓“内涵深刻”的电影长大的一代，他表示震惊：“太简洁了。他做了这么少，却表现出那么多。”委实如此。我们在娱乐产品上运用铺天盖地的资源，不过是为了掩饰它们本质的贫乏；政治也一样，戴着装腔作态的面具去喋喋不休，不过是为了掩饰令人哈欠连天的空洞无物。

艰苦朴素的反面不是经济繁荣，而是 穷奢极欲 。我们一味无止境地重商业、轻公共事业，对领导人也不再抱有更高的期望。丘吉尔能给我们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如今60年过去了，我们自己的“战争总统” ——尽管大谈道德时也慷慨激昂得喘不过气来——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除了让我们继续购物外竟什么期望也说不出来。这种只知在消费上人人“休戚与共”的精神贫瘠的社会，就是现在的领导人所能给我们的一切。想要更好的执政者，我们就必须对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为自己谋取更少的利益。艰苦一点儿，也许是有好处的。 YBJV6istRWD0iGA9qdcH4t2LeyIkT6amErgM5QDxF96H/XbYQTiYy9eUas7UDJsN